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容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照护》是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陪伴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琼10年心路历程的记录。读到这本书时，我刚刚迎来我的小女儿，她的到来让我欣喜，也让我又一次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要关怀[1]他人？凯博文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关怀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家庭和朋友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将我们的社会黏合在一起的“胶水”。就像小女儿的降生又一次将我的家人凝聚在一起，呵护这脆弱的小生命，体会“家”的含义。关怀，是所有家庭得以维系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得以繁荣和生生不息的价值源泉。

照护 [美] 凯博文 /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在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看来，关怀的必要性源于人类本身具有的依赖性，儿童、老人和病患需要得到他人的关怀才能存活，而出生、死亡、人的身体和情感之需要正是人类共通的处境。除了人类肉身所具有的依赖性，关怀的价值也源于人类存在的脆弱性。脆弱性是一个比依赖性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后者是脆弱性的一种形式，个人在没有他人直接照顾或直接帮助的情况下极易遭受迫在眉睫的伤害、痛苦和损失。而脆弱性源自对我们福祉构成的真实的和潜在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威胁，这些威胁仅仅源于我们在世界上存活并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人类在任何时期都是脆弱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使人类健康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新型传染性疾病，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灾疫，加剧了人类生活的脆弱性。它们表明了人类如何会受到身体、心理、社会、经济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伤害。

在《关怀伦理学》中，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指出，西方主流的伦理学理论假定了一个抽象的、完全理性的行动者来建构道德，却忽略了在家庭、朋友和社会群体中相互关联的人们提出的道德问题。当主流的正义伦理学追求公平、平等、个人权利、抽象原则的一致应用时，关怀伦理学关注的却是专注、信任，对他人需要的反应力、专注力和关怀关系的培育。因为在关怀伦理学的设想中，人与人之间并非只有利益或权力的竞争关系，更为根本的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关怀的关系。

关怀伦理学 [美] 弗吉尼亚·赫尔德 /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

关怀伦理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则认为，关怀伦理学指认出了人类关系的本体论地位。这意味着，我们意识到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是人类的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回应，因此可以将关怀关系建构为道德的基础。诺丁斯认为，关怀来自母性经验，它表达的是一种女性的视角。与男性那种将道德推理视为逻辑推理的方式不同，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始于对道德责任的关注。它关注情境的差异性和被关怀对象的特殊性，考虑的是如何道德地与他人相遇，以及如何保护相遇者的特殊性。

尽管女性主义的关怀理论家常常强调关怀对于私人生活的重要性，但自从琼·特朗托（Joan Tronto）的《道德界限》（Moral Boundaries）出版以来，一些关怀理论家开始突出关怀的公共意义。特朗托批评西方社会将关怀性别化和贬低其重要性的倾向，指出关怀对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代际社会的再生产是必要的，值得公众的考虑和支持。关怀不仅仅属于女性特质，男性同样可以发展出关怀的倾向。特朗托和费希尔（Berenice Fisher）给出了一个更宽泛的“关怀”定义，他们将关怀视为一种专属于人这个物种的活动，“包括我们为维持、继续和修复世界所做的事情，以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生活在其中。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自我和环境，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寻求在复杂的、维持生命的网络中交织的”。[2]

Moral Boundaries Joan C. Tronto Routledge 1993

不管就关怀的适用范围带来的内部争论如何，关怀伦理学勾画出了一幅不同于西方主流伦理学的道德图景。占据主导地位的康德的道义论和功利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道德行为者的理性决策上，这些人被假定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美德伦理也将重点放在个体自我的道德修养以及道德倾向上。与之相比，关怀伦理学认为人始终受到与其他人关系的影响，其自我认同部分是由他们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因此，它特别注意人与人之间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它并不认为所有的道德关系都是由自由和平等的个体自愿组成的，那只是主流道德理论的假定。它赞赏那些非选择性的、处于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关怀价值，例如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医生与病患，以及各种社会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怀关系。在关怀伦理学看来，我们在家庭、社会和历史这些背景中的嵌入性，恰恰构成了人类道德的基础。

关怀伦理学也对西方正义理论构成了挑战。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自由主义代表了对正义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论述，自由主义和关怀理论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二者预设的前提。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一般假定个人的平等与自主。在其经典形式中，一些平等和自主的个人通过假想的社会契约组成了一个政治社会。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中，正义的原则被认为是所有人在原初的契约中会合理地同意的，而政治义务就从个人自愿的同意中产生。相较而言，关怀伦理学认为每个人自出生就已存在于社会中，并且他们在生存、发展和社会交往等问题上相互依赖，它尤其强调我们对其他人的那种非选择性的义务——由于我们自出生就存在于一种依赖状态中，人生的很多阶段都依赖于他人，所以所有有能力的个人都有义务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不管这种义务是否出于我们明确的或隐含的同意。

