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7月中俄两国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两国关系呈现出稳步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被双方领导人称之为“历史最好和最有成效的时期”与“非常良好的时期”。[1]此间，双方高层互访不断，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得了巨大成绩。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以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为基础，以不针对第三国为宗旨，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密切合作，令当代国际社会所瞩目。

但当我们为当前中俄关系现状感到由衷欣慰的同时，静观两国关系的各个层面，却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俄关系发展过程中，两国政府间、领导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两国的民众情绪。中国—俄罗斯，究竟是战略协作伙伴，还是潜在的敌人？这是令两国诸多民众所感到困惑的问题。

对中国民众而言，自近代以来，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是一个在心理上很难抹去的阴影。许多具有一定历史知识，但对中俄关系历史沿革缺乏了解的中国人，头脑中始终有一种何时收回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潜意识。[2]

同样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俄关系的发展和两国民间交往的增加，促使俄罗斯国内少数“右翼”势力的排华情绪严重。部分政治家、学者歪曲中俄关系的客观历史和现实，散布和鼓吹“中国威胁论”；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觊觎俄罗斯远东的领土”；“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人口侵略”等。[3]尽管这些言论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中不占有绝对地位，但其潜在的影响深远、巨大。如果我们在发展新世纪中俄关系中，只强调其政治意义，重视其经济利益，而忽视两国民众的情绪，势必会影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稳固性。

一 关于中俄关系的早期历史

我们认为，中俄关系的历史，首先是两大民族交往的历史，但不可否认，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出现过不平衡阶段。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两国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不仅明确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即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俄称斯塔诺夫山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4]，同时也为两国未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从《尼布楚条约》的核心内容来看，该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5]尽管在此前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俄国哥萨克武装分子波亚科夫（1643－1646年）、哈巴罗夫（1650－1653年）、斯杰潘诺夫（1652－1653年）等对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达斡尔人居住地进行多次骚扰，武装占领[6]，但客观的看，此时的中俄关系还是处于一个由相知，到产生矛盾和平稳发展的阶段。

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由沙毕纳伊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期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7]结束了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近40来两国围绕中段边界产生的诸多争议问题。1728年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不仅将上年度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有关边界内容纳入其中[8]，同时还规定了两国官商贸易的原则：“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超过二百人，每间三年一次”。对于中俄民间贸易活动，该条约首次做出了具体规定：“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9]该条款为后来中俄民间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由此，俄罗斯在1728年建造了恰克图贸易市场，中国遂于1730年在恰克图边境设立了买卖城。恰克图贸易对中俄早期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恰克图条约》第五条内容，对后来中俄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该款规定：“在京之俄馆，嗣后仅止来京之俄人居住。俄史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造庙。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庙居住，俄人照伊规矩，礼佛念经，不得阻止。”[11]据该条约俄文本记载，中国方面还将接受六名俄国学生来京学习满、汉文，居住俄馆[12]。正是以上述条款为基础，自1715年至1864年间，在俄罗斯先后向北京派遣的十四届布道团成员中，出现了罗索欣、列昂季耶夫、俾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一批俄国著名汉学家。[13]他们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传统道德的经典著作翻译，并介绍到了俄罗斯，让俄罗斯人民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邻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创立了今天俄罗斯历史学研究中富有特色的“汉学”学科。

但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武装侵略，沙皇俄国政府也随之强化了自己的侵华政策。特别是在穆拉维约夫1847年就任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后，沙皇俄国的侵华活动愈演愈烈。一方面，他们完全否定《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边界的主要条款，俟机向中方提出领土问题，要求将整个黑龙江左岸归属俄国。[14]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中国清朝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采取巡边管理措施的薄弱，以各种优惠政策和待遇向黑龙江流域迁移大量俄国移民[15]，采取实际占领，并在当地组建哥萨克军事组织。[16]在此期间，沙皇俄国政府假借俄中友好之名，采取武力恐吓手段[17]，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在1858年5月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沙皇俄国获得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吉林省所有海岸线，及海参崴出海口划为中俄双方共管。[18]

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以普提雅廷为首的另一班人马，利用1858 年4月英法联军舰队进抵白河口外，直接威胁京津两地的机会，一方面代表本国政府与中国清朝政府代表就中俄边界问题、通商问题进行谈判；[19]另一方面以“调停人”身份活动，向英、法联军献计献策，怂恿英法联军攻打大沽，[20]迫使中国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在1858年6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如同其它西方列强一样获得了在中国的单方面贸易特权。[21]

由于沙皇俄国在《天津条约》中就边界划分问题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22]因此它在1859年派遣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前驻英国陆军武官伊格纳季耶夫（旧译伊格纳缇耶夫）出使中国。伊格纳季耶夫出使中国表面上是为了履行《天津条约》期间，普提雅廷向中方许诺的提供来复枪一万支，大炮五十门，及派遣各类军事教官的义务，但实际上却是为逼迫中国清朝政府割让整个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当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拒绝了俄方的“善意”后，伊格纳季耶夫迫于无奈，改换公使职衔于当年6月进入北京。面对伊格纳季耶夫对北京的到访，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肃顺指出：“天津条约批准事宜业已完成，军械及教官一事中方已经拒绝，新任俄国公使在京无事可做，其应尽快离京回国”。但伊格纳季耶夫辩称：“其此次前来北京的目的，是根据《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和其它诸条约解决俄中一切之问题。”[23]

面对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有关《瑷珲条约》完全无效，所签订该条约的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俄国”的声明，伊格纳季耶夫为此恐吓道：“我国与中国的边界延绵七千俄里，俄国同其它任何海上强国相比，都更容易随时对中国给予有力打击。”[24]面对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的强硬立场，伊格纳季耶夫在第一次谈判结束后，不无沮丧在给自己父亲的信中写道：“通过此次会谈让我确信，任何好的结果，在这里通过以往途径是不可能取得的。”[25]

尽管如此，伊格纳季耶夫为不负沙皇俄国侵华的厚望，在后来的历次谈判中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要求同中国划定东部和西部边界；开放中国内地的陆路通商；在蒙古、满洲和噶什噶尔设立新的领事馆；调整俄罗斯边防当局和中国边防当局间的直接联系、引渡逃犯等。”[26]伊格纳季耶夫要求根据中方完全不承认的《瑷珲条约》第一条和《天津条约》第九条之规定，将中俄两国边界定为“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游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接，依松阿察河上流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西疆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喀伦等处，由早年和约所定之地方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27]

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肃顺对伊格纳季耶夫的无理要求给予坚决驳斥，指出：“经查康熙年间，我国与贵国定界，贵国鸣炮誓天，以大兴安岭之阳为中国之地，上之阴为贵国之地，此时两国疆界之定限也。今我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贵国之困窘，已将黑龙江左岸空旷之地阔吞屯、奇吉地方借与贵国流民居止，此我大皇帝待中外之民一体同仁至意也。贵国又欲在乌苏里江、绥芬等处游行立界，此等地面乃系我国吉林之地，与贵国毫无毗连之处。”肃顺最后表示：“总之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处，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28]

在伊格纳季耶夫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就中俄东段边界进行交涉的同时，沙皇俄国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策划与指挥下，对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等地区疯狂加以实际占领。[29]面对中国清朝政府代表提出的强烈抗议，伊格纳季耶夫辩称：“乌苏里江右岸自瑷珲订立和约，谕旨准行后，已属本国，业经本国占据。”[30]

在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屡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伊格纳季耶夫不得不改变原有想法，等待时机，以便再次同中方交涉，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伊格纳季耶夫看来，“只有让英法联军对中国人给予沉重打击，提出可怕的要求；然后在俄国的建议下，英法联军降低要求，并同意和解时，中国人才将会感激他们，在慌乱之际同意俄国的一切要求。”[31]此间，沙皇俄国政府外交部指示伊格纳季耶夫在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要像普提雅廷1858年所表现的那样，竭力以“调停人”身份出现，从中牟利，并同意其暂时离开北京。[32]1860年5月，伊格纳季耶夫离开北京前往北塘，后转至上海，以便加强与英法侵略者之间的联系。8月，在英法联军大举进攻新河与军粮城，造成大沽失陷的同时，“为维护沙皇俄国的利益，在英法联军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间制造矛盾；阻止中国清朝政府与英法联军在天津谈判中达成协议；向中国人证明只有沙皇俄国可以挽救中国”，[33]伊格纳季耶夫主动赶往天津做谈判“调停人”。为利用英法联军向中国清朝政府施压，达到沙皇俄国的侵华目的，伊格纳季耶夫鼓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向其提供北京城区平面图及北塘至北京的线路图。9月，当中国清朝政府与英法联军的谈判破裂后，在英法联军占领通州，进犯北京的同时，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无奈，同意伊格纳季耶夫参先前提出的调停要求。[34]

1860年10月，当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北京城后，主持朝政的奕欣求和心切，请求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出面调停，并表示同意“与贵国之间未尽事宜，将任命大臣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此乃对双方均有益处。[35]在中国清朝政府同英法两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数天后，伊格纳季耶夫即向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提交了中俄条约草案，作为谈判基础。尽管中国清朝政府代表明知其提出的条件苛刻，但对俄方的要求未提出异议。11月14日，在咸丰皇帝谕准之下，奕欣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36]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确认了中国清朝政府以往拒绝承认的《瑷珲条约》效力，同时也承认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领土的彻底占领。《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为沙皇俄国进一步侵占中国西部地区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正是以《中俄北京条约》为基础，沙皇俄国在1864和1881年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等侵占中国西北地区近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37]

