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中）和农民在田间交谈。

■本报见习记者 孙滔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圆梦计划”的受益者，寒门学子杨梅需要越过一条看不见的鸿沟。但坚韧的性格使她找回了自我，并最终在家乡的山村中找到了自我实现的路径。

杨梅的故事足够励志，但在这背后，依然留给了我们一连串疑问：当下，高校中的寒门学子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与支持又是否真的是他们最需要的……

进入大学的喜悦还没有消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大一新生杨梅在上学期就遭到了接连“暴击”：高等数学吃力、英语口语跟不上、全英语课程傻了眼。

对于如今的寒门子弟而言，金榜题名带来的不再是一马平川的“躺赢”。埋头苦读的“做题家”再也不能畅通无阻，他们中的多数在进入名校后，难逃一顿“杀威棒”。同时欠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杨梅，就是被当头棒喝的那个。

1993年出生的杨梅来自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代寺镇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她历尽艰辛，完成了从留守儿童到名校生的爬升。然而，登上峰顶后她才发现，还有一条鸿沟横亘在自己与顶尖高校之间，只有奋力跨过才能峰回路转。

“峰回”

杨梅是命运的弃儿，又是命运的宠儿。

她早年的故事曾被媒体多次报道——6岁时父亲离世，母亲离开交通闭塞的村子外出打工，小杨梅和爷爷、奶奶一起住。10岁时，她的继父确诊鼻咽癌，并在她13岁时去世。

此后，幸运女神终于想起这个被遗忘的女孩。2008年8月5日，中学生杨梅作为第51棒奥运火炬手在成都起跑。此前，杨梅在小学六年级时因为品学兼优，作为留守儿童代表荣获“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称号。

2011年11月底，四川媒体公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圆梦计划”在该省的推荐名单，杨梅所在的富顺二中推荐的正是她。这是人大“圆梦计划”实施的第一年。经过选拔，该计划在2012级的招考中最终录取了46名考生。这些入选者主要来自当时国家级贫困县及县以下中学的农村家庭，主要是平时成绩排名在所在中学前10%的农村户籍学生。

这个选择是双向的。自贡亦是人大首任校长吴玉章的家乡，杨梅很早就有所耳闻。家乡父老对人大也极力推崇。杨梅本来的目标是达到一本线，到成都上大学。实际上，这个目标对于她而言是非常合理的，2012年富顺二中的文科第一名也没有达到人大在四川省的录取线。

当年，人大农业经济管理类在四川省的最低录取分数高出一本线58分，杨梅踩着文科一本线，成为了首批“圆梦计划”的受益者。

然而，并不是每个寒门子弟都能如此幸运。对此，杨梅大学期间的辅导员吴秋翔颇有感触——2015年，他在云南省兰坪县支教时，曾动员当地高中的15名学生报名参加人大的“圆梦计划”，最终只有一名学生进入复试环节。然而，高考后该生竟然忘了此事，迟迟没有在申报系统中进行确认并打印复试准考证。

因为没有该生的联系方式，几经周折，中学的负责老师和吴秋翔在申报截止日期当天才找到了该生，并连夜在校长办公室进行确认。虽然那个孩子最终没能进入人大，但她曾经告诉吴秋翔，打算报考人大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因为当地铅锌矿产资源丰富，但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了当地农作物生长，还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状况。

信息差在不同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杨梅的人大梦一样如此，若不是富顺二中对“圆梦计划”先知先觉，恐怕她也只能望人大兴叹了。

她的高中同学大多进入地方院校，毕业后留在了成都。

“鸿沟”

峰回路转之后，不一定就是坦途，也可能是深深的沟壑。

在大学里，有的同学戴着数千元的围巾，但杨梅只能去动物园批发市场买10块钱一件的T恤，并为一双百元的鞋子思量再三。不过她说，家庭背景优越的同学并不在意这些，倒是自己对此十分敏感。

更大的挑战来自学业。

大一新生经常聊的话题莫过于高考分数，周围同学的录取分数大都在580分以上，更有被调剂录取的同学常常有怀才不遇之意，言语中时不时“刺痛”杨梅的内心。潜意识里，杨梅给自己贴上了一个“差生”的标签。她因为害怕身边的人知道自己来自“圆梦计划”，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然而，来自学业的打击并不止这一下，而是接连不断到来。

