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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初俄罗斯女性世界之流变杨 昕（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摘 要：俄罗斯女性身上不仅承载着俄罗斯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特征，折射出该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历程，还体现了俄罗斯社会制度与生活习俗的变迁。从18世纪前无人顾及，到18-19世纪经受彼得大帝改革、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洗礼，俄罗斯女性世界在社会剧变之际发生了巨大转变，对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关键词：俄罗斯；女性世界；流变

18世纪之前，俄国女性世界鲜少作为独立的历史问题被提及。即使提及，也多谈论女性负面形象，如与时代脱节等。然而事实上，女性在俄罗斯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同于男性，女性一般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不出入官场、不服役，渐渐地在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女性世界通常与一些人类永恒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如爱情、家庭生活、养育孩子等。按常理来说，女性世界应是相当稳定的存在，然而，随着彼得一世改革、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推广，以及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俄罗斯女性的形象和地位也不断变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一、女性形象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一）对“非自然美”的崇尚与脱离家庭一般而言，女性的职责相对固定，相应的女性形象也不会发生剧烈变化。然而，18世纪的彼得大帝改革不仅对国家政治影响深远，还对当时的家庭生活和女性世界产生了极大冲击，改变了女性形象。18世纪初，俄国女性推崇“非自然美”。对于女性来说，彼得大帝推行的欧化改革对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貌装扮的变化。她们开始追求“非自然美”，使用“人造之物”装点自己开始成为时尚。当然，时尚的潮流也变得多种多样，比如，商人家庭出身的女性喜欢将牙齿染成黑色；女人们喜欢在脸上点上小斑点，且在哪个位置点斑也十分讲究，如点在眼角代表“我对你感兴趣”，点在上唇代表“我想亲吻”；她们开始卖弄风情，喜欢浓妆艳抹，将脸抹得雪白，再涂上厚厚的腮红，使妆容即使在夜晚暗淡的灯光下也一样能明艳动人。除外貌装扮的变化外，女性对于家庭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逐渐脱离家庭。彼得一世自上而下的欧洲化，为当时的俄国女性带来了别样的认知，促使卖弄风情、矫揉造作、参加舞会、唱歌、跳舞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女性将拥有情人视为一件体面的事情，若没有情人，就会被看作落后于潮流。而家庭、家务、抚养孩子则交给仆人和专门的奶娘负责，上流社会形成了女性不用母乳哺育孩子的风气。然而，女性过多参与社交带来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孩子几乎都是在没有母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可否认，彼得大帝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当时的俄罗斯女性，使俄罗斯女性开始与西方国家接轨，出现了新的时尚潮流和审美取向。然而，这种解放依然很肤浅，仅仅停留在外貌和家庭生活层面，单纯的跟风效仿并没有使女性的精神生活真正丰富起来。（二）对“自然”的崇尚与回归家庭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不断壮大，浪漫主义萌芽逐渐产生，尤其是卢梭的人文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后，整个欧洲都迎来了新时期，俄国的女性世界也再次发生了重要变化。她们开始回归本真，追求自然、崇尚“自然”的社会风尚和行为准则，认为人生来就是为了追寻幸福、自由和美好的事物。在外貌方面，“非自然”的潮流开始被人们抛弃，女性的审美追求从18世纪初的“人造”美转变为“自然”美。她们摘掉假发，繁复华丽的衣裙也变成简单朴素的衬衫。女性不再浓妆艳抹，面色自然成为女性具有吸引力的必备要素。早先，人们追求健壮、圆润、健康的躯体，而在浪漫主义时期，这种审美观念逐渐走向消亡。健康、粗壮被看作是粗俗的表现，取而代之的是新美学倡导的苍白和柔弱。这一时期的男性认为，完美的女性形象应是苍白、忧郁的，梦幻深邃的双眸闪着泪光，读着诗，灵魂飘向无名的远方。女性对“天然”“本真”的追求也对家庭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与女性脱离家庭生活的18世纪初不同，浪漫主义时期的欧洲普遍认为用母乳哺育孩子是道德的标志、好母亲的特征。也是从这时起，女性开始重视家庭，重视孩子和他们的童年。首先，表现在儿童服饰上。18世纪初期完全没有儿童时尚可言，人们认为孩子应尽早接受成年人的形象塑造，尽早摆脱儿童阶段，走向成熟。那些还未具备成年人特质的孩子往往被称为“有钱人家的呆公子”“纨绔子弟”。母亲为孩子准备服装常常会直接选择大人服饰的缩小版，试图以成年人的形象塑造少年儿童。但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明显更关注孩子成长初期适时的需求，于是，童装一改往日的成熟、奢华和繁复，开始以舒适、便捷为主要特征，新时期的儿童服装成为潮流的一部分。其次，先前的女性过早地将成熟的社会风气强加于孩子身上，认为孩子应尽早摆脱儿童阶段，换言之，男孩要早日担任公职，女孩则需同自己一般，早些进入社交圈。但此时的女性，已经开始将孩子视作发展中的、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利享受符合相应年纪的东西，例如，玩耍和学习，并且积极引导孩子享受童年。再次，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对孩子的尊重和教育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由于丈夫在外服役，为国家效力，这一构建儿童世界的重任自然就交给了女性。自此，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逐渐形成，女性对于塑造“儿童的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女性的主要任务从走出去交际变为部分回归家庭，回归到“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为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女性需要思考许多问题，于是，女性便开始从书中寻求答案、丰富阅历。（三）18—19世纪女性追求自身权益的斗争女性角色同男性角色差异巨大，最明显的就是女性不担任国家公职，即使国家试图尽力将其同官员制度联系起来。彼得一世颁布的《官阶表》根据女性（婚配前）父亲的官职，规定了其相应品阶。在安娜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期间，规定不同等级的女士应穿带有不同级别特征的装饰物的服装，由此便产生了“某等级的女士”的说法。对于没有头衔的女性的称呼，则往往取决于她的父亲或丈夫，例如：полковница（上校之妻），статскаяцсоветница（文官的妻子）等。俄罗斯历史上也曾出现为自己争取女性权益的现象，最著名的是Надежда曾为自己争取权利。