二 中俄两国对沙俄侵华历史与领土与边界问题的不同认识

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我们并不否认俄罗斯历史学界友人经常称道的，中俄两国400年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自近代以来沙皇俄国政府利用中国清朝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从中坐收渔利的事实。他们以“调停人”的身份穿梭与交战双方，获得西方列强梦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各种利益。这就是大量俄国著作中所提的“俄国外交的胜利”！无庸讳言，沙皇俄国在近代的对华政策，就是一个侵略的政策，一个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政策。

俄罗斯俄中关系史学界对俄中关系的历史沿革，长期以来一直给予极大关注，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相继出版了一批专题著作。[38]一些著作对沙俄的侵略行径大肆颂扬，将哥萨克武装分子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骚扰，辩称为“开发”与“探险”。[39]另外，一些著作否认中俄两国通过谈判，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的平等性，认为沙皇俄国政府是在中国清朝政府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而且条约签订期间中俄双方对当时的地理概念并不十分清楚。[40]正是以该理论为依据，有相当一部分著作认为，沙皇俄国政府在19世纪中叶后，以武力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让领土条约，是俄国收回失地的平等条约。[41]但我们同样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沙皇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中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是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42]

二十世纪60年代末，因国家利益的冲突、意思形态的分歧，导致中苏国家关系恶化。此间，根据苏共中央关于重新撰写中俄关系史的一系列具体指示，[43]苏联历史学界在短时间内出版、发表了大量中俄关系史的著作与文章。这些著作的目的就是不承认沙皇俄国对中国进行的领土侵略；中俄两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领土问题，相反中国方面提出的领土和边界问题是中国“大汉族民族主义”思想的膨胀。[44]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史学界当年形成的这些观点直至今日在俄罗斯国内仍还具有广泛影响，那就是“《尼布楚条约》是在中国清朝政府武力威胁下签订的”；该条约“迫使俄罗斯使团将属于俄罗斯40余年的黑龙江中下游部分，左岸支流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割让给了中国”[45]；“《瑷珲条约》的签订对俄罗斯与中国清政府调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它阻止了在东部地区出现边境冲突的可能性，使得俄罗斯外交在后来与中国清朝政府的谈判中能够依照《瑷珲条约》的条款行事。”[46]《北京条约》的签订是俄中两国向确立准确与长久边界迈向的一大步，结束了两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就阿穆尔地区和未划定土地的争论。[47]

尽管俄罗斯历史学界在当代研究成果中，已不像中苏关系恶化期间公开否定《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对中国的侵略性质，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理念就是：因为《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的，俄国失去了既有的领土，所以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划定的边界，收复的“失地”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也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导致部分俄罗斯民众对谈及沙俄侵华的言语是极其反感，也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俄罗斯历史学界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自16世纪以来俄国对西伯利亚汗国的武力征服；没有哥萨克武装分向黑龙江流域的进犯，中俄两国还会因边界问题在此间发生武装冲突？还有可能签订两国间的《尼布楚条约》？至于《尼布楚条约》签订期间，中国清朝政府军队兵力总数大于沙皇俄国军队数量的问题，对中国学者而言，并不是一个难于理解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大批军队前往尼布楚的目的，既是为了讨伐外敌的入侵，同时并愿意就双方争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时至今日，俄罗斯历史学界的某些学者继续坚持以毛泽东1964年提出的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中国对俄罗斯有领土要求的重要根据，其实早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就曾有大量研究。[48]尽管某些论著的资料并不完整，研究不具有一定的规模，且论述带有一定的偏激色彩，但可以证明这样一个起码的事实，即中国研究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绝非仅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实际行动使中国共产党人深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间不可能发生领土问题的争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即使发生争论，也可以用相互让步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从解放以前到五十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往往不提或者很少提到沙皇俄国曾经大量掠夺中国领土的不愉快的关系。”[49]“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对中俄关系坚持上述看法，首先是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理想化了，其次是出于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尊重。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在伟大十月革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苏联的存在曾经是对他们的莫大鼓舞。他们曾经真诚的相信，紧靠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邻邦，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极为有力的条件。他们愿意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因而乐于忘记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时代由两国反动统治者造成的侵略和被侵略的不愉快的关系。”[50]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只出版了两部中俄、中苏关系的著作，而且都是以宣传中苏友好为主题的。[51]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的原则斗争公开爆发，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中还有一个新的领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来趁火打劫、侵略中国的历史。”[52] 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开始着手进行中俄关系与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工作。

为配合1964年中苏两国有关边界问题谈判的进行，自1963年起，以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主建立起对外称为“中国近代史讨论会”的学术机构，按照中国外交部对苏谈判的需要，[53]研究中俄关系的历史，特别是搜集、整理、分析涉及中俄边界历史的资料。[54]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1972年，中国国务院出版口召开了编写沙俄侵华史座谈会，并为此专门下发了（国发1973年21号）文件，要求组织编写沙俄侵华史。截至到1978年9月，中国“建立了几个研究机构，出版专门著作多种，翻译出版了一批外文资料，发表了100多篇论文。[55]同时，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兰州大学发起组织的，有103位代表参加的中俄关系史学科讨论会于1978年9月在兰州召开。这也是中国中俄关系史学科有史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在兰州会议的推动下，中国制定了中俄关系史研究规划草案，并集中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力量，“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民族法权等基础理论和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尽快在规定年限内写出一系列著作。”[56]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相继出版的一批有关沙俄侵华的著作，并翻译了大量俄文版的沙皇俄国侵华历史资料。[57]

今天，当我们冷静地分析当年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不免会发现某些著作确实带有时代的“烙印”，所突出的仅仅是沙俄侵华，而回避了中俄两国间的其它正常关系。有的著作甚至将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片面地理解为沙皇俄国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侵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论着对中俄边界的形成历史阐述是有理有据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使用了大量中方原始资料，同时还征引了苏方回避使用的大量俄文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

毛泽东1964年与日本友人的谈话，是表示中国要收回被沙皇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显然不是！他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由于1964年2月中苏两国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毛泽东所指的那些被割占的领土，是针对谈判方针与策略而言，即中苏两国在边界问题谈判中，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的中苏边界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

应当指出，中俄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长期以来一直是确定两国边界走向的基本法律原则，同时也得到了历届中国政府的认可。尽管这些条约签订在19世纪，且对中国而言，具有极强的不平等性质，但“病入膏肓”的中国清朝清政府直至被推翻前，也只能按照当时的国际行为准则行事，遵守那些条约。辛亥革命胜利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提出废除这些条约。至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主要是指废除“二十一条”，废除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实行关税自主。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宣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里所指的是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条约和协议，并不包括中国清朝政府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议。[58]同时，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中苏论战，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前提下，毛泽东当年谈话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处于僵局的政治斗争寻找到一个突破口。

对中国民众而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的确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如何全面理解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俄国工农政府发布三次废除沙皇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宣言，确实是一个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作为革命领袖列宁所倡导的“民族平等”原则，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中俄两国间的确废除了不包括涉及领土以外的如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不平等贸易权、秘密协议、租界协议等所有不平等条约。但上述涉及领土问题的条约，虽然其中某些部分包含所指的不平等权益，但原则上还是中俄两国间的边界条约。

苏维埃俄国工农政府三次对华宣言版本的不同，许多专家已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论证，[59]但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就是宣言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中俄两国间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60]是列宁处于当时革命的形势和苏维埃工农政府的艰难处境，希望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外交战略上“创造”性地宣布了上述原则，还是我们对苏俄三次对华宣言内容的理解确实有误？

1924年5月中苏恢复邦交时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议》，虽然明确指出废除前沙皇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的一切条约、协议等项，概为无效，但前提是这些条约妨碍中国政府主权及其利益的。[61]苏俄政府三次对华宣言内容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此间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这一点恰好体现在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议》的内容上。这也正是为何在进行的中苏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加拉罕始终坚持维持以往的领土与边界走向，且被中方认为是不平等条约立场。如果1928年前后的“中东路事件”不发生，苏联政府不单方面在1929年7月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不在其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中苏之间还会就领土问题达成现实协议幺？显然不可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连革命导师列宁也一直认为沙皇俄国通过1860年《北京条约》逼迫中国清朝政府割让的乌苏里江南岸地区，同样是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领土。[62]总之，无论是在列宁的时代，还是对今天的俄罗斯来讲，是不可能放弃现有的领土和边界的。因此对中国民众而言，潜意识中希望收回被沙皇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同样是不现实的。

俄罗斯某些学者直到今天仍对中国教科书中所谈及的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高谈阔论”，并将其引证为“中国政府煽动民族情绪，计划在适当时间收回上述领土”的论断同样是自欺其人，是在挑拨一场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民族冲突。更有甚者，某些对中俄关系历史沿革缺乏研究和了解的中国学者，为了所谓的中俄友好，竟然在不同场合呼吁，在教科书中删除这段历史。

