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1958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后期，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出现。195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内对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1956年提出的反冒进决策产生了分歧意见。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批评了反冒进。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更为严厉地批评“反冒进”，称之为“右倾”，使6亿人民泄了气。同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月1日至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58年的过高的经济计划指标。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远高于人大已通过的本已过高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这样，在经济建设中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脱离实际，过分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

　　这次“大跃进”，以农业中的严重浮夸和工业中的全民大办钢铁为主要内容。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检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农业“大跃进”自此开始。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动员6000多万劳力投入冬季农业生产高潮。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计划指标，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一个月前人大确定的6．1％提高到16．2％，粮食由3920亿斤增加到4316亿斤。这些本已过高的指标到了省、地、县被层层拔高，导致浮夸风在全国发生。各地不断爆出农作物产量“卫星”上天、“元帅”升帐的新闻，诸如小麦亩产7000斤、水稻亩产36000斤等。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切实际地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总产量达到6000亿～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1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上年增产1倍以上；到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10000亿斤，1962年达到13000亿～15000亿斤；粮食、棉花的产量将提前8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基于这种盲目的估计，会议决定全国和地方把注意力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上来。于是出现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钢产量要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为完成这个难以实现的钢铁翻番任务，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决定，并提出采取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法冶炼和现代化冶炼同时并举的方针。当时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却从农业战线上抽调5000万劳动力搞土法冶炼。城市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以至街道居民也支起炉灶大炼钢铁。一场空前规模的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迅速展开。1958年底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1070万吨钢的任务胜利完成；12月31日又宣布全年累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但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余300万吨基本上是无实际使用价值的土钢；在1369万吨生铁产量中合格的也只有800万吨。上述一系列做法，不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急剧扩大的基本建设规模，严重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部门工业，影响了农业生产，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并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1959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见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一些原确定缩减的项目重新上马，经庐山会议调整过的经济计划又一再加码调了上去，一场新的大跃进又发动起来。具体表现，(1)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时又大搞高指标；(2)在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又加快过渡。“共产风”、“过渡风”、“浮夸风”、“瞎指挥风”重新盛行。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这场始于1958年、1959年继续进行的“大跃进”运动才告结束。

　　大跃进运动使中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损害，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1)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3)工业交通部门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4)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这些造成财政赤字增加，市场商品可供量急剧下降，生活必需品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