第一次是为自己争取军官履历，第二次为自己争取作为作家的权利，第三次是19世纪30年代，争取可以穿男装的权利。但是，此类行为不具有普遍性，往往起不到影响国家制度的作用，反而会受到压制，加剧女性和男性的文化差别。二、女性形象在文学、思想文化中的变化（一）女性形象在思想文化中的变化彼得一世改革之前的俄国社会非常不重视女性教育，甚至彼得一世执政时期，女性仍然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也没有丰富多样的精神生活。她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依旧停留在彼得之前的旧俄罗斯时期，与宗教具有密切联系，如去教堂、大斋戒、祷告等。后来，私人书信往来在上流社会成为较普遍的现象，逐渐形成了18世纪的“书信文化”，并随之诞生了两种类型的书信集——刊物上发表的、私人手写的。前者多为正式的文学作品，В.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前往爱情岛》（Езда в островЛюбви）就是此类作品中的代表作。而后者则是属于某个小组、沙龙或关系比较好的一群人的手写文学。其中，女性团体是主力军之一。她们会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倾诉衷肠，也会在给情郎的信中表达情思。当然，信件中也不乏对周遭绯闻的议论，以及对社会实事的探讨。相较之前男性作家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现在的女性已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身的想法，这一现象的产生为后期女性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世纪后期，受过教育的女性的家庭大都有藏书，包括印刷本和手写本。由于书籍价格昂贵，手抄本的数量较多。同时，外文书籍的翻译版本也在受教育阶层中盛行，书籍的题材也更为广泛：国家时政类、历史题材、爱情小说、书信以及正式文件等。此时的女性也逐渐形成了藏书的习惯，有时不是因为想读完某本书，而是出于喜欢某个作家或某个人物。到了18世纪末，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女性图书馆”，这意味着，女性变得更加注重内心需求，开始追求内涵，已经能真正成为许多作品的“读者”。而这一成果主要归功于两个人：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Новиков（Н.И.诺维科夫）和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Н.М.卡 拉 姆辛）。他们在俄国广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打开了女性文学发展的新纪元。其中，诺维科夫立志树立女性“母亲”“女主人”以及“读者”形象，并为其量身打造适合她们阅读和理解的书籍。而卡拉姆辛负责校订新型杂志《启发心智的儿童读物》，最初面向的读者就是已为人母的女性。阅读具有进步意义的书籍对于塑造女性的性格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对俄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伟大的十二月党人的母亲和妻子正是当年这些读物的读者，她们在教育孩子和支持丈夫工作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正是由于女性对待知识文化态度的转变，使浪漫主义对女性世界的影响远比彼得大帝改革来得深刻。此时，俄罗斯女性不再像彼得大帝改革时期那样肤浅地单就外貌和行为进行改变，而开始自主创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二）女性形象在文学中的体现18—19世纪，在浪漫主义赋予女性形象天使和魔鬼双面性的影响下，许多俄罗斯文学大师开始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将女性形象纳入自己的审美范围。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从诗意到与现实生活中的对立，然后又从生活重返诗意的过程后，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形象。第一，温柔慈爱的天使形象。在此类作品中，女主人公被赋予了高尚的情感、诗意的天性。她们生活在现实中，却希望挣脱，以至于心灵、健康乃至生活都不断被社会摧残。过于理想化的追求同人人谋私利的现实对立，她们的存在势必伤人伤己，故而必然走向灭亡。但这类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俄罗斯古朴纯洁的道德文化风尚的继承和发扬，她们可能勇敢追求自由，最终无果走向灭亡，也可能挣扎无果屈从于现实，无论是何种结局，她们的身上都能体现出些许现代化意识。这种观念在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第二，叛逆“魔鬼”型女性。文学作品中（或生活中），她们思想前卫，不循规蹈矩，时刻试图打破男性制定的规则，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现代意识。然而，虽相比“天使”形象更具抗争性，但其力量不足以改变社会，最后必然遭到社会排斥。第三，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通常会同时展现女性的英勇和男性的软弱。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形象。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参与的军官均受到严厉惩戒，当时的彼得堡公职人员，个个担惊受怕恐受牵连。而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不畏强权，决心前往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同丈夫一起流放。彼得堡当局恐吓道：若她们前往，之后出生于西伯利亚的后代均取消贵族头衔，降为农民阶层。但这些上流社会的女性并没有因此屈服，毅然前往。这在19世纪20年代的女性中形成了特殊的群体，赫尔岑将这一时代的女性称为“钢铁打造的英雄的一代”。三、结语纵观18世纪到19世纪初俄罗斯女性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彼得大帝改革只是从外貌和行为上初步解放了女性，而启蒙运动的兴起、浪漫主义的产生和传入则真正对女性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在外貌和行为上更进一步解放了女性，也从精神文化层面丰富了女性生活，使俄国女性向着有知识、有文化、有见地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提升了她们在19世纪俄罗斯社会中的地位。参考文献［1］陈阳.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贵族女性形象流变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5.［2］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3］魏征.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牡丹，2015，（11X）：41-42.［4］武艳玲.浅析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山东文学，2008，（Z1）：231-232.（责任编辑：梁士奇）中图分类号：I5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40（2017）09-0008-03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7.09. 004收稿日期：2017-09-05作者简介：杨昕（1992—），女，安徽安庆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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