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不记得是哪年买的这本书了，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始终一知半解。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作于1908～1909年，最初发表于《国粹学报》。该书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

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但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 ，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从今藏于北京图书馆的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看，最初的词话有125则。王国维在125则手稿中亲自删去12则。1908年从删节后的113则中节选63则，外添一则，共64则，予以发表。发表时，文字上又有较大的删改，这就是如今通行版本的《人间词话》。

但我手头这本《人间词话》，共有（64+47+25=136）则，其中前面64则为基本版本；中间47则为1927年，赵万里辑录王国维遗著未刊稿，题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刊载在《小说月报》上；后面25则为，后来陈乃乾又从王氏旧藏各家词集的眉头，抄录他手写的评语，1947年开明书店重印时补附在最后的版本。

整部《人间词话》（64则）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则至第9则词话，对词学理论“境界”说的具体内涵作理论性阐述。是全文的纲。

第二部分是第10则至第52则，按时代先后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具体的审美经验的层次上说明，词的境界是如何创设的，词的境界是如何展示艺术魅力的。

第三部分是第53则至第64则，分别论及历代文学体裁的演进，诗中叙事，诗人与外界的关系，游词等问题，对“境界”说理论作了拓展和补充。

从《人间词话》的内容与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来看，这64则词话浑然一体，强调论证的逻辑力量，是王国维对词学理论的建树之作。

在《人间词话》的开篇中，王国维即提出了词的“境界”问题，原话是这样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与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认为，“有境界”才能“成高格”，立“境界”才是诗词的核心内涵。

在王国维看来，文辞华美只是词的表象，词必须体现内涵，而且内在的体现应该是词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刻意地堆砌辞藻、追求华美。王国维在此处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对于词作者应将境界作为最高的出发点，而作为读者在理解词的时候也要具有一定的境界和高度，否则难以体现词的神韵和风采。

王国维注重词的境界，认为词的境界是一种思想的升华，更是一种情感的展示，应注重境界的体现。

王国维提出“境界说”之后，对其进行深化，提高对境界的认识，展现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使“境界”定位有所提升。王国维以艺术审美的角度和观点剖析“境界”，认为艺术创作必须注重境界，形成境界，提高境界，这样才能体现作品的价值和美感。

所以，王国维将境界作为作品评定的最高标准，具有代表性的则为“三境界”说法。这一说法在《人间词话》第二十六则开篇，原文如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三重境界，王国维分别引用了北宋词人晏殊《蝶恋花》、北宋词人柳永《蝶恋花》与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名句。

在这三种境界之中，第一种境界更多地表现缺少知己，缺少理解，孤寂的情怀，但却有一种大彻大悟，登高怀远的境界；第二种境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眷恋和情感，痴心而执着；第三种境界是一种顿悟，经过思考、追求之后，终于有所得，这种所得是一种境界，是自己的一种超脱和觉悟。

这三重境界是王国维对事业、学问之追求、奋斗、成功过程的高度概括与形象展示，但他又是从艺术层面、并借助古典诗词的意境来阐释的，是从诗词、艺术的意境来表达对人生、生命境界的认识与理解。

王国维的诗词鉴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诗词格律欣赏，逐渐上升为艺术层面和美学层面，更注重诗词内涵和境界高度，探究其生命和人生的高度、价值和存在。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与审美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生命与人生的存在方式。艺术成为生命的写照，艺术的美境正是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

根据王国维的“境界说”，形成了“有我”“无我”之差别，评价“主观诗人”“客观诗人”，建立文学审美标准，形成中国文学审美的新理论。这是一种创新和拓展，更是一种继承和发扬，为我国美学、审美等研究奠定了基础。

《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正是对这一文学审美新理论的阐释。在第三则中，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他主张在诗歌中诗人与对象（情感与景物）的关系表现为“有我”与“无我”两种类型，这个观念源自席勒关于诗人对现实的两种关系的思想。具体说，如下例：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人间词话》六十三则为：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这首元朝马致远的名词，有很多争议之处，比如是“人家”还是“流沙”，“在天涯”还是“去天涯”？这个版本“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有几分可信度？甚至作者是不是马致远都有疑问。也有许多学者写过注释，摘抄一篇共享：

【校】按,此则手稿无。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然文字有差异,作：“词之元人,皆承南宋余绪,殆无足观。然曲中小令,却有绝妙者,如无名氏《天净沙》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等语,非当时词家所能道也。”