我们主张中俄两国世代友好，但我们反对篡改和回避中俄关系的历史！以史为鉴，不仅对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有益，更对中俄两国人民相互尊重与理解有利！

中俄两国学者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两国边界的历史形成，以及沙皇俄国在近代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活动研究，虽然都占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但在认识上存在巨大差异，而历史客观事实只有一个。中俄关系史表面上看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其深层次内涵所反映的更是一个民族利益问题，关系到双方能否正视历史，面对现实。

当前，尽管中俄边界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两国业已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但历史上的领土问题在两国民众中留下的“阴影”是不应当忽视的。

事实如此，在2004年10月中俄两国政府高屋建瓴，成功解决额尔古纳河上游阿巴该图洲渚及黑龙江中游黑瞎子岛两个地段的边界问题后，俄罗斯国内抗议将俄罗斯领土让给中国的集会不断；而中国国内具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同样指责本国政府将领土让给了俄罗斯。但我们似乎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成功解决中俄国间最复杂而敏感的边界问题，为两国各领域关系的全面发展，消除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三“中国威胁论”论与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开放政策的理解

在当代中俄关系中，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公民 “非法”进入俄罗斯问题已成为两国政界、学术界及民众所关注的话题，以至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4年9月访问俄罗斯时，被俄罗斯新闻媒体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俄两国结束了过去那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且伴随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贸易的增长，人员的交往增多，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中国领导人不回避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无序的现象，这是需要加以纠正的。中国领导人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中国领导人希望俄罗斯方面“对中方不法分子的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对从事合法经营的中国商人应予以保护。”[63]

同样如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学术界更为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因此对俄罗斯国内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移民论”虽然早有耳闻，或亲身感受，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64]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鼓励国人外出经商、打工。这里所指的“外出”，不仅涵盖了中国公民在本土的人员流动，同样也包括他们通过合法渠道出境，从事各种合法的商业经营活动。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

但对俄罗斯方面来讲，情况大相径庭。尽管此间中俄两国间边界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俄罗斯方面对大量华人涌入俄罗斯感到莫大的担心。不可否认，大量中国商贩进入俄罗斯会给俄罗斯政府的管理增加负担，但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某些政治家、学者头脑中的“中俄两国的跨国婚姻在历经数代后，会同化俄罗斯人口”；“中国会通过这种民间移民方式对俄罗斯进行人口侵略”：“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庞大人口侵略计划”的思想在作祟。某些似乎是学术研究成果的论证已经超出一般意义，毫不夸张地说，是在煽动一个民族仇视另一个民族。因此“黄祸论”在出现一百年后的今天，被某些俄罗斯政治家、学者再次又从“垃圾箱”里捡了回来。[65]

回顾中俄关系发展的近400年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两国民间贸易及人员的交往与流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仅就近代而言，在沙皇俄国实际占领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流域南岸以后，大量的中国当地居民，包括季节性商人仍滞留在这些地区。他们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茶叶贸易、边境地区互市贸易的发展，加上中国劳工的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至少有20万人以上中国人居住和生活在俄罗斯。[66]因此也就出现了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游击队”、“中国营”、“中国团”。[67]甚至革命导师列宁的随身卫队居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籍士兵。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当年旅俄的华人的数量并不比目前的少，但对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和国家安全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相反中俄民众却结下了深情厚意。究竟是前俄苏政府中国公民管理有方，[68]还是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中国人的威胁问题？！

根据20世纪初俄罗斯地方当局的某些秘密调查报告来看：“在滨海省的外国人中，中国人与朝鲜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中国人经商者居多，而且带有季节性，他们不愿意把得到的利润在当地投资，相反带回中国去。朝鲜人，主要已种植蔬菜为主，愿意将所得利润用于家当的购置，并在当地稳定的生活。”[69]

历史在100年后同样重演，当前在俄罗斯经商的绝大多数华人同样抱着100年前心态，再次来到了俄罗斯。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民众通过合法渠道增加经济效益，提高生活水平，且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境外；其次，在俄罗斯处于经济转型的10余年间，对轻工产品过剩的中国的来说，确有无限商机。俄罗斯某些专家、学者关于中国移民（商人）数量的统计存在极大的偏差性，大量的重复计算不具有科学性。[70]从目前的情况看，大量中国商人是通过正常的合法渠道前往俄罗斯，且在一年内多次往返中俄两国的人数占相当大的比例。

从当前旅俄华人成分的构成上看，其绝大多数是合法经营的商人或小贩，但确有国内的刑事犯罪分子和极少部分在俄罗斯境内因穷困潦倒，而演变为黑社会势力的成员。尽管中俄双方根据两国政府业已签订的《相互遣返刑事犯罪分子协议》采取数次措施，对中国黑社会人员进行打击，但其力度还相差很远。[71]特别是中国合法商人在俄罗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遭受不法侵害后，缺乏畅通渠道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或国内转达上述信息的客观事实，造成许多旅俄华商对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频频抱怨。[72]由于中俄两国贸易的特殊性，及俄罗斯“灰色清”[73]体系的切实存在，导致中国合法商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被中国新闻媒体曝光的，俄罗斯警察当局无理扣押莫斯科“艾米拉”中国市场四千余万美金中国货物事件，[74]仅是旅俄华商在俄境内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一个缩影，而大量造成旅俄华人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各案不仅中国公众有所不知，就连俄罗斯民众也对此也是知之甚少。大量的旅俄华商在面对如此不公平、不人道的待遇后，也只能忍气吞声。

部分旅俄华人在俄罗斯非法居留的问题，应当说是中俄两国政府希望解决，但又长期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首先，作为中国来讲，没有一个合理有效的机制调整中国商人前往俄罗斯从事民间商业行为，迫使相当数量的中国公民不得通过旅游渠道，采取非法手段前往俄罗斯。因此，中国合法与非法的旅俄商人在俄罗斯所从事的商务活动根本得不到任何的法律保护。相当数量的旅俄华商在俄罗斯经营期间,几乎没有未被敲诈、勒索过；有的甚至是刚刚享受发财的喜悦，却又亡命他乡。[75]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同样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管理前来俄罗斯经商的中国人、包括其它国家滞留在俄罗斯的从事商务活动人员。政策的不稳定，导致管理部门反复调整；部分俄罗斯警察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对中国经商人员敲诈勒索，甚至勾结当地黑社会人员对中国人进行百般恐吓。旅俄华人在俄罗斯的人权水平不敢和发达国家相比，就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商人相比还相差甚远。[76]这难道是中俄人民的友好吗？难怪绝大多数旅俄华商对俄罗斯怨声载道，但迫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又不得不重返俄罗斯。

俄罗斯某些政治家、学者不从真正关系到中俄两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切实利益为出发，片面强调和夸大中国“移民”给俄罗斯带来负面影响；不强调旅俄华商在俄罗斯经济转型期间为俄罗斯普通百姓生活的丰富所作的贡献，呼吁俄罗斯社会关注在俄罗斯处于弱势的华人群体；反而对旅俄华商的活动横加指责。特别是某些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汉学家，片面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认为中国“移民”的背后，不可能没有政府的支持。但事实恰好相反，中国将在未来20年，甚至更远的时间里，将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自己的重要目标。[77]因此某些政治家、学者的危言耸听，应当说只能有害于两国的业已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某些著名汉学家，我们尊敬的前辈，我们理解，50年代您在中国学习过汉语，60年代您参加了十余年的“中苏论战”。而这一切，对阁下学术观点的形成，不能不说产生过重要影响；对阁下的心灵，不能不说产生过严重的创伤。可时代变了。文化全球化，我们且不敢苟同，但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今天的中国也已经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您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去正确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理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您评价为资本主义；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却在美国的参与操纵下，变成了今天自由主义。您预测邓小平时代过去后的中国将会天下大乱，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稳步向前发展；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您不是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棘手问题，就是高谈中国移民对俄罗斯社会的种种威胁。浏览一下您几十年来的科研成果，您不觉得自己学习了一辈子汉语的悲哀？中国贫穷、落后时，您批评中国；中国富强、进步时，您还批评中国。这就是您当年学习汉语的目的和动机?!