首当其冲的打击是英语听力。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因听力设备受损，四川省高考取消了英语听力考试（直到2016年高考才恢复），这就导致杨梅上英语课时倍感吃力，对一些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更是不知所云。

高等数学是另一只拦路虎。杨梅发现，一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学习了高数的部分知识，这使得他们在大学的学习中游刃有余。这些同学一两分钟解出来的题，对杨梅而言可能要花一两天。

到了“经济学原理”课程，杨梅更加迷茫。各种模型计算，加之海归教师带来的国内教学中很少用的新方法，都让她不知所措。

从小学到中学，杨梅一直都是被老师们捧着的“尖子生”。如今的境遇让她有些承受不住了。“我当时特别绝望，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在人大学习，想要逃离这里。”她说。

期中考试后，杨梅去找在勤工俭学时认识的学生处老师寻求帮助，老师推荐她和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咨询师聊一聊。心理辅导老师没有过多劝导，只是让她在办公室哭了一个下午，最后告诉她：“实际上，一些来自更偏远地区学生的基础比你差多了，人家最终不也拥有愉快的大学生活了吗？”

人生的路还是要自己走，艰难险阻还是要自己扛。杨梅最终认识到，是自我意识中的“差生”标签束缚了自己。

事实上，最近两年入学的大学新生压力都比较大。吴秋翔说，现在许多学生从大一就开始为读研究生做准备。“你会发现学生未入学便开始参加各种考级、考证，有不少学生一进校便了解保研细则。师兄、师姐也都建议大家早做准备，若想成功保研，大一的任何课程都不能掉队。”

在求学时，吴秋翔有一段从商学院跨专业到教育学院读博的经历，并在毕业后留在了人大，现在从事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研究。他发现，很多寒门子弟在入学后，还保留着高中的既有习惯，“他们不知道除了学习外，还可以做什么、擅长做什么，以及如何找到兴趣点、如何定义自己的成长和成才”。

与此对应，寒门子弟的人际关系拓展也相当缓慢。有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学生在交友时存在明显的“内向性”特征，他们的社交面相对狭窄，往往保持在室友这一“安全范围”内，并且留恋过去的亲密关系，如中小学同学、老乡等。家庭背景等因素作用在他们人际交往的选择、过程与结果上，不利于他们的大学融入与适应。

学生的上课差异也很大。有些学生会在下课后主动和吴秋翔交流心得体会，甚至会添加他的联系方式。如果学生有意愿参加教育类的课外学术竞赛，就会通过这种途径邀请吴秋翔担任团队的指导老师。吴秋翔说，“但也有学生加我微信就是为了请假，还有部分学生到学期结束也没有跟我单独互动交流过”。

事实上，课后主动找老师讨论的学生，大多能给老师留下好印象；而回避与老师互动的学生，大都在隐秘的角落继续扮演透明角色。一部分韧性强的寒门子弟会坚持重新找回自我，然而也有人会在发现周围某些同学并未努力学习，而是沉迷于网络与游戏后，便与他们一样随波逐流。

还好，杨梅有足够的韧性。当她得知那次“经济学原理”的考试中，自己并不是唯一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后，便开始用全新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

“路转”

杨梅发现，自己与来自北京的同学在英语考试中的分数差距并不是很大，那名同学在课堂上的自信，只是来源于较强的听说能力。这些观察启发了她——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那才是自我实现的所在。

最终，她在学生活动中找回了自己，这也正是她在成长过程中最得心应手的。

吴秋翔第一次见到杨梅是在一次学生晚会中，乐观、开朗的杨梅将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她小小身材里好似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大一刚入校，杨梅就担任学生助理，这是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机会。刚开始时，她连复印机和打印机都不会用，更不会制作幻灯片。但慢慢地，她在学校的许多部门都担任了学生助理，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前辈。老师们无一例外都对她非常关心，手把手指导她的学习与工作，甚至把她当作部门的一分子。

到了大三，杨梅一扫过去两年的自卑，重拾小学和中学一直保持的阳光和自信。在赢得了英语和高数带来的挑战后，她的课业表现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小。