《宋元戏曲史》,“平沙”作“人家”,应是从《中原音韵》。

在王国维心目中,向来被士大夫所轻视的戏曲,具有与诗歌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曲录自序》中,他说：“追原戏曲之作,实亦古诗之流。”他称“元之曲”与唐诗、宋词一样,“皆所谓一代文学”(《宋元戏曲史》)。

元曲,当然包括元人散曲。这里所论是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小令①。这首小令,选择“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九个最具有情绪性的意象,交相映衬,组成一幅萧瑟秋意图。凄清苍凉的秋景与诗人羁旅天涯的疲惫心情相辉映融洽,意境浑融。前三句工对。句句押韵,“鸦”“家”平声；“瘦马”去上,一顿；“下”“涯”,顿而飏开。曲折顿挫,余味不尽。周德清《中原音韵》誉之为“秋思之祖”。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称之为“景中雅语”。王国维在这里品评曰：“深得唐人绝句妙境。”又在《宋元戏曲史》中品曰：“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这是很精当的。唐人绝句,“以委曲含蓄自然为尚”(刘熙载《艺概·诗概》),浑圆一气,言外悠然。《天净沙》正具有唐人绝句的神韵。所以,“元人曲中小令,以无名氏《天净沙》为第一”,是历来已有的定评。

〔注〕 ① 按,这首小令是否为马致远所作,甚可怀疑。元刊本《乐府新声》录散曲一般署明作者,录马致远散曲均署名。又,录《天净沙》11首,其中第2首为“枯藤老树”曲,然这11首均无作者。元人盛如梓撰《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下,只说：“北方士又传沙漠小词三阕。”未提作者姓名。明刊本《词林摘艳》多录马致远曲,然卷一录《天净沙·秋思》署“无名氏”；周德清《中原音韵》录此曲亦未署作者。唯晚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卷六十八首先说：“马东篱又有《天净沙·秋思》,词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前三对,更‘瘦马’二字去上,极妙,秋思之祖也。”曲词和评语均来自《中原音韵》,唯增署作者为“马东篱”。朱彝尊《词综》目录署“无名氏”,正文里归入“马致远”名下；清《御定词谱》始归入“马致远”散曲。王国维在撰写《人间词话》时,可能是根据《词综》等。迨至撰《宋元戏曲史》时,已阅过周德清《中原音韵》等书,对其作者提出质疑：“此词《庶斋老学丛谈》及元刊《乐府新声》均不著名氏,《尧山堂外纪》以为马致远撰,朱竹垞《词综》仍之,不知何据。”《宋元戏曲史》和《二牖轩随录》中的《人间词话选》,均又署为“无名氏”作。《天净沙》的文字,《庶斋老学丛谈》作：“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御定词谱》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凄风痩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王国维后来依据的是《中原音韵》本。这是一种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今人多贸然断定其为马致远作。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guji/cihua/155576.html，转载请保留。）

马致远(约1251年-约1322年)，元代戏曲作家，汉族，大都（今北京）人。另据考证，马致远是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人，东光县志和东光马氏族谱都有记载。马致远以字“千里”，晚年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

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是我国元代时著名大戏剧家、散曲家。因《天净沙·秋思》而被称为秋思之祖。

马致远所做杂剧今知有15种，《汉宫秋》是其代表作；肢首散曲120多首，有辑本《东篱乐府》。青年时期仕途坎坷，中年中进士，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后在大都（今北京）任工部主事。马致远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以衔杯击缶自娱，死后葬于祖茔。

从他的散曲作品中，可以知道，他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看透了人生的耻辱，遂有退隐林泉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是“贞元书会”的主要成员，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家”之一。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他的作品见于着录的有16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以《汉宫秋》最著名。散曲有《东篱乐府》。小令《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匠心独运,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

他的作品具有豪放中显其飘逸、沉郁中见通脱之风格。

马致远杂剧的语言清丽，善于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曲文充满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马致远的散曲。扩大题材领域，提高艺术意境。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雅俗兼备 词采清朗俊雅,而不浓艳,《太和正音谱》评为“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两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

（2023-06-05 12:56《王国维之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很早就起床了。

盥洗完毕之后，他去饭厅和子女们一起吃了早餐，然后和往常一样去书房小坐了一会，就去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公室。

这一天，应该是要给研究院的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的，但到了办公室，王国维才发现学生的试卷和文章都放在家里了，于是请人再去家中取了过来。

试卷取来后，王国维非常认真地进行了评定，然后又去了研究院的办公处找了同事侯厚培，一起商谈了下学期招生的事情。

在商谈过程中，王国维忽然提出问侯厚培借两元钱。王国维在清华的月俸是400元，绝对属于高薪，但侯厚培也了解王国维——每月发了薪水就全数交给夫人，自己身边从不带钱。侯厚培借了王国维五元钱，双方又聊了很久之后，王国维告辞。

