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　达  责任编辑：邓雅琳  信息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05期，第137-146页  发布时间：2019-12-16  浏览次数： 5561次

【摘　要】公共文化空间集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为一体，具有多重属性和多种功能，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处于一个“空间转向”的过程，即由“管治空间”向“服务空间”、“由权威空间”向生活空间和由单向式空间向互动式空间转变的发展趋势。当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着传统形态的功能弱化与现代形态的机制缺失两大困境，处于一种“两边夹生、中间空心”的过渡形态。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进行“空间重塑”，打造一种“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以调动民间文化力量的主动性、积极性，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治理；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新近的跨学科的交叉集成概念，涉及人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其结合了“公共空间”理论和“文化空间”理论的相关内涵。“公共空间”理论始自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探讨，其后众多学者对“公共空间”作了进一步阐述。一般认为，“公共空间”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市民阶层有意识进行公共活动的“场域”，注重文化广泛的“公共性”，尤其是民众公共意见的“话语表达”。１“文化空间”理论源于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研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过程”，“空间”具有感知——构想——再现三重辩证互动的属性。２后来“文化空间”的内涵进一步扩展，指“一种物质空间或社会空间，它是由拥有这一空间的特定群体的一整套相关行为和生活模式”。３公共文化空间包涵了“公共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相关概念，是民众公共文化活动的一种物质构建和精神构建的共同体，即公共文化“在一定区域的空间表现以及在这个区域进行文化交往的表达方式”。４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过程。一般而言，公共文化空间包含内在与外延两个层面：其内在是空间的精神构建，通过各种活动和仪式来构筑一种文化共同体的符号价值，实现社会和谐文明的公共精神；其外延是空间的物质构建，通过各种场所设施的建设来为民众公共活动提供便利和服务，以达到文化公共性和共享性的目的。目前学界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国家行政供给的优化，而对农村社区的文化自觉与自主文化重构过程研究不足，对公共文化空间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和应用，还缺乏必要的理论分析。本文通过公共文化空间这一视角，考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转向”“空间形态”和“空间重塑”问题，以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路径参照。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转向”

从2005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正式纳入国家文化战略规划以来，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空间网络，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针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于城市的现实情况，国家提出要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致力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建设，以向农村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国家文化视域的“下移”与“聚焦”，以及政府职能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了“覆盖城乡”的“增量发展”阶段，进入以提升服务效能为目标的“内涵发展”阶段。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前期物质空间“量的增长”，为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本场域。当物质空间量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必需调整优化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结构，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以使公共文化空间的设施“覆盖率”发挥最大化的社会效应，满足民众最大公约数的文化需求。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仅在于建设标准化、均等化的公共文化设施，还在于提供内容丰富、质量高效的符合群众口味偏向的公共文化活动。由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一个“空间转向”的问题。具体而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转向”，主要表现在“管治空间”向“服务空间”的转变、权威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变和单向式空间向互动式空间的转变三个方面。

（一）“管治空间”向“服务空间”的转变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的一种行政职能，随着政府职能转型的过程而呈现出“空间向度”的转变。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提供，政府通过“一元化的行政管制，以从上到下的层层行政部门递进的‘树结构’传送来实现提高政府公共文化供给效率的目标”。５“送文化下乡”，成为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行政逻辑”。政府的考核标准以是否按规定完成“任务量”为依归，而对农民群众的“满意度”却不予以考虑，结果往往造成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与农民的需求偏好不一致，甚至相脱节。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机构，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是“政府单位组织”在农村公共事务中的延伸，负责管理农民的文化活动。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论是“外送”的公共文化活动还是“驻地”的公共文化设施，都显示出一种“管治空间”，是借助于一体化行政命令建立起的科层式公共文化产品分配体系。但是，这种“管治空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与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认同存在着隔膜，无法形成一致的文化身份认同。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需要由“管治空间”向“服务空间”转变。这种“服务空间”是以契约服务代替行政命令的“果结构”网络化开放体系，以农民的文化需求为导向，以农民的满意度为依归，供需方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以实现公共文化空间的共建共享共治为宗旨。

