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时间偏向：

时空失衡与文明危机

关于媒介与时间的关系分析，可以追溯到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他们认为，媒介之于使用者，犹如水之于鱼，人们对媒介习以为常，但又无法离开媒介而存活。

那么，这个由媒介所形塑的环境如何作用于人与社会？

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从技术的时间性切入，探索了媒介、时间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紧密关系。

代表人物哈罗德·伊尼斯以媒介的时空偏向为线索，着眼于长时间的历史变迁，探究媒介特性、帝国兴衰与文明演变的关系。他秉持着一种泛环境论的观点，把新媒介所催生的历史环境作为实验室，去检验以时间建构的文化与空间偏向的组织相碰撞时产生的结果，并在此过程中洞察媒介时间的形态与变迁。

媒介偏向与时空平衡

在伊尼斯的媒介理论中，“媒介偏向论”是其最为基本的观点和论证的出发点。

伊尼斯根据媒介的物质特征，以是否适合知识的运输来判断某种媒介是偏向时间延续还是利于空间延伸。

倚重时间的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远距离运输但却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之相对，倚重空间的媒介质地轻巧，能够广泛传播知识却不易保存，使得讯息传播只着眼于短暂的当下。

具有时空偏向的媒介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能够影响传播的偏向并渗透人类的文明，从而转换人类文明的时空偏向，并反映在帝国形态演变的历史进程中。

具体而言，伊尼斯将帝国区分为倚重时间传承的宗教性帝国与倚重空间扩张的政治性帝国，帝国建构与瓦解的背后正是不同媒介偏向的转换与制衡。各种统治力量不断争夺对时间的控制权进而使自身政治权利合法化。

单一偏向的文明往往无法长久地延续。伊尼斯揭示了媒介偏向与帝国命运的勾连，维持时空平衡成为理想帝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具有时间偏向的羊皮纸的出现抵消了莎草纸的空间偏向，拜占庭帝国得以经久不衰；依赖于莎草纸的供应，罗马帝国官僚体制迅速发展并实现了对广袤空间的成功管理；耐久的羊皮纸使基督徒能够积累大量的文献，因而成为强大的基督教组织垄断的媒介。

可见，新媒介的使用催生了新文明的诞生，而媒介间的时空平衡推动文明的兴盛，帝国建构与瓦解的历史就是不同程度的时空偏重的组合过程。

媒介变革、时间延续性的毁灭与文明危机

媒介的变革与时空偏向不仅是文明演变背后的隐藏力量，同时也推动着时间观念的变化。

大众传播时代，倚重空间的大众媒介逐渐掩盖了人们对时间问题的重视，与广播、报纸等媒介共同兴起的西方文明逐渐放弃了时间的连续性与思想的深度。

相比诉诸视觉的印刷品而言，建立在听觉本位基础之上的广播更具亲和性，它打破了阶级、语言与文化程度的壁垒从而实现广泛的空间延伸，覆盖不同的群体与民族。

然而，广播媒介带来的声音流时刻处于进行时态，永续流动的声音不断带来新的信息并使人产生新的知觉，从而加速吞噬着人们的持留记忆。

广播媒介的特性使“短暂肤浅之物”得到强化，并影响了人们的时间感知与思想深度。持留记忆的紧缩使时间的连续性变得脆弱，进而人们的时间感知也更为浅薄。

阿尔弗雷德·舒茨认为，时间与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意识体验需要通过反省活动来完成。

广播的“进行时”与“流动性”使知觉体验的节奏被掌控，阻碍了人们通过反省行为获得广播经验与时间感知，在丰富的声音景观中，“肤浅短暂之物”的重要性增加，浅尝辄止成为收听广播的普遍状态。

与此同时，报纸媒介也强化了对“当下”的执着。

建立在印刷业与报业基础之上的知识垄断将人的视野困于新闻所界定的周期之内，进而强化了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并使人们将时间视为转瞬即逝的当下。

通过辨析媒介与时间之间的逻辑关系，伊尼斯敏锐地指出了大众媒介单一的空间偏向所隐含的危机，为忽视时间问题的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

对时间问题的重视要求跳脱出当下并怀有长远的目光，去寻找时间与空间的平衡点。

02

视觉延伸下的

时间切割及其型变

“时间偏向”理论于媒介的历时性递进中展现了技术的偏向与扭转力，并在文明兴衰的视野中强调了时间连续性的价值。

当人类社会进入机械时代，这种时空的“偏向”便逐渐转移到人的身体与感官之上，机械技术演进下“时间”已然发生了结构性转向，并通过感官的延伸在社会生活与生产中发挥作用。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每种技术所引入的新形式都将不可避免地增强人体器官的感知比率，延伸人类身体感知的触角。与此同时，感官能力的延伸将导致感知比例的失衡，被增强的感官将因麻木而被“截除”，从而要求其他器官“产生新的比例、谋求新的平衡”。

按照这一逻辑，机械时代下人类身体持续实现着空间的延伸，其中以机械钟表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大大延伸了视觉的触角，使得时间计量形式转向视觉。

