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境下的城市公共空间理论如何与中国城市的空间实践对话，是引导本文的一个理论问题。以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蓬勃发展的广场舞现象为案例，本文探讨城市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城市相似，在逐渐转型为“生人社会”的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在实现社会互动以及调适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愈加突出，而公共空间实践也成为了草根群体协商和调适宏观社会变迁，适应日益个体化、原子化以及商品化的都市生活的一种方式。广场舞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中的休闲活动，但是其内生的意涵早已超越了纯粹的休闲性与娱乐性。当社会大众在公共空间进行休闲活动时，他们有着比工作场所更高的自由度去构建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Orum等与Chen等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休闲活动进行了研究。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在城市高速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文化身份与生活方式快速消解。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动并非只满足休闲的需要，也是为了展演文化身份以及形成草根群体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公共空间无可避免地也会产生负面的冲突以及空间权利的争夺。围绕广场舞产生的空间权利冲突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博弈正在对中国社会的城市文化以及公共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对转型期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中国城市所呈现的公共性也与西方存在着很多差异，必须在理论层面深刻地考量。首先，西方社会基本接受了“生人社会”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现实，较为强调在这一既定事实的前提下倡导对他者、差异和多样性的尊重。但是，中国社会有改革开放之前集体主义的深刻回忆，因此社会群体往往试图通过公共生活来复兴集体主义，抵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这种新时代背景下的集体主义虽然无法达到熟人社会基于亲缘、宗族等形成的极强的社会纽带，但也深刻调适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阂，形成了一种介于生人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一个有着一定熟悉感和亲近感，却也需要面对陌生人与匿名关系的公共空间。然而，这种“再熟人化”的实践仅仅发生在微观空间的尺度，是对宏观尺度上“生人社会”的一种协商和调适，并不能改变向“生人社会”和个人主义过渡的普遍趋势。

其次，与西方国家自希腊和罗马时代就形成的城市公共领域不同，传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明确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因此，公私界限到底在哪里，到底什么是公共领域遵循的规则、规范和社会契约，对于中国都市居民来说没有现成的模板和指南，而是一个不断协商、不断学习的过程。广场舞过程中出现的噪音、空间占用、场地争夺等矛盾，促使城市居民逐渐辨别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之间的边界，不断地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

2 研究方法及数据

广场舞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广泛存在于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中。广场舞以其进入门槛低、具有集体主义情怀、带有狂欢色彩的三大特征，迅速成为了全国流行，且传播速度极快的休闲方式。然而，广场舞一直以来被社会热议却是由于其引致的社会冲突事件，2013年一年内就接连发生“鸣枪放狗”、“高楼泼粪”、“噪音对决”等影响广泛的事件。目前有关广场舞的研究主要基于社会调查，例如访谈以及问卷调查。尽管这类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对广场舞空间实践及其背后的意义指涉加以深度呈现，却难以整体把握在一定的时空框架内的社会热点问题及其所引致的公众情绪。而通过大数据挖掘系统地收集网络文本，能显著提升数据观测的广度，增加分析变量的数量和类型，从而允许研究者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上把握研究问题。此外，网络舆论数据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比起传统访谈与调查问卷更能接近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这是由于网络相对于访谈有着更为宽松的对话情景，受访者较为不容易受到社会期望、道德规范、对话语境等影响而产生表达偏差。总的来说，来自网络的文本信息构成了一个体量巨大的、难以在传统调查研究中搜集的舆情数据库。

根据利于分析、信息量大、具连续性、内容体例基本一致四点原则，本文按照一定算法，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百度、谷歌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这三个主流的媒体信息平台的全网数据，时间范围为2011-2015年。数据采集通过程序模拟人工点击到各网站上采集数据，根据一定的规则采集数据并对其进行初步筛选、分类后建立数据库，以便于后续分析工作的进行。以“广场舞”作为关键字，爬取数据共计19165条（2011年2203条；2012年3729条；2013年3794条；2014年4632条；2015年4807条）网页文本数据。人工剔除无意义文本（如广场舞教学视频、广场舞歌单等）后，获得有效样本1870条（其中2011年131条；2012年179条；2013年273条；2014年484条；2015年803条），样本共计约120万字。之所以选择2011—2015年作为分析的时间窗口，主要是因为广场舞在2010年前后逐渐成为媒体热衷关注的社会问题，且在2013年及2014年左右，随着一些重大的社会冲突事件的曝光，广场舞被推向舆论批判的风口浪尖，并逐渐与现代城市市民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意识等重要议题联系在一起。