（二）权威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变

公共文化空间兼具国家政治权力和民众文化生活两重属性。国家主导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治话语”，旨在保障民众的文化权利同时，重建国家在农村中的文化权力空间，因此在国家政治属性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国家“权威空间”的再造。而对于民众来说，公共文化生活的表达需要公共文化空间的展现平台。但由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弱化，农村公共文化的“权威空间”不断消解，同时农民群众也无法有效进行公共话语表达。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必须依赖国家力量的主导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为了尽快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恢复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力，在前一阶段国家通过行政权力统一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建设，使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基础硬件基本达标。这一阶段由于国家“权威空间”的主导，民间力量被排斥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之外，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其后国家及时调整公共文化政策，引入市场力量，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并实行“政府购买”的形式把文化机构、文化企业、文化社团以及民间艺人等都纳入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构建局面。在这一局面形成中，“权威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变，成为自然而然的过程。公共文化空间不再是国家一元化的话语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贴近老百姓生活、满足老百姓口味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三） 单向式空间向互动式空间的转变

由于前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各种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处于一种单向割裂的状态，缺少必要的社会网络连接，未能形成合力。因此，须进行空间的有效整合，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由单个的、分散的、隔离的单向式空间状态转变为综合的、集聚的、交融的互动式空间状态。单向式空间是政府长期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格式化管理的结果。“条块分割”的行政体系使文化站、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空间在管理上“各自为政”，日常工作和组织开展的文化活动也“自成体系”。单向式空间造成了公共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并未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文化需求，而是官员文化政绩观的自利性使然。各地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常年“门上一把锁”，甚至很多农民都不知晓在村里有此类公共文化设施。“在政绩观日益异化的取向下，公共文化服务被简略为一个与农户生产、生活和交往没有任何联系的展示性功能。诸多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成为上级检査和下级迎检之间互相契合的产物。”６在形式上造就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虚假繁荣”的景象。为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单向式空间的弊端，需进行空间文化资源的整合，构建互动式公共文化空间。互动式公共文化空间要求实行体系化覆盖，在横向服务体系上使设施网络、组织网络、活动内容内在关联，在纵向服务体系上使区、乡镇、村（社区）形成整体，纵横编制，全面整合。打造多功能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今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形态及其发展困境

公共文化空间集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为一体，具有多重属性和多种功能，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按照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产生的时间、功能和形式，大致可以把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划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进行考察。

（一）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弱化

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是指农村居民根据生产生活经验所自发构建的，是一种内生性的“自组织”公共空间。如宗祠、戏台、寺庙、教堂等公共场所，乃至谷场、大树下、池塘边、房前屋后等天然场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村具有浓厚的“乡土性”，是以地域血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差序格局”状态。７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这种格局下成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基本场域，构筑为村庄文化共同体。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加速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逐渐松动与瓦解，表现为人情关系日益淡薄、邻里关系逐渐陌生、宗族关系日益淡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干群关系矛盾冲突多发等。８贺雪峰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开始转变为“半熟人社会”。9这导致农村社会更加异质性，村庄内生的公共秩序构建能力逐渐丧失，村庄文化共同体难以维系，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逐渐走向衰落。

以宗祠为例。宗祠是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广大农村分布较广，是农村传统社会宗族文化兴盛的产物。笔者曾对鄂东农村地区宗祠进行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宗祠在鄂东农村地区十分普遍，几乎每村都有一个宗祠，且有些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宗祠的功能主要是进行道德规约和情感追认，以规范和教育家族成员，在村庄中发挥着维护和继承乡规民约的作用，并通过族谱、规约、祭祀等仪式和活动来维系秩序的和谐延续。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变革过程中，宗祠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宗祠在社会变迁中呈现出两种状态：一是损毁与消失。调研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宗祠甚至整个村落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完全消失；二是功能转换。宗祠的功能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宗祠被转换为乡村学校或村委办公场所等。现阶段，虽然随着农村经济条件改善后，农村社会开始注重宗祠建筑的修复与重建，但是宗祠所固有的功能弱化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农村文化生活调查》课题组2017年对全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农村公共文化场所的居民参与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课题组选择了包括宗祠、戏台等在内共18个具体公共文化空间，对其文化参与率按照从不参与、很少参与、偶尔参与、经常参与的定性进行对应1、2、3、4的赋值测算。结果显示，宗祠、戏台的得分为1.865与1.940，参与度分别为57.27%、60.92%，分别排在第17位和15位。10这表明，农村居民对宗祠等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参与不足，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式微。