公元1300年，机械钟表依据“擒纵机理”进行改进，巧妙地减少了每个摆动周期带来的误差，创造出更为标准化、精细化的时间单位。

机械钟表装置的演进将时间从一种整体性的连续运动切割为有间歇的、可视化的时间拼图，通过分、秒的单位划分将一种统一的接续性片段强加于时间形态之上。它将时间从人类日常、具体的生活经验中抽离出来，它依据配装线模式机械地生产出统一的时间单位，创造出数量化、精细化与机械化的可控宇宙，时间成为一种可被切分与割裂的抽象时间。

如此说来，机械钟表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计量工具，它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动力机器与分配系统，其运作与传输过程保证了时间的能量在整个社会中匀速地流淌，为社会生产与生活设定了有规律的节奏与韵律。

不过，这种同步性的节奏仅仅作为一种社会广泛期待的参照而出现，并非强制性规定。当工业社会发展到后福特主义阶段，标准的时间参照体系便发生了弹性化转向，这种弹性化的时间结构侵蚀了标准时间参照的约束力，使得时间切割片段之间的拼接变得松动，并由此型变出多元复杂的时间形态。

电子影像：曝光时间与时间绵延的消散

胡塞尔关于“时间场”的理论认为，我们的意识行为并不仅仅指向当下时刻或“现在”，而是与某种即刻过去的滞留与预测未来可能性的前摄组合在一起，这是时间流逝与绵延经验得以产生的基准。

法国文化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进一步补充道：如果诸现象在其显现的那一刻暴露于光下，那么这种再现方式与过去、现在和将来时刻便发生了断离。

“曝光时间”描述了一种诸现象以摄影曝光的方式被点亮的时间性经验，它是密集的而非绵延的，它往往产生于“显相得以发生的照明瞬间或照明时刻的密集度中，而如此一来也就成了一种反映时间空间上知觉到的诸形状的场域”。

维利里奥认为摄影与电影技术实现了从传统时间的广延性到曝光时间的密集性的转变。

艺术品如绘画或雕塑往往凭借其物质性而持续存留于时间之中，而摄影影像是一种极不稳定且稍纵即逝的影像形状，它被光在底片上产生的化学作用捕捉到从而凝固下来。摄影技术遗失了艺术作品中具有厚度的、连续流淌着的时间，结构了密集性、静止性的时间经验。

电影影像将静止的曝光画面进行拼接，从而模拟时间的连续性，由此，过去通过自然光照与可听、可感之物共同建构的直接体验与绵延的时间经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被电子光照建构的密集时间与虚假的时间连续。

无时间的时间：网络传播与事件序列的瓦解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切割下的标准时间参照呈现出序时性片段的拼接状态，并且在整体社会的运作过程中建构出了普遍的同步性韵律。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化，其即时性、分布式、交互式与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进一步推动了时间感知的转变。

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提出“无时间的时间”这一概念，意指在网络传播技术的驱动下，标准时间参照、序时性的时间顺序以及同步性的行动安排框架的瓦解。

时间无法脱离事物而存在，它存在于事物的继承秩序之中。“无时间的时间”诞生于因果秩序链条断裂的弹性时间结构之中，在此结构下社会行动与互动依据情境而变动，时间参照逐渐丧失了指示行动的有效性。

比如在互联网时代，自由职业者能够选择在深夜工作而在工作时间休息，外卖骑手通常在社会成员普遍的休息时间配送餐品，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必按照社会共同的时态安排模式来行动。

因此，“无时间的时间”指涉了一种非连续的、发生性的时间形式，在这种形式当中，“时间”便是行动与互动事件的发生本身。这导致时间切割下标准化、顺序性与流逝性的时间形态发生转向，时间片段间的因果链接被切断，社会普遍的同步性韵律被打破。

点状时间：时间切割极致下“此刻”的弥散

“无时间的时间”打破了时间切割片段的顺序性与社会节奏的同步性，这种瓦解时间序列的力量在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下不断增强，并造就了更为微观和极致的“点状时间”。

学者韩炳哲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成为了人们感知世界和社会时间的重要参照。经由网络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与信息之间，没有逻辑性关联且无法预料。

以时下流行的短视频平台为例，它所形塑的独特的内容组织与流动形式建构了一种无定向的、点状时间景观。人们的手指不断在短视频界面滑动，从一个短视频链接到另一个，从一个“此刻”跳转到另一个“此刻”，它们之间没有持续性，也没有因果逻辑的衔接。

人们在短视频建构的无向空间中漫无目的地浏览，点状时间带来的即刻刺激提供了大量毫无关联的可能性，人们难以在转瞬即逝、目不暇接的视觉画面中驻足停留，短暂的点状时间体验也无法有效转换为与主体有深刻联系的经验。

由此，阅听者的公共性反思与社会行动能力也由此逐渐丧失。

03

技术变革与社会加速：

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症候

从漫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人类社会正沿着运输与传输速度日益加速的逻辑不断发展，从马背时代到铁路时代，从电话时代到无线电时代再到信息技术时代，时代的每一次“进步”都由新技术所赋予的加速传递所定义。