研究通过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内容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工具，能按照一定的规则，将传播媒体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类、测量和分析，因而能对所获取的文本数据进行客观、系统和量化描述。社会话语分析建立在文本分析之上，能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文本分析进行解构，寻求完整的理解，成为更广泛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探讨文本内容产生的社会情景及其相关的的社会-空间关系。本文利用基于Python语言编写的程序对已获取的文本材料进行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分析。作为一门结合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的人工智能技术，自然语言处理能够在一个或多个语言分析层面上对”自然发生的文本”进行分析与呈现，以实现一系列人类语言处理的工作及应用。文章进行的自然语言分析主要包括词频分析、共现词统计分析、基于隐含狄利克雷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的主题分析以及语义网络分析，并以此解读以下研究问题：①有关广场舞现象的关注热点与话题；②对于广场舞现象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变化趋势；③广场舞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社会变迁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性。

3 广场舞现象的社会话语热点：

基于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

内容分析起点是要找出所有文字材料中出现最多的语义单元，以提供潜在的研究主题的概览。文章对爬取并筛选后的网页文本数据进行文本预处理（分词）后进行统计，并对语义近似的高频特征词作去重处理（如“音乐”和“音响”、“健身”、与“健康”等），通过词频分析获得有关广场舞现象的社会话语的高频特征词。在图1所示的词汇云中，文本材料中词汇出现频率与其在词汇云图中的大小成正比。由此可见，有关广场舞现象的社会话语其最常用的词汇是“广场”、“跳舞”、“健身”、“文化”、“公园”、“公共”、“社区”等，这可以表明，广场舞本质上是一种发生于广场、公园、社区等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性休闲活动，是中国城市新兴的公共领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由表1可直观了解，2011-2015年关于广场舞现象的主要描述为“大妈”、“活动”、“健身”等，反映了广场舞作为一项休闲性的活动，主要的参与人群为中、老年人，尤其是“大妈”这一中老年女性群体，有着很强的性别意涵。他们在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通过广场舞进行着一系列的社会互动以及空间实践，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大众话语的关注。有关广场舞现象的主流评价同时存在着正面以及负面声音，例如，“健身”、“文化”、“生活”等词汇说明了广场舞总体上是一项符合大众利益的休闲活动，然而“噪音”、“扰民”等标签也同时说明了广场舞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城市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冲突。从参与主体来看，“国家”、“政府”的介入说明广场舞这一社会现象已经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并且尝试对其进行规范与引导。

表2则是2011-2015年社会话语高频特征词的分年统计表。总体上看，高频特征词的出现次数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尤其是2013年作为分界线，社会话语对于广场舞现象关注度明显增加，并在此后保持高增长幅度，表明广场舞现象开始受到社会主流舆论的广泛关注。在2013年及往后，高频特征词总量较此前出现骤增态势，推测原因为当年广场舞现象因为一系列不良事件而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包括居民由于不胜噪音滋扰而对广场舞群体实施高空砸物、放狗等报复性行为，以及广场舞群体与其他空间使用者因为争夺地盘而发生殴斗等事件。

其次，结合图2可以发现，2011年和2012年，关于广场舞现象社会话语的高频特征词主要集中为“健身”、“文化”、“快乐”等体现出广场舞作为休闲活动自身特征的词，并开始关注其附属产物——广场舞音乐，与之相关的词语如“安静”、“音响”等也成为关注的热点。这个阶段更多地显示出广场舞的积极作用和社会功能，因而带有正面情绪的社会话语占据主流。2013年以后，主流社会话语依然与前两年大同小异，但“噪音”、“扰民”、“冲突”、投诉等带有负面情绪的词汇开始出现快速增长态势，说明广场舞造成的空间占有和空间争夺促使社会话语正视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边界，并逐渐意识到公域-私域之分在现代城市的重要性：私人领域是市民的权利、自由和独立的空间体现，不应被公共领域中的行为所侵犯。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开始，“国家”、“政府”出现在高频特征词的列表中，这从侧面说明决策者开始重视广场舞现象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并尝试对其进行规范与引导，广场舞被正式纳入城市行为规范的讨论范围。伴随着不断上升的关注度，有关广场舞现象的社会话语趋向于多角度、多元化的特点。同时也由于国家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关于广场舞的社会印象重新趋好。