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走向衰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大量劳动力人口和公共资源流向城市，农村的人口空心化使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主体——青壮年被抽离出这个空间，农村人口结构以老年人、妇女、儿童为主，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力军。另一方面，技术革新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普及，造就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和形式被网络化的虚拟空间取代，“家庭为单位自我私密化”成为主要形式。如广泛普及的电视机、互联网所代表的现代娱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以往的戏曲、杂技、皮影等传统娱乐内容，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出现萎缩之势。文化活动的娱乐功能也从公共领域退回到农民家中，由私有文化设备予以满足，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开始加速分裂。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和文化“现代性”的持续性渗透，使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与形式之间产生脱节，逐渐走向衰落。11

值得警惕的是，寺庙、教堂等信仰性公共空间在农村社区现代转型的进程中却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近年来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流行，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兴建了规模庞大的基督教堂或伊斯兰教堂。这些外来宗教信仰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中国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弱化。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的消解”，为农村宗教发展创造了机会和条件。12农村社会个体化与农村宗教发展，折射了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农村宗教热的发展蔓延，使以宗祠为代表的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更加萎缩。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考验着基层政府的公共文化治理能力，在某些方面甚至与国家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产生矛盾和冲突，造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应该引起高度注意。

（二）农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机制缺失

农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是指，在新时期主要由国家主导建设的符合现代性发展趋势的公共文化场所及其所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是一种外生性的“他组织”公共空间，如国家主导建设的农村“五大文化惠民工程”：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以乡镇文化站为例。乡镇文化站是国家推进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阵地，承担着宣传政策法规、组织文娱活动、举办培训班展览、辅导和培养文艺骨干、促进乡村特色文化发展等职能。经过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后，乡镇文化站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并且还整合了农家书屋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相关功能，组建了图书资料阅览室和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乡镇文化站的投入，乡镇文化站的人才队伍、活动开展、硬件设施、收入水平得到快速提升。据统计，2017年全国乡镇文化站收入达到100亿元，平均每个文化站拥有年收入29.41万元、从业人员2.95人和计算机7.77台，组织文艺活动17.53次、举办训练班7.77班次、举办展览2.85个。2011~2017年，全国乡镇文化站收入与支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15%和10.81%，从业人员与拥有计算机台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3%和15.45%。13但是，完全依靠国家公共投入支持的乡镇文化站，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重设施轻内容、重供给轻服务”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场地空置、建筑闲置、功能虚置的“空壳化”现象。根据实地调研，农村居民对乡镇文化站开展活动的参与程度偏低，其中从不参与的有25.81%、很少参与的有35.33%、偶尔参与的有28.37%、经常参与的只有10.49%。而且还有23.72%的农村居民并不知晓文化站的存在或文化站在哪里。农村居民对文化站的整体满意度也较低（3.48分），其中对场所设施的满意度为4.65分、活动开展的满意度为3.12分、服务质量的满意度为2.68分。14总体而言，虽然国家逐年加大对乡镇文化站人财物的投入力度，但是乡镇文化站依然存在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较低的效率困境。缺乏农民群众参与的乡镇文化站即使有财政经费、场地和设备，也难以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处于“投入增长而绩效下滑”的尴尬局面。15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乡镇文化站的业务模式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变化不完全适应。国家统一供给的书报、电脑与培训等内容，与民众日益丰富多样的文化需求相错位脱节。在乡镇文化站面临发展悖论的同时，农民群众自发性文艺团队建设却发展迅速，开展的草根性文艺活动多种多样，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参与热情高涨，农民群众文化参与、文化创造和文化展示的强烈愿望得到了充分表达。因此，乡镇文化站建设需要处理好国家统一供给与民间自发供给之间的张力，在管理机制、活动机制、服务机制等方面积极吸纳与引导民间文化力量发展。