您几本有关中国移民问题的专著似乎是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论证旅俄华人结构群体，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您为何不详细介绍一下中国人在俄罗斯遭受某些警察、黑社会的敲诈勒索；为何不去正面，哪怕是客观评价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经济转型期间为俄罗斯社会经济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在您的学术报告中到处可见在俄罗斯的“唐人街”，您为何就不说北京的“雅宝路”，绥芬河的“青云”市场也是俄罗斯在中国的“唐人街”；您为何不向俄罗斯民众介绍一下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俄罗斯在华留学生提供的良好学习条件和生存环境，以及每月的150美金的生活费。您要知道，150美金虽然相当于于中国工薪阶层的每月平均工资，但在中国还有几千万下岗职工和更多还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农民。150美金对您而言似乎不是很多，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低于您这样世界知名教授的月基本工资。您为何不介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过着奢华的生活，以及中国人民对俄罗斯客人的友好感情,包括中国警察对俄罗斯商人在华的礼遇。

您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待旅俄华人；您用美式的利己主义对待传统中国人民的胸怀；您用典型的实用主义对待对俄罗斯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承诺；您用嫉妒和不信任的心理去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尽管我们没有理由说这种思想在俄罗斯社会占有主导地位，但这种思想在俄罗斯的主流社会的确实相当存在。

对今天的中国，您已经不了解或不愿意理解，因为您每次的中国学术之行，都被友好的中国同行视为上宾，各地的发言无时无刻不对中国进行挑剔、指责。

令人悲哀的是，某些中国同行倒是很喜欢您这位汉学大家的“高谈阔论”，甚至不惜花大价钱为您请吃、请喝，而不是把您介绍到中国民众中间体验一下他们的“小康”生活；去感受一下北京任何一个公园内，您同龄人退休后的幸福生活。您的所作所为不仅让中国人民感到难以理解，也让绝大多数正直的俄罗斯学者替您感到羞愧。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政界、学术界所发出的不仅仅是“中国威胁论”、“中国移民论”的

“杂音”，还有一种更进步友好的音乐在为中俄关系的友好发展、为两国人民的交流与理解弹奏着。那就是客观地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78]主张国家间加强对话、理解与合作；[79]介绍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80]

我们更注意到，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虽然“中国威胁论”、“中国移民论”在俄罗斯还有相当的市场，但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应当说是积极和值得肯定的。俄罗斯内务部联邦移民局长契尔年科在2002年6月13日指出：“来俄罗斯的中国人不会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中国人移居俄罗斯远东地区会造成该地区人口失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契尔年科强调：“最近5年，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没有增加。来俄罗斯的中国人少于来自独联体国家没有签证的移民。中国人在俄罗斯通过各种办法寻求发展，有的人和俄罗斯公民结婚，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81] 在中俄建交55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管外事副主任普里霍季科指出：最近，我们对中国的报道特别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2004年我们将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对邻国的兴趣很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大。有充分的理由推断，21世纪中期，中国将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在考虑本世纪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选择是肯定的，就是发展全面的规模宏大的合作。俄罗斯做出的也是这样的选择。”

普里霍季科承认，俄罗斯国内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就对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形成共识，原因当然不只是因为俄罗斯的媒体不时地议论中国对俄罗斯军事和经济安全的必然“威胁”。其实，这只是因为俄罗斯对现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情况之知甚少，当然这在更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历史偏见造成的。普里霍季科认为，同中国关系中的确存在问题，对于利益经常交叉的大的邻邦来说，这并不奇怪。俄罗斯当然不能闭眼不看妨碍同中国合作全面发展的小摩擦和障碍。相反，对于这些问题应当认真加以分析并设法克服。只要相互之间有了高度信任和互谅，就能坦率而平静地讨论各种问题，哪怕是最敏感的问题，消除不理解，找到妥协方案。普里霍季科强调,“不能说俄中关系中已经不存在移民引发的问题，但也不应当像俄罗斯媒体那样夸大这一问题。据相当可靠的资料，常住俄罗斯的中国公民，总数不会超过15万至20万。俄罗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更低，仅为3.5万。没有根据说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公民到俄罗斯，更不用说非法进入了。加强俄中关系的社会基础，促进人员往来，发展旅游业、地区间和边境联系，加强社会人文领域以及文化、科学和两国媒体之间的协作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将以这种方式为消除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做出贡献。[82]以上两位俄罗斯官方代表的言论，应当说是对当前中俄关系现状及其问题的最好回答。

正如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对俄罗斯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因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的目标、途径、手段和结果都是和平。中国确定了和平发展的重大国策。中国绝不靠对外扩张实现国家富强，将来强大了，也不搞扩张，不会对任何国家，包括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中国的发展需要与各国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这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最大邻邦——俄罗斯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良机，可以带动俄罗斯的发展。俄罗斯是中国的邻国，比其它国家享有更优越的机会。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中国发展了，将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有利于俄罗斯实现发展振兴所需的和平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中国认为，俄罗斯的发展对中国也是重要机遇。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发展、稳定、繁荣、强大的俄罗斯，这对中国有利，对中俄关系有利，对世界也有利。”[83]

刘古昌强调：中俄人员往来，包括常驻对方从事商务活动的人员，对于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了解、活跃经济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确有部分中国公民在俄经商非法滞留，也有少数人员以俄为跳板向西方偷渡。中国政府对解决这类问题非常重视，同俄方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两国外交部定期举行领事磋商，去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明确提出要成立联合工作组解决移民问题。现双方已交换了建立工作组议定书的文本，相信双方将尽快商谈，达成协议。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公民在俄非法滞留的数量已逐年减少。随着双方合作的开展，这个问题会逐步妥善解决。那些宣传中国对俄进行“人口扩张”的人，只要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就会得出公正和符合实际的结论。

没有交流，何谈理解；没有理解，如何合作；没有合作，更岂能寄希望于相互信任和增进友谊？！中俄经贸合作整体水平进展迟缓的原因与其说是双方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双方的信任和理解问题。我们同时高兴的看到，一些俄罗斯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如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巴日杨诺夫教授认为的那样：“俄罗斯国内没有必要空谈这个（——“中国威胁论”、“中国移民论”）问题。从理论上讲，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个问题客观上是存在的，但早在20世纪初俄罗斯学多政治家、学者就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是最大的威胁，但实际情况呢？威胁没有从中国来，敌人却是从西方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俄罗斯某些政治家、学者继续空谈这个问题的结果只能是损害当前的俄中关系。相反，俄罗斯的企业应当积极参与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更符合俄罗斯的利益。”[84]

四 中俄经贸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中俄两国政治关系，好与经贸关系”。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被人们所能接受的普遍规律通常是，两国经贸关系好于政治关系，甚至在某个历史时期经贸关系会促进政治关系的发展与加强。中韩、中日，甚至中美关系就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却极为独特，有时甚至不仅让某些专家学者感到无法理解，也令许多国人感到担忧。“要知道，我们是在建设一幢没有良好经济基础的高楼大厦”。困惑之余，我们不难发现，中俄政治关系好与经贸关系是有其特殊性的。作为中俄两大邻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能否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这同样能为更好的发展双方经贸合作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但长期以来，中俄经贸合作的结果却始终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目标，徘徊在百亿美元左右。即使是目前令双方称道的15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但仍比10年前俄罗斯对外经济贸易部长达维多夫的预测的，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00亿美元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委，这与中俄两国全面发展、具有各自特色的市场经济有着紧密联系。

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苏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自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间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技术合作，如苏联向中国援建156项工程；向中国出口大量成套设备、电力设备、机械制造设备都是促使中苏贸易在50年代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必要保证。[85]应当说，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垄断下的必然结果。

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俄经贸合作出现过两次高峰，即199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76.8亿美元；1997年双边贸易额为61.2亿美元。[86]但分析两次贸易高峰的出现，不能不说第一次高峰是因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处于调整重组阶段，国内商品十分短缺；加之中国对易货贸易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此间的贸易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而第二次下降的高峰与中国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不无直接关系。分析此间中俄贸易的商品结构，中方向俄方出口的主要商品仍以服装、鞋类、食品等传统大宗商品为主。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钢材、肥料、石油及成品油、化工品、原木、纸浆、冻鱼等，机电产品等。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单一，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尚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双边贸易向更高层次和水平发展。如果说，此间中俄两国在边境贸易、劳务输出、农业种植合作、建筑领域合作的发展与扩大，且双方原则上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根本原因，是由于两国商品存在巨的大利润空间。同时，进出口的相关商品基本符合双方的市场需求。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影响中俄贸易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全形成，所有商品的价格一律同国际接轨，导致商品的价格明显攀涨，甚至有相当数量商品的价格远远高于中国本土生产价格，或从其它国家的进口价格，也使中国企业无利可图。再者，由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压力，其一般原材料及战略原料的出口受到明显限制，无法满足中方的需要。因此，俄罗斯当前除向中国出售军火、核电设施以及国人前一段时间议论纷纷的石油等外，[87]几乎没有更好的商品向中国出口。仅以俄罗斯的轻工与家电产品为例，这些产品在中国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如果在90年代初期，还能够从俄罗斯进口“大洋”冰箱、电熨斗、电动剃须刀等俄罗斯传统出口产品，而目前这些商品已经被中国引进日本等其它国家生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所取代。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经济建设的平稳、高速发展，完全具备了面向俄罗斯市场开放的能力和资金。但当前，除个别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建立了合资企业外，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愿意向俄罗斯投资，原因是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与10年前相比没有大的改善。俄罗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极大限制了中国企业，包括本国企业的发展。这些税收政策，已经让许多对俄罗斯经济充满期望的中国企业赔的“血本无归”。

中俄双方的投资合作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截止2003年初，在俄罗斯境内共有经中国商务部批准的中资企业482家，这些企业的双边投资总额为3.25亿美元，而中方的投资仅为2.07亿美元。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贸易、微电子技术、通信、制衣、家电组装、公共饮食、木材加工、农业等领域；而在中国境内注册、有俄罗斯资本参与的企业共计1413家，俄罗斯在中国的累计投资额为3.032亿美元。俄罗斯投资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核电、汽车和农机组装、化工、建筑等领域。[88]这一切极大地制约了中俄经贸在未来的发展。

