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约存在于企业活动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契约签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将双方的业务设置在一个信息差异较小，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盈余管理产生的前提是企业内外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其充分条件是应计制及公认会计原则的运用，必要条件是企业内报酬计划与债务契约的签定。盈余管理主要是处于企业内部信息优势一方的管理者，为了取得报酬契约中的私人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调整会计数据的行为。对于盈余管理的认识，存在着正面、负面和中性的观点。

一、盈余管理问题的提出

(一)选择契约作为基本分析切入点

信息经济学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与原理为认识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现象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同时为我们解释盈余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许多活动主体。典型的有企业与政府，而这二者都与市场关系密切。本文重点将针对企业这一主体展开有关分析，分析的背景是将企业置于市场经济环境中，其中有能动型政府作用在其间；分析的内容侧重于企业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分析的基本工具选择为信息不对称。

在企业的一系列对内对外经济交往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契约行为。契约的存在，一方面保证企业约定活动的有效开展；另一方面表明了进行业务双方的信息拥有量的差异。通过契约签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将双方的业务设置在一个信息差异基本较小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企业的契约网络来看，大致可以勾画出以下几条主要契约线路：一是企业与投资者、债权人签定的报酬计划、债务契约，在企业内且——以信息不对称为背景对盈余管理的探究在约定的时间内有效；二是企业与供应商、销售商签定的供销和约，在国家《合同法》约束下，条款的执行是强制的，否则违约方承担法律责任；三是企业与职工签定的劳动用工合同，在国家劳动法约束范围内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实施；四是企业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各种强制性契约；五是企业对社会、环境的责任与义务，它可以采取非正式方式，但对于现代企业来讲，这已经成为企业的一种约束；六是企业内各级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分配，其实体现的也是一种类型的契约关系。上述企业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契约签定内容各异，而且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包含不同的内容。

(二)签定契约的根本原因：普遍的信息不对称

围绕企业存在的契约网络，给我们分析企业问题提供了一种工具。作为契约联结体，应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出现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企业双方或多方为什么要签定契约?根本原因与目的是什么?契约的签定在哪种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契约的签定又引出了什么问题?

信息经济学将信息这一21世纪最宝贵的资源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并作出了人类现实社会信息的无处不在与信息的广泛不对称是客观存在这一历史判断。信息资源的无处不在提醒企业重视信息，在对各种外部信息的获取中，企业应该说相对处于被动位置；对于由企业自己生产、运用、传输的各种信息，即使在外部有关规范条件下，企业的自主权或者主动权也比前者宽大许多。面对信息资源的广泛存在及企业的某种信息生产与提供优势，与企业签约锁定一定风险保障签约方利益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所以，在信息世界里，信息的广泛存在且普遍的不对称，是造成签约的根本原因。如果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可以预见，未来的契约将不复存在，至少契约的内容将发生实质性改变。契约的签定是以双方掌握信息以及对未来信息的共同预见为基础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双方尽可能消减信息不对称，或者即使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通过一些具体措施限定信息优势方的行为，从而保障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

将上述讨论进一步缩小范围，即将信息的生产与提供限定在财务会计领域，我们看到：财务会计信息不对称仍然是导致企业委托人与代理人签定和约、企业与债权人签定契约的根本原因。无论报酬和约还是债务契约解决了一定意义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由于契约优势一方的信息掌握权及现行应计制会计、公认会计原则运用中的主观判断的客观存在，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及其产生条件

在现实的普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有者与债权人把资金投入企业后，显然处于了解企业全面真实经营信息的劣势，如何解决这一信息不对称问题，思路有：一是亲自参与企业经营成为企业的实际管理者；二是派代表参与企业的经营，监督企业内部管理者；三是通过事前与企业内部管理者签定契约，以一定的激励与约束条款缓解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的利益损失。

第一种思路显然就是企业发展早期的经营方式——业主制。在现代化企业经营条件下，企业规模通过重组兼并不断扩大，全球化的经营环境已经并且正在塑造着日益增多的跨国企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第一种解决思路不能有效实施是显而易见的。除非企业退回到原始经营阶段。第二种思路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安排，投资者通过选派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与监事会，董事会与监事会通过一定程序行使决策权与监督权，保障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利益。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从理论上看，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制衡机制。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效。原因之一是内部管理者凭借其强大的信息优势取得了在董事会中的绝对发言权，以至于股东代表成为了形式上的摆设。借助股东代表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机制失灵。于是，内部人公然借助信息优势侵害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利益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种思路是被许多企业实践着的又一种平衡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代表不直接监督经营者的活动，而是通过与经营者签定基于经营成果的报酬契约，以此约束经营者行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这里的经营成果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现代会计中，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指标主要有营业利润、利润总额、税前利润、税后利润，这些利润指标的计算有一定弹性，从而为内部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

利润指标的弹性特性，是由现代财务会计的应计制和公认会计原则的运用引起的。应计制下，出现了许多与经济业务的现金收付不一致的事项，它的确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者的主观判断；加之公认会计原则给定会计方法的多种选择空间，二者共同引致了利润的弹性特性，所以，对于利润有两种不同认识：“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前者认为利润应该就是企业的实际经济收益。任何人为的判断与调整结果都是对利润的操纵。这种认识倾向于现金收付制下的利润概念，强调真实收益的计量。后者则认为，会计数据(如利润)不过是据以作出经济决策信息中的一种，信息观意

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征。

分析以上两种观点，对利润的认识都有道理，但又欠全面。首先，就企业的分期经营来看，每期的经济收益是确定为现金收付制下的现金净额还是应计制下的利润?对现实财务会计而言，取后者符合公认会计原则。但是，如果仅仅把利润看作一种收入与费用配比的结果，由于收入的确认与费用的配比过程中大量运用主观判断，不同的管理人员即使对相似的业务站在不同的关注点上也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断，这样各企业间利润将不具有可比性；由此将导致投资者无法根据各企业的财务报告的合理比较，从而不能引导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基于此，产生了约束对外财务报告的公认会计原则，将各企业的生产信息行为统一规范，但是由于各企业实际情况各异，公认会计原则的规定只能要求企业遵循客观性原则进行应计制的运用，留给企业相当大的判断空间。其次，信息观下的利润概念，认为证券价格变动程度反映了相应程度的信息内涵。因为内部管理人员拥有关于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信息优势，即使各种和约的签立也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而在将拥有优势的经营信息对外报告过程中，内部管理人员又有进一步的选择报告信息优势；虽然应计制及公认会计原则的运用是有条件的，都是在客观性原则的制约下，但是对客观性的判断是一个相对困难的过程。对运用它的管理人员可能存在站在谁的角度基于谁的观点看待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而对监管企业对外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同样甚至存在更大的真实性判断困难，本世纪初美国“五大”事件所相继卷入财务舞弊丑闻，原因之一就是对被审计客户的真实性原则运用的判断失误。