国家主导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是一种格式化管理机制，依赖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推动。农村“五大文化惠民工程”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各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相互掣肘，各自为了部门利益而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无序运行。由于行政压力、部门利益、政绩考核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行为冲突、目标偏离和认同背离等问题。16

农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在国家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基本实现了在数量上的全覆盖，但在文化服务质量和实现社会效能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经常出现“资源闲置”“机构空转”“活动流于形式”等效率困境的现象。农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率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运行机制缺失，从而与乡土社会的内部供需结构“脱嵌”所致。格式化的管理机制和行政供给的分配机制，导致农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了一种“内向封闭型体制”，显得秩序有余而活力不足。这种封闭型空间和官僚制结构，与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个性化差异性文化需求相脱节，也容易造成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等一系列“政府失灵”的问题。同时，文化资源的体制性垄断，将民间力量的参与排斥在外，使得民间文化力量成长不足。结果造成农村公共文化治理陷入内生权威缺乏与外生权威弱化的双重困境。政府机构唱独角戏与农民群众文化参与积极性不高，是农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悬浮”于乡土社会的基本镜像。农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长期“悬浮”状态，将难以实现国家现代文化意识形态构建的目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背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越来越丧失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力和吸引力，公共文化的动员体系与文化认同的价值系统存在瓦解的危险。因此，如何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激发农村的内生活力，使农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能够扎根乡土，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过渡形态

由于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传统文化活动失去了得以传承的基础，致使一些经典文艺活动和文艺能人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在城乡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把城市富有时代感的流行文化带到农村，现代大众传媒逐渐占据当代农村文化的主导地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处于一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过渡形态也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相混存。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农民生活方式日渐城市化，逐步消解了农村社区的传统公共生活方式。但是传统民间文化仍然具有极强的“弹性”和“张力”，秧歌、皮影、地方戏、舞龙舞狮等传统民间文化活动依然受到农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现代新型传媒快速嵌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通过传播展示民族民间特色文化活动，成为城乡文化拼接的媒介，呈现出都市和农村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相交叠的情景，展现出网络化时代城乡文化并存的新趋势。17二是政府行政供给与民间自组织供给相并行。政府行政供给主要是满足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而民间自组织供给，能够满足农民群众个性化差异性的文化需求，激发农民群众文化享有、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的活力。近年来，政府行政供给与民间自组织供给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新态势。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各级群众文化机构共有馆办文艺团体8241个，演出15.82万场，观众8229万人次。其中，县级文化馆办文艺团体数量从2010年的2166个增加到2017年的3069个，增幅为41.70%；县级文化馆办文艺团体演出场次从2010年的31751场增加到2017年的80000场，增幅为151.96%。而乡镇文化站群众业余文艺团体更是发展迅猛，从2010年的155806个增加到2017年的249000个，增幅为59.81%。政府通过向群众文化机构、民间文化社团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促进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化。18三是阵地型文化空间与数字化网络相连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信息网络化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线上线下互动式服务能够增强文化供给精准度。近年来，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都在进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但是目前建设存在与固定设施服务、流动服务有机结合尚不完善、与群众文化需求缺乏有效对接、与不同数字平台没有实现互联互通、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还不健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活力不足等问题。

综上所述，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虽然展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但是当前主要还是存在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形态的功能弱化与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形态的机制缺失两大困境，处于一种“两边夹生、中间空心”的过渡形态。“两边夹生”指的是，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由于社会发展的变迁导致功能与形式断裂，传统形态在农村走向衰落；而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由于行政利益的博弈与农民的内在需求脱节，现代形态在农村“立足未稳”，“文化阵地”不够稳固。“旧的已破新的未立”，两者都未能守住农村公共文化领域，导致“中间空心”，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消解。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趋于瓦解而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没有确立，导致农村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文化表达渠道不通。其中，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信仰在农村地区的迅速蔓延、趁机侵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另外，村民赌博之风盛行，道德伦理滑坡，价值观念混乱，存在各种不稳定因素。因此，亟须加紧重塑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上下联动、机制健全、服务完善的公共文化空间，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健康、有序、长效发展。