另外，中俄两国在经济共同经营、项目合作开发方面同样面临如此问题。10余年来，中俄两国经济专家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制定了种种构想；对中俄劳务合作潜力、前景及战略研究真可谓用尽脑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研究文章至少足有几百篇。[89]但中国的绥芬河市、特别市吉林省的珲春市在中方投入了大量资金后，结果却是一座空城，没有俄罗斯的企业前来投资。

应当说，中俄贸易以及科技合作多半是在中方的一厢情愿下进行的。因此，让我们不能不回想起当年的“沿江开放、沿边开放”政策是如何遭到俄罗斯方面的冷遇。仅以中俄经贸合作的“桥头堡”黑龙江省为例，不仅传统口岸黑河、绥芬河恢复了以往的喧闹，甚至连任何一个边境市县均设有口岸。饶河、虎林、东宁、密山、鸡东、嘉荫、同江等市县，有条件的架大桥，没有条件的架浮桥。中俄边境口岸进行的似乎不是国家间的贸易，到有几分“抢货”的味道。

当年为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虎林县的吉祥－马尔科沃口岸竟然出现了运送上百台，今天在国内很少看到了的“达弗利亚”轿车的壮观场面。所有过境人员必须人手一辆该轿车，否则不许过关。假如您过了中俄边境上仅十几米宽的松阿察河，如果是俄罗斯商人，不参加当地举办的经贸洽谈会，还是不允许过关。

如果中国的某些地方当局和某些企业对俄罗斯方面在经贸合作问题上还有什么怨言的话，我们是否也应当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有多少中俄经贸洽谈会的成果是真实可信的；又有多少贸易成交额在合同签字后，竟然被俄罗斯朋友在离开中国时抛弃在宾馆的床边。“一厢情愿主义”、“形式主义”、“假、大、空”让多少中国边贸公司倒闭；让多少中国银行的资金变成了“坏帐”。而某些地方主管领导所能参与的，除了出访俄罗斯，再就是为口岸的开通剪彩，以此“繁荣”地方经济。

俄罗斯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初，很难理解中国人到底要干什么，到了中国除了吃喝，就是领导接见。当他们真正明白了中国人的用意后，不仅物资价格开始攀涨，而且在数个中国公司之间进行周旋，且经常“壹女多嫁”。俄罗斯地方行政当局的某些领导，不仅不能够正确理解中俄合作为俄罗斯方面带来的利益，相反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狂热煽动“中国威胁论”，中国在掠夺俄罗斯的资源。

中俄经贸往来与合作要想真正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目标，这不仅是中国方面事情，同样也是俄罗斯方面的事情。只要彼此双方摈弃思想中的对立情绪，真诚合作、共同发展，避免经常发生在莫斯科、远东和其它地区旨在侵害旅俄华商的事件；真正从两国传统友谊角度出发，相信中俄经贸合作迟早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尽管我们需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间。

中俄经贸关系近几年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连续四年有较大幅度增长。2003年双方贸易额终于达到了157亿美元，但存在的问题还是10余年来双方经济学家、政治家所重复的问题：1、双方贸易结构比较单一，以初级产品为主，高新技术、附加值高的产品所占比重不高；2、双方缺少大规模投资合作项目。

中俄经贸合作仅凭中方的良好愿望是不够的。如果俄罗斯方面某些政治家、经济学家不改变中国掠夺俄罗斯资源；中国的强大对俄罗斯必将构成安全威胁的立场和观点，且俄罗斯国内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投资商工作与生存环境，我们有理由担心中俄双方领导人确定的在2010年前实现双边贸易额翻三番，达到600亿美元水平和双边贸易结构的完善的美好愿望；更有理由怀疑中国方面在未来15年内对俄罗斯经济投资120亿美元的计划，[90]即使完成了这个宏伟的计划，它也会像由中国政府投资的莫斯科“中俄友谊”商城、“天客隆”一样“道貌岸然”。

我们并无惊奇地发现，近年来中俄经贸关系，乃至政治和军事关系一直被俄罗斯的一个“怪圈”所笼罩，那就是中方坚持主张中俄友好；俄方就有人认为是中国面对美国的压力，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有求于俄罗斯，且迫不得已向其表示友好姿态。中方经济学家建议在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双方共同开发、利用各种资源，促进优势互补；俄方就有人认为是中国觊觎俄罗斯的远东，企图在俄罗斯国力减弱时窃为己有。中方积极强调中俄两国应积极加强军事合作，保卫各自国家安全；俄罗斯就有人担心如此数量的武器出售给中国，会给其安全带来麻烦。最后的结果是中方的某些官员、学者却迎合俄罗斯的倡议，开始筹建俄、印、中三角关系，并美其名曰为联合抵制美国的霸权。[91]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石还未稳固，

却忙起未来20年根本不着边际事情。

我们呼吁，首先处理好中俄两国之间自己的事情，然后在此基础上，尽最大努力为人类的发展与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五 中国人民的俄罗斯情节

在我们与俄罗斯学界、政界朋友交流时，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如何之大。但我们的俄罗斯朋友，您是否也应该很自信地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自20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呢？！这也是许多俄罗斯人所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为什么中国政界、学术界在不同地点、场合无数次呼吁和倡导中俄两国应加强理解、增进信任的历史渊源。

自1897年“东省铁路”[92]开工建设以来，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有大批俄罗斯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工作和生活在中国，其数量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为40余万人。仅以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为例，由于该市地处铁路枢纽位置，云集了俄罗斯社会各方面人才，因而它“在两个伟大的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相互丰富和互相影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93]客观评价此间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活动，在我们强调其损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同时，不可否认其对中国东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俄两国人民在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俄罗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过去，甚至在今天已经渗入到现代人的文化生活。哈尔滨市区目前不仅仍保留着绝对数量的俄罗斯建筑，而且当地的民俗、文化时刻体现着俄罗斯的气息。不仅“圣索菲娅”教堂屹立在该市中心，就连传统的俄罗斯“列巴”、红肠也令当地居民排队购买。更让许多俄罗斯朋友们所无法想象的是，哈尔滨市使用多年，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奋斗路”，不久前也已更名为“果戈里”大街。哈尔滨市的另一重要景观，江滨沿岸大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名为斯大林公园，尽管有部分中国青年学者提出改换这个名称[94]，虽然还不知道这个名称将来是否更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至少证明了一段暂短而难忘的中苏友谊史。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活力，让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20世纪二三时年代，正是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一大批苏俄文学的经典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斯陀耶夫斯基对受过文化教育的中国人来讲，的确耳熟能详，而且部分经典著作直到今天，仍是中国中学和高校的必修教材。

同样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95]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不仅把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解放出来，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总结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同时，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人民在哪个历史时，期能像今天这样如此发展经济，生活在祥和的气氛之中；又有何朝何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在国际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还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了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希望，来到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求学问知。仅1923年至1924年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的中国学生就有100余人，[96]他们接受着苏俄的先进文化和进步思想，且其中大部分留苏学子不仅在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革命事业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还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新中国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这种影响不是能用几句话所能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震撼是空前的。

中国大革命时期，为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为了发展世界革命，苏联在不同年份向中国派遣了大批顾问和专家。[97]尽管我们今天可以对中国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斯大林所犯的指挥性错误提出任何批评，但有一点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苏联的参与和支持，推进了中国的革命进程，也让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的失败和教训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伟大的苏联那样，无论在道义上，还是物资上援助过中国。在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后，苏联就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的近两亿美元的军事贷款，[98]“七七”爆发事变后，苏联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法律基础，加大了对中国的各项援助力度，大批苏联军事顾问直接参与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仅1939年至1942年间，苏联在华军事顾问的数量高达五千多人，[99]在阿拉木图－哈密交通线上昼夜行进着五千量载重卡车，向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运送着急需的军用物资。[100]一批苏联飞行自愿者牺牲在中国的领空，他们的名字不仅镌刻在武汉苏联飞行志愿队烈士陵园中高达8米的纪念碑上，也应该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101]

