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列宁关于以“共处论”与“交往论”为核心内容的处理“两制关系”的辩证思想，不仅有效地指导了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实践，而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新图景；特别是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条件、现实基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理论认识，以及其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方式和方法等充满辩证法的思想，对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列宁　两制关系　辩证思想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4-0045-05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基本问题。从理论上讲，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思想开始的；而从实践上来看，实际处理“两制关系”则是从十月革命后正式开始的。列宁作为十月革命的缔造者，不仅创立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理论，不失时机地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而且开始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尝试，积累了社会主义在初创时期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经验，形成了以“共处论”与“交往论”有机统一为核心内容的处理“两制关系”的辩证思想。

一、列宁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的基本主张

　　如何处理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关系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代表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面临的新课题。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成是前后相继的一种关系，并没有预测到世界会出现“两制并存”的局面。但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包围。于是，列宁从世情和国情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积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等主张。

　　(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应和平共处。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还在进行的时候，列宁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里就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将向各国人民提议立即缔结民主和约，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战。”[1]在《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要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强调要在承认和维护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认为凡是把一个没有明确而自愿地表 示同意和希望归并的弱民族或小民族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不管这种强制归并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制归并或强制留在该国疆界内的民族的发达或落后的程度如何，也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2]1919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3]，“并重申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建议，与它们全体或单个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和平政策，采取使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一切必要措施”[4]。当然，列宁强调的不同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以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前提的。1922年，列宁在《全俄中央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报告决议草案》中就明确地表示，希望资产阶级国家承认苏维埃共和国主权，只有这样才能同各国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和贸易往来。强调“应规定国 际会议或大会不干涉各民族内部事务的原则。……大会的宗旨不是对少数实行强制，而是充分协商”[5]。列宁认为，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是和平共处的前提。只有真正达到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才能实现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内容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就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主张“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并且声明，“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 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6]列宁在《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还进一步补充说：“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掠夺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睦邻关系的条款和经济协定，这些是我们不能拒绝的。”[7]为了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进行政权巩固和国民经济恢复，苏俄在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条件下于1918年3月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1919年8月至9月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与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芬兰政府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并于1920年先后与四国签订了和约；1921年3月签订了英俄贸易协定，5月签订了苏德贸易协定，并于同年很快与挪威、奥地利、意大利、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签订了贸易协定，10月28日苏维埃政府发出致英、法、意、日、美等国的照会，指出苏维埃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作为自己政策的基本目的之一。1922年3月底，苏维埃俄国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拉脱维亚、波兰、爱沙尼亚)举行了会谈，达成了在热那亚会议上一致行动的协议。4月16日苏德签订的《拉巴洛条约》成为第一个在事实上把不 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肯定下来的国际条约，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了苏维埃俄国，并在完全平等、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苏联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条约。

　　(三)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两制关系”的一贯思想。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在设想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8]而直接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时，就是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9]为前提的，强调的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0]。因为“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阶级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1]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建立在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成前后相继基础上的，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后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问题则没有预测。

　　列宁正是在这种没有前人经验的条件下，不仅阐述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对如何学习和利用提出了崭新的思路。第一，要努力引进、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列宁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和本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同时要十分重视引进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苏维埃俄国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的岁月里，列宁就反复强调，要“向德国人学习”，“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并千方百计地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和科技文化的联系。列宁批判了那种“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错误心理，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2]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3]第二，共产党人要善于向一切有专长的人学习。他说：“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 习’。……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14]列宁还说，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那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列宁认为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光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向他们学习管理大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例如，他要求在俄国研究、传播、有系统地试行资本主义的泰罗制等。第三，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列宁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知识分子。即使是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必须尊重和信任他们，同他们一起合作共事，争取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列宁指出：“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15]为了争取资产阶级专家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列宁主张给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甚至主张不惜付出高额报酬来吸引国内外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四)积极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列宁认为，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强调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20年11月苏俄政府还颁布了《关于租让的一般经济和法律条件的法令》，以保证给予来苏俄从事开发经营的外国资本家以特惠。强调“抓住时机，尽一切力量，哪怕以最大的让步为代价，建立起贸易关系”[16]，以便使苏俄能够尽快地买到实现恢复国民经济的庞大计划所需要的机器。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21年3月苏英两国在伦敦签订了《临时贸易协定》，从而为苏俄同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互利的经济联系打开了广阔的前景。1922年4月，苏俄政府派代表团以商人的身份参加了热那亚会议，其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热那亚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列宁亲自准备参会资料，拟订谈判纲要，制定斗争策略。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争论，列宁明确指出：“我们是以商人身份去热那亚的，是为了寻求发展贸易的最有利的形式，这种贸易已经开始，正在进行，即使有人强行使之中断一个时期，但过后它必然还会发展起来。”[17]

二、列宁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的现实根据

　　在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的问题上，列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阐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要和平共处、积极交往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的同时，对其如何共处、如何交往的前提条件和保障措施等战略策略问题也作了深刻阐述。他用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规划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共处与斗争的历史图景，从而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带入了全新的境界。

