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伊格尔顿的名字总是与《文学理论引论》（也有版本译作《20世纪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联系在一起，他也被公认为是在汉语文学批评界声誉最高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之一。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声誉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妨害了国内批评界对不断“延伸”其批评触角的伊格尔顿的理解。

　　“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同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价值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文学理论本身与其说是理智探索的对象，不如说是观察我们自己的时代的一种视角”1。早在1983年，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做出的这个判断也构成了他自己“政治批评”的基本出发点。新世纪以来伊格尔顿连续发表的《理论之后》、《陌生人的困扰》、《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三部作品见证了他从文学和文化的“政治批评”向自觉建构“批评的政治”的过渡转型。《理论之后》解构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理论狂欢”，重申理论和批评的不可或缺的现实政治维度，《陌生人的困扰》所考察的是自埃德蒙•伯克，经斯宾诺莎、康德、尼采，直至莱维纳斯的现代资产阶级“伦理话语”的意识形态机制，而最近一部作品《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则通过“交锋”的方式表明了伊格尔顿本人所实践的“政治批评”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也正是由于这种“交锋”形式，使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发表以来，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随着该书被译为中文3，汉语读者表现出了同样的关注度——中文版在各大城市图书销售网点近期销售排行上榜上有名似乎就是一个明证4，特别是理论著作（尤其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很难占有较大销售份额的今天。

　　围绕这部作品，有人赞同，反对的人也不少。无论是国外思想界还是中国的读书界，最主流的一条反对声音似乎是伊格尔顿语言犀利有余，但却没能直接回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部作品充其量只是一部中世纪“护教文章”的现代版本，或者如有的国内论者所说“他根本就没有立论，辩论的目的是驳倒对方，至于自己想表达什么，建构什么，反而一时没有了主意”5。

　　但事实并非如此，伊格尔顿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了比较“恰当”的形式表述自己的立场，以统一的形式和内容表述了“马克思何以是对的”这一主旨。

　　一

　　伊格尔顿是对的，他对当代西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论点的选择和安排并非随意，而是以马克思学说的整个理论立场为结构框架。从表面上看，他所列出的十条反马克思主义论点确乎没有什么新鲜，但表述的顺序所反映的理论的顺序才是关键所在。在对这些非难进行驳斥的过程中，伊格尔顿实际上已经给它们归了类。

　　第一类非难强调“现实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学说无效”。其中一个论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的更新机制似乎让这种社会制度“充满活力”，同时宣告了马克思“危机预言”的无效；第二个论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历史本身就是与反对市场、限制个体自由的政治实践相联系的。从理论上说，这类非难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然而，无须伊格尔顿的申述，众所周知，马克思学说作为一种探索“历史科学”的努力，不仅向现实的历史持开放的态度，而且也提出了正确理解历史现象的理论方法。当伊格尔顿将那种用局部的、暂时的资本主义当代繁荣景象来做论据的非难，与强调世界历史、世界整体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置的时候，前者的局限不言而喻。发达资本主义之所以摆脱危机、实现当代繁荣与印度、东南亚大量存在的血汗工厂之间并非没有历史的逻辑关系，正如苏联的政治实践和经济困难与同时代西方铁幕及其经济封锁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一样。

　　第二类非难强调“马克思学说是决定论”。持这种论点的论者也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马克思学说是“经济决定论”，第二类认为马克思学说是“历史-阶级决定论”。但正如伊格尔顿从思想史角度所列举的那样，强调物质经济基础对社会整体的支配作用，并不是从马克思才开始的；而最早发现阶级在历史结构中的重要性的也并不是马克思。马克思并不比西塞罗、启蒙思想家们，甚至弗洛伊德更“经济决定论”6；观念论大师黑格尔更合适被称为“历史-阶级决定论”的创制者7。伊格尔顿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最大功绩在于，将经济的基础结构与阶级间关系的能动力量相结合，从而科学地阐明了经济结构是如何在这一能动力量推动之下形成有规律可循的历史的。谁能主张说，在以人身依附、土地依附为基本条件的社会形态中会出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相关的思想形式呢？而另一方面，“阶级”这种社会关系，固然不能直接解释具体的文学创造、文本结构、艺术风格的形成等等，但却能为这类解释提供最基本的历史参照框架8——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文学常识：如果不以爱尔兰的阶级—民族冲突为参照，就难以理解贝克特的特殊美学追求指向，正如《红楼梦》的伟大艺术成就也应在中国早期现代性社会特殊的历史-阶级构成参照系当中得到考量一样。