1945年8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虽然是以中国牺牲外蒙古的宗主权为代价，换得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但毕竟是苏联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束了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102]推翻了“日伪”政权对中国东北地区长达14年殖民统治。1949年10月2日，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率先承认襁褓中的新中国政权，继而于1950年2月14日与新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该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对中苏双方而言，不仅是一个军事同盟，更是一个政治同盟。该同盟不仅为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东山再起，以及日本或其它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之相勾结的国家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侵略，更是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友好与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客观评价20世纪50年的苏联对华政策，虽然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还有大国主义，利己主义的倾向与色彩，但不能否定苏联对华政策的积极意义。苏联无论从革命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虑，显然希望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而这种愿望确实加强了中苏两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科技合作，促进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50年代的中苏友谊史，令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至今所难忘，也使许多俄罗斯民众所常常提及。正是有了中苏友好大的历史背景和前提，近一万名[103]中国青年学子在苏联高等院校学习文化知识，以此报效祖国，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有156个工业项目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工建设。正是有了中苏之间的伟大友谊，苏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派遣了超出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大批专家[104]。正如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薄一波等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记录的那样，苏联人民在50年代对中国的援助是真诚的；正是有了苏联的技术援助，才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自己的汽车、飞机和坦克的历史。苏联在20世界50年代对华的经济援助的不仅帮助中国提前实现了工业化改造，更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中苏两国在后来的时间里，因意识形态的分歧，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因国家利益的不同，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思想的指导下，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的推动下，中苏关系得以在1989年实现正常化，才使中苏两国人民在相互联系隔绝近20余年后，有机会重新走到一起。但中苏关系的历史，给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留下的教训实在是太深，留下的遗憾又实在是太多。正是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俄罗斯方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推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解体进程后，又逼迫其按照西方的理念、意思形态行事的同时，迫使俄罗斯政府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强调与中国友好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中俄两国也正是从此坚持了社会制度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不应当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的原则。中俄双方应在彼此尊重主权，领土完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105]这也就是中俄关系为何能自1992年12月以来，从“互视友好国家关系”，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到目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在我们谈到以上国家关系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最朴素的民间关系。关于中俄两国民间的友谊，我们至少可以追述到中国清朝期间的北京俄罗斯馆，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俄罗斯人就有与中国人有过通婚的情况。仅以当年的旅俄华工为例，他们的后代有多少不是流淌着中俄血液，就连蒋经国的夫人居然也是俄罗斯人。中国又有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苏俄没有过联系，有的甚至是亲缘关系。我们所知道的李立三、师哲、稽直等等。他们的后代，有的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默默无闻的奉献着；有的至今还在俄罗斯为中俄文化的交流，为中国哲学和中国精神文明的传播著书立说。

近年来，俄罗斯社会连续不断出现的人质事件、恐怖事件时刻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别斯兰”人质事件爆发后，无论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向俄罗斯人民表达了亲切的慰问。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的网站上又有多少中国普通百姓表达了对受害者的慰问和对恐怖分子的声讨；又有多少中国人民表示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向受害者捐助[106]。中国政府甚至还派遣专机直接运送一千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和十万美元的现金到事发地，并邀请受伤儿童到中国治疗。

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俄罗斯主流媒体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问候并未及时报道，只是在著名汉学家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向俄罗斯外交部提出，中国政府不可能没有慰问的质疑后，俄罗斯方面才开始做出正面的报道。难道这就是俄罗斯的新闻自由？！

400年的中俄关系史造成中俄两国的恩怨太多，也促成两国人民的友谊太深！

我们高兴的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4年10月访华前的郑重表态：我们和中国朋友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协商的。这同时也要求我们应当了解俄罗斯，理解俄罗斯。

扩大交流，增进理解，对中俄关系来讲，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中国人的俄罗斯情节！也是某些著名知名汉学家和政客所不能理解和很难理解的中国人民的情谊！

六 简短结论

通过对中俄关系近400年经验教训，以及所存在问题的并不完整的梳理，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中俄关系史中充满各种恩恩怨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俄关系定会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的更好。找出问题并不是要破坏中俄关系，相反我们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主张中俄友好，这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现实的需要！

中国与俄罗斯应该做永远的朋友，还是潜在的敌人，这原本是不应该提出的问题。但在中俄关系稳固向前发展的今天，面对中俄两国民众的情绪，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从历史上看，中俄两国人民只有作为朋友，才能保证两国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从地缘的因素来看，中俄两国的相邻着4300公里的漫长边界，也要求我们只能作为“好邻居，好伙伴”。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尽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亚洲、欧洲某些地区的上空。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加强合作，在经济上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扩大交流，增进理解和沟通，积极消除两国民间的误会，中俄关系的前景仍是美好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和支持，所缺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国的一句古话也许更能说明这一切，那就是“远亲，不如近邻。”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符合两国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对维护和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中俄两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中俄两国对争议岛屿问题的成功解决，为世界各国解决领土争议问题树立了典范，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普京说俄中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新华社 2001年8月27日电；《江泽民会见俄总理表示中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时期》，中国新闻网2002年08月23日。

[2] 据笔者了解，在中国民众中具有这种潜意识的人具有相当数量，甚至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从事非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学者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收回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有希望吗？”。根据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网站对近200人的不完全调查统计，具有这情绪的国民数量高达50％以上。

[3] И.费多托夫、Л.谢利瓦诺夫：《人口帝国主义的幽灵》，《移民》1997年第3期；Т.列格延特：《移民过程的调节问题》，《移民》，1997年第4期。另据俄罗斯远东地区学者В.拉林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俄罗斯自1992—1995年间所发表的此类文章就高达150篇之多。见В.拉林：《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的合作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99年版，第72页；据中国学者李静杰教授1997年的统计，俄罗斯所发表的此类文章数量在100篇以上。详见徐葵、马胜荣主编《跨世纪的中俄战略抉择——90年代中俄关系实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4] 《尼布楚条约》第一条规定：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岸，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见《中俄边界条约集》，拉丁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卷，第187页。

[6] С.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1925年版，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文版，第18－22、30－34、37页；А.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赤塔1916年版，第1卷，第67－68 、77－78 页。有关哥萨克武装分子早期在黑龙江流域对中国东北地区达斡尔居民的各种暴行，详见《外贝加尔哥萨克》一书，第53－103页。

[7]《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页。

[8]《恰克图条约》第三条内容详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13页。

[9]《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3页。

[10] А.科尔萨克：《俄中贸易关系史统计述评》，喀山1857年版，第54页；Е. 西林：《俄中贸易关系——十八世纪的恰克图》，伊尔库茨克1947年版，第37页。

[11]《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3页。

[12] 此项内容在该条约中文本中没有记载，但在俄文本中有上述记录。见《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7页。

[13] И.罗索欣，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第二届（1729－1735年）随班学生，翻译的主要中国著作有：《异域录》、《中国丝织厂资料》等；А.列昂季耶夫，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第三届（1736－1744年）随班学生，翻译的主要中国著作有：《大学》、《中庸》、《八旗通志》、《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等；Н.俾秋林，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第九届（1807－1821）随班学生，翻译的主要中国著作有：《四书》、《中庸》、《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等；В.瓦西里耶夫，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第十二届（1840－1850年）随班学生，翻译的主要中国著作有：《三字经》、《论语》等。

[14]《俄枢密院为请在固尔毕齐河及近海地方设立碑界致清理藩院照会》，咸丰八年八月初四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上册，第79页；И.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莫斯科1891年版，第1卷，第428－429页；《致Е.В.普提雅廷伯爵函》，1857年6月4日。见《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莫斯科1891年版，第2卷，第152－154页。

[15]《呈海军大将军亲王殿下的报告》，1858年9月20日；《阿穆尔地区移民条例》。见И.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莫斯科1891年版，第2卷，第 186－195页。

[16] И.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莫斯科1891年版，第1卷，第 452页。

[17]《奕山奏在俄督穆拉维约夫武力胁迫下签订瑷珲条约折》，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中册，第504－508页。

[18]《瑷珲条约》第一条主要内容如下：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属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1页。

[19]《俄使普提雅廷请速复分界通商两条事致谭廷襄等咨文》，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中册，第465－466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156页。

[21]《天津条约》第三条内容如下：此后除两国旱路于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议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府第七处海口通商。若别国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

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4页。

[22]《天津条约》第九条内容如下：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地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5页。

[23]《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55页。

[24]《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60页。

[25]《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64页。

[26]《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91页。

[27]《俄使为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事致肃顺等照会》，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中册，第735－736页。

[28]《肃顺等为严拒俄侵占乌苏里江等地及增加陆路通商事复俄使照会》，咸丰九年七月初二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中册，第758－760页；《伊格纳提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119－121页。

[29]《景淳等奏多批俄船闯赴三姓贸易及强进乌苏里搭棚修路插立标记情形折》，咸丰九年八月初七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下册，第789－791页；《特普钦等奏查俄国历年侵占黑龙江以北情形及现筹预防片》，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下册，第858－859页

[30]《俄使为坚持侵占我乌苏里而狡辩事致军机处咨文》，咸丰十年二月十四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下册，第908－909页。

[31]《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148页。

[32]《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190－191页。

[33]《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310－311页。

[34] 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曾拒绝伊格纳季耶夫进京调停，但在咸丰十年九月初四日同意俄使进京参与调停。见《谕载垣等照军机处所拟意见令俄使暂缓来京》；《谕奕欣等着准许俄使进京》，《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编，下册，第988－992页。

[35]《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 350－352页。

[36] 该条约主要内容为：1、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约第九条议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其地图上必须两国钦差大臣画押钤印为据。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牌之后，永无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2、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第三条 嗣后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处，以上两条所定之界作为解证。至东边自兴凯湖至图们江中间之地，西边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中间之地设立界牌之事，应如何定立交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东界查勘，在乌苏里河口会齐，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内办理。西界查勘，在塔尔巴哈台会齐商办，不必限定日期。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7－28页。

[37] 沙皇俄国近代以来侵占中国领土的详细统计资料见李风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

[38] 详见П.斯卡奇科夫：《中国学书目》，莫斯科1960年版，第177－204页。

[39] 详见В.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莫斯科1884年版；Д.萨多夫尼克夫：《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莫斯科1905年版；А.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赤塔1916年版，第1－2卷。

[40] И.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莫斯科1891年版，第1卷，第 511页；П.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尼不楚条约》，莫斯科1958年版，中译本，第197－200页；