杨梅原本计划本科毕业后回四川工作，但老师、师兄师姐和周围同学都建议她读研升学。当时，学校有工作保研的机会，杨梅先前积累的工作经历与良好口碑帮了她——先前在学生活动中认识的领导、老师都给正处在升学迷茫中的杨梅提出了很多关键性建议。

本科毕业后，杨梅便在人大从事行政工作，此后顺理成章地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攻读研究生。

背景好的学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吴秋翔发现，现在许多大学生有更明确的目标导向、兴趣导向，而不是只关注常规的成长发展路径。比起参加学生会、担任学生助理，他们更热衷于兴趣导向的活动，如参加辩论赛、打网球、参加国际组织见习等。

得益于早期教育的支持，这些学生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更独立的想法，以及延迟就业意向。他们不愿被模式化、说教式的教育所约束，有能力拓展更多资源和发展机遇。

在找工作时，不同背景的学生差异更加明显。吴秋翔等人的研究显示，农村大学生投简历的平均次数为47.17次，是城市学生的1.39倍。若以录用机会数量除以投简历数来衡量他们的求职效率，农村学生的求职效率为18.14%，而城市学生为23.31%，农村学生在就业准备中投入更多，而求职效率更低。

优势阶层学生会通过亲朋等社会网络与关系求职，而寒门子弟由于这方面的劣势，更依赖于公开的招聘渠道，通过更多尝试提升自己的求职效果，其实质仍是“以勤补拙”。

杨梅4年的学生助理生涯弥补了她先天欠缺的文化资本和人脉资本。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杨梅大概会默默无闻地度过大学生活。她坦言，如果考研失败，她会选择直接就业，可能都不知道“工作保研”这个词。

杨梅不再以“做题家”自卑。“因为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会格外珍惜每一次机会。刚刚进大学时，我不会用复印机，更不会做幻灯片，然而但凡有机会，我都会好好学。”

“这些孩子虽然视野可能没有那么宽广，但在大学时会野蛮生长。”吴秋翔说。

“勿忘初心”

杨梅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模式及其对村庄新项目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自贡市为例》。这一课题的起源来自杨梅的一位师姐。

在齐齐哈尔的一次调研中，杨梅看到师姐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每天都带着村民一起修路，村民对其格外尊重。这让杨梅产生了研究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模式的想法。不仅如此，她想到自己将来可否也做这样的事情。

杨梅做硕士课题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而在家乡做论文相关调研的经历，也让她对未来有了更多思考。临近硕士毕业时，即使可以获得留在人大工作的机会，但杨梅经过慎重考量后，还是选择以考选调生的方式回到家乡。

究其原因，杨梅说回到家乡能学有所用，同时扎根家乡也能让她收获一份成就感和被需要感。她把原本在自贡市发展改革委的选调生身份落到了富顺县，她要把村镇的工作做实。

在推动镇上污水处理站落地的工作中，她成功动员了最难做工作的村民；她成立了“杨梅姐姐工作室”，帮助留守儿童更好成长，同时这个工作室也成了她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她还打造了“玉堂湾和美小院”，成为当地留守儿童和老人的活动场所。所有这些，都让当初对杨梅选择离开北京感到不理解的朋友们刮目相看。今年“五一”期间，他们来到自贡看望杨梅，并纷纷认同她当初的选择。

杨梅说，如果留在北京，自己的角色远远不如如今重要，在基层才更能满足她做实事的愿望。现在她有了“发动机”的功能，这既是她读大学的初心，也是在人大的学习经历带给她的重要感悟。

大学入学之初，她就把自己的微信名改为“勿忘初心”，并沿用至今。受到杨梅所作所为的启发，一名比她低两届的师弟也成为了富顺县选调生，并像她一样成立工作室，帮助当地的留守儿童学习英语。

有了如今的经历后，杨梅发现自己的硕士论文还是肤浅了，村干部的实际工作有很多远超当初想象的挑战与挫折。例如，她所驻扎的李子村是重要的酿酒原材料产地，她由此想到应帮助该村发展白酒产业，但最终因产业化的复杂性只能放弃。

如今，杨梅的履历又要更新了。她离开了原来的李子村，到距离县城40多公里更偏远的乡镇工作。她又要翻山越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