　　第三类非难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这种非难如果不是出于恶意，就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知，伊格尔顿之所以专门予以驳斥，想必也是因为这种论点的“市场”相当大的缘故吧。“乌托邦”在汉语语境中就是“乌有假托之邦”的意思，而“Utopia”的西语语义也是“空想之国”。如果把发现并解释了历史规律，进而武装起无产阶级政党，使之通过理论的实践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至今的社会-政治格局的马克思主义称为“乌托邦”，显然是极荒谬的。一种乌托邦思想怎么能与“利润率下降规律”、“剩余价值”、“生产关系”等科学概念共存共融呢？伊格尔顿说“马克思既对人类的历史无比悲观，又对人类的未来无比乐观”9。也就是说，马克思理论具有两个基本向度，一个是客观直面迄今为止阶级社会所产生的种种压迫，另一个则是积极地、科学地探索可能的、美好的人类未来，二者互为依存。科学、客观、历史的认识方式，使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不再是乌托邦的乐观，之所以如此，可以用伊格尔顿也援引过的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来解释：作为历史力量的工人阶级对历史的掌握，“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0，也就是说，“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失了”11。

　　最后一类非难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过时了”。如果说用现实历史来“证明”马克思主义过时乃是经验主义的常用策略，那么“理论过时论”则是“学院派”的一种话语策略。据称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学上无法适用于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政治、反全球化运动，因而左派的理论不得不另寻理论资源。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无论文化、性别、语言、身份以及种族问题，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物质不平等、劳动剥削、帝国主义掠夺、群体政治反抗以及革命改造”12。只批判文化、性别、语言、身份和种族的压迫的种种文化现象，并不能直接改变造成这些压迫的真正社会条件。这也正是当今各种“新左派”理论相比于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但却总给人以乏力之感的原因所在。而至于“生态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具有对生态问题的开放性，怎么会形成在当代批评话语中相当具有活力的“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思想流派呢？伊格尔顿也暗示道，通过增加浪费、奢侈和毁灭性开发的生产方式来推迟“危机”的资本主义，与从来都强调人与自然整体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谁是“生态主义”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伊格尔顿的“归类”，我们清楚地看到以上种种类别的“责难”所代表的几大策略：一是用永恒化、狭隘化了的“现状”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一是用神秘化的精神、因果律的复杂性宣告马克思主义为“独断”，一是指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维度而宣布其为“幻想”，一是以知识更新为名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陈旧”。不管它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未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部。这样的“责难”当然无法令人信服。

　　二

　　从语义上来说，“真假”和“对错”是两类不同的判断范畴，前者涉及理性认识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与实践的有效性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格尔顿对马克思做出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他的判断是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实践语境及其作用层面做出的。伊格尔顿的判断之所以正确，正是因为他从未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万能理论”，而是强调其实践品格。在实践层面并为了实践而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才把握到了真正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伊格尔顿是对的，因为他的这种辩驳行动所坚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世界中提出话语“领导权”要求的正当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太物质主义”、“太经济决定论”、“太强调政治”的那些斥责，无非是要剥夺马克思主义话语对文化、科学、观念等一切“高级”精神领域的发言权，进而褫夺其文化领导权。但正如伊格尔顿在该书中所揭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并非还原论。政治、文化、科学、观念和社会存在并非是经济因素改头换面后的表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不是单向的”13。仅就现代文学艺术来说，沉浸在现代高级文化中的批评者们忘记了一点，19世纪资产阶级艺术、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与其说超越了孕育了它们的“卑污的现实”，不如说是从那种“卑污的现实”中汲取了真正的营养。在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的“资本主义与形式”一文中，伊格尔顿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资本主义是本质上富有侵凌性的社会结构，商品拜物教使这个社会的真正追求永远焦躁不安、不断探求发现、永远扰动分解，永远毁灭破坏。“这种秩序在结构上是自我毁灭的，并且是陷入永恒骚动之中的” 14，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以来的西方叙事获得了市场与道德、欲望与良知、犯罪与救赎、个体与社会、欲望与理想、幻觉与现实等一系列不可克服又激动人心的二元对立叙事主题和相关形式。这种精细化了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母题在获得了高级文化的代言“经典”地位之后，却又被利用来掩盖制造了那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社会“起源”——“统治阶级当中不少人一直在努力将其阶级诞生于其中的血污从历史记忆当中抹除”15——以使整个社会患上一种健忘症。相反，马克思则不会满足于用“审美”、“虚构”的方式解决那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而马克思主义则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终结这类矛盾的可能，“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16。作为“哀歌”的文化形式，尽管具有高度精美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观念形态，但与积极地、现实地创造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相比，谁更具有“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的文化领导权，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