[41] И.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莫斯科1891年版，第2卷；《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1859－1860》，圣彼得堡1895年版；А.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圣彼得堡1913年版，第84－85页；П.卡班诺夫：《阿穆尔问题》，布拉戈维申斯克1959年版，第194－195页。

[42] Д.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移民》，符拉迪沃斯托克1911年版，第16页；М. 波克罗夫斯基：《19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和战争》，文集，莫斯科，1923年版，第356页；《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26年版，第1卷，第756页；А.维辛斯基主编《外交词典》，第2卷，莫斯科1950年版，第344页；А.葛罗米柯主编《外交词典》，莫斯科1961年版，第2卷，第498-499页。

[43] 1、1964年6月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要：“苏共中央指出，在近年来出版的中学和大学历史教科书、参考书以及学术著作和历史地图中，错误地说明了苏中边界形成的问题。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以及17－20世纪俄中之间签订的其它条约和协议做了不正确的评价。在地图册的历史地图上，在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把从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包括在中华帝国的版图之内。在一系列苏联著作中，明显地夸大了中国对远东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影响，说什么中国人在过去就渗透到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领土。苏共中央决议：⑴、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报刊委员会、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苏联国家地质委员会、加盟共和国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和委员会、加盟共和国教育部改正教科书、参考书和地图上的有关苏中边界划分问题的错误说法，并将改正后的中学和大学教科书予以出版。⑵、委托苏联科学院配合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准备出版学术性资料，对俄中关系和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划分的历史予以立场正确的说明。”见《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之十三，北京1997年，第2－3页。 2、1969年9月2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要：“⑵、委托苏联科学院配合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六个月内编写一部有科学根据和文献论证的关于苏中边界形成问题的详尽专著，以便用俄文和外文出版。⑶、委托苏联科学院配合苏联外交部，在半年内，写出一部关于中国在17－18世纪的扩张政策和领土侵略的科普著作。④、委托《共产党人》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配合苏联外交部，在两个月内组织苏联权威学者写出一批关于苏中边界形成历史的论文。发表日期会同苏共中央联络部协商决定。⑤、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在1969年底以前，准备出版由苏联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论文。发表时间会同苏联外交部商定。⑥、委托《真理报》、《消息报》和《共产党人》杂志，刊载上述关于苏中边界形成的历史和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著作和论文的评论文章。新闻社应在国外广泛传播这些著作。”见《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之十三，北京1997年，第4－5页。 3、1978年6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要：“——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措施计划的附件：③、进步出版社应翻译并用英文、法文和日文出版经作者适当加工的下列著作：《中国近代史》，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俄中经贸关系史》，科学出版社1974年版；《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与邻国》，科学出版社1970年版。”见《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之十三，北京1997年，第17－18页。

[44] М.米亚斯尼科夫：《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莫斯科1972年版，第2卷，第5－53页；С.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56－64，98－100，176－177页；М.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前俄中人民经贸关系史》，莫斯科1974年版，第3－26，43－48，76－89，102－110，233－ 244页；А.普罗霍洛夫：《苏中边界问题》，莫斯科1975年版，第19－135页；А.科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的历史》，符拉迪沃斯托克1977年版，第5卷，第3－21页。除上述外，苏联方面此间，还在《历史问题》、《远东问题》、《共产党人》、《国际生活》、《真理报》等杂志、报刊发表了如《从最新考古成就看苏联的远东》、《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论俄中边界的形成》、

《为北京大国主义效劳的假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中的大汉族霸权主义》等一大批文章。

[45] В.米亚斯尼科夫主编《中国边疆形成的历史》，莫斯科2001年版，第88－89页。

[46] В.米亚斯尼科夫主编《中国边疆形成的历史》，莫斯科2001年版，第105页。

[47] В.米亚斯尼科夫主编《中国边疆形成的历史》，莫斯科2001年版，第118页。

[48] 详见吴敬恒等编《中俄外交史》，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民国十七年版，第10－23页；文公直编《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上海新光书店，中华民国十八年版，第74－85页；陈等元：《中俄关系述略》，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年代不详，第18－43页；黎孤岛编着《俄人东侵史》，哈尔滨商务印书局，中华民国十九年版，上册，第312－432页。

[49] 黎澍：《沙俄的对外领土侵略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历史观》，见《中俄关系研究通讯》，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北京）编，1979年第1期，第14页。

[50] 黎澍：《揭露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即是揭露苏修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审读沙俄侵略西北地区史书稿的意见》，1976年10月。见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51] 详见曹锡诊编着《中苏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彭明：《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2] 黎澍：《揭露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即是揭露苏修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审读沙俄侵略西北地区史书稿的意见》，1976年10月。见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53] 近代史讨论会在此期间为中苏边界谈判的顺利进行，准备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文件和重要信函有：1、《为驳复苏联代表团声明准备的部件——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苏联代表团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大原理》（绝密）；2、《为驳复苏联代表团声明准备的部件——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绝密）；3、《为驳复苏联代表团声明准备的部件——关于中俄不平等条约割去的土地来源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绝密）；4、《为驳复苏联代表团声明准备的部件——关于中俄关系是否“两个强盗互相掠夺”的关系问题》。5、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余湛1969年7月7日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的信（特急）：“范老：苏修6月13日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了第三个声明，肆意歪曲我国历史，对我恶毒诽谤攻击。我们现在正在草拟对苏修声明的答复。我们的历史知识很少，想向您请教一些问题。现随函送上苏修6月13日发表的声明一份，如您最近能抽出时间给我们解答一些问题，请您指定时间，并通知我们。”

[54] 张海鹏：《不骄不馁，扎实苦干，推动中俄关系史研究》，详见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5] 《中俄关系史学科讨论会会议纪要》，见《中俄关系研究通讯》，华北地区中俄关系研究会（北京）编，1979年第1期，第2页。

[56]《中俄关系史研究规划草案1979－1985》，见《中俄关系研究通讯》华北地区中俄关系研究会（北京）编，1979年第1期，第9－13页。

[57] 此间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4卷本，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编《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新疆大学等编《沙皇俄国侵略西北地区史》， 等。除此以外，还陆续出版了如《沙俄侵华简史》、《沙皇俄国史怎样侵略中国的》等几十种通俗读物。

[58] 薛衔天、栾景河：《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从三次结盟到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西伯利亚研究》2003年第2期，第35页；《远东问题》2002年第5期，第34页。

[59] 比较就有代表性的论述有方铭：《关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兼答苏联学者》，《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薛衔天：《试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李嘉谷：《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问题》，《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4期。

[60] 1、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7月25日。“——工农政府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同其各协约国一起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国人民，使俄国资本家、俄国地主和俄国将军从中得利。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后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议进行谈判。”详见《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8》，莫斯科1959年版，第43－44页；《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1－192页。2、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致中国外交部照会》，1920年9月27日。该照会第一条指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详见《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8》，莫斯科1959年版，第52页；《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5页。

3、苏俄第三次对华宣言全称为：《苏联代表卡拉罕对报界的声明》，1923年9月4日。该声明指出：“我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0年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宣言是众所周知的。对这些宣言几乎没有什幺可以补充的。我只想明确地声明，这两个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俄国的工农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同各国人民的关系中现正在制订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的一切领土和其它利益的政策。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也是这样。”详见《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8页；《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39页。

[61]《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第四条内容如下：“ 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一千九百十九与一千九百二十两年宣言，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议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两缔约国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议。”详见《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8》，莫斯科1959年版，第83页；《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06页；《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40页；

[62] 1922年10月，当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海参崴后，列宁在11月召开的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收复向大家表明，要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离我们虽远，毕竟是我们的城市，（掌声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胜利。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详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卷，第395页。

[63] 详见《就访俄印象中俄关系及中美关系等问题江泽民主席答俄罗斯记者问》，《人民日报》1994年9月6 日。

[64] 据笔者所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宗海教授所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是国内第一部用大量篇幅探讨上述问题的专著。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片面理解顾全中俄友好大局的含义，不同意该书公开出版发行，迫使其内部印刷，作为研究资料使用，因此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的反响。详见《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0年版。除此以外，中国学者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中国移民与俄罗斯对华舆情问题。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姜长斌 、李传勋：《解开狭隘民族主义情结，加深理解与了解--一项对俄罗斯邻邦友人的呼吁》；王晓菊：《俄罗斯对华舆情的演化及特点》；张宗海：《20世纪90年代初期黑龙江中俄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员流动潮及其负面影响》。详见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5] 在俄罗斯出版和刊登的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移民的专著及文章中，上述观点比比皆是。另据笔者所知，俄罗斯政府中某些高层人士同样持类似观点。

[66] Г.诺沃科鲁茨基、А.杜纳耶夫斯基：《中国战友》，莫斯科1959年版，第19页。

[67] 详见《中国战友》一书。

[68] 早在20世纪初，针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华人、朝鲜人、日本人居住数量的上升，俄滨海省（现滨海边区）地方政府曾制定了大量管理外国人的规定，包括居住权、入境管理条例等。详见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8，目录487，案卷1056，第21－25、25－30、39－42页。

