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密在盛唐时期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所弘传者非纯正密教，乃是印度后期密教和藏地风俗结合后形成的藏密，明清两代亦大体如此，且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仅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不得随意传授。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而这中断的唐密，却在民国时期得到一时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的桂伯华。他大约于清末的1906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到民国四年即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时止，计有十余年，但其在国内影响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学密的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纯密）、谈玄等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居士界则有顾净缘、程宅安等。

当时的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然佛法深奥，有情体悟各殊。由于当时学法时间短，且侧重事相，忽视教相，大勇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后来他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一同东渡，于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大阿阇梨修学古义真言宗密法，得三宝院流五十一世传法阿阇梨位，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任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并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陀罗，使洪山宝通寺一时成为唐密重兴之根本道场。后法师又乘赴日出席亚洲佛教大会之机，续留东瀛学法，再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古义真言宗中院流两个阿阇梨位，并专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均融会贯通，影响甚巨（详见第二节）。

总体来看，上世纪的“密宗热”对社会重新接触认识密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庸讳言，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问题的症结要么是“不如法”（越三昧耶传授、非器传授），要么是缺乏大小乘根基，要么对密典歪曲理解，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大乘戒律的制约。这也是民国时期密法热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因此，唐密回传的历史任务也就无法圆满完成，期待着后来者再续前缘。

     持松法师

持松法师（公元1894－1972年），现代高僧。俗姓张，法名密林，因慕名玄奘，自号师奘沙门，因修密受灌顶，又号入入金刚。法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现荆门市）沙洋的一世代书香门第。17岁时感人生之无常，投铁牛寺出家，后往远安县观音洞居住。1913年往汉阳归元寺求戒。戒期后，往禅堂，一心参禅。1914年，适闻月霞法师在上海办华严大学，欣然投试，被录取，师事三载，对大小乘经论，各宗教义，深有所得。1917年随月霞法师赴归元寺及宜兴、盘山。七月随居常熟兴福寺。半年后，月霞法师示寂，次年二月，嗣法月霞法师接任兴福寺住持。五年中：偿还积债，赎回寺产；两次传戒；设华严预科学校；授课之余，撰《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1921年，受太虚法师之邀于杭州净慈寺讲《八识规矩颂》，再次传戒，度僧百人。次年春，先赴汉口九莲寺学校，讲《摄大乘论》，旋至武昌佛学院，讲授《观所缘缘论》、编《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后杖锡安庆迎江寺，讲《十二门论》。1922年冬，因阅《法轮宝忏》，深感瑜伽宗密义难解，且原在我国盛行于唐，久已不传，而今仍盛行于日本，遂立志挽回千载之绝学，毅然辞去兴福寺方丈之职，孤身东渡日本，礼高野山五十世阿阇黎金山穆韶，习古义真言宗，得五十一世阿阇黎位，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刚。后因东都地震，加之川资告磬，遂归国，旋赴杭州菩提寺为信众结缘灌顶。1924年春，武汉佛教界暨两湖巡阅使萧珩珊（萧耀南）、李香庭、汤乡明、李开先、陈元白等迎请来鄂主持武昌洪山宝通寺。法师来此，讲经传法灌顶几无虚日，其《自述》说：“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1925年秋，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相承血脉──密林第四十九世阿阇梨位”。次年，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再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得“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密林第六十四世阿阇梨位”，尽得铁塔正传血统一脉。1927年归国。抗日期间，法师蛰居欧阳竟无大居士所购赠之上海圣仙寺，杜门谢客，拒敌伪之所诱，如是数载。1947年3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丛林选贤制，法师被推为住持，兼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次年创办《学僧天地》月刊，担任名誉社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前有人劝持松法师去台湾，为其婉拒，随继续住持静安寺。1953年，在静安寺设立唐密道场，恢复在我国失传已久的唐密。此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1957年，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年周年纪念庆典。1964年，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并多次出访尼泊尔、缅甸、日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1972年法师自感来日不长，墨书毛主席诗词、法华碑文、圣教序、兰亭集序等馈送诸友。11月16日，于入寝定中安然圆寂。法师示寂于上海，而塔于常熟虞山兴福寺，并设纪念堂于静安寺，世寿七十有九，戒腊五十。

持松法师爱国爱教、爱人民、爱和平，功德无量，高山仰止，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被选为人民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每次国庆节都应邀登上观礼台，参加检阅典礼，他和海内外许许多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英诚挚交往，以其学识广博，待人真诚，富有智慧，赢得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广大信众的称赞与敬重。

持松法师生前结缘灌顶人次众多，超晔等居士得到良好法理熏陶，并培育指导多名优秀唐密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