然而，单凭高频关键词统计还不足以准确地反映和描述一个社会现象里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本研究需要在确定高频关键词汇后，对文本内容进行共现词分析以及语义网络分析。共现词分析通过统计同一语篇中两个独立词组相伴出现的频率来归纳话语多主题之间的相互联系，结合可以反映主题之间强弱关系的语义网络，能使本研究全面地把握广场舞现象催生的话语网络和社会关系。本文对高频特征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进行分析，获得前20位高频共现特征词表（表3）。分析高频特征词表可知，广场舞的主体（大妈）、行为（跳舞）、冲突（扰民）以及第三方（国家）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

结合表3及词频统计分析发现，围绕着“广场舞”的话题，高频共现词达到所统计的高频特征词的75.4%，并统计出重要节点为“大妈”、“健身”、“公共”、“文化”、“社会”、“音乐”、“群众”、“扰民”、“噪音”等。体现“广场舞”话题主体的词汇（如“市民”、“记者”、“居民”、“网友”、“政府”等）在语义网络图中分散分布，表明在关于广场舞中心议题的讨论上表现出多方的关注点与诉求点，呈现多元化讨论的态势（图3）。多元的主体参与者体现了广场舞作为公共空间实践促使不同行动者和主体思考城市公共生活和公共性的意义和本质——哪些主体在“参与”、“学习”，哪些主体在“反对”、“冲突”，总结和理解后可从中发掘出代表不同阶层利益与诉求的话语权之间的博弈。结合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可总结出2011—2015年有关广场舞的网络话语集中于以下几个议题：①广场舞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体现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②广场舞现象引发了空间争夺和社会矛盾；③代表不同利益与诉求的主体对于话语权的争夺。

图4至图6（见第1617页）则反映了2011-2015年广场舞现象社会话语语义网络的变化趋势。由图4可以看出，2011年广场舞现象社会话语语义网络结构比较松散，尽管中心话题以及重点话题之间的关系结构已经基本确立，但是语义主体之间的相关性并没有很强，说明该时期广场舞话题刚刚兴起，话语主题多元化且中心性不强。该时期相对比较中心的话题为“文化”、“艺术”、“表演”、“健身”等，与上文通过词频统计提出“早期广场舞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总是讨论的中心主题”论调相一致，并且体现出该时期广场舞在民众间兴起并蔚然成风，这种生活化的休闲活动迅速大热并成为独特的社会景观。

至2013年，有关广场舞的社会话语开始出现明显的网络化与体系化，语义网络中的关键词联系程度变强，语义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热点词语之间的交流频率增多（图5，见第1617页）。这揭示了2013年前后，广场舞现象的流行度和关注度提高，并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话语主题关系。以广场舞的“音乐”为例，它不仅限于作为活动附属产物和“广场舞”处于同一个高度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也开始与“小区”、“公园”、“空间”以及“噪音”、“扰民”等话语直接或间接构成联系，与之对应的“广场舞扰民”、“广场舞占用公共空间”等话题应运而生，这也说明了“空间冲突”已经成为了广场舞现象的一个核心话题。这一时期有关广场舞话语的最大特点在于整个话语系统已经稳定确立，从该时期的语义网络清晰看到广场舞社会话语中的“社会价值”、“空间权力”、“多主体博弈”的三大维度及其话语的中心性，而不同主题话语的中心性位置及关系网络仍然是高度动态的。

到2015年时，高频词语义网络中首次出现了“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这是因为2015年前后国家及相关行政机构开始重视广场舞等休闲活动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规范以及其可能引致的社会矛盾。此外国家也开始将广场舞作为一种培育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途径，“国标”、“规范”、“引导”等话语体现了政府对于广场舞实施公共管治的方向与态度（图6）。与此同时，“基层”与“国标”之间对于公共空间实践的话语权之争也成为了舆论关注的重点。受到“政府”、“国家”、“新闻”等社会多方阶层的话语介入，作为草根阶层产物的广场舞不仅仅停留于自治性质的空间实践，广场舞参与者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社会事件使“广场舞标准化”、“限制广场舞”、“广场舞大妈维权”等话题成为了交织了多维度社会、经济权力关系的社会性议题。这些来自各方的话语反映广场舞现象背后不同利益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博弈，充分地体现了广场舞现象社会话语的多元性与动态性，并且集中地反映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实践行动。