盈余管理就出现在这个职业判断空间里。但是，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应计制及公认会计原则的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努力及其伴随的主观判断，并不必然导致盈余管理行为的出现。是企业内部契约中的报酬计划与债务契约直接催生了盈余管理。希利于1985年发表了《奖金计划对会计决策的影响》，其中对盈余管理进行了著名的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在进行盈余管理前，经营者拥有关于公司净收益的内部信息，而外部的利益集团，包括董事会本身都无法准确了解公司利润，所以经营者就会乘机操纵净利润，以使公司报酬和约中规定的奖金达到最大化。为了更精确地测量管理人员操纵应计项目，琼斯于1991年提出了一个更加精确的方法来估计非操控性应计项目。近几年，霍桑逊、拉克尔和斯隆研究了经营者为了奖金而操纵应计项目的行为。上述研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经营者会利用应计项目来进行盈余管理，以使其奖金最大化。

由此可见，盈余管理产生的前提是企业内外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其充分条件是应计制及公认会计原则的运用，必要条件是企业内报酬计划与债务契约的签定。

三、盈余管理的价值取向

目前对盈余管理的认识，大体存在三种价值取向：

(一)盈余管理是好事。(节省成本、为管理者增加经营的稳定性提供了一种手段、以此增进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从管理者角度来看，盈余管理是一件好事。客观的看，由于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面对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巨大成本，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不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盈余管理给管理者的经营提供了一定范围内的选择权——通过选择改变现金流量的盈余管理手段或不涉及现金流量的盈余管理手段，协助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二)盈余管理是中性的。(客观存在)

大部分学者持这样一种态度。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原则留给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空间，准则中备选方法的合法性选择，造成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关键问题是要适度运用，在利益驱动下，需要规制一个管理范围，限制盈余管理的滥用。

(三)盈余管理是不好的。(对信息使用者而言)

对盈余管理手段的滥用，将导致财务报告中的净利润信息失去意义。目前国内外许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就是管理者过度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最终表现为财务造假、财务欺诈，以致触犯法律。究其原因：私利的追逐是根源。同时，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承认个体有追逐自身利益的权利这一基础上的，所以关键问题由此下移，如何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追逐私利行为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内，既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规律，保持发展经济所需的动力不短缺，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又能在一个合理的规范框架内推进经济发展。

为了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利益，在不动摇目前的应计制会计的前提下，我国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准则制定，对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及有关经济业务入账条件作出全面规定。即会计准则应该划定一个范围，允许企业在各种可能的方法与政策间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给出了一定范围的盈余管理限度。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会计准则整齐划一地规定一种会计政策与方法，也许可能消除盈余管理，但这是以不顾各企业的具体实际情况而主观臆断的做法，违背了会计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同时也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

所以，适度的盈余管理其实是一种权衡——保持净收益的相对可靠性与成本效益原则之间的权衡。

【摘要】跨国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选择是国际化经营及战略管理的重要议题。跨国公司选择怎样的股权方式经营海外子公司，受到母公司内部控制需求、国外市场产业进入壁垒以及东道国宏观经营环境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各层面因素与投资者战略决策倾向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启示，以期能为国际化经验匮乏的国内企业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海外子公司 多数股权 少数股权 影响因素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卷入全球化竞争浪潮之中。跨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构成方式之一，其规模越来越大。依据《世界投资报告2006》的统计，2005年世界各国流出的FDI总额增长率为29％，达到了9160亿美元。在众多开展FDI的企业当中，一些企业很好地将自身竞争优势和国外市场的有利资源结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GE等。但因国际化而陷入困境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TCL的系列收购等。这些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国际化经营风险缺乏充分的认识，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范海外经营的不确定性。选择适当的股权比例是控制海外子公司经营风险的途径之一，因为不同的股权比例意味着跨国公司需向国外配置的资源的数量不同，其海外核心资产风险暴露程度也不一样。由此可见，海外子公司股权比例的选择是跨国经营的重要战略决策。

二、海外子公司股权选择的影响因素

跨国公司决定在某个国家开展直接投资之后，就要选择在海外子公司中拥有少数股权还是多数股权。股权选择是跨国公司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必须综合权衡跨国公司内部控制需求与外部经营风险。

1、跨国公司内部控制的需要

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向国外转移一定数量的优势资产，但东道国本土合作者的投机行为可能会导致技术泄漏、搭便车（Free Riding）等掠夺风险。跨国公司的研发能力越强，技术优势越明显，产生技术泄漏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技术能力强的跨国公司倾向选择高股权比例控制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实现跨国公司核心技术收益的最大化。对所有共用商标的子企业来说，总公司的品牌和知名度如同一项公共产品，如果能够使用世界知名品牌，合作者就有很强的动力投机，通过降低产品质量牟利，造成高额的监督成本。因此通过建立品牌实现产品差异化的跨国公司也倾向于选择高股权控制的方式。总之，核心竞争能力越强的跨国公司，越会倾向于采用多数股权的方式控制海外子公司的经营。

2、海外市场产业进入壁垒

如果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实施产业多元化扩张战略，那么海外子公司的产品与母公司主导产品关联较少，跨国公司原来所积累的生产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会被大大削弱。这样，在东道国市场上，跨国公司需要补充大量有关新产业的知识性和资源性中间产品，如生产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和营销渠道等。然而这些中间产品往往被当地企业所控制，跨国公司用契约方式购买或生产这些中间产品的成本很高，此时最有效的方式是同这些企业合资以获得海外生产所必需的中间产品。

而如果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对木材、石油、橡胶和矿产等资源性产业进行投资，从企业内部战略需求出发，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高股权比例。但是东道国政府一般禁止外国投资者控股本国资源性企业，并且这些资源通常被本土利益集团控制。这些利益集团能利用其先发优势（First Mover）获得各种租金收益，跨国公司想要进入这些资源性产业，只能通过降低海外子公司股权的方式换取东道国市场的准入资格。

3、东道国宏观经营环境

东道国的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东道国同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都会影响跨国公司的股权选择战略。为了保护国内企业，东道国政府可能会对外国资本进行各种限制，包括规定国外投资者产业选择、最低投资额度或者最高股权比例等，甚至还会审查资本来源。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政府还可能利用其垄断立法权变更法律、税收制度甚至直接没收外国公司在本国的资产。跨国公司很难将这类系统性风险内部化，只能降低其在子公司股权比例。相关研究表明，东道国政策风险水平越高，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采用低股权控制的方式，以降低固定资产的潜在风险暴露。

