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1899年6月14日生于大阪。幼年父母双亡，其后姐姐和祖父母又陆续病故，他被称为“参加葬礼的名人”。一生多旅行，心情苦闷忧郁，逐渐形成了感伤与孤独的性格，这种内心的痛苦与悲哀成为后来川端康成文学的阴影很深的底色。在东京大学国文专业学习时，参与复刊《新思潮》（第6次）杂志。1924年毕业。同年和横光利一《不是代》杂志，后成为由此诞生的新感觉派的中心人物之一。新感觉派衰落后，参加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文学运动，一生创作小说100多篇，中短篇多于长篇。作品富抒情性，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影响。早期多以下层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写她们的纯洁和不幸。后期一些作品写了近亲之间、甚至老人的变态情爱心理，手法纯熟，浑然天成。

艺术鉴赏

川端康成把《伊豆的舞女》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展现在如诗如画的美丽背景下：“俊秀的天城山，茂密的树林，清冽的甘泉，浓郁的秋色，袅袅的炊烟———”“南伊豆是小阳春天气，一尘不染，晶莹剔透，实在美极了。在浴池下方上涨的小河，承受着暖融融的阳光。”“群山和天空的颜色都使人感到了南国风光”。“雨停了，月亮出来了。 雨水冲洗过的秋夜，分外皎洁，银亮亮的。”川端康成把主人公放进这伊豆秋色中，使人物形象与自然情景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细腻优雅的风光描绘，让我们身临其境，享尽淳朴伊豆的旖旎风光。同时，又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清新淡雅的哀愁。川端康成通过自然美与个人情感的有机结合，构筑出“物心合一”的美学思想。

纵观整篇小说，不难发现，这部小说一如川端康成其它作品，具有忧郁和哀怨的情绪，但在这其中却又浮现出一股暖人心扉的温馨。这份暖意不因身份的悬殊而淡漠，正是这种身份上的差距让彼此的相伴和信任显得弥足珍贵。旅途虽短暂但却足以让“我”铭记，温暖了“我”今后的人生之路。小说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对“我”和年少舞女之间微妙的情感波澜的细腻刻画，舞女的清纯与天真如一股清泉净化了“我”抑郁阴沉的心灵，让这场原本孤寂的伊豆之旅充满了青春的悸动和初恋的浪漫。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旨在阐明笼罩《伊豆的舞女》的忧郁气氛突显的是这段与巡回演出艺人的旅程给具有“孤儿根性”的“我”所带来的温馨与浪漫。

物哀”最早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在评论《源氏物语》时，把平安时代的美学理论概括为“物哀”。“物哀”不仅可以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意义，还可以解释为同情、怜爱、感动等意思。“哀”在日语中等同于“美”，哀即美的审美观是日本民族文化中较为独特的一种现象。“物哀美”的美学传统一直被后世作家所继承发展着，成为一种日本文学的理念，也成为日本文学美的基调。

物哀是悲与美的结合体，《伊豆的舞女》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伤感。蜿蜒的山路、潺潺的流水、飘零的秋雨都渗透着淡雅的忧伤。物哀比悲哀要恬淡，恬淡到静寂、闲寂、空寂，小说中的学生“我”与舞女薰子邂逅之后，自始至终俩人谁也没有向对方倾吐一句爱慕之言，而彼此之间的感情又都处于似乎觉察又似乎没有觉察之间，川端康成有意识的将这种似是爱情而又非爱情的情感色调淡化，物哀化，让主人公邂逅就是告别，告别就是永别，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淡淡的悲与真实的美交汇创造出一种悲哀美的抒情世界，体现了川端文学“物我一如”“物心合一”的美学观。“舢板摇晃得很厉害，舞女依然紧闭双唇，凝视着一个方向。 ———直到船儿远去，舞女才开始挥舞她手中白色的东西。”“物哀”抒发了即美且悲的情怀。哀美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日本人的感情世界，残月、飘零的樱花、甚至生离死别中都潜藏着令人怜惜的哀愁，会增加美感。这种哀感和美感已经影响到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审美意识。

然而，综观全文可以发现，比起“我”，舞女在文章中写的更为哀伤，这也牵引出另外的问题。这种哀伤体现在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中。女主人公“薰子”的真实年龄虽然只有14岁，却为求生计，常年背着比书包还重的鼓和鼓架，无论酷暑严寒，翻山越岭四处卖艺。作品通过天城山顶老婆婆的恶语，鸟店商人的歹心，汤野小客栈纸商和女掌柜对待艺人的蔑视态度，“每个村子的入口处都竖立着一块牌子，上写：乞丐、巡回演出艺人禁止进村”等几个情节，描绘了世事炎凉之感。世人的冷眼使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忧郁、哀伤的气氛。过早承担了生活的重担，承受着超出她年龄的生活压力，饱经颠沛流离之苦，还要在人们的歧视中强颜欢笑。这种社会的不公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无情的现实与14岁少女纯情的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散发着哀伤之美。

这种哀伤还体现在男女主人公的身份不平等上。“我”与舞女“薰子”之间的感情发展是贯穿整个作品的一条主线，《伊豆的舞女》中，男主人公“我”是旧制高中的学生，在当时社会上是地位较高的人物，而女主人公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舞女。在故事的深入过程中，这种不平等就伴随始终。学生“我”总是从优越的视角出发，俯视身份卑微却纯洁美丽的少女。“薰子”第一次同“我”搭话时，是“有点儿慌张地小声回答”，接着就“脸颊绯红”。这些文字表现了舞女的羞怯腼腆，也流露出了男主人公的优越感。“我”和舞女一行一起走在崎岖的乡间小径时，舞女总是跟在“我”身后，保持不到两米的距离。这两米空间正是男女主人公身份地位差距的暗示。发现泉水后，姑娘们却都站立在泉水周围，让“我”先喝未被搅浑的干净水，“我”坦然接受。舞女跪在地上，弯下身子给“我”掸去身上的尘土，气喘吁吁地请“我”坐；下山时，舞女跑着去给“我”拿来竹子做手杖，为此还险些倒在田埂上；“我”要离开房间，舞女就抢先走到门口，替我摆好木屐等。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都暗示了两位主人公之间的不平等。也为两人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埋下了伏笔。作为社会精英的“我”不顾等级差别，与身为江湖艺人的舞女互相爱慕，当甜蜜的爱情一步步发展到顶端时，却不得不分开。“我”同情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受人歧视的艺人，包括穷困潦倒的“荣吉”，因流浪奔波而孩子早产夭折在路途中的“千代子”，为生计所迫做舞女的“薰子”。这也是小说在另一方面上所能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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