　　首先，列宁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与交往的前提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列宁在《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就曾指出：“我们既不用条约来束缚自己，也不让别人用条约来束缚我们。”[18]“如果别国政府都不同意，我们决心用革命的手段为争取公正的条件而斗争。”[19]面对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列宁强调：“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生存。”[20]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苏维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果断措施，将全国转入战争轨道，奋勇抗敌，经过三年浴血奋战，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武装进攻，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考虑接受苏俄的和平共处主张。而连年的战争使得年轻的苏维埃俄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工厂开工严重不足，设备陈旧，工人失业，粮食和燃料匮乏，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1]并且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22]由此可见，列宁关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前提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但一旦威胁到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如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时，决不放弃斗争手段。列宁强调，尊重苏维埃共和国的主权，是不同性质国家和平共处的基本前提。和平政策应该是双方的、相互的政策，不仅苏维埃国家执行这一政策，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应该执行这一政策，它应成为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国际关系的“均势”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和交往的现实基础。所谓均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立双方或多方所处的一种势均力敌状态。这种均势并不是说各方力量完全均等、均衡，只是谁也没有能力把对方摧垮。人们不会忘记，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尽管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和平法令》，提出了和平的外交政策，但并没有阻止住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苏维埃俄国才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白匪叛乱。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战活动风起云涌，而且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的群众也卷了进来，而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起来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23]。国际上的反共势力不得不同苏维埃政权“谈判”，被迫走上与苏维埃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道路。当然，这种均势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历史事实发展的逻辑显然是，国际资产阶级无法消灭社会主义，才产生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存”，在此基础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处才有了现实性。具备了和平共处的现实条件后，在理论上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两种社会制度如何交往等问题。

　　其三，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与交往的内在动力。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24]列宁的这句名言，无疑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存、共处与密切交往的内在动力，那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列宁认为，“经济问题，如果不是从国际的角度，而是从个别国家或一些国家的角度来考察，那是不可能解决的。欧洲没有俄国，便不能恢复元气。而欧洲衰弱了，美国的情况就会危机起来。”[25]“俄国有小麦、亚麻、白金、钾碱和很多矿产，这些都是全世界迫切需要的，世界终究会到我们这里来要这些东西，不管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或者不是布尔什维主义。”[26]在列宁看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所以，苏维埃俄国不但不应拒绝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恰恰相反，应该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贸关系。但在交往中要讲究策略，坚持原则。

　　其四，平等互利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与交往的出发点。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交往中，列宁坚持的原则是平等互利。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让出一定的经营权，作为从技术上比我们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但同时他也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对我们不利的东西，赔本的买卖我们是不干的。强调“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如果国际资产阶级不 向苏维埃俄国或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其他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作大致等价的让步，我们就决不向国际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27]。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21年3月苏英签订了《临时贸易协定》，1922年苏德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列宁认为正是这样的关系，即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和平的事实上的平等关系是摆脱国际争端、国际纠纷的唯一正确出路。

三、列宁关于处理“两制关系”辩证思想的创新意义与思想启发

　　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和“交往”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述是建立在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基础上的，更多的是从理论上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并且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而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东方首先登陆并形成“两制并存”的局面。所以，如何认识和处理“社”“资”关系，他们更多强调的是“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而在列宁“两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除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代替关系外，更多地强调了“共处”、“交往”、“均势”、“学习”、“利用”等思想内容。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在“两制并存”的历史环境中，重温列宁有关“共处论”和“交往论”的辩证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两制关系”无疑有着重大的启迪。

　　其一，加强“交往”是当今有效处理“两制关系”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当年列宁的“共处论”和“交往论”是以保障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探讨“两制关系”则应该以加强双方的“交往”为前提。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不可避免地要把世界各国卷入世界经济的洪流之中，使得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共生性愈来愈强。一个国家和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否则就会走向衰败。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从冷战、对峙转向对话、交往的历程来看，冷战、对峙只能是两败俱伤，对话与交往才能双赢。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能脱离世界，要积极融入世界交往之中。当然，我们强调的加强对外交往，必须是以双方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为条件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泛的交往，让世界了解其爱好和平、真诚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

　　其二，集中精力发展综合国力是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现实基础。综观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其首要条件是以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灭另一方，并形成特定的“均势”为前提的，这是双方同时存在的必要条件。历史发展到今天，“两制并存”的现实表明，当今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都不可能战胜对方，双方在总体上处于一种“均势”状态。但从综合实力来看，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强势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还经常遭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所以，作为弱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不断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和平共处”的局面。

　　其三，大胆竞争、勇敢博弈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途径。列宁的“共处论”和“交往论”的落脚点和归宿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在斗争中求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中，不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不忘记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牢记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而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更多地体现在双方的长期共存、竞争博弈上。一方面，社会主义面对强势的资本主义要充满信心，不卑不亢，大胆竞争，勇敢博弈；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调整和新变化，改变斗争策略，促使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再一方面也是必须要引起重视的方面，就是要认识到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交叉性，特别是随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势越来越取决于双方的博弈能力和博弈水平。

　　实际上，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平等、公正、效率、和谐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奉行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对外交往政策，积极促进国际合作，既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又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感召力。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重温列宁的“共处论”和“交往论”时，不仅要完整掌握其思想内涵，更要深刻领会其思想所蕴涵的辩证思维方法，正确把握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创新对应方式，契合时代发展趋势，争取国际道义制高点，推动人类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的大目标迈进，直至最终胜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两制关系发展规律研究”(项目编号：07BKS03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6][7][18][19]《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338页，第341页，第341页，第346页，第346页，第345—346页。

　　[3][4]《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94页，第395页。

　　[5][27]《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页，第137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0页，第77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0—451页。

　　[12]《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

　　[13][21][22]《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7页，第167页，第167页。

　　[14]《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25页。

　　[15][20]《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8—129页，第125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04页。

　　[17][23]《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59页，第525页。

　　[24]《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32页。

　　[25][26]《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66页，第166—167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教育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系。

　　[责任编辑：吕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