国家之间文化差异对海外子公司股权比例选择同样存在很大的影响。东道国、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投资者在东道国遭遇的沟通障碍就越大。这一方面增加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经营的信息沟通成本，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其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转移。因此，在文化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市场，跨国公司倾向于通过高股权比例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促使不同的价值观、制度在跨文化组织内部更好地融合，提高子公司的经营效率。当然，如果东道国系统性风险较大，则会放大组织内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风险，此时跨国公司会作出相反的决策，在海外子公司中选择较低的股权比例，减少向高风险国家配置资源，控制跨国经营风险。

三、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战略选择的启示

随着2008年人民币汇率的加速升值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国内企业的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采用出口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跨国直接投资成为国内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但是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中的股权比例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综合考虑企业内部优势、海外市场产业壁垒以及东道国宏观经营环境的影响。

1、国内企业应利用积累的比较优势，提高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比例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实体，在大力接受发达国家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还可以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高股权比例的子公司，将在国内积累的相对核心优势利益最大化。如重庆的“摩帮”利用在国内积累的低成本控制能力，在越南建立多家控股企业，生产价廉物美的各种款式摩托车。他们不仅占据越南本土市场的多数市场份额，还利用越南子公司基地带来的物流成本优势向东南亚市场拓展，打破日本摩托车企业在该区域市场独大的局面。

2、国外资源性产业进入壁垒一般较高，国内企业可以通过降低股权比例的方式换取东道国市场的准入资格

资源性项目的跨国直接投资，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政府市场准入风险。因为东道国可能会以防止市场垄断或者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为由，阻扰外资向本国资源性产业的渗透。如中海油集团对美国尤尼科公司的收购案、五矿集团对加拿大诺兰达公司的收购案，在经济上来讲，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都不吃亏，但是东道国从政治角度进行了审查，使得项目中止或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国内企业在向资源性产业开展跨国投资时不要以控制东道国企业为目标，这容易招致东道国政府的反感。如中国铝业对国际著名的矿业企业力拓的股份收购过程就非常务实。中国铝业为了防范必和必拓矿业并购力拓形成矿业资源垄断而给自己未来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仅仅收购力拓9%的股份，而不是和必和必拓争夺力拓的控制权，并且在成为力拓单一最大股东之后，中铝声明不进驻力拓董事会。结果该项投资获得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核准，也打乱了必和必拓的战略部署。

3、在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投资，企业应采用高股权方式加强海外子公司的控制

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沟通上，更体现在国内外员工做事风格和社会价值观的差异上。许多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国外就难以执行。如国内对员工精神奖励能够让员工产生很强的归属感，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但是国外员工强调的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也仅仅体现在每天8小时之内。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很容易造成中方人员同本土员工之间的冲突。如果采用高股权比例的方式，一方面能够增加从国内外派员工的数量，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行政权力逐步向本土员工灌输母公司文化，降低组织内部融合成本。

4、对东道国经营环境状况掌握的越少，海外子公司股权比例应越低

由于国内企业发展历程不长，国际化经营的经验不足，缺乏对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规章制度的了解，尤其是对东道国的税收制度、工会政策等操作性较强的游戏规则了解更少。有实力的企业最好事先向国际知名专业机构咨询，否则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障碍。如TCL在巨额亏损的压力下，董事会决定从2006年第三季度开始对欧洲业务实施战略收缩和重组，试图裁掉部分员工以降低欧洲业务的运营成本。但TCL高管发现裁掉冗员远非事先预料的那样简单。欧盟国家的惯例是公司裁员必须经工会同意，工会一般会要求老弱病残不能裁，只能裁掉年富力强的员工，这完全不同于TCL之前的人事经历。结果TCL为了摆脱日益扩大的亏损额，只能交出一笔不菲的合同补偿金，使企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中国教父级的企业家李东生也不得不承认当初的投资举动过于草率。所以企业在决策之前，可以先通过试探性的投资，逐步增加经验，深入了解东道国相关制度规定，进而降低在东道国经营的风险。

总之，在当前我国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虽然有“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支持，但是由于国内企业积累的国际化经验较少，并且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所以在国际化扩张时必须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选择适当的股权比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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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6[Z].

（责任编辑：周 波）

【摘　要】　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逐步深入，国内大型企业与国外交流机会日益增多，对外经营规模也日益扩充，由此，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所形成的文化冲突也日益凸显。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管理模式，为企业对外扩张提出了挑战，公司在对外经营的过程中也遭遇了很多难题。本文从大型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根本成因展开分析，并就如何应对冲突、开展跨国企业管理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促进跨国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跨国企业；管理；文化冲突

一、企业跨国经营产生的文化冲突的根本成因：

在不同国家、地域经营的跨国企业由于国家自身存在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导致文化冲突的出现。文化中价值观是一类最深层次的内容，其用于对人们行动、观念及综合态度的支配，决定人们采取行动与持有观点的出发点。各类企业之间不同员工间的冲突实际上便是价值观冲突。据相关研究表明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等在性别差异、对待权利距离的客观态度、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回避不确定因素的程度等层面包含鲜明的差异性。同时不同企业管理者在认识文化层面存在一定偏差，这一现象在跨国企业中较为普遍，管理者由于欠缺对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全面了解，对各国不同文化差异与中心观点的客观存在不良忽视。而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会造就出多样化的行为模式，同时差异的行为模式又可令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有所不同，并进一步引发企业经营管理中形成一定的文化冲突。另外基于不同国家特有的民族特征性格、不同国家语言形成了沟通障碍、人们生活态度与教育背景的不同均会令跨国企业产生文化冲突。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中海外联合体进军欧洲，由于太急于拿下订单，在没有事先仔细研究当地法律、经济、政治环境的情况下，以低于政府预算一半以上的价格中标波兰A2高速公路，并按国内固有的经营模式，以为可以通过变更进行后期费用的追加，但在一切以合同为依据的波兰，这一招显然行不通，再加上在海外的管理失控、沟通不畅，2011年6月初，中海外总公司最终决定放弃该工程。波兰业主则给联合体开出了l7.51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和罚单，外加三年内禁止其在波兰市场参与招标。由于这个错误，中海外联合体最终折戟波兰，声名狼藉，从而也影响到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

倘若中海外管理人员在决策中能正确意识到这一文化差异并应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实施控制，则不仅可令文化冲突形成的负面影响淡化消除，同时还可以科学地利用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来科学有效的实践管理。

因此只有深刻认识到其包含的不同文化特征才能真正找到行之有效的实践管理方式，并促进企业的跨国经营实现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二、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应对文化冲突的科学管理