　　伊格尔顿是对的，因为他在辩驳的过程中，保持着对现实的“健康的常识”，体现了判断的正确性。或者说，伊格尔顿正确的判断力来自于他对身体所能直观感受到的“美丑”的直接辨识。早在写作《审美意识形态》之时，伊格尔顿就将身体感觉当作文化唯物主义认知的一种认识论条件予以强调了。在伊格尔顿看来，人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也是感觉的主体。人的身体是人与自然界、社会和同类之间交往的最直接的感觉中介，尽管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会对这种中介进行“规范”和“塑造”，确立“美丑”的规范，但归根到底还是有一些最根本的“美丑”感受和价值判断反应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为整个人类所共有的。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这种身体美学可以说是作为伊格尔顿对当代知识环境和现实政治做出直接判断的感知背景而发挥作用的。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非难形形色色，有的披着科学的外衣，有的摆出历史学家公正的姿态，有的宣告市场就是一切，有的断定历史已经终结，有的说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有的预言消费主义将造就最大的平等。但对实质从未改变过的那些“痛苦”和“野蛮”的感知判断，让伊格尔顿在这些说法前坚持马克思仍是对的。随处滋生的种族主义、广泛散播的愚民文化、迫使人们相互战争的竞争、源于独占的资源匮乏以及由这种匮乏所造成的核战争阴影、南半球的普遍贫困17、抢夺养老金的金融投机、以自由市场之名进行的赤裸裸的掠夺18——有正常感觉能力的人对这些“痛苦”和“野蛮”的感受根本不可能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或民族主义国家学说、后殖民主义或历史终结论转变成愉悦的轻松感；而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在追究这些“痛苦”和“野蛮”的根源的时候，也不可能发现不了那个作为制度框架存在的“匮乏的结构”：“匮乏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杰作’”19。也正是这种“匮乏的结构”滋长了以次充好、偷工减料、食物造假等等不断突破底线的道德堕落，马克思本人就曾说过：“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 20。而只要这种制度性、结构性的“痛苦”和“野蛮”还存在一天，就不能说马克思学说在理论上是虚假的，就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是不对的。

　　伊格尔顿是对的，因为面对那些实际上并未真正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他并没有陷入对方的逻辑（那种“八面锋”式的逻辑，总让人想到鲁迅先生在杂文《论辩的灵魂》中所戏拟的那种“逻辑”），他没有——实际上也无需——从理论“内部”，用说理的方式去为马克思辩驳，而是以一种“述行性”（performative）言语方式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提出领导权要求的正当性，唤醒人们的正确的判断力。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就曾经面对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了对那种结构性“苦难”和“野蛮”的准确的判断力，并且以这种判断力为基础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形成了理性而乐观的愿景，正是因此，他才能在1843年给阿诺尔德•卢德的信中写下这样的词句：“如果说我对现今社会仍然没有失望, 那只是因为现今社会的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使我满怀希望” 21。

　　三

　　貌似客观的论辩最终会说：“让时间证明马克思是对的”。然而，这种论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如果事先就让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指导实践的观念上的领导权，就算是等千年、万年，也不会得出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伊格尔顿清醒地指出，“除非你认识到婴儿终将长大成人，否则你根本无法真正明白作为一个婴儿究竟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内部蕴藏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和超乎寻常的可能性，而正是资本主义妨碍了这种力量的爆发和这些可能性的实现” 22。

　　以“后工业社会”为根据的论辩会说：“马克思相信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既然工人阶级在后工业时代不复存在了，这种变革还是可能的吗？”伊格尔顿当然承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连通现实与未来的是工人阶级——这不仅是现实的一部分，也是彻底改变现实的动力。工人阶级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未来与现实的交汇力量”23。而同时伊格尔顿也承认，当今社会结构中“工人阶级”的人员构成及其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作为“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的实质未尝改变，凡是创造社会价值但却被无产阶级化的被剥削劳动者都可以被算作这个有能力改变现实的阶级24。只有这个已经存在的阶级，获得了对自身处境认识和自我意识之后，从纯粹“自在”的存在，变成一种“自为的”力量，变成一种可以证明“马克思是对的”的力量，变革才能成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太注重阶级物质利益了，格调不高，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都友爱一点，相互容忍一点，用兄弟情谊化解物质冲突，难道不是更好？”——高尚的“道德主义”的论辩也会提出这样的指责。伊格尔顿直接回答说，马克思从来都相信爱和兄弟情谊，但不能让“爱”或“兄弟情谊”建立在无私的人被授予“自我牺牲”美名的同时却受尽奴役、损害甚至欺侮的基础之上25。这类“道德主义”是阻止马克思主义证明自身正确性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了不陷入论敌们的“论辩的灵魂”的逻辑，伊格尔顿在反驳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相当有意思的语言风格，亦庄亦谐，风趣机智，以便通过戏仿式地“复制”对方的“逻辑”而制造出“间离效果”，让读者看到原来听上去言之凿凿、貌似有理、占据“道德制高点”、崇尚精神、捍卫人性的那些驳斥之辞暴露出它们自身的荒谬。因此在读这部书的时候，往往会让人想起布莱希特所营造的戏剧效果。

