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后的著作是《欧洲史学新方向》。如其书名所示，此书主要处理战后史学的变化。其着重点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如德国，而是采取了跨国的和比较的角度。我在《德意志历史观》中批判了德国民族传统的理论前提，但注重事件和重要人物，没有做社会分析。与之不同，《欧洲史学新方向》中也批判这些理论前提，但战后的欧洲大陆和英语国家的史学界，已经大多转而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其形式多样，而作用日益明显。具体而言，我讨论了法国的年鉴学派、西方和波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后者采用了韦伯和马克思的理念，对德国历史中导致纳粹上台的因素进行了批判的考察。此书很快被译成了各种欧洲文字，也有了日文、韩文和中文版。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我的《欧洲史学新方向》已经渐渐显得落伍，因为我在书中称赞的社会科学方法，虽然有助于摆脱之前注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旧史学，但到那时已经受到了挑战。不管是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和美国侧重计量的社会科学方法，都希图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做宏观的解释。除了年鉴学派侧重前近代法国的历史之外，其他学派都信奉一个同样的理念，那就是全球的历史都在向现代化迈步，走向一个生产力日益扩展的社会，而西方则是现代性的样板。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样板及与之相连的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的方法，已经日益为人所诟病。1979年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写道：“采用计量的方法无疑是当今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新潮。”但就在同一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了一篇题为《叙述史学的复兴》的重要论文，其中指出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原来基于的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史学家有可能“对历史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信奉这一信念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社会科学化的史学都基本认可现代西方的工业社会，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未来走向有不同的看法。而在后殖民的阶段，史学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女性和少数族裔开始为人所重视，在这之前，他们在以政治为主的旧史学和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在西方和其他地区，现代西方文化日渐被视为是压迫女性和造成族群之间不平等的根源。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曾对经济因素特别重视，而此时开始转为重视文化。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旧史学及侧重分析结构和过程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史学家更注重强调文化的因素和普通人如何创造历史。社会科学史家认为历史社会和个人的存在有一定的文化场景，可以分析和解释其意义和意图，而文化史家则只希望做出解读，而不是解释。

在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和它1993年的德文简版中，我不仅考察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历史思想和书写的变迁，与此同时也重新界定了我自己的立场。就理解过去而言，注重文化的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它开拓了历史学的视角，把性别、性行为以及之前被轻视或无视的群体纳入了史家的视角。仅就这些而言，应该说对历史书写大有助益。不过主张文化转向的史家往往走得更远，他们甚而会质疑历史探究是否有其理性基础。对他们来说，历史行为的核心是含义，而这一含义无法抽象化，只能加以解读。所以解读取代了解释。他们强调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有文学的方面，这是正确的观点，我也对之有同感。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认为，历史书写的文学性使得史学与文学并无界限可言了。而那些主张语言学转向的学者则走得更远，认为真实的过去并不存在，历史只是语言的一种创作而已。虽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是左派，但他们却把摒弃西方思想理性基础的右派学者引为同道，包括公开反民主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同情纳粹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认为，启蒙运动推崇的理性不再有助于将人类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是在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了压迫的一种手段。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为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西奥多·阿多诺所赞同。而在这点上，我与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了。在很大程度上，我认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评，我也看到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和片面，这一范式有一种盲目的、西方中心的乐观主义，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战争、毫不掩饰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但我认为，不是启蒙运动推崇的人道主义或对理性的信仰造成了这些问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理想一直未能实现才让上述问题得以出现。所以，我这本书的重心是对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的各种形式进行了批评。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出版之后反响甚好，很快被译成了十种文字，包括多种欧洲语言和日文、韩文及简繁两个中文版。不过我也深深地认识到它的种种局限。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我在这方面并不特别显眼，因为西方国家出版的史学史著作都只处理西方的史学而已。这种状况到了21世纪才由于几部先驱性著作的出版而有所改变。我从很早开始就希望从比较的、全球的视角研究史学史，但由于不懂欧洲之外的语言而未能如愿。不过，我在这方面也做过尝试。1979年我与哈罗德·帕克一起主编了《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其中除了有西方国家的史学之外，还包括了俄国、波兰、德国、拉美、中国、日本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章节。这在当时是世界上的首例。此书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而且还再版了，对此我很欣慰。1980年我与另外两位学者创建了国际史学史学会——现称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学会——力求包括在冷战期间处于世界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史学家们。比如从其创建的初期，北京大学的张芝联先生便与我们多有合作。最后，进入21世纪之后，一家英国的出版社邀我写作一部现代史学史——他们的原意是写一部西方史学史，而我觉得此书应该有全球的规模。于是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王晴佳和我的印度学生苏普里娅·穆赫吉参与。我们合作的结果就是2008年出版的《全球史学史》，此书现在有了中文版，也被译成了俄文和德文。最近，我与王晴佳一起又主编了一部论文集，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视角》，拟在2015年夏天出版。在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翻译出版了我这么多的著作和论文，对此我深表谢意。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

2015年2月23日

（此文为伊格尔斯先生生前特为“伊格尔斯著作集”所撰的序言，由伊格尔斯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晴佳先生翻译。题目为编者所加。）

“伊格尔斯著作集”书目：

《德国的历史观》（已出）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已出）

《欧洲史学新方向》（待出）

《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待出）

《德国的历史观》

德国的历史观

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

[德]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著

彭刚 顾杭 译

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18—20世纪中期的德国史学史，分析批判了以兰克冠名的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传统兴起、高潮与衰落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批评者的史学思想，认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历史观与历史著作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客观公正：历史主义传统对于德国走上纳粹主义道路至少起到了间接的铺垫与推进作用。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德]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著

何兆武 译

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考察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以及自19世纪专业历史学出现以来作为其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发展，描述了“二战”以后新的社会科学如何改变历史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历史学的巨大挑战，并得出结论：当代的历史学正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本书是新版，增加了题为“21世纪初的回顾”的后记，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向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展，特别注意文化因素和全球化问题。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