1、全方位、多视角审视文化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各国人民、各企业员工拥有价值观的不同以及差异化的行为准则，跨国经营要想对这些生活在不同国家、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员工有效管理，便应以人为本，了解员工们自身的不同价值观、不同需求及差异化的行为模式。跨国企业管理者应对企业中包含的多元文化展开细化分析，挖掘文化本质特征，全方位审视文化差异，进而便于制定更有目的和针对性的方式措施，以降低矛盾与文化冲突，切实推进不同文化的和谐融合。同时对文化展开多维度的分析可令跨国企业管理层由多个侧面全面把握不同文化的现实特征，进而真正找到解决矛盾与文化冲突的科学方式。

2、创建跨国经营多元化文化沟通体系机制：企业跨国经营多元化文化的交流沟通主要指包含不同文化特征背景的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实时互动行为的具体进程。在跨国企业经营管理中多元化文化的交流沟通实际上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尊重。即各主体之间应对不同文化差异应具备的积极向上的心态。为消除文化冲突，跨国企业应科学创建制度化、多层次、立体式的多元化文化沟通体系机制，营造信息的有效、畅通的沟通渠道，进而保障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获取各方理解与支持，并真正促进多元化文化的统一整合，全面提升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令其在和谐的文化氛围中实现综合发展提升。

3、强化跨国企业文化的教育培训：跨国企业开展行之有效的文化教育培训可全面解决其存在的现实文化冲突，降低负面影响。然而当前较多跨国企业却往往只注重对员工技术素养的教育培训，而对员工的价值观念、跨国企业文化教育培训却有所忽视，不利于跨国企业安定、繁荣的发展。因此跨国企业应全面强化文化教育培训，将具体内容设置为了解、认识对方国家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以及母公司企业文化，通过系统学习，汲取丰富的、先进的、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理念与管理方式，有目的性组织开展文化的适应性、敏感性综合训练，实施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沟通交流、处理冲突能力的科学培训。同时跨国企业还应聘请专业人员组织开展系统全面的国家文化道德伦理、综合法律体制、价值观念、习惯风俗的培训讲授，提升企业全员对对方国家文化特色的认识，文化状况的敏感性反应，并科学引导员工尊重与理解对方国家的特色文化，进而有效降低文化冲突，提升解决各类冲突的实际能力。

中国中铁旗下的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在加大跨国经营的步伐，近年来，已经分别在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孟拉拉等数十个国家开展了铁路、轻轨、市政工程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以帮助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中铁二院加大前期调研，充分了解工程所在国的政治、经济、人文因素，根据国情为他们细心制定建设规划，得到了所在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欢迎。

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埃塞俄比亚，为了提高他们自身的技术水平，中铁二院和埃塞政府联合在中国成都中铁二院总部举办了为期一年的 “埃塞铁路高层次人才培训班”，首期参训学员27名。中铁二院为他们提供培训、实习和观摩的机会。同时，也通过学员们与中方技术人员开展拓展活动、知识竞赛、联谊活动等方式，加深双方人员的沟通和交流，深入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更好地服务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同时也为中方在非洲进一步开拓市场，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4、打造优质良好的学习型跨国企业发展氛围：在全面科学的培训基础上，跨国企业还应积极鼓励员工开展自主学习，通过积极探索，深刻体会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及如何良好改善并优化自身的处事行为方式，进一步培养员工的交流合作与观察、

理解能力。

员工只有充满学习动力才能真正身体力行的实现改变。跨国企业应建立科学的团队综合学习机制，引导鼓励企业员工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来彼此交流、互相学习，通过打造优质良好的学习型跨国企业营造内部浓厚的主动学习、拼搏进取的氛围，来激发企业员工主动学习的热情。同时可良好集中企业集体组织的智慧，协同合作，真正解决跨国企业实践经营中由于文化冲突引发的各类问题。企业领导者、管理人员则应发挥带头模范作用、认真研究、深入学习，进而上行下效优化企业学习发展效果。

中铁二院为跨国经营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企业内开办了外语协会，语种涵盖英语、西语、日语、俄语等。协会定期开展活动，或邀请老师讲课、或与外籍学员联谊、或开展各语种的方案汇报比赛。活动让学员们在提高外语水平的同时，也将口语表达能力更好地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对于今后开展工作提供了便捷地语言通道。

5、推进跨国企业文化的全面融合：不同国家文化在认可、理解与重视相互之间差异的前提下，组建融合形成了全新形式的企业文化，该过程相对来讲具有一定的困难性、且较为复杂与漫长，然而对于跨国企业的实践经营与长期发展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只有真正创建了具有和谐性、共同价值观念的鲜明性企业文化，才能令强有力的企业文化科学引导内部员工，将自身行为、思想、价值观念与企业的发展宗旨与战略规划全面组合，进而提升企业文化适应跨国经营的综合能力。同时我们应通过跨国企业不同文化的良好融合创建企业充满东道国文化特色的管理经营实践发展模式，进而真正形成以企业价值观为根本核心的、经得起考验的企业文化，促进跨国企业实现长效、快速、稳定、和谐的综合发展。

三、结语

总之，基于跨国企业存在的现实文化冲突，我们只有制定科学的跨国企业实践发展、经营管理策略，才能真正消除文化差异、降低文化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营造融合、特色化的跨国企业文化，促进其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与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驰.林凤.跨国企业多元化文化管理的战略方法研究［J］.中国商界，2011(I)．

［2］周子云.跨国企业多元文化管理的战略与战术［J］.现代企业文化，2010(22)．

（作者单位：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一带一路”为我国企业跨国营运打造了良好局面，数字经济推动中国企业来到了新风口，但我国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形象欠佳、人才缺口巨大，跨国营运道路坎坷。面对跨国营运种种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多元渠道公开信息，系统构建企业形象，并打造知名雇主品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从而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给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跨国营运;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各国市场监管与要求越发严格，同时数字技术飞速发展背后暗潮涌动，知识产权、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企业跨国营运是指在企业在母国以外的国家建立子公司或办事机构以便于在东道国开展贸易、投资、研发、并购等活动的商业行为。在世界局势日益复杂情况下，我国企业如何实现跨国贸易营运稳定发展，令人深思。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跨国营运环境基础上，针对后疫情时代其所面临挑战提出对策建议。