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重塑”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转向”，要求建立服务型、生活型和互动式的公共文化空间，而当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处于“两边夹生、中间空心”的过渡形态。“空间转向”是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趋势，“空间形态”发展的过渡性及其困境，则是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要应对的问题。基于此，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进行“空间重塑”，打造一种“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以调动民间文化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文化治理体系与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打造“内嵌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在某种意义上，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系列正式的、非正式的农民组织构建起来的文化网络，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公共生活、公共舆论和公共秩序的生成，是农村社区凝聚力、文化整合力、道德制约力的来源。从公共文化空间视角来看，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构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网络空间，使其与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生活融为一体，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重塑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为农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活动，提供一个交流沟通、互动分享的场域，还是有效化解农村社会原子化、疏离化所带来的感情冷漠、认同弱化等精神空虚状态的媒介，是促进农民群众文化参与、文化创造与文化展示的平台，也是推进文化乐民、文化育民与文化富民的抓手。

案例1：浙江省苍南县F村文化礼堂建设。19

F村位于东部经济较发达省份，地处城乡结合部，有村民2180余人。村子里有一株古榕树，古榕树旁是文化宫。文化宫是村里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据村民介绍：“古树和文化宫有上百年历史。文化宫早前是个庙宇。那个时候，农村文化活动少，若是唱大戏，地点就选在在文化宫里。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视、电脑、电影院接替而来，村民们窝进家里又走出家门，各有各的娱乐方式，去的人就更少了。文化宫渐渐褪色，一切都显得旧旧的，只逢信俗活动时，才稍稍有些人气”。在苍南县政府大力支持和村民共同参与下，文化宫于2014年改建成为文化礼堂。在文化宫门口新设有文化长廊，介绍村史变迁图景与好人好事道德榜，并将村里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分布在附近。2015年春节，村里的首场村晚在文化礼堂上演，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异彩纷呈，数百名村民参与到文艺活动中来。文化礼堂建设不仅使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换新颜，还成为村里现代公共文化活动的阵地。F村利用文化宫进行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重塑的实践，只是苍南县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与公共文化资源功能整合的一个缩影。自2013年以来，苍南县共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10家，已实现农村社区100%覆盖。苍南县农村文化礼堂主要基于祠堂、文化宫、寺庙、学校等人口聚居区的公共空间改造而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空间形态与功能机制，充分挖掘了农村的自然资源、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注重乡土特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整合创新，通过统筹建设场所设施、合理设置展示展览、组织文化礼仪活动、建立健全工作队伍的方式，打造“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20农村文化礼堂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一个互助合作、密切来往、具有精神凝聚力的公共文化空间，促进了农民群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对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的重构和地方性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2：湖北省潜江市H镇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21

H镇位于中部平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交通便利，人口聚集。H镇文化站始建于1977年，经过不断扩建改造，现已拥有影剧院、文化宫、青少年游乐场、灯光球场、图书馆等较完备的硬件设施，并与潜江市图书馆、村级农家书屋等公益性文化场所上下联动，实行市、镇、村公共文化资源的互动与共享。H镇文化站根据以往存在文化形式单一，文化设施基础薄弱，文化队伍不稳定，文化参与氛围不浓等问题，利用平原地区人口聚集、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等优势，积极打造“十五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通过把公共文化资源从分散状态聚集起来，最大限度提升文化的核心吸引力。同时，H镇以综合文化站为核心，建起辐射全镇31个村的农村书屋及村级文化广场，每个农家书屋都配有专职村文化专员，还有农民演出乐队6支，1支皮影戏队，业余文艺骨干达到350余人，较好地开展了村级文化活动。22为吸引与调动农民群众公共文化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文化站以本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为对象，广泛开展民歌的传承、培训、进校园等活动，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加进创新元素，将民歌与广场舞结合，让更多的人知晓民歌，加入到文化活动中来。近年来，H镇文化站连续举办了广场舞展示大赛、全民阅读读书征文比赛、“超级乡音”选拔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由基层政府主导，通过政府制度供给和财政支持，充分考虑设施的便利性和服务性，以群众实际文化需求为导向，围绕读书看报、电影欣赏、引导群众参与文体活动和免费使用公共文化设施等文化产品与服务，整合优势资源进行建设，创新服务方式，引导与吸纳民间文化力量，实现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成为了农村居民文化体育活动的集中场所和文化阵地，增强了农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案例3：云南省澜沧县L村非遗传承基地建设。23