关于社会加速的探索可以追溯到西方左翼加速主义的理论研究。二十世纪末，维利里奥开创性地将“速度”作为研究对象，并自创法文单词“竞速学”来指涉他的速度理论，“竞速学”也因此成为社会时间与加速理论脉络的开端。

“竞速学”聚焦于由速度引发的社会转型，“专门关注速度决定或限制诸现象如何向我们显现”。维利里奥认为，移动与传递速度是社会建构与发展的关键性支配力量，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视为一种速度变革的历史。人们在视觉场域中对不同对象的感知是由这些对象的移动所导致的，现象学的空间是一种由相对移动与该移动的相对速度来定义的“速度-空间”。

在此逻辑基础之上，维利里奥提出“速度-空间”得以存在的两个决定性因素，其一是可知觉到的对象的移动，其二是照亮诸对象的光，光通过的速度与诸对象的移动共同使“反映诸现象那特有现实的知觉活动范围”得以呈现。

“速度”成为被感知的空间世界得以显现的关键性元素，这种知觉经验的空间性和时间性都与“速度”息息相关。

比如人类光电传输和电子屏幕，实现了身体与思想的“远程在场”，由此，“这里”与“那里”的空间差异消失了，“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落差也变得隐而不见。

维利里奥对于“速度”的探讨给予了社会时间研究开创性的视角，其后哈特穆特·罗萨、罗伯特·哈桑等学者统合了以往社会速度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技术变革与社会加速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我们思考媒介时间提供了丰富的启发。

罗萨将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总结为“加速”，他提出：“加速是速度结构变化的中心特征，并且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结构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

在实践层面，“加速”的形成来自三重不同的驱动力。

第一，经济引擎。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方通过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和缩短产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两种手段提升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共同形塑了劳动过程中的“加速”，而这种趋势在数字资本时代被推向极致。

第二，文化引擎。一个社会中约定俗成的道德、伦理、宗教等，通过不同的场合和形式，不断强化时间的稀缺性与生命的有限性，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发挥着“理性化和纪律约束的作用”，建构了人们对于“加速”的渴望。

第三，社会结构引擎。罗萨强调，社会功能领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化，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去时间化与人类工作的去边界化，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琐碎、重叠与忙碌，也因此“只有在此时此刻的时间才是可支配的”。

这三重驱动力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加速”的螺旋。而在此过程中，人们如同“滚轮中的仓鼠”，在结构性支配与催促之下，产生了生命体验与现实社会的疏离和异化。

在不断加速的社会进程中，媒介技术扮演了重要的驱动角色。

高速传输与实时“在场”的通信技术消灭了远程的距离与时差，完成了不同时间的折叠，这种远程即时的再现，建构了一种电子化的同时性，使得空间距离导致的时间差异消失殆尽。

学者哈桑进一步指出这种由信息传播技术所形塑“即时”代表着“事件之间的间隙被取消”。实时远程技术通过与“此时此刻”隔绝的方式来消磨“当下”，创造了一种与“具体存在”没有任何关系的交流方式。在新技术的压缩下，时间的“间歇”消失了，生命的过程性价值被削弱。

以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流”为例，这种独特的流动模式把新闻事件都呈现为一种“现在”的状态，导致用户觉得事件仿佛就在“此刻”接续发生。尽管这些新闻事件发生于不同的时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语境，但快速的信息套叠模糊了信息之间的时间序列，弱化了内容深度，过去与未来都消解于“此刻”之中，形成了阅听者去空间化的、去历史性的、去时间化的现实体验。

媒介技术所建构的时间节奏激活了人们对加速度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又迫使商业平台不断改进与升级技术，搭建更易上手、传播更快的信息传播平台，以满足网民对速度的追求与渴望。

如此反复循环，整体社会陷入了一种对“即时”“马上”的狂热期待之中，人们开始变得迫不及待，片刻的等待都会令人焦虑不安。

04

结语

从上述传播学知识体系中关于媒介技术与时间性的研究思想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两个重要特征与启示：

第一，回归技术的物质性分析。

从媒介环境学派的伊尼斯、麦克卢汉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罗萨、韩炳哲，都遵循技术本体论视角，向内探索技术的内在特质及其时间性，由此提出媒介物并非完全人为建构，也非完全接受人为操纵，它们有自身的技术属性、文化偏向与行动逻辑，并以此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产生深刻影响。

这与当下传播学界孜孜不倦追寻的媒介物质性研究遥相呼应、不谋而合，这些学者所开启的媒介时间性研究为媒介物质性理论提供了重要的逻辑基底；

第二，媒介时间研究试图构筑一种基于时间性分析的“中层理论”，侧重强调在宏观社会结构、文化体系和微观的个体思想、媒介效果之间，时间所扮演的权力中介与文化勾连作用。

从时间偏向、曝光时间、点状时间、无时间之时间再到社会加速，这些由媒介技术所形塑的时间形态，为分析媒介技术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与新鲜血液。

当下，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迅速发展，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又给予人类关于理解与感知时间的新命题，回溯与剖析历史脉络中时间形态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对于探究数字时代下的媒介作用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介绍

吴鼎铭：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肖欢：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1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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