一、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

（一）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挑战

在世纪疫情冲击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交织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跨国营运环境更趋严峻复杂。首先，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仍是各国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各国政府防控力度加大，全球经济稳定复苏，根据WTO公布信息，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量下降0.8%，但得益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贸易额仍保持稳定增长，且在宽松财政政策刺激下可能会超出预期。但政策高度扩张也带了通胀压力，导致需求过剩与流动性过剩情况出现可能性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大冲击与风险，全球经济复苏呈分化态势。其次，疫情加速了技术改革，为了减轻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数字技术发展一再提速，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5G网络构建等领域，生物医学技术以及新能源领域也有了颠覆性进展。这些技术进步对企业跨国研发投资产生深远影响，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化，部分市场开始萎缩，以创新为核心点的新市场正快速开疆拓土。最后，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危机集中爆发，妨碍了经济复苏。一是由于原材料生产国恢复慢于需求国，原材料价格高涨，产生供需错配;二是复工受限使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凸显，主要港口堵塞，国际货运能力受损;三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贸易壁垒高筑，企业跨国营运面临更高标准、更严苛法律法规。

（二）“一带一路”稳中有进，发展势头良好

自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宏伟倡议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各国纷纷敞开胸怀接纳中国企业，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研发等领域，中国企业锋芒更显。2020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双循环”布局，并对“一帶一路”提出建设性意见，强调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延伸现有产业链，坚定不移地实现“走出去”。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对沿线55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高达6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6%，同时与沿线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达2508份。大量中国企业坚持“走出去”，为东道国民生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拉动了当地经济与就业。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多元化发展、本土化经营等跨国营运战略积极融入东道国，与东道国政企民友好互动，打开了发展共赢的良性局面。

（三）数字经济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转型

疫情凸显了数字经济韧性，加速了后疫情时代全球数字化进程。得益于全球范围内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与支付制约逐步消除，数字支付迅速渗透不断创新，区块链技术也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想象空间，数字娱乐日益扩张，线上娱乐与社交场景加速融合，社会数字化行为呈几何式增长。全球数字经济浪潮势不可挡，亚太地区表现突出，根据德勤2021年度《科技赋能下的亚太数字贸易》，随着亚太地区通讯条件改善、智能手机普及以及物流水平提升，近年亚太地区电商市场发展迅猛，Shopee、Lazada等东南亚地区跨境电商崛起。此外，得益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我国企业在部分协定国家的跨国营运甚至实现了零门槛，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已来到了新一轮风口。

二、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中面临挑战

（一）跨国经验不足，各类风险丛生

我国“走出去”如火如荼地开展，对外投资规模日渐扩大，然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起步相对较晚，又正值世界格局前所未有之大变革时期，加之我国在制度、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等方面与他国存在鸿沟，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风险丛生。

第一，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法律风险突出。具体表现在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在签订跨国贸易合同时更多采用邮件，对东道国营商环境、对合作对象的了解不够直接全面，对具体条款把握不足，可能会造成缔结条款有失公允，引发经营风险。还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对地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了解不多，对企业创新产出缺乏应有重视，招致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此外，我国企业在劳资关系上照搬国内做法，下意识地将国内劳动法与企业文化代入，忽视了东道国劳动保障体系，劳资纠纷频发。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新发展鼓舞了一大批中小型企业跨国营运，但这类企业易忽视交易的标准程序，且风险承受力较差，一个法律风险便可能令其倒闭。

第二，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政治风险警觉不足。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进步的同时加剧了恶意信息操纵行为，诸多东道国政府打着“安全”旗帜宣扬中国威胁论，抑制我国企业跨国发展，尤其是国企在进行跨国贸易、投资、研发、并购时，其国企背景往往会引起东道国的猜忌，使得原本单纯的经济活动蒙上政治阴影。后疫情时代政府摩擦更加频繁，部分东道国采用更为严格的准入规则、更高税率以及歧视性法律政策进行贸易保护，转移政治摩擦成本，华为“孟晚舟事件”便是警钟。然而，我国企业缺乏完善的规避体系以应对政治风险，在双边政治关系发生冲突时往往首当其冲。

第三，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文化风险不容小觑。一方面，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往往遵循经验主义，忽视当地文化习俗与生活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不足，以“一带一路”为例，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技术、资金、项目以及就业机会，但企业在生态污染、能源浪费和主动融入东道国社会文化方面仍具有很大改进空间;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惯性采用“家长式”管理模式，注重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较大，而部分东道国高度倡导自由平等，两种文化冲突会降低员工积极性与归属感。我国率先摆脱新冠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业状态，为我国企业跨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企业跨国营运势头迅猛，为确保跨国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企业有必要投入更多精力消减文化差异，增强企业文化适应力。

（二）企业形象欠佳，遭受多方质疑

企业形象是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企业的重要途径之一，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既能帮助企业跨国营运增速提效，也能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中国气象，是我国对外传播的有力手段。但就跨国营运而言，我国企业市场经验不足，企业形象模糊单一，受到多方质疑。

首先，我国企业影响力有待提升。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消费者数字体验有了质的飞跃，也对企业形象更为关注。企业受众越来越关注企业透明度、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履行，企业亟需建立品牌信任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前所未有的跨国营运环境。但我国大部分企业开展跨国营运时有强烈的规模扩张偏好，将大量资金优先注入企业规模建设，做大规模却不重口碑，埋头苦干却不重宣传，忽视了企业形象建设。且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公司相比，我国企业的跨国研发投入占比仍旧落后一大截，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弱化了企业盈利能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仍是凤毛麟角。

其次，我国企业可信度亟待提高。“可信”是企业形象的关键指标之一，目前，我国大多企业跨国营运过程中未能进行良好的本土化管理，组织合规性问题凸显，遭受东道国政府排斥、竞争企业打压以及消费者抗拒等情况屡见不鲜。跨国营运经验不足使得企业频繁卷入劳资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中，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形象可信度。此外，疫情期间，一大批外媒将矛头直指中国，我国大多跨国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关战略导致发声不及时且有限，可信度一再遭到质疑。

最后，我国企业形象较为单一刻板。疫情期间西方媒体一再鼓吹“中国源头论”，给中国企业带来严重的来源国劣势，加之我国企业形象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多由“他塑”，存在严重的刻板印象，提及中国企业，“新的”“全球的”“威胁”已成为国际社会评论中国企业形象的高频词。尽管已有一批以创新为主的多元化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华为、阿里、字节跳动等，但我国大多数企业形象塑造仍流于平面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单一刻板的企业形象易造成贴标签现象，不利于跨国营运过程中消费者或合作对象对我国企业全面了解与精准定位。

（三）人才缺口巨大，人才竞争激烈

后疫情时代，全球目光聚焦于亚洲，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愈加凸显，全球人才管理得到广泛关注。得益于“一带一路”、RCEP带来的政策红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稳健，但疫情也使诸多风险提早显露，人才问题无疑是最大拦路虎。人才作为企业稳定发展的基石，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然而目前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跟不上环境变化，难以满足其跨国营运需求。