王国维出了办公室，叫了一辆洋车，吩咐去颐和园。车到颐和园后，王国维给了车夫五角钱，嘱咐他在园外等候，然后就买了门票入了园。

这是王国维人生最后一次进颐和园。

因为他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二）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

王国维家这一脉，属海宁安化王氏，往上可以追溯到南宋的安化郡王王沆，其祖父王禀和父亲王荀都是一代抗金名将，所以安化王氏在海宁一带一直受人尊敬。

王国维的父亲是王乃誉，虽然经营一家杂货店，但对诗文、书画、篆刻都有研究，并擅长山水墨画。

所以，王国维算是出生在书香世家，七岁入塾，在父亲的影响下饱览典籍，读遍诗书，15岁就中了秀才，是海宁当地有名的“才子”。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对年轻的王国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戊戌六君子”就义更是“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

原本醉心于传统文化的王国维同时也开始关注“新学”和新的文化思想以及西方科学技术。1898年，在父亲的陪送下，王国维选择赴上海求学，进入到当时维新派影响力最大的报社《时务报》中工作，同时每天抽出三小时去一家叫“东文学社”的机构学习日语——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罗振玉。

罗振玉，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学者，为保存中国古文化的研究、整理和保存做出过重要贡献。日本侵华后参与策划伪满洲国成立，担任过伪职。

1901年2月，在罗振玉的资助和日本老师藤田的安排下，一直想留洋开眼界的王国维终于达成了心愿，入读东京物理学校，开始学习数理和英文，但因身体健康原因很快回国。

回国后的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帮助和安排下，担任了后者主办的《教育世界》的主笔和代主编，发表了大量译作，内容涉及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和外国科学。之后，王国维又接受张謇的邀请，担任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学校）教习，讲授伦理、国文，之后又在江苏师范学堂教书。

在这段期间，王国维已经在学术方面颇有小成，且初现融会贯通的迹象：写了大量古体诗词，又深入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西方哲学，同时还在攻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名著合并进行翻译。

王国维自评这段时期是他“兼通世界之学术”的时期，作为证据，他不仅留下了《红楼梦评论》、《静庵诗稿》以及《人间词话》等著作，之后又第一次把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和其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介绍给国人，还介绍和比较了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著名外国作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局动荡，王国维带着全家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一住就是四年。

由于和罗振玉比邻而居，而罗家有大量古物收藏和拓本，所以这四年又让王国维在甲骨文字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功力突飞猛进，做了大量研究以及留下了大量重要著作。

1916年，王国维选择回国。

此时39岁的他，确实已堪称“学贯中西，博采众长”。

（三）

学术圈并非没有吹捧夸赞的礼仪传统，但王国维是真的靠实力说话的。

只需翻开王国维作品的目录，他涉猎之广，钻研之深，成就之高，就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仅以他的自选文集《观堂集林》为例。

全书二十四卷，其中“艺林”八卷，研究古代史，古文字，古音韵等方面；“史林”十四卷，研究殷周历史、秦汉地理、西北史地、汉魏碑刻、两汉简牍、敦煌文书等，“别集”两卷，研究古代各种史地器物。

能写出这二十四卷，需要作者对殷墟卜辞、两周金文、战国文字、西域汉简、汉魏石经、敦煌文书、铜器定名、三代地理、殷周礼制、古文源流、字书韵书、版本校勘等各个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王国维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很多旁人看来要穷尽一生的事，放到王国维这里，让人觉得仿佛是一件信手拈来的副业：

他为江南藏书名家蒋汝藻编的《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成为了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一部经典性著作，在修订和考证方法上给后人很大启迪；他对戏曲感兴趣，写了一本《宋元戏曲考》，被称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这本书因为材料丰富，态度谨严，被戏曲研究界长期引用。

尽管后来王国维的一些结论被推翻，一些观点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但他的研究思路和他严谨的治史态度，精湛的考证方法，开拓的发散思维，被认为是领先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的，堪称一代大家。

而更多普通人知道王国维，还是因为那本《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写于1909年前后，是王国维在接触到西方美学思想后，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中国旧文学的一部作品。

有别于传统的“词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自己的核心：“境界”。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

王国维更是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人生“三重境界”，他认为“古今之成大事者、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层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层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层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认为，一般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第二层境界，但要达到第三层境界，就必须要反复追寻、刻苦研究、做足功课，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才能体会到那种“偶然”的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毫无疑问，王国维应该是达到自己所说的“第三层境界”的。