4 广场舞的社会功能、冲突与管治：

话语聚类分析

研究使用隐含狄利克雷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解构文本，作为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技术，LDA模型可以用来识别文章的不同主题及其出现的概率。表4报告了三类出现频率较高且有意义的主题及其关键词和代表性评论。文章将该三类主题定义为社会价值、空间冲突与公共管治。

4.1 社会价值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草根阶层公共休闲得到了发展，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使公共空间的休闲活动更加多元和开放。而广场舞因其具备进入门槛低，集体参与性强，并带有狂欢色彩的特点而迅速成为大众化、平民化的“中国特色”休闲活动。在2011-2015年有关广场舞的社会话语讨论中（尤其在这一时段的早期），广场舞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总是讨论的中心主题。本文从高频特征词中梳理出广场舞社会价值的两个维度：休闲以及城市文化。基于参与者个人层面来讲，广场舞可以从三个层面塑造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首先是从个人的休闲需求出发，现代城市生活的高度紧张和压力是城市休闲活动兴起的最直接原因，而广场舞作为一种具有运动属性的大众休闲活动，它可以为现代的都市人提供锻炼身心、释放压力、消磨时间的休闲机会。本研究从“健康”、“快乐”、“爱好”等高频特征词中了解到广场舞作为一种城市休闲活动满足了参与者基本的休闲需求。

其次，比单纯的锻炼身体更加重要的是，广场舞重新塑造了转型期下中国社会在社区尺度上的人际关系范式，中国长久以来是一个讲究人情与关系的社会。然而近三十年来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正在把“熟人社会”的逻辑从城市社区中剥离出去。在现代都市的语境中，人口跟随资本等生产要素呈现高度的流动性，这使得熟人社会最基本的稳定性不复存在。此外，现代城市住宅区的居住模式往往是门禁小区，内部的结构则是清一色的独立居住单元，栈格化的居民住宅无疑成为了传统社会中家族式生活模式消解的标志。对于私密空间与安全感的追求也使得熟人社会中一直模糊公共生活-私人生活边界越发清晰。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集体主义的衰落以及现代主义的兴起使得理性、有秩序的城市规划取代了熟人社会中的亲密关系，陌生与匿名关系则成为了社会关系的主流。因此，社会成员在参与广场舞的过程中能满足其自身的社交需求，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本，促进舞友之间的关怀与互助，并将这种关系延伸至广场舞活动之外，形成Bunnell等笔下的城市“友谊网络”（friendship network）；表4中关于社会价值维度的“社区”、“集体”等高频特征词表明了广场舞提供了一个社交平台，居民能在这个平台上邂逅、交往，而这种互动可以提高所有居民之间的社区凝聚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集体主义情怀。这样一种非正式、临时的集体隐含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熟人社会的轮廓。

最后，休闲是个人身份与社会认同表达的场所，“文化”、“流行”等高频特征词揭示了社会成员通过广场舞这种公共空间的展演来表达自我的文化倾向与身份认同，他们希望自我的文化观念能够加入城市流行文化的阵列，并且通过比赛、正式表演、集体活动等形式传播这种氛围和文化，进而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妇女扮演着维系家庭的“主内”角色，但是中年时期可能经历的家庭结构转变和单位的作用弱化都使其面临着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的转变。广场舞这种应时而生的大众休闲方式，正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满足了“大妈”们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诉求。身份展演的需求，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转型也是密切相关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群体成员身份同质性高，且彼此熟识，因此并不需要刻意地对自我身份加以展演。现代都市存在多元文化以及阶层分化，但社会成员却往往对身份统一、归属感强的集体存在期待和怀念。广场舞很好地担任了“生人社会”语境下建立身份同一性的媒介。统一的“舞者”身份让广场舞参与者在身份高度差异化且不断转换的社会拥有集体认同以及归属感。