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人员留存问题不容小觑。在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前，企业业务收缩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许多核心团队与骨干成员被迫离开，而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形势大好，我国企业跨国贸易业务量激增，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均无法与之匹配，特别是跨境电商，运营、跟单、采购等外贸岗位均出现不同程度人才缺口。此外，进入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对于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安全提出新要求，并开始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权重关系，在进行工作选择时更为谨慎，企业如何吸引并留住跨国营运人才是关键问题。

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人才本土化程度较低。在过去数十年间，我国企业跨国发展势头迅猛，但我国企业，尤其是早期民营企业创始人大多缺乏国际经验，自身对于国外营商环境、制度文化等存在知识盲区，在开展跨国营运时缺乏指导。同时，不同于西方企业进行跨国营运时注重吸纳当地人才为我所用，我国企业跨国营运的团队建设仍是以我为主状态，易发生因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以及价值观差异等造成的冲突，疫情期间，企业海外人员在稳定东道国业务发展方面作用突出，人才本土化成为企业跨国营运绕不开的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的重心向人才竞争转移，我国企业人才缺口明显。疫情期间企业间竞争更为激烈，诸多高新技术公司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赢家，这类公司利用技术型人才优势推动企业创新，增加企业竞争力，减少了疫情冲击，保持公司在部分区域的稳定增长。该类企业还积极利用技术优势参与到国际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让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进一步降低其跨国营运成本风险。然而，我国多数跨国营运企业技术人员占比普遍较低，具有技術背景的高管更是少见。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对策建议

（一）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针对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面临的诸多风险，国家应当出台专业的风险防控指南，协助企业更安全稳妥地开展跨国业务。企业自身也要做好防范措施，多渠道做好东道国风险评估工作，从法律、政治、文化等多维度进行调研，在深入了解营商环境与风险评估基础上，坚持合规建设，制定符合本土化发展模式的企业跨国营运战略与治理体系。企业需与东道国法律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或可将企业跨国业务相关法律事务外包，交由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士处理，不断加强企业法律建设，减少法律风险。随着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企业还要强化组织敏捷性建设，开辟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根据市场环境与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企业跨国营运目标与策略组合，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动性，避免双边政治关系冲突波及，实现平稳发展。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规避跨国营运中文化风险的重要途径。后疫情时代，“社会企业”理念重要性愈加显现，使命、潜能与展望已成为诸多企业跨国营运需实际践行的全新主题，在积极主动融入东道国过程中，我国企业不仅要充分尊重当地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还要充分关注除东道国除政府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商业逻辑来进行社会创新，例如利用社区团购模式增强社区互动与治理、建设心理健康保障体系保证员工心理健康、坚持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发展等。企业跨国营运时还应适时适当披露企业信息，参照国际通用的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准确、全面、具体地展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等信息，尤其是要主动客观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尽可能定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二）多元渠道公开信息，系统塑造企业形象

疫情极大促进了全球信息的加速流通，我国企业当合理利用越来越宽泛的发声渠道。首先，中国企业要加强与外宣媒体及中央媒体驻海外机构间的联系，为其提供新闻素材，准确阐述后疫情时代中國企业在进一步加强防疫防控、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以及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展示中国企业稳步推进全球协同发展的决心。其次，中国企业要重视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官方账号的运营，可利用优兔、推特、脸书、微信等社交平台，以当地居民喜闻乐见的展示形式，讲好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故事，积极主动地分享其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匹配的企业愿景、企业目标、企业价值观等，做好企业文化输出，争取丰满企业形象。最后，中国企业要加强与东道国媒体和其他外国媒体的联系，例如召开线上线下新闻发布会、主动邀请记者参观企业工作环境等形式，加大宣传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努力提高创新水平、坚定落实本土化管理、稳定开展跨国营运活动的良好局面。

除了利用媒体力量，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还可通过具备“共通议题”特性的体育赛事来系统塑造企业形象。一方面，体育赛事为企业跨国营运提供了多元传播场景，特别是国际性顶级赛事，往往跨地域、跨文化、跨民族，聚集了大量运动员与线上线下体育爱好者，企业可以获得一个多元多触点场景，将企业产品或企业宣传巧妙嵌入，有助于其丰满形象，减少来源国劣势。另一方面，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如奥运会等已不仅是比赛活动，更是各国展示实力的重要途径，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带动游戏产业高度活跃，电子竞技有望成为下一个塑造企业形象的重要平台，我国企业可通过赞助国际体育赛事、游戏赛事，提升其全球知名度、美誉度、认可度。

（三）打造知名雇主品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企业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人才管理体系的前提是雇主品牌的塑造。根据2021年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百强榜，中国企业仅有华为、腾讯与京东三家公司上榜，我国企业跨国营运过程中应当注重企业文化塑造，给予员工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通过信息披露、媒体报道等渠道全方位展示其工作环境、薪资待遇、技术创新、与当地政企合作成果、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相关信息，打造更具吸引力的雇主品牌，从而实现技术型与管理型人才聚集，实现创新稳步推进我国企业跨国营运。

企业的人才获取渠道包括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一方面，我国企业跨国营运需要引进更多海外背景的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推动企业人才体系多元化，如企业可通过吸引在华优秀留学生或利用猎头招揽更多具备国际视野与跨国工作经历的中高端人才，这类背景人才具有更强的跨文化适应力，有利于加强企业内部认知冲突，减少跨国营运风险，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另一方面，企业跨国营运要重视本地化人才培养，尤其要重视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的培育，疫情期间，企业海外人员在稳定跨国营运发展方面功不可没，我国跨国企业逐渐意识到在本地获取并留住人才的重要性，企业应当完善在当地的招聘体系，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开发适合于本地人才成长的培养体系，同时，要做好人才激励留住具有成长性的本地人才，打造适合跨国营运的本地化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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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273136），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0_0613）。

[作者简介]戴令羽（1997—），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上市公司管理与资本市场。