但他却也有自己参不透、迈不过的“境界”。

（四）

1923年，王国维成了“帝师”。

当时的“逊帝”溥仪希望能请一批有识之士教授知识，王国维经人推荐，以一介布衣身份，成为了“南书房行走”，得以入宫和溥仪相伴，关键还看到了大量珍贵馆藏和资料。

几乎与此同时，王国维受邀加盟清华国学研究院，谢绝院长之位，只以讲师身份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后来又加入了《尚书》课程，与当时的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一起，并称为当时世人皆知的著名“清华四大国学导师”。

此时，应该是王国维职业生涯最顺利，学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但是，他却遭遇了两个大打击。

第一个打击发生在1924年的冬天，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派鹿钟麟率部队突入紫禁城，请以溥仪为首“逊帝”小朝廷迁出紫禁城，紫禁城里的太监、宫女等当时也都被遣散。王国维听闻消息后大为愤怒，认为这是违反了北洋政府当初承诺的《清室优待条件》，是不讲信用。

愤怒之余，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但因为家人的强力阻止，最终收回了念头。

另一个打击发生在1926年，相对而言对王国维的打击更大——他最看重最疼爱的长子王潜明忽然病逝，当时只有27岁。这个丧子之痛对王国维打击巨大，乃至又引出了一段与三十年好友罗振玉的恩怨。

王罗两家是至交，所以王潜明的妻子是罗振玉的女儿罗孝纯。小夫妻俩感情还算不错，但罗孝纯和婆婆相处得并不愉快，发生过几次矛盾。王潜明去世之后，罗振玉立刻做出决定：在丧礼当天将女儿罗孝纯接回了自己家，再也不回王家。

刚刚遭受丧子之痛的王国维对罗振玉的这个举动是很不满的，但还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自己二儿子王高明的长子王庆端过继给了罗孝纯，二是把长子王潜明工作单位海关发的大约2000多大洋的抚恤金全都寄给了罗孝纯。

但罗振玉很快就将抚恤金全数退还，表示自己养女儿还是养得起的。王国维再寄，罗振玉再退，几番来回，罗振玉最终勉强接受了抚恤金，但声明只会用作王庆端的教育培养。

两人关系陷入僵局之时，罗振玉写来了一封绝交信，信中称自己像墨子一样博爱，早年对王国维曾经给予各种无私帮助，而王国维像杨朱那样一毛不拔，不肯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为他人做出牺牲。

这段话早已超出了儿女亲家的矛盾范畴，而上升到了人格评判——而人格无疑是王国维最珍惜和最看重的。事实上，这两人之前就已经有了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罗振玉陷入了“逊帝”溥仪身边的党派斗争，他好几次想让王国维站在自己这边，但王国维都没有明确表态，而罗振玉甚至怀疑王国维在溥仪面前说自己的坏话。

罗振玉的指责让王国维也怒不可遏，这对三十年的老友最终选择了中断往来。

然后，时间就到了1927年6月2日。

（五）

那天车到颐和园后，王国维还给了车夫五角钱。

按照车夫后来的回忆，王国维嘱咐他要在园外等候，然后他自己就买了门票入了园。

颐和园那时的人并不算多，所以有游客能完全回忆出那个老者入园后的经历：他先是直接走向了石舫，在石舫前坐了很久，然后起身踱步前往鱼藻轩。在鱼藻轩，他从怀中摸出一根烟，慢慢抽了起来。

就在王国维身边不远处，就是颐和园的园丁。游客在湖边坐着抽根烟，实属平常，所以园丁也并没有太注意他。

一根烟燃尽，王国维忽然起身，纵身跳进了昆明湖。

听到有落水声，一旁的园丁连忙赶来施救，由于距离不远，所以前后也就花费了几分钟就把王国维捞了起来。但很快园丁就发现，王国维跳下去时用力一头扎进了池底，池底的淤泥顿时塞满了王国维的口鼻。

虽然落水时间不长，但已气绝身亡。

赶来后的众人从王国维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遗书，开头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面还有一段文字：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由此可见，王国维是早有死意，一切都已想得明白，安排妥当。

但那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却引发了无数人的猜测。

何为“变”？何为“辱”？他为什么要自杀？

（六）

1927年10月出版的《国学月报》上，有这样一段“编者引言”：

“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精明强健的学者忽然自杀！……大家都争当一种谈话资料。但是你若想知道王国维是怎样的人，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自杀，除了听信传说以外，恐怕只好凭自己的意见猜拟吧？”