[69] 详见《阿穆尔地区的朝鲜问题调查报告》，秘密，哈巴罗夫斯克1913年版。

[70] 详见В.吉尔布拉斯：《中国对俄罗斯的现实性》，莫斯科2001年版；《俄罗斯－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移民》，莫斯科2004年版。

[71] 根据笔者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是：这种合作绝大多数都进行在中俄边境地区，且主要是俄罗斯警方配合中国警方进行的。旅俄华人在俄罗斯境内受到双方不法分子侵害的案件，俄罗斯警方的破案率几乎为零。因此大量的旅俄华人面对中俄双方不法分子的侵害，也就不报案了。中俄两国警方成功合作引渡贪污公款125万元的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驻内蒙满洲里市办事处副主任王德宝案例为中俄司法引渡第一案。详见《莫斯科华人报》2003年6月22日。

[72] 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中国公民类似情绪曾十分严重。但自2003年以来，由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积极改进工作作风，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使馆领事部不仅数次组织旅俄华人在俄经商及安全知识讲座，而且利用网络及时向国人发布有关安全消息，为在俄境内中国公民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另据俄罗斯友谊大学部分学生反映，在2003年该校发生火灾期间，刘古昌大使亲自前往该校，看望中国留学生，并表示无论是国家公派还是自费留学人员，使馆将一视同仁，令众多自费中国留学生非常感动。

[73] 俄罗斯“灰色清关”是一种走私活动。从事“灰色清关”的是俄方报关公司，但承担这种行为后果的却是旅俄华商。近年来多次发生的查抄旅俄华商货物的事件均与此有关。十余年来，“灰色清关”之所以能生命力长久，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正规报关程序十分繁琐，且周期较长，迫使旅俄华商不得不在遭受数次经济损失后，仍重蹈旧辙。

[74] 2004年3月，莫斯科“艾米拉”事件发生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与俄罗斯有关方面进行了紧急交涉。迫于中方的压力，俄中双方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解决该事件。刘古昌大使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些货物从中国出关的时候手续都是齐全的，按照正常手续报关，入俄罗斯海关时，尽管有俄罗斯清关公司统一代办入关手续，但是中方货主却拿不到过关的有关文件。由于他们不能出示这些货物的过关文件，就被怀疑为走私货物遭到查抄。针对这种通关方式进来的货物，警方执法部门不一定清楚其具体过程，但两国政府对这种贸易方式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这是双方很长一段时间都认可的一种贸易形式。刘古昌强调，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两国政府，包括两国领导人都对此多次进行过讨论，达成了一些共识，包括：1、这种贸易形式是历史形成的，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双方的经济发展和两国的经贸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2、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和贸易合作的扩大，这样一种非正规的贸易方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必须加以规范；3、双方需要共同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刘古昌表示：我希望，在双方未找到解决办法之前，应避免再次发生这种大规模查抄事件。一方面政府允许这种贸易方式，货物又是通过在俄合法存在并且经营的清关公司过关的；另一方面，又对通过这种途径进来的货物以怀疑走私为由进行查抄，这使被查抄者感到非常委屈，是不公平的。刘古昌继续指出：我作为大使，目前要做的有三件事：1、促进双方联合工作组尽快启动；2、推动、鼓励我们的华商要主动走正规贸易渠道；3、请有关执法部门了解这种贸易方式的历史背景，不要动不动就进行查抄。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国政府对旅俄华商在俄罗斯合法经营遭受不法侵害后的最严厉的一次表态。

[75] 根据旅俄华人提供的情况和笔者在俄罗斯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相当数量旅俄华人通过自己辛苦劳动得到的报酬，曾遭遇中俄两国不法分子的抢劫，其中有一定数量的旅俄华人在抢劫过程中遇害。

[76] 俄罗斯某些警察当局对旅俄华人的态度极其恶劣，在俄罗斯所有的中国市场，几乎没有未被受到过搜捕、盘查，甚至连著名旅俄华人温锦华先生合法经营的人民宾馆在莫斯科同样屡遭非法搜查。另外，在俄罗斯某些州、市，一方面俄罗斯警察当局对中国人的存在十分了解，但令一方面不定期以违反护照管理条例为由，对旅俄华人进行盘查、搜捕，将几十名旅俄华人装进一辆囚车，并在警察局关押；待其它旅俄华人携带高出政府规定罚款几十倍的卢布前来营救自己同胞时，即开始放人。这种现象在俄罗斯极为普遍，也难怪旅俄华人基本上摸清了规律，即在每个节日前，都要进行所谓的“大搜捕”，堂而皇之，是保证社会治安，实际上是借此机会进行敲诈勒索。笔者的如此评价，早在2004年3月清华举办的中俄关系研讨会上即令某些俄罗斯学者和部分外交官感到很不舒服。2004年12月9日，应俄罗斯友谊大学的邀请，笔者有幸在该校为历史、国际关系专业部分教师与青年汉学家做了《中俄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学术报告，并再次谈及此问题。令笔者感到吃惊的是，友好的俄罗斯朋友们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同样经常遭到俄罗斯警察的盘查无礼待遇。这种反应曾让笔者曾经放弃或改变上述提法，并怀疑自己的言语是否过激，但和数字旅俄华人及留学生接触后，让笔者坚定了信念，我们要把旅俄华人在俄罗斯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不仅要告诉中国民众，也要通报给俄罗斯民众。俄罗斯朋友，包括前文提到的学者、外交官，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亲历，即使是偶然遭到俄警察当局的盘查，情况也不相同。同时，笔者建议旅俄华人自身首先应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好所在国语言，以保护好自己，同时更应尊重当地的民俗、民风。

[77] 详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0页。

[78] 详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中国是如何管理的》，莫斯科2004年版。

[79] 详见М.季塔连科：《俄罗斯－通过合作的安全》，莫斯科2003年版。

[80] 详见Е.巴日杨诺夫：《当代世界》，莫斯科2004年版。

[81]《俄罗斯官员说来俄的中国人不会威胁俄安全》，新华网2002年6月13日。

[82] С.普里霍季科：《我们不应当怕中国》，俄罗斯《消息报》网2004年3月21日。

[83]《中国驻俄大使：中国不向俄“人口扩张” 》， 中国新闻网2004年3月31日。

[84] Е.巴日杨诺夫：《为俄罗斯企业界加入中国经济建设的讲话》，（未刊稿），莫斯科2004年。

[85] 详见М.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莫斯科1974年版。

[86] 详见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网站。

[87]1、俄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称：自1990年起，俄罗斯向中国提供了100多架各种型号的战斗机、大约10套导弹防空部队使用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4艘现代化潜艇，以及驱逐舰、直升机、地面雷达和通信器械。此外，俄罗斯向中国转让了制造某些军用产品的许可证。俄罗斯还同中国专家在该领域进行着各种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工作。2、1997年12月28日，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江苏省建设核电站的总合同。1998年2月，名为田湾核电站的建设工程在江苏省连云港破土动工，此核电站是中俄高科技领域合作的一个最大项目。在中国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核电站中，田湾核电站最大。根据合同规定，2005年前将在田湾核电站安装两个装机容量各为100万千瓦的俄制水－水反应堆。约有200家俄罗斯企业参与履行连云港核电站的供货。合同价值超过30亿美元。核电站总共将安装6个发电机组，这些机组预计将都由俄罗斯制造。2000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俄核能合作分委会会议期间，双方讨论了田湾核电站及兰州郊外离心式浓缩铀厂的建设情况。会议讨论了在俄罗斯参与下建设快中子实验反应堆的项目。2000年6月18日，中俄两国签订了在中国建设并交付使用快中子实验反应堆的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双方将合作在中国建设和投产使用热功率为65兆瓦的快中子实验反应堆。详见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网站。

[88] 详见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网站。

[89] 笔者所能见到的最新研究成果为黑龙江大学李传勋、姜振军教授主编的《中俄区域合作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0]《俄罗斯总统普京高度评价中俄首脑会晤》，新华网西安10月15日电。

[91] 笔者并不反对在学术和实践当中做这样的研究和探讨，但抵制这种无视中俄关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去谈什幺加强中俄印三国友好。另据笔者了解，俄罗斯方面为此还真下了功夫，已经出版了数册论文集，并发表了多篇文章。

[92] 此路又称“中东铁路”、“中长铁路”。

[93] Г.麦里霍夫：《遥远而又亲近的满洲》，莫斯科1994年版，第267-268页。

[94] 据笔者所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随安教授曾专门撰文提出更改“斯大林公园”这一名称。

[95] 详见姚金果等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年版。

[96] 黄定天：《中俄经贸与文化交流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97] 详见姚金果等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年版。

[98] 详见潘友新：《大使札记，中国1939－1944》，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1年版。

[99] А.卡利娅金：《在中国的土地上——1937－1945年苏联援华军事人员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版，第60－61页；转引自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100] 详见潘友新：《大使札记，中国1939－1944》，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1年版。

[101]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空军对华援助，及苏联飞行志愿者的伤亡情况，参见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54页。

[102] 详见栾景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之比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03] 详见Л.费拉托夫：《苏中科技合作1949－1966》，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95年版。

[104] 关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详细情况，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105] 栾景河：《纪念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索洛维耶夫圆桌会议上的发言》，详见俄罗斯外交学院网站。

[106] 详见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网站留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