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中彼此应遵守的行为常规。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为孟子所明确首倡。

　　孔子弟子子路曾对隐者荷蓧丈人的隐居不仕表示不满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子路的议论说明在当时已把长幼、君臣等人际关系看成是人之“大伦”。孟子继承了这种思想，指出：“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又云：“……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这里所说的父子、君臣、长幼、夫妇、朋友等人际关系，就是后世儒家所重视的“五伦”。孟子认为上对下必须“教以人伦”，因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只有“人伦明于上”，才能“小民亲于下”（同上）。这样，人伦就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做人之道，如《孟子·离娄下》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心目中的“圣人”就是“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即圣人能够最好地践履自身在人伦关系中应尽的一切责任。儒家的人伦思想是其全部伦理政治学说的基础，维护人伦的恒常不变，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如西汉的司马谈在指出儒家的“博而寡要”等弱点与不足之后，又充分肯定“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重人伦虽是儒家的一贯特色，但在对人伦关系中应当遵守哪些具体规范，则各有不同解释，特别在君臣关系如何对待的问题上，先秦儒家之间和先秦儒家与后世儒家之间的看法多有不同。孔子虽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也认为事君要“勿欺也，而犯之”。孟子更认为君臣之间有个相互对待问题，君对臣可以有“手足”“犬马”“土芥”之别，相应地，臣对君也可以有“腹心”“国人”“寇仇”三种态度。而荀子则认为卿相大臣不过是入主的“基（同“綦”——系屦之带）杖”而已，并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唐韩愈则认为：“君”是“出令者”，“臣”是“行君之令而致之于民者”（《原道》），即从荀子以后，儒家把君臣关系的尊卑愈来愈凝固化。这和孔、孟的观点有相当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