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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行业的重要课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被写进十九大工作报告。完善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的重要保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已成为当前监管部门和所有金融机构工作任务的重中之重。信托行业如何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在资管新规新的要求下，把握好信托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已成为我国信托行业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为此，我们对新形势下中国信托业的风险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期刊登第一期——我国信托风险的主要表现。

随着我国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信托公司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日益复杂，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伴生的信用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不断积聚。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最新研究结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全球债务总额达28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全球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上升至355%，较2019年暴增35个百分点，远超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其中，中国、土耳其、韩国和阿联酋债务占GDP比重增幅最大。按照IIF统计口径，中国的总债务在2020年第一季度达到了GDP的317%，高于第四季度的300%，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季度增幅。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从占GDP的172%上升到2019年的300%，其中尤以居民和非银企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最快。

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债务、金融、GDP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但2020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销售金额、房价却创下198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数据显示，2020年房地产占GDP的比重已增长到7.3%，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1.96倍，而在1996年这一比重还不到4%。如此重要的产业如果出现硬着陆将是整个经济无法承受之重。因此，国家坚决出台各项政策措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从债务角度来看，房地产行业已出现一定程度的透支。国内居民债务占比在近十年来快速上升，从2008年20%左右上升到2020年的62%，而美国同期从100%回落到85%左右。而我国的债务结构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而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企业债务约占GDP的150%左右，且居高不下，而居民债务近年来增速过快，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已经相当高，如果不尽早干预，主动防范和化解信用违约等潜在风险，很有可能给整个金融行业乃至中国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

从信托行业来看，2016年6月末，信托资金投向房地产的余额约1.3万亿，到2019年6月，房地产信托余额约2.93万亿，在全部信托规模中占比超过15%，三年间房地产信托增速显著。2019年下半年开始，在监管“两压一降”政策引导下，房地产信托规模快速回落，截至2021年6月末，存续房地产信托余额为2.08万亿元，较峰值下降29%。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从2021年7月到2022年6月，信托资产到期规模合计约4.25万亿元。随着房地产行业偿债高峰的到来、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的显现，以及房地产融资渠道的快速收窄，房地产行业风险开始逐渐暴露。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已对金融行业产生影响。

因此，信托行业如何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在资管新规新的要求下，把握好信托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已成为我国信托行业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同时需要看到，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信托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制度体系不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信息技术不系统等等,客户投诉、监管处罚、投资暴雷事件时有发生。信托公司在合作对手选择、投资者教育、资产配置、产品创设、投后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管理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因此,结合当前我国信托公司的实际,借鉴成熟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手段,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实现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构建适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形势的信托风险管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篇我们着重介绍信托行业面临的风险表现。从实践来看，信托公司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业务风险、管理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三大类。其中，业务风险主要源于业务自身衍变而来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区域性风险、创新业务风险等；管理风险主要指因管理、执行、流程控制等有疏漏导致无法遵循外部政策和内部控制要求而引发的风险，包括合规风险、操作风险、责任风险、信息技术风险等；系统性风险是指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市场地位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包括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及转型风险等。目前我国信托行业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业务风险 

信托公司业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等。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违约造成损失的风险。目前信托业务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融资类信托业务。相对于投资类信托和事务管理类信托，融资类信托主要是信托公司开展的非标准化债权类业务，项目的还本付息主要依赖于交易对手的经营现金流和信用保证，因此，信用风险主要通过抵质押和信用保证等担保方式予以控制。现实中，信托投资者对融资类固定收益类信托刚性兑付的预期异化了信托“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性质，容易加大信托公司的经营风险，因此，2019年下半年以来，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持续压降融资类信托，以防范化解相关风险。

近几年来，顺应实体经济对信托融资的切实需求，融资类信托增长迅猛，是各家信托公司的核心主业。数据显示，2015年末全行业融资类信托资产规模约4万亿，占全部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的比例为24.3%；截至到2020年6月末，融资类余额达到峰值6.45万亿，占比达到30.3%。短短四年半的时间融资类规模增长近2.5万亿，增速达62.57%，占到同期全部新增信托规模的一半。在2020年新冠疫情和“两压一降”的监管政策影响下，融资类业务压降趋势已然形成，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融资类信托规模已降至4.13万亿，一年时间累计压降近2.3万亿，在存续信托管理规模占比也降至20%，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应该看到，该类业务积累的存量风险尚未完全化解。以城投融资、房地产融资为主的融资类业务面临的信用风险压力持续增大。

一是基础设施融资类业务。2019年下半年至今，受宏观政策调整、再融资环境变化、地方政府基金性收入下降以及财政部门大力清理整顿隐性债务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腾挪空间收紧。个别政府融资平台面临阶段性流动性风险，个体信用风险的逐步累积有可能造成区域性风险。例如贵州、云南等省份受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新冠疫情、特大洪涝灾害等连续影响，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局部出现违约或被迫展期的情况。市场对地方政府管理能力与风险化解能力的质疑产生多米诺传导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再融资难度，地方城投信用风险显著上升。