总结而言，在改革时代的中国城市社会，越来越强烈的个人化倾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的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在现代性所带来的高流动性的语境下，熟人社会的瓦解、人际交往的失范成为了日常的生活情感体验。而广场舞的参加者以中老年人，尤其是四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主，他们通过广场舞维系个人与集体的联系。通过广场舞形成的临时集体和友谊网络，虽然无法提供传统社会的宗族关系以及高强度的社会纽带，但却在以陌生人为社会交往基础的现代都市社会为广场舞参与者提供了丰富的熟人关系和熟人纽带。

4.2 空间冲突

广场舞是中国城市居民进行空间实践的活动，也是中国城市公共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边界，以及公共空间的价值和规范在不断地更新与调适。熟人社会更为强调集体的团结以及凝聚力，在集体利益的面前，个人的诉求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生人社会则更为强调个体权利和个体之间的平等，由此延伸出对于私人空间的尊重，以及空间使用的平等与正义。这个转变过程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者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空间伦理和规范。从2011-2015年广场舞现象的社会话语分析看，“广场舞扰民”、“争夺地盘”等社会热点话题非常突出，而社会话语中不乏“投诉”、“冲突”等负面的评价。正如Dines等的研究指出，公共空间是一个邂逅与培育多样性的地方，但同时它也可能成为一个不同社会族群产生紧张的场所。从“公共性”的建构来看，在公共空间上的活动使得参与者暴露于陌生公众面前，不同的人怀揣不同目的在公共空间相遇、互动，同时也能培育对于“他者”的认知和尊重。事实上，城市公共空间区别于城市其他“私有空间”就在于其内生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与“私人化”是对立的关系。

然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在实践中不是一直都是清晰的，当作为“最小尺度的私人空间“的身体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实践活动中去时，两者的边界无可避免地发生重合。广场舞参与者可平等地享受城市给予的公共空间福利，但同时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肢体动作占领一定的公共空间。在这一语境下，网络话语中出现有关“大妈占领公共空间”，广场舞阻碍了其他类型的公共生活的道德恐慌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在改革时代的中国城市，伴随着私有产权在法律层面被认可，私权意识不断深化，一个基于私有物权的私人领域正在形成，如何协商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的边界，保护私权不受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的侵扰，是当下中国城市的一个重要空间议题；然而，广场舞进行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具有空间上的蔓延性，挑战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边界，有关空间权力的矛盾和冲突随之出现。从现有的社会话语来看，公共性和私密空间之间的冲突并非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关系，而是螺旋上升的过程：一方面，公共空间能使公众获得对公共性的经验与感知，并培养其自身的公共道德与公共意识；另一方面，公共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些市民选择我行我素，或以激烈的方式处理沟通，后果往往被社会话语所批判，促使其对空间权利的反思。

4.3 公共管治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社区的管治基础是围绕家长制以及宗族纽带建立的道德规范。这种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人情色彩，同时也使得社区具有较强的内聚性和向心性。然而，生人社会的管治则是基于契约关系以及法治精神，城市的管理者通过不断地生产“知识”和法律话语去规范城市公共空间使用者的行为，以此为管治工具进行自上而下的价值引导与培育。在2014年以及2015年，广场舞现象受到来自媒体和政府方面的高度关注，讨论话语骤增，不仅反映了官方实现社会治理的诉求，更是草根阶层与官方在话语权争夺上的博弈。一方面，政府在规范广场舞管理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的权利约束是公共空间实践中不可缺少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为基础，以《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作为指导，全国相当一部分城市相继出台了本地的法律法规去治理主要由广场舞导致的社会噪音问题。例如，广州于2014年12月30日公布已经历两次审议的《广州市公园条例》，明确规定了公共场所开展健身、娱乐活动的音量限制。