L村位于西部偏远贫困山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村寨。L村交通闭塞，有村民114户493人，2012年以前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据统计，2006年村经济总收入147.5万元，村民收入来源主要靠种植业，人均年收入仅有1715元；2012年，村经济总收入175.33万元，村民收入来源仍以种植业为主，人均年收入2030元，全村仍处于贫困状态。村民虽然物质生活较为贫困，但是文化生活却非常丰富。这里民族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村民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特性，男女老少能歌善舞。2006年该村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该村拥有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国家级（3人）、省级（1人）、市级（2人）非遗传承人6名。2012~2018年，地方政府利用该村丰富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文化旅游扶贫开发，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对其文化生态进行整体规划建设：一方面，政府通过资源输入进行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在完善交通道路、旅游厕所、停车场、标识牌等基础设施建设外，以非遗传承基地为核心，新建了原生态歌舞表演广场，打造了文化传承馆及芦笙坊、陀螺坊、青竹坊、艺织坊、茶吟坊、根雕坊、舂香坊、耕具坊等富有民族民俗农耕文化的展示区，使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观；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民间文化力量参与，根据文化资源禀赋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充分发挥村民自发组织创办的社区文化组织和社区企业文化创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整合民族特色文化鲜明的歌舞，打造原生态实景演出。L村以“民族文化 乡村旅游”的模式引导外部资源进驻，同时村民自发组织成立演艺有限公司，通过在地性文化实景演出和“公司 农户”的运行模式，引领村民走上了一条传承民族文化、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脱贫致富之路。2016年L村脱贫摘帽，村民的文化创收能力稳定持续增长，2017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61元，其中人均文化旅游产业收入达3554元，村民们开始享受着文化富民的幸福小康生活。这充分说明，在文化扶贫中，兼顾“存在”与“生存”两种特质，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24

透过以上三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需要政府力量的引导和规范，需要市场力量的进入与运营，同时需要根植于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打造一种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民间力量共建共享共治的“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具有上下联动、协同共建的机制特征，是以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为基础，吸收和发挥其积极功能，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创新服务方式，建成综合互动式的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这一“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重塑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通过政府力量介入和市场力量引入来激活农村社区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联合机制，激发出农村社区的文化活力，确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农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地位。25

（二）打造“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动力机制

打造“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需要结合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民间力量，其中政府是引导力、市场是推动力、民间组织和农民群众是内促力，三者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第一，政府要规范和引导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完善甄选条件和加大财政支持，激活民间文化。农村“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要摒弃政府部门“项目式”运作体系的生产供给模式，实行基层自下而上的申报制，以“自愿、自建、自用、自管”为原则，政府对符合规定标准的，进行财政资金直接拨付支持。政府要更加重视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营造，只有让农村活态文化“活”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农村文化“空心化”所带来的“阵痛”。活态文化主要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农村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文化活动形式。保存了活态文化，就延续了农民群众的文化认同。

第二，引导农村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加强对农村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牢基础条件，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能够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加服务到位。因此，要打破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界限与区隔，进行资源整合。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软环境，提升吸引力；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培育、支持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运用市场准入、价格调节、财税优惠等政策，减少行政审批环节，适当放宽条件，积极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开发农村文化资源，加大对乡村旅游、民间手工业、民宿业等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向市场开放。