【摘要】本文研究了大型企业集团跨国文化下的绩效管理策略,首先分析了高绩效的企业集团的跨国文化特点,然后提出了具体的高绩效企业集团的跨国文化的构建策略。

【关键词】大型企业集团;跨国文化;绩效管理

Unde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games

Xu Ning

【

【Key words】Large enterprise groups; Transnational culture; The achievement effect is managed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因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市场成熟程度的不同,一些国家因巨大的市场、良好的环境成为国际投资热点。巨大的差异蕴藏了无限的商机和广阔的市场,但差异也是把双刃剑,在跨国企业利用其获取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为企业管理设置了文化差异的障碍。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经营中,因技术、财务或战略方面的因素导致的搁浅只占30%~70%的失败是由于文化沟通不畅、跨文化管理无效造成的。员工不同的文化背景,使文化差异成为影响跨国公司管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给绩效管理带来了难度。绩效管理是在制度管理的基础上,努力去改变员工的行为,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而要让企业绩效得到持续的改进和提高,则只有从文化管理的角度出发,来引导和改变员工的思想,使高绩效的企业文化形成一种强势驱动力。高绩效的企业文化可以对员工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进行调整,使他们在特定条件下采取正确的行动,促进组织绩效的改进。实施绩效管理的原则之一是公平与效率,这就必须有员工的参与、决策的透明和同事的信任等,这些都与企业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只有营造一个坦诚、互助、信任的高绩效企业文化,才能为绩效管理的有效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构建适应于跨国经营的高绩效企业文化,以优秀的企业文化来引导员工的思想,规范员工的行为,改善员工的绩效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已成为跨国企业成功经营的必要条件。

1 高绩效企业集团的跨国文化特点

一个高绩效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吸收了企业发展精华、超越民族文化的一种合金文化,跨国企业的合金文化应包含以下特点:

1.1 具有较强的文化包容性:跨国企业的经营面对着全球大市场,它的员工、客户、经销商、供应商都是世界的,企业管理的对象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企业文化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以适应不同地域文化的要求。

1.2 鼓励创新的思想:在全球市场日新月异的时代,成功者往往是那些敢于突破传统游戏规则、敢于大胆创新的人。创新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所以企业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必须充满着创新,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应对明天的不确定性。创新文化涵盖了产品、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应成为企业的主导文化。

1.3 引导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创新的起点在于学习,环境的适应依赖学习,应变的能力来自学习,这就需要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高绩效的企业文化必须引导、鼓励组织成员的学习,在企业中树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学习型的组织”建设。

1.4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由于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变革,要求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必须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以满足公司在各个区域广泛开展业务的需要。适应型文化要求企业、团队以及每个员工,都要努力适应国际社会各个区域不同的经营环境,包括文化环境、语言环境、自然环境以及科技环境等。

2 高绩效企业集团的跨国文化构建

2.1 立足本公司整合企业价值观。

美国学者彼德斯与沃特曼曾经指出,所有优秀的公司都很清楚它们主张什么,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不正确的企业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他们在做过大量的研究后发现,这些优秀的公司大都信奉这样的价值观:相信自己是最佳的经营者、注重对人的关注,认识到优质服务和高质量的重要性、注重沟通等等。例如IBM公司的价值观是“IBM就是服务”、“注重客户服务、力争用户满意”,这种价值观注重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面向人、重视人的精髓。企业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基础,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跨国企业应对企业现有的价值观进行整合,剔除企业价值观中短期的、狭隘的、阻碍企业跨国经营的因素,吸收包容的、开放的、创新的因素和优秀跨国企业价值观的精华,并结合企业的行业特点,形成一种合金的企业价值观。这种合金的价值观应该体现公司的资源优势,是企业在长期的实践、学习、借鉴中所形成的,是企业所特有的、其他企业无法模仿的,它对统一组织成员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2.2 吸收异域文化的精华。

跨国企业经营首先面临的就是各国异域文化的冲突。异域文化的冲突是指跨国企业在进入不同国家市场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相互接触、交流时所产生的碰撞、对抗和竞争。在文化碰撞的冲突期,跨国企业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子公司所在国本土文化的冲突首先表现在心理上,对方对外来文化产生排斥和抗拒,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自双方合作开始时就会出现,如谈判、签协议的过程,甚至在经营决策、日常管理等方面都会出现种种不和谐。冲突期是不同文化“初期接触”的必然反应,这个时期的文化冲突处理得好不好,会影响企业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会影响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在冲突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管理人员要认识到对方文化与我方文化的差异,要认识到尊重对方文化就是尊重对方个人,从而表现出对对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对方文化是双方心里沟通的桥梁、文化沟通的桥梁,有了这座桥梁,才能对对方的民族性、国民性、行为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有进一步的了解,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尊重对方的人格,体会和捕捉对方的观点以及在不同文化理念引导下的表达方式,达到真诚合作。

2.3 开展企业文化创新。

跨国企业在经历过异域文化的碰撞、交融之后,人们能够接纳和认可对方文化,能够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管理者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表示理解、体谅和支持。既能看到自身文化的优点和对方文化的不足,又能认清自身文化的缺陷、对方文化的长处,形成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局面。经历过两种文化的全面交融,跨国公司具备了文化创新的条件,跨国公司应把握时机,适时开展企业文化的创新,形成适合跨国经营的高绩效企业文化,形成既有多元文化存在、共存共荣,又有全体员工共同追求的统一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企业文化。松下在进入中国2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松下公司的成功经营,除了该公司充分发挥其在经营和技术方面的特长,更得益于公司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在吸收、借鉴中进行文化的创新,孕育出了自己的特色文化。松下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过程中,将颇具特色的松下文化带到了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与中国的文化逐渐融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初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许多松下投资的中国企业内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企业文化氛围,成为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经典。

参考文献

[1]张毅,范建平,梁嘉弊.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中国文化整合研究.科技与管理.2005.1:111~114

[2]何文.绩效管理难题的解析策略.企业改革与管理.2005.7

【摘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剧了在华跨国公司的外汇财务风险，跨国公司财务人员，需要对其可控的折算风险和交易风险进行管理。本文以中国的汇率制度变迁为背景，探讨在华跨国公司财务人员针对折算和交易风险应采取的规避措施，并就过程中折算风险和交易风险的矛盾与权衡进分析。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在华跨国公司 交易风险 折算风险

一、引言

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21日起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人民币汇率形成了持续地小幅单向升值的特征。但2008年7月以后，为减缓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步伐放慢，期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基本在6.82—6.84元人民币/美元之间窄幅波动。截至2009年10月末，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收6.8281，较2008年末（6.8346）升值65 个基点。2009年10月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为113.13，较汇改前（2005年6月）累计升值14.1%，较上年末贬值4.2%。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也呈现相同走势， 9月末指数为116.49，较汇改前累计升值19.1%，较上年末贬值3.8%。自2011年底开始，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却开始涨涨跌跌，而不仅仅是单向升值。这表明双向浮动的弹性不断增强，将是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特征。

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引起全球、特别是一直呼吁人民币升值的美欧生产商以及摩托罗拉、沃尔玛等国际性大企业的关注；多数在华跨国企业欢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机制实施改革，认为这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进一步迈进的良好体现。此番由人民币汇率改革带来的升值既造就了部分赢家，也导致了部分输家。但人民币汇率改革并不一定导致人民币长期升值，而是意味着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波动幅度在中长期内将扩大。许多国际性企业已将商业供应链深深融入中国经济，所以加强外汇财务风险管理不仅是内资企业面临的问题，也是在华跨国公司必须面对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财务风险之交易风险与折算风险产生的原因