另一方面，由国家体育总局以及文化部推行的十二套规定标准动作的广场舞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草根文化与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之间的博弈。广场舞参与者主要主体为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广场舞大妈”已然成为该群体的标签。他们通过参与公共休闲生活产生文化意义并且对自身身份进行建构和认同，意识到自己作为大众文化的展演者的身份，并希望通过自治性质的广场舞文化挑战“国标”权威，争夺话语权。这种草根阶层和官方阶层的话语权争夺，也反映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由于广场舞的普及以及活动进入的低门槛，这种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将“舞蹈”这一本属于精英文化的艺术形式拉下神坛。广场舞有民间自发的组织和创意，而不是和广播体操一样遵循样板和既定规则；一切标准由自己定义，并拒绝官方标准的束缚和规范。这不仅是草根阶层争夺自主话语权的表现，也体现了自主的集体化使得组织集体化和单位制集体化崩塌瓦解，回归民间化机制，这无疑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变化路程的一种折射。换言之，广场舞作为微观尺度上的一次“再熟人化”实践，试图以自主的集体化来重建微观尺度上的熟人关系，但这种“社会向社区的转型”恰恰反映了中国城市社会已经处于“生人社会”的话语规则之中，人们的个体意识、自组织意识和能动性逐渐增强，广场舞在本质上也必然是个人主义价值与集体主义价值的一种杂合和协商。

5 结论与讨论

总结本文，城市公共空间与广场舞的关系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城市公共空间是广场舞这一日常生活实践的物质载体。其次，广场舞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将物质空间转化为了社会空间，赋予了空间社会与文化意义，使其成为转型期城市文化和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最后，空间对于广场舞的内涵和意义有着塑造的作用。涉及到广场舞的几个核心社会问题（对于公共空间的争夺；广场舞空间与居住空间的临近性；以及国家对于公共空间的管治）都说明，对于广场舞这一公共性实践的理解、诠释和评价，与广场舞发生的具体空间密切相关，空间维度是城市公共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从社会功能和价值、公共空间的矛盾与妥协、草根阶层与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出发，系统分析了广场舞所展演的中国城市公共性。从话语发展趋势上看，关于广场舞的社会话语随时间发展既有共同中心话题，也有不同的话题之间的演变与穿插。社会话语最初仅仅将广场舞作为一种休闲文化，关注个体层面的体验和愉悦，以及集体主义情怀带来的情感归属。随着广场舞噪音和空间争夺逐渐成为公共话语讨论的焦点，广场舞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意涵，上升为一个有关公共性、公共精神、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的问题。有关广场舞的讨论也从个人体验过渡到有关社会伦理和社会公德的讨论。

从广场舞涉及的不同主体的角度看，广场舞体现了草根群体、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广场舞体现了草根群体积极的自组织能力和能动性。在“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基层个体并非是社会变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对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互动有着积极的创造和形塑的能力，在微观空间的尺度上塑造着新的“集体”和“社区”。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发扬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具有文化建设的参考价值。通过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能对城市建设，尤其是公共空间的建设和管治作出反思。然而，官方推崇的标准化广场舞文化与草根阶层自发、即兴的草根文化在话语权上又存在争夺。公共话语普遍认为国家应更多地作为社会“调和者”而不是“强制者”角色。在这些话语中，广场舞又被赋予了一定的市民自治与草根能动性的意涵，是标准化的国家政策难以完全干预的。

在理论层面，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公共空间所展演的公共性相比，基于广场舞的城市公共性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内涵。与西方城市类似，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是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亦是普罗大众回应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重要渠道。城市居民利用公共空间实现社会互动，并展演自身的文化倾向和身份认同。人们赋予公共空间文化意义，并将公共空间的占有和使用看作市民的一项不言自明、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转型期中国城市的公共性与西方又有显著的差异。一方面，中国城市的公共性对于差异、多样性、多元文化暂时未有太多的强调。相反，城市居民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体现了对集体主义的追忆，以及在“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之间营造的一个过渡地带。另一方面，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逐步分异是中国城市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什么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规则和规范是什么、公共精神与私人生活的边界在哪里，尚没有约定俗成的社会共识加以界定。因此，公共性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协商的过程。

由于数据挖掘技术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本文只能对广场舞现象提供一个整体的把握和轮廓。对于不同年龄、学历、生活经历的舞者的空间实践的多样性，本文难以提供深入的刻画和分析。后续研究需要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深入的田野研究方法，探讨广场舞参与者的身份认同、身份表达、组织机制以及权力关系，同时呈现特定时空背景中不同群体的空间实践的多样性，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不同类型的广场舞参与者的主体性、自组织性以及能动性。此外，伴随着“广场舞跳到海外”、“国外引进广场舞”等话题热度的不断上升，广场舞作为一种流动性的文化实践似乎包含了通过跨界的文化融合与交流消解政治、经济催生的边界，同时重建及维系华人民族文化认同的多重隐喻，值得后续进行相关的讨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