一些书籍中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行于沙漠。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西行，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孤征17年，亲行5万里，历经100多个国家（“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终极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佛教是从古中国的西域传入的。公元前6、前5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的东传。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易接受。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陆续不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60人。

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我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的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玄奘这位伟大的学者、翻译家、佛教徒，是7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他用10余年的时间穿过大沙漠，攀越帕米尔高原，游遍南北印度，带回大量佛经，晚年写成《大唐西域记》。他的精神以及人们对遥远西域的好奇使得关于他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从唐末至元明两朝，他的事迹逐渐发展，成为《西游记》的雏形。

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谁又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呢？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一般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应当是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朱士行少年时出家，嘉平（249～253）年间，开始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读经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不说，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20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

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语译作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291）由无罗叉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士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阗。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经散佚。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无多记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正是这种为了寻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坚强信念才给了前人那么大的动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前仆后继，为了取得真经而踏上充满荆棘的西行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为了真理而不顾一切的执著精神才造就了这个民族雄汉盛唐的伟大文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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