那么，什么是关怀？诺丁斯在关系的基础上对关怀做出了明晰的定义。只有在关怀者与被关怀者满足以下情况时，才是关怀：关怀者接近被关怀者，产生动机移位；关怀者以关怀为冲动，产生行动或内在行动承诺；被关怀者接受关怀者的关怀并给出回应。诺丁斯强调关怀者与被关怀者双方对关怀关系的贡献——关怀者关注和接近被关怀者并做出行动承诺，这构成了关怀的基础；被关怀者对所接受的关怀做出回应，这种良性的反馈带给关怀者快乐，从而有助于维护关怀关系，使双方形成一个关怀的共同体。赫尔德也指出，关怀的态度使我们专注于他人、信任他人、从他人的立场理解情况，拥有一种关怀意图作为适当的动机，对被关怀者的需要从情感上保持敏感，做出反应，提供关怀，并在关系中参照被关怀者的回应调整我们的关怀实践。

除了强调关怀关系的重要性，一些女性伦理学家还看重关怀的道德品质。特朗托概述了关怀过程的四个阶段：关心（caring about）、关怀（taking care of）、实施关怀（care-giving）与接受关怀（carereceiving）。关怀的第一个阶段需要注意力，这种道德素质能够使人意识到他人的需求。接着，关怀涉及承担这些需求的责任和解决这些需求的明确计划。然后，关怀需要提供关怀的能力——能力（competence）是关怀得以可能的道德保障，它不仅指专业技巧及所需的体力劳动，也包括提供良好关怀所必需的道德素质，因为良好的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关怀者的素质决定的。最后，关怀还涉及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的关怀关系。被关怀者的需求若得到满足，应对所得到的关怀做出回应（responsiveness），以此作为一种沟通机制，让关怀者了解，从而构成一种良性互动。这种响应能力要求被关怀者承认他们的脆弱性。

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根据法国小说家兼剧作家佛罗莱恩·泽勒的同名舞台剧《父亲》改编而成，讲述了年迈且身患痴呆症（dementia，最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安东尼，在与女儿安妮交谈的过程中，陷入了一场记忆与现实交织的时空漩涡。 图片来自IMDb官网

因此，好的关怀绝不仅仅是为被关怀者提供其所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也不是关怀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被关怀者提供所谓好的生活条件。关怀，甚至不是简单地为被关怀者做某事，而是与之一道做某事——这意味着站在被关怀者的角度理解其处境，倾听其心声，满足其合理的需求，为其谋求幸福与快乐。有的时候，纵然你无法改变被关怀者（如抑郁症患者、癌症终末期患者）的境遇，只是静静地坐在他们身边，去感受他们日常生活的艰难，但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鼓励。这种能力被一些关怀理论家称为“共情”（empathy），即去切身感受另一个人正在遭受的事情。当我们将他人的现实视为自己的现实时，会感到自己的精力和情感都在导向他人，从而被卷入一种推动着自己去帮助他人的内在情感之中。关怀理论家认为，在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行为者的意志与选择，而是去改变自我关注，摆脱自我中心化，培养一种能看见他人的德性。“看见”，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强迫孩子去学习钢琴，而是能够在孩子聚精会神地拼搭积木的眼神中看到孩子真正的兴趣；“看见”，不是为独居的母亲选择一家价格高昂的养老院，而是从母亲对老宅依依不舍的情感中看到母亲对亡故的父亲、对过往生活的怀念，从而为她选择一种能更好保全这种生活方式的关怀方案。

那么，关怀只是关怀者的牺牲奉献和无偿付出吗？关怀对于关怀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毕竟，新生儿的夜夜啼哭熬红了母亲的双眼，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照护者也需要在一次次被拒绝后不断重拾信心。关怀在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信任和宝贵的情感联结，正是这种关系的建立，使幼儿拥有了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使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狂躁得以减缓。在《照护》一书的结尾，凯博文写道：对他人的照护最终会回到我们自身，让我们得以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因为人性是相通的，人类所面临的处境也是类似的。照护的过程虽然有艰辛、挣扎与不安，但由于我们的承诺和坚守，最终我们将与所照护的人一起抵达充满人性光辉的彼岸。在此意义上，“照护的灵魂也就终究转变成了对灵魂的照护”。[3]即，我们通过对他人的关怀改变了自身的灵魂与人格，让它变得丰厚与饱满了。