　　伊格尔顿与这套论辩之词的“交锋”，的确与布莱希特的戏剧《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展现的各种立场之间的“交锋”非常相似。对这部戏剧略加说明，应该说有助于说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与21世纪的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环境”之间的类似，进而也可以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角度说明制造了这种“意识形态环境”的社会机制的稳定性。这这部戏剧以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肉类制品业”中的劳资矛盾为背景，情节在芝加哥肉业大亨、牛类饲养者、饲养场工人、罐头工厂主、具有高尚基督教牺牲精神的救世军和有组织的工人之间展开。

　　肉业大亨们结成同盟，尽可能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将利润用来购买更先进的机器，为的是再进一步压低工资。在肉业大亨克里德勒的眼中，再美好不过的就要算是先进工艺技术的机器带来的真正“解放”了：

　　新玩意儿。真有想象力

　　猪坐上了铁丝网传送带

　　被送到顶层

　　开始屠宰。猪

　　无力反抗，在刀子跟前

　　引颈就戮。还不赖，是吧？看啊，这猪

　　自己把自己屠宰，自己把自己灌成香肠。

　　一层又一层地降落，

　　先是退了自己的皮，皮可以制成皮革

　　然后是去鬃，鬃毛可以制成刷子

　　最后脱骨——这是我们骨粉的原料——

　　在重力作用下，入听装罐

　　只需在下面等着，便万事大吉。还不赖，是吧？26

　　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准备抗争，但最终维护克里德勒及其合作伙伴利益的当局镇压了工人的抗争活动。克里德勒的合作伙伴、更有“手腕”的肉业大亨毛勒暗中买下了市面上的所有牲口,同时与所有罐头加工厂厂主签下大笔订购合同。这些罐头工厂主为了履行合同，又必须从毛勒手里买下生肉，毛勒的代理商遂即漫天要价，毛勒终于从罐头厂主手中大赚一笔，而罐头厂主只能将债务转嫁到罐头厂的工人头上。由于罐头厂在这次“风潮”中大量倒闭，许多工人只能面对失业的残酷现实。工人彻底失败。接下来，毛勒用这样赚来的钱做起慈善，为约翰娜的救世军们提供善款，让他们在广场搭起粥棚，招揽失业的工人领受毛勒的恩泽。全剧在失业、慈善和宗教中收场。

　　布莱希特要展现的不是别的，而是这样一组主题：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使技术进步成为制造普遍贫困的条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不可能逃避大资本家的操纵、当受剥削者努力抗争时维护“市场秩序”的某种力量将暴露出彻底暴力的一面，虔诚信仰的基督教徒约翰娜及救世军在劳资双方间的斡旋、调停不能帮助改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境况，只能帮毛勒和克里德勒们的忙。正如布莱希特在这出戏里所说的，被约翰娜动摇、被毛勒们破坏的工人失去的将是一切，获得的将是这样一种终结了的历史和永恒场景：

　　风雪这般呼啸怒号

　　而谁又愿逗留于此？

　　像以前一样纹丝不动的

　　只有石头般的冻土和赤贫者。27

　　或许将伊格尔顿的论据转换成布莱希特在这出戏里勾勒的具体可感的审美形象，更能让人意识到伊格尔顿为什么是对的吧？

　　伊格尔顿是对的，恰恰是因为马克思是对的。因为马克思是对的，所以以“贪婪是对的”（Greed is Right）为口号的华尔街才被被剥夺者们当作晚近资本主义形态的象征予以占领，发泄他们的不满。但实际上，不用伊格尔顿去证明，西方晚近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被剥夺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命运的改变不能依靠剥夺者的慈善、被许诺的虚幻的未来，以及个人的“幸运”。

　　1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Blackwell, 1996, pp. 169-170.

　　2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Basic Books，2003;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Wiley-Blackwell, 2009; 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 任文科 郑义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4比如北京“万圣书园”2011年9月的销售排行，参看http://www.allsagesbooks.com/index.asp

　　5“让时间检验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广州日报》，2011年09月10日。

　　6、7、8、9、12、13、16、17、18、19、22、23、24、25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 任文科 郑义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22页，第35页，第39-40页，第101页，第218页，第117页，第73页，第12-15页，第95页，第13页，第81页，第74页，第175-179页，第88页。

　　10、11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第208页。

　　14 、15Terry Eagleton: Capitalism and Form, in New Left Review 14, March-April 2002, pp. 121,119.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21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德，1843年5月[上半月]于科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26、27 转引自Roberto Schwarz “Brecht's Relevance: Highs and Lows”, New Left Review, 57, May-June 2009, pp.99, 102.

　　(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