当跨国公司因进行对外交易而取得外币债权或承担外币债务时，由于交易发生日的汇率与结算日的汇率不一致，可能使收入或支出与预期相比发生变动。与折算风险不同，交易风险会导致跨国公司现金流的变化，是一种流量风险。交易风险是在跨国公司发生商品和劳务交易中产生的，跨国公司在从事国际间的商品交易活动时，所采取的付款方式很少是即期付款方式，90%以上的付款都是延期付款。这种异地延期的付款方式给跨国公司带来很大的风险。简单地说，汇率波动给交易带来的风险表现为：（1）以外币表示的借款或贷款；（2）以外币表示的商品及劳务的赊账业务。

折算风险又称会计风险、会计翻译风险等，是指跨国公司将子公司财务报表从东道国记账货币转换成母公司记账货币的过程中，资产、负债、权益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企业在将外币折算为本币的过程中，由于汇率变动会引起企业账面价值的变化，即外币折算风险。折算风险所带来的账面损益在子公司未清算之前一般不会影响公司总体的。事实上，已经进入资产负债表的外币交易所形成的交易风险与折算风险共同组成了外汇风险中的会计风险部分。

随着人民币升值趋势的明显，外币折算风险也随着这种汇率变动风险的加大而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对我国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进行了规范。其中第12条规定，企业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应当遵循下列规定：（1）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2）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按照（1）、（2）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

三、可选择的财务避险策略

跨国公司可通过风险管理进行套期保值，例如，集权化的财务部门可以把一个子公司的外汇收入和另一个子公司的外汇收入进行匹配，通过这种方式，不良汇率变动产生的损失风险就得以化解或消除。目前，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缺乏必要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在外汇市场方面。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汇率风险逐渐显现，迫切需要通过衍生品交易规避风险。在华跨国公司只能采用传统风险管理方法进行单一管理，即只能是成本节约型的风险交易管理目标，较为被动，公司普遍采用远期外汇交易进行风险管理。

（一）交易风险避险

交易风险产生于涉外交易中，其保护性措施也应通过外汇交易来实现，是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完全抵消交易风险的现金流。交易风险的规避措施包括使用远期合约、价格调整条款、货币期权以及使用外币借贷。具体而言，可分为远期市场套期保值、货币市场套期保值、风险转移、定价决策、风险对冲、货币风险分担、货币双限、交叉套期保值以及外币期权。

（二）折算风险避险

跨国公司可运用三种方法来管理折算风险：调整资金流、购买远期合约、风险对冲。其中，资金调整是指通过改变母公司或子公司计划现金流量的数额或者币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来降低公司本地的会计风险。

当对外交易合同反应在资产负债表上时，交易风险表现为折算风险，若财务人员采用远期合约与风险对冲进行交易风险管理，不可避免地对折算风险产生影响。

四、交易风险与折算风险的权衡

折算风险是对跨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而交易风险是对其现金流量的影响，对二者的规避可以实现不同的外汇风险管理目标：折算风险最小化；交易风险最小化。同时，外汇风险管理成本最小化和避免意外作为两者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跨国公司财务人员在采取措施防范折算风险时，有可能增加交易风险，反之亦然。换而言之，交易风险与折算风险的避险效果不可兼得，在某些情况下，消除其中的一种风险可能同时使另一种风险减少；然而，在其他情况中，一种风險的消除反而会增加另一种风险。

首先，对折算风险本身采取的保值措施会增加跨国公司的交易风险。例如，某在华子公司用其母公司的货币进行日常核算，虽然避免了折算风险，但由于其在华经营所使用的货币为人民币，势必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由母公司货币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交易风险。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导致他国货币的相对贬值。在华跨国公司预期本币贬值，可通过直接调整方法进行风险规避，包括：用强势货币定价出口产品和用本地货币定价进口产品。也就是说，该跨国公司采用人民币标价出口产品和本币标价进口产品，由此产生了人民币的多头和本币的空头，加大了交易风险。

其次，跨国公司可以采用套期保值方式防范折算风险与交易风险，具体来说，就是在风险管理中采取远期合约，持有外汇多头的公司卖出外汇远期，持有外汇空头的公司买入外汇远期。在进行操作时，首先需要将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风险剔除。如果折算风险头寸大于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风险头寸，则会显著增大交易成本，并面临衍生产品的合同风险。如果跨国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人民币（即外币）的受险资产小于受险负债，则在预期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会出现折算损失。此时，该跨国公司签订一笔远期合约进行保值。外汇交易上的收益可以弥补折算损失。但是，如果预测错误，外汇交易上就会出现损失，同时出现的折算收益也会被外汇交易损失所抵消。

人民币升值使得人民币远期交易更加活躍。增大的汇率波动率是远期交易活跃的主因之一，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和对港币一直遵循单边升值路径，样本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和对港币累计升值分别达8.2%和8.3%之多。通过远期合约规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交易是保值的常用方式，而其中的投机性也是公司财务人员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第三，跨国公司可对折算风险采取风险对冲的方式进行管理，通过一种货币的风险头寸抵消另一种风险头寸，在考虑整个货币风险头寸组合的前提下，消除由于外币净收益或净损失带来的风险，这会带来很高的交易费用且无法达到各种外币完全分离并抵消风险的效果。当在华跨国公司所持有人民币应收账款和他国货币应付账款时，可以通过人民币的多头抵消他国货币的空头，但这只有在两者同时到期时，对冲才得以实现。在未实现对冲的期间内，由于汇率变动为最终的结算带来了交易风险。

跨国公司在进行风险管理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折算风险与交易风险进行权衡。公司财务人员需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公司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什么。通常，在产负债表上所表明的价值成为账面价值，而公司的真正价值在于市场价值，其根本影响因素是现金流。因此，进行折算风险管理可能无法达到规避风险的真正目的。当然，市场价值是基于市场有效的前提下的，否定这个假设，折算风险将会成为影响市场价值的因素之一。另外，折算风险管理更多反映的是跨国公司管理者的意愿，不论是否真正能够带来公司价值的增加，管理者都会存在折算风险管理的动机。因此，在华跨国公司面临人民币升值时，针对公司本身的财务目标选择适当的风险规避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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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耀文，丁方飞.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理论剖析与现实思考[J].事业财会，2006（02）.

作者简介：车晓宁（1973-），会计师，国际注册财务策划师，研究方向：金融学；沈继伦（1970-），注册会计师、经济师、讲师，研究方向：金融与财务。

（编辑：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