在此意义上，“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这就像是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出了自己的爱与关怀，也得到了他人的肯定、情感支持与道德鼓励，以及实实在在的意义感。照护，意味着陪伴、帮助、保护，也意味着未雨绸缪，避免困难在将来悄然而至。”[4]凯博文指出，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你需要修身养性和培养那些能使你的世界更具人性光辉的社会关系。这与儒家的道德理想有相似之处。我们只有投身于与他人的关怀关系中，去实践“仁”的道德理想，才能成就自身和成就他人。

有人认为，关怀伦理学描绘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因为我们的现实是加速、过劳与内卷的社会，那种美好的相互关怀也许只存在于家庭（或一些小集体）内部，而家庭本身也因现代人过强的个体意识而面临解体的风险。近年，《民法典》中有关“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引发了部分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在她们看来，这只会纵容男权对女性的进一步压迫，让一些被压迫的女性更难摆脱婚姻的枷锁。北大学子弑母案、陕西男子活埋母亲等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则更让人感到一股股寒意，不仅社会关系日益丛林化，连中国人最看重的孝道亲情似乎也日渐飘零。这些异化的人际关系离关怀伦理学的设想相去甚远，那么关怀如何可能？

社会关系的物化腐蚀着关怀的道德理想，让人们不再能够共情地去理解他人，也危及人类整体的存续与繁荣。指出关怀的困难，并非要退回到霍布斯式的丛林假设，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只能与他人维持一种互不侵犯的消极关系。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关怀者是需要社会培育的。特朗托指出，围绕由工作伦理构成的现代世界在公私之间划出界线，将生产性劳动与价值相关联，从而无法认识到关怀的重要性。只有超越传统的道德边界，将关怀纳入政治实践，关怀的理想才能照进现实。社会应当充分地承认关怀的价值：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应被忽视和贬低；与关怀相关的工作应该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更高的劳务报酬；与此同时，要倡导女性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男性更多地照顾家庭。关怀，不应只是某一个性别的事情，一个公正的社会不应要求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进一步牺牲自身利益去关怀他人，由于整个社会都会从关怀者的工作中受益，关怀者的代价应由所有受益者来承担。

关心 [ 美 ] 内尔·诺丁斯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因此，要实现关怀的理想，不能仅依赖于个体的关怀美德和牺牲精神，还需社会从制度上和政策上对其加以支持。将关怀制度化的原因在于：有一些基本需要只有政府或政府一类的组织才能有效地满足，包括安全与秩序、清洁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公共益品。当个人无法合理地满足其基本需求时，只有政府才能帮助个人满足这些需求。并且，只有政府才能帮助个人充分地发展他们的基本能力。政府应当尽可能在个人和地方的层面上开展关怀的活动，通过向家庭、照护者和地方组织——他们能以更具体和特殊的方式来关怀个人——提供支持，开展关怀活动。基于这些原因，一个具有关怀倾向的政府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提供社会成员所需的基本生存资料以保证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颁布相应的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政策去关怀那些具有依赖性的人，如病患、残疾人、儿童、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建构一种和谐的伦理秩序与社会关系，让家庭、社区和国家分担关怀的伦理义务，并提供相应的政策，以支持不同个体和群体从事关怀实践。总之，一个有关怀倾向的政府应当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以增加人们未来去做出关怀实践的潜在可能性。

关怀伦理学的最终目标是使个人能够生存，并尽可能充分地发展其天生的能力，从而尽可能好地生活和工作，这也包括能够照顾自己和他人，形成有意义的关系，参与到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参加社交活动等。这一目标在儒家的思想资源里可以获得响应和支持。在儒家的理想中，社会应该给每个人提供充足的供给，在此基础上，允许人们去发展美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去过一种伦理上好的生活。由于人在本体论上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所以人总是需要被人关怀。在儒家的设想中，这种关怀应该首先由家庭来满足，其次是其所在的共同体，最后才是国家，因为越是与被关怀者有直接的接触，越是能了解其需求，从而给予其恰当的关怀。[5]这种安排充分考虑到了关怀的特殊性，并依据次序先后为不同的关怀者分配了不同的关怀义务，但儒家同样认为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说到底，关怀不应仅是个人的事务或女性的事务，而应是一种涉及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整体的制度安排和伦理理想。关怀，正是人们追寻美好生活的伦理基石。

注  释

[1] 由于care ethics在伦理学中被译为“关怀伦理学”, 所以本文更多使用“关怀”一词。凯博文所谈的医疗“照护”其实是关怀的一种形式, 他本人也倡导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照护。

[2] FISHER B, TRONTO J.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Care[M]// ABEL E, NELSON M. Circles of Care: Work and Identity in Women's Li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35-62.

[3] 凯博文. 照护[M]. 姚灏, 译. 潘天舒, 审校.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263.

[4] 同上, 第3页。

[5] CHAN J. 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0.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53期，原题为“关怀伦理学：通过关怀创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