第三，培养农民主体意识，培育民间文化社团。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离不开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热情组织与特色创造，农民才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政府要积极培育农民自发组织的民间文化社团，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以此带动农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民间文化社团是“自下而上”由民间文化艺人自发组织的，其在社区公益性文化活动方面，具有文化引领的“催化效应”、文化汇集的“整合效应”、文化凝化的“聚合效应”、文化濡化的“陶铸效应”。26另外，在广大农村社区存在着大量的文化中心户，他们自发组织，“铜锣一响，村里老少聚集”。文化中心户是基层文化细胞，也是公共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可以把群众自发文艺团队的公益性活动纳入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范畴，对民间艺人和民间文化社团进行资金补助，鼓励其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活动，通过日常文化活动开展来盘活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在文化治理情境中由政府推动的服务于群众文化生活的制度实践”。27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文化惠民工程被国家所大力实施推进。经过10多年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国家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下，基本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全覆盖，但是其服务效能却存在提升乏力的矛盾，出现“投入增长而绩效下滑”的“内卷化”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仅仅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作为一种福利式的行政性建设，忽视了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上的主体地位和地方文化资源的特质。政府仅仅通过物理性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常出现“资源闲置”“机构空转”“活动流于形式”等现象。总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所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是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忽略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及其整体性的内在关联。

随着政府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市场机制建设的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完成基本设施覆盖的基础上，亟须进行“空间转向”，即由“管治空间”向“服务空间”、由“权威空间”向生活空间和由单向式空间向互动式空间转变。从总体上来看，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形态的功能弱化与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形态的机制缺失，处于一种“两边夹生、中间空心”的过渡形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渡形态，对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一方面是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走向衰落、功能不断弱化、转化创新动力缺乏，如何利用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进行重构，需要极大智慧；另一方面是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机制缺失、内生动力不足，如何使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扎根乡土”，需要进一步合理系统规划。鉴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空间重塑”，着重打造一种“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政府力量介入和市场力量引入，来激活农村社区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建立多方利益主体的联合机制，激发出农村社区的文化活力，确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农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地位，以调动民间文化力量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建共享共治”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旨。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公共数字文化下乡将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向，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将日益重要，且有可能成为主流空间阵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转向”“空间形态”及“空间重塑”将会发生新的裂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需要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利用文化大数据平台进行全方位动态式跟踪测算研究。

注释：

（1）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88页。

（2）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10页。

（3）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王少峰：《公共政策与文化空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5）耿达：《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转型与机制创新》，《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6）陈浩天：《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悖论与价值赓续》，《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７）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5~32页。

（8）陈波：《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来自全国25省（市、区）118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8期。

（9）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0页。

（10）陈波，丁程：《中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分析与评价：基于场景理论的方法》，《江汉论坛》2018年第7期。

（11）王东等：《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特征研究》，《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2期。

（12）吴理财：《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江汉论坛》2014年第3期。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768页。

（14）满意度问卷采取李克特量表模式，总分为5分，1~5分分别对应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

（15）傅才武，许启彤：《基层文化单位的效率困境:供给侧结构问题还是管理技术问题——以5省10个文化站为中心的观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6）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

（17）姬广绪：《城乡文化拼接视域下的“快手”——基于青海土族青年移动互联网实践的考察》，《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768页。

（19）案例数据及情况来源于田野调查，调研时间：2017年7月12日至26日，调研对象：浙江省苍南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F村村委会、F村村民。本文涉及的具体村名、人名，依学术惯例匿名处理。

（20）阮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理论与浙江实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3~296页。

（21）案例数据及情况来源于田野调查，调研时间：2017年11月16日至23日，调研对象为湖北省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

（22）潘世茂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路径探究——以浩口镇综合文化站“十五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为例》，载傅才武《中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观察报告（2016~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9~347页。

（23）案例数据及情况来源于田野调查，调研时间：2019年4月25日至30日，调研对象为云南省澜沧县L村村委会，L村李姓非遗传承人。

（24）郭劲光：《精准扶贫“超常思维”的政策意蕴与创新空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5）韩鹏云：《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26）高宏存：《社区文化组织如何服务社区管理——以南通市崇川区社区文化社团为例》，《领导之友》2012年第6期。

（27）颜玉凡，叶南客：《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基于政府的行动逻辑》，《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