确实，王国维在自杀以及那几句关于“义无再辱”的遗言，引发了多方猜测。

首先是一度流行的“逼债说”。

坊间有传闻说王国维曾经和罗振玉合伙做生意，欠了钱，被罗振玉逼债而被迫自杀（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有记录说是听报纸上说的）。更有言“王国维一个月的薪俸还不够还罗振玉的利息钱”。

这个说法基本经不起推敲，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就表示，父亲绝不是做生意的性格，也没有此类兴趣，每月几百元大洋已属高薪，且都交给母亲，如果他去做生意，母亲绝不会不知道。而王罗两人的书信来往也从无有此证据。

不过相对于“逼债说”，罗振玉等人提出的“殉清说”则影响力要大很多，这个观点也被著名学者吴宓等人认可。

王国维自杀后，罗振玉闻讯非常悲痛，先派自己的儿子赶来奔丧，然后以最快速度代王国维写了一封“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溥仪看了罗振玉冒名写的文字后大受感动，赐王国维谥号“忠悫（què，朴实谨慎的意思）”，赏两千元治丧。

由于王国维一直留着辫子，又是溥仪的老师，所以这个说法为很多人取信。

但也有不少反对者。有人认为如果王国维要殉清，早在1912年就殉了，或者是溥仪去世才会殉，哪会在1927年殉？也有人认为，像罗振玉、郑孝胥等人为了所谓“忠于”溥仪，不惜出任伪职，但王国维却绝不盲从，只是潜心学术，绝不可能“愚忠”至为所谓的“清室”而死。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王国维死后撰文悼念，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静安先生，不过曾做过清室的官，现在还拖着辫子罢了：他并不曾发表一篇鼓吹复辟的宣言，也不曾从事于阴谋复辟的活动，更不曾收了别人的贿赂而主张过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他究竟还是一个超然的学者。……他拿了中华民国的俸给已经五六年了，他已经不能说是一个‘西山采薇蕨’的遗民了！”

那么，王国维又是为何自杀呢？

（七）

按照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王国维殉的是一个具体的“皇室”，不如说他是为“文化”殉难而死。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曾五次为其作挽联、挽词、碑文、遗书序，在他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则自然“与之命运共同尽”。

陈寅恪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却也有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王国维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为何选择忍到1927年？又为何说是无法忍受“再辱”？

梁启超在陈寅恪的观点基础上，认为王国维自杀和当时的时局也有关系。

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周之后，梁启超在一封写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在梁启超看来，王国维自杀，很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恐惧”：社会的变革越来越剧烈和动荡，他熟悉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一个个开始遭遇厄运，一个完全未知且并不接受的时代很可能即将到来，自己将处于何等位置？会有如何命运？

著名学者姜亮夫是王国维的学生，他也认为那一段时间的时局变动对王国维造成很大影响：1927年4月，李大钊北京遇害，藏书家和出版家但政治立场保守的叶德辉在长沙被处决，罗振玉避难大使馆，连梁启超也避难离开北京，甚至扬言要东渡日本。而另一方面，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大有进逼北京之势。

他的一段回忆似乎也可以佐证梁启超的观点：

“我最后一次去静安先生家是农历五月初二。先生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众说纷纭，但毕竟，斯人已逝。

（八）

王国维的葬礼，众人祭奠是行跪拜大礼的。

这个头是由陈寅恪起的。当时参加葬礼的清华师生大多着深色西装，但陈寅恪却穿玄色长衫，足蹬棉鞋，慢步上前，双膝跪地，额头磕砖。

之前只行鞠躬礼的诸人在错愕之余，随即齐齐下跪，行了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已废除的跪拜礼。

1927年8月14日，王国维被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

他是穿着前清官服入葬的，且依旧留着辫子。

虽然他的挚友都是开世界之眼，领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但都认为这样做是符合王国维遗愿的。

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之时，由清华师生捐款建造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落成，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文。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终结与开启：王国维之死及其意义探究》（上）、（下）（戚真赫，《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08期）

2、《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弟子眼中的王国维之死》（吴忠良，《嘉兴学院学报》，2007年04期）

3、《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黄波，《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07期）

4、《从中解读王国维之死》（徐跃龙，《神州》，2014年06期）

5、《谈郭老为王国维先生之死辨诬》（侍问樵，《郭沫若学刊》，1989年04期）

6、《关于王国维先生之死》（商承祚，《晋阳学刊》，1983年03期）

7、《王国维之死及其文化意义》（唐小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8、《以王观陈：重审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双重解释》（陈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