二是房地产融资业务。2019年下半年以来，受房地产持续调控、贷款集中度、“三道红线”、集中拍地等政策影响，房地产行业偿债高峰到来。债务率较高、资产固化严重、现金流不足的房企经营进一步承压，房地产行业长期高杠杆风险开始暴露。2020年1季度新冠疫情爆发，房地产行业2020年上半年销售进一步下滑。2020年1—6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额66895亿元，同比下降5.4%，其中，办公楼销售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下降最为显著，分别同比下降28%和25.5%。同时，监管压降信托非标融资规模的态势并未因疫情有所放松，压降相当坚决，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受限。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信托行业投向房地产的存续信托规模为2.08万亿，相比2019年6月末的2.93万亿，显著下降29%。上述因素叠加之下，房企资金链紧张加剧，信用风险有上升趋势。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本质上是金融产品交易过程中由于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信托业务的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于股权投资类信托和标品投资类信托业务，这类业务都面临着资本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近年来，全球股债汇基以及大宗商品等交易市场波动性持续加大。“永煤”等债券违约事件逐渐增多，企业信用债发行量下降，信用利差持续走阔；与此同时，2020年初至今的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各国政府大规模救助措施也增加了市场风险的累积，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大，甚至出现了负油价等极端现象，其引发的“原油宝”事件为资产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对于转型中的信托公司来说，主动管理的标品类业务刚刚起步，市场风险管理的专业化体系还在完善中，风险识别、监测、估值、计量等风险管控能力仍需大幅提升。

二、管理风险

信托行业面临的管理风险主要包括合规风险、操作风险和责任风险等。

1、合规风险

信托行业近年来的强监管，使得合规性成为展业的重要前提。在“严监管”的主基调下，监管部门针对信托资金涉及土地融资、新增地方隐性负债、普惠金融利率过高等问题对信托公司提出了更高的合规经营要求，目的之一就是引导房地产、普惠金融、地方融资平台等传统信托业务以及创新业务的规范经营。在此背景下，如果信托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被消费者保护多次投诉，轻则招致监管处罚，影响监管评级，重则将被限制业务资质申报、暂停开展业务等，直接影响信托公司的生存发展，是信托公司面临的最大管理风险。另一方面，合规风险还体现在信托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的风险，特别是股东越位和管理缺位风险、重大关联交易风险等。典型的如新华信托、新时代信托和四川信托，由于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背离受托人职责定位，先后被实施接管。

因此，新形势下信托公司必须坚守合规底线，对标监管标准，强化合规风险管理，提高合规制度执行力，加强业务合规审核和整改。

2、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由于人为的错误、流程缺陷或不利的外部事件造成信托公司财产或声誉遭受损失的风险。信托公司项目数量多、资金流量大、时效要求高、交易流程节点多，对于业务延伸领域广泛的信托公司来说，最容易受到操作风险的冲击。信托公司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授权制度、统一的业务操作流程，明确信托开户、保管、资金划付等岗位责任等，建立内部相互制衡、相互督促的工作机制，并进行独立的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纠正，最大限度降低操作风险。

3、责任风险

责任风险是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因尽职管理存在瑕疵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财务或声誉损失的风险。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尽职履责的义务边界不明，是当前信托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造成目前信托业务管理混乱，信托项目风险暴露后普遍遭到投资者投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投诉导致的监管处罚和刚性赔偿是目前信托公司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

我国现行信托法律法规及银保监会部门规章对受托人尽责履职的具体规定不多，很多具体环节的规定还是空白。尽管2018年信托业协会发布了《信托公司受托责任尽职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空白，但其仅是行业自律规定，没有强制约束效力，导致执行效力大打折扣。信托公司如何做才是卖者尽责，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这也是司法审判和仲裁中对类似问题裁决不一的原因之一。

三、系统性风险

1、宏观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风险

在疫情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变化。从国内环境看，自2016年起，我国GDP增长率进入“6%区间”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虽然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三期叠加”更为明显，2020年一季度GDP负增长6.8%，虽然202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复苏，但第三产业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状态，国内部分企业生产经营仍然比较困难，中美贸易摩擦使企业经营面临着更多风险和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使投资和生产面临较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2、政策风险

近年来，银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信托业展业中涉及的通道业务、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资金池等问题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倒逼行业挤压泡沫夯实质量合规发展，这其中包括：2019年7月，收紧房地产信托业务，设定规模上限（2019年末不得超过2019年6月30日存量规模，2020年末不得超过2019年末存量规模）；2019年8月，持续压缩金融同业通道业务，要求不得新增、存量到期后不得展期；2020年1月，信托监管工作会议提出督促信托公司制定融资类信托压缩计划，压缩幅度10%-20%；2020年5月，《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限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50%非标融资比例；2020年6月，《北京银保监局办公室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年内自然到期的金融同业通道业务原则上必须清算，不得展期或叙做；同时重点压降违法违规严重、风险特别突出的融资类信托。上述政策出台的本意是防范信托风险、引导行业转型，但短期内出台过于激烈的政策、措施，如果节奏把握不当，可能催生加大业务转型硬着陆风险，实际效果或有违监管初衷。

此外，随着国家实施房地产行业调控长效机制，如限价限购限贷、三条红线、金融机构房地产业务集中度管理、“两集中”供地政策等，部分房地产企业如泰禾集团、福晟集团、华夏幸福、蓝光发展等已暴露风险。监管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集中出台，客观上加大了信托资产波动的风险，增加了风险防控化解的难度，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发生风险事件的概率。

责任编辑：hu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