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如蛋壳的杯壁、素朴而黑亮的色泽、精致的镂空造型……人们驻足在山东博物馆的展窗前，惊叹于眼前这支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龙山蛋壳黑陶杯”的高超技艺。在4000多年前、文明曙光初现的史前时代，没有先进的科技、没有精密的设备，中华民族的先民是如何实现这“0.2毫米的精致”制作？

　　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瑞士哲学家艾赫尔别格更是将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设想为60公里的马拉松赛跑。人们拥抱工业文明时，灯光的炫目、机器的轰鸣或许已使早期文明的求索历程无从回忆。而那些尘封千年的古代器物重见天日，却以其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技艺昭示着，世代先民在文明演进的征途中刻下的一个个坐标。事实上，对文物和遗迹的手工业考古，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近期发布的《“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的要求，手工业考古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就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青、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三位学者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1.手工业：人类、文明、国家起源进程的重要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网：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这个问题并不比宇宙的起源更容易回答。城市、金属、文字……学界长期以来对文明要素的探讨，不一而足。手工业的产生与文明起源有着怎样的关系？

　　白云翔：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考古学更倾向于从人类社会的复杂化程度来理解文明起源的进程。史前时代尤其是史前时代末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开始之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与手工业两个领域。手工业技术、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经济、手工业的组织管理等，既是社会复杂化的标志之一，更是社会复杂化的动力之一。手工业的研究因而构成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刘海旺：手工业的起源甚至比农业更早，而几乎与人类起源同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这句经典论断，对人类起源问题给出了简洁而科学的回答。石器的打制，简单木工具、骨角蚌质工具的加工，动物毛皮衣着的加工……人类在劳动中“不断掌握新的技能”。原始制陶和磨制石器技术的产生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促进了人类食用草本果实由采集向大面积人工耕种粮食转变——原始农业的产生。当真正意义上有一些群体专门以技术专长从事手工业作为主要的社会生存依赖时，主要手工业与农业明确分离，人类社会文明才算是真正产生并加快发展。随着手工业规模越来越大、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种类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对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广泛和重要，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越来越彰显。

　　白云翔：石器的加工、陶器的烧造、冶金术的发明等，构成了各文明古国的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的重要参照。中华文明在这些手工业领域既体现了文明的共性，也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这一距今8000多年的最早玉器，到距今五六千年前，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高度发达的史前玉文化，玉器成为特定阶层社会地位的体现、权力的象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加工和使用玉器的国家之一。玉器加工的专业化加速了社会生产分工的专门化，并促进社会复杂化。

　　1963年，那只后来被命名为“何尊”青铜器物“穿越”3000年，向后人讲述“宅兹中国”的先人伟绩。一个世纪以来，大量形制各异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食器、酒器出土，熠熠生辉的青铜时代跃然眼前。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明的逐步繁荣，是以青铜冶铸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基础的，而青铜技术的进步是通过青铜冶铸的产业平台来实现并发挥作用。铁器的冶铸更是被历史学家郭沫若视为人类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中使生产力“划时代提高”的关键性因素。

　　王青：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的出现和强化是国家出现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比如，盐业就是我国古代手工业的重要部门，也是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的重要体现，围绕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行为，正是推动社会演进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鲁北沿海发现密集分布的制盐遗址表明，晚商时期中原与海岱地区围绕海盐等战略资源所形成的密切互动，可见食盐对中国先秦时期社会演进以及三代王朝的重要性。

　　2.手工业考古：古代社会综合研究的重要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文明起源研究中，考古学具有怎样的“功能优势”？

　　白云翔：当注意到手工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对手工业的研究成为学界研究古代社会与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之一是文化遗物，而文化遗物大多是手工业的产品。因而在古代手工业研究上，考古学有着独特的学科优势。

　　刘海旺：手工业考古在考古学理论中甚至具有支撑性的意义。世界近现代考古学最早的理论——“三期说”就是以史前手工业的研究发现为主要的参照系。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普遍为世界考古学者接受。

　　白云翔：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前陶窑址、商周时期的青铜冶铸遗址、战国秦汉时期的铁器冶铸遗址和魏晋以后的历代瓷窑址等历代手工业遗存为古代手工业的个案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但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在很长时期没有形成“合力”，更不用说形成一个体系。转折发生在90年代末。我国考古学的重心从考古资料的发现、积累和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等逐步转向社会历史的考古学研究，转向中华文明起源和演变的考古学研究。在此背景下，我基于多年来若干个案研究实际的感悟，在2012年发表《手工业考古论要》一文，首次提出了“手工业考古”的命题，将石器工业、玉器加工业、制陶业、骨角蚌器加工业等25个大门类的古代手工业确立为这一考古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并就其定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的综合性论述。

　　刘海旺：以铜器和铁器制作为主的冶金手工业逐渐主导了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冶铁手工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支撑作用尤为显著。除铁以外，在古代的冶金体系中涉及八种有色金属，发现最早的是铜与金，其次是银、铅、锡、汞以及半金属砷，最后才是锌。这九种金属构成了冶金考古的金属研究种类范围，涉及各种金属的发现、开采、冶炼、使用等方面。广义上的冶金考古，则涉及当时社会的经济、技术、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信仰等诸多方面。

　　王青：当考古学的重心转向古代社会的综合研究，古代人盐关系问题引起考古学者关注。在手工业考古门类中，盐业考古虽是“后起之秀”，却在短短二十多年成为考古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盐业考古是指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古代食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大量煮盐的盐灶和器具等有形的物质遗存研究食盐生产环节，这些是目前我国盐业考古主要关注的领域，随着盐业考古的不断发展，对食盐运销环节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多。

　　3.运用多学科方法与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网：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家贝尔纳谈到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研究起源的工作中，有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回溯得越远，而达到发生基本革新的紧要关头时，就越难确定实际发生的究竟是什么。”对上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手工业进行研究，是如何解决类似的困难？

　　白云翔：手工业遗存不仅仅是作为技术层面的物质存在，而是还涉及当时的生产、技术、经济、社会观念等各个方面。手工业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古代手工业原材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产品、产品流通和应用、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等十个方面的研究。重点是资源、技术、产业、社会和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时隔数千年，如何让无声的手工业遗存“开口”告诉我们这些信息呢？这就需要采用一系列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和阐释，并由此描绘乃至复原当时手工业的情景，进而理解和认识手工业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的确并非易事，但这也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理论。广泛运用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等考古学一般理论和方法，根据手工业考古的特殊性，应该注重运用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检测，对加工制作技术以及产品应用进行模拟实验，并对科技史研究成果、手工业生产人类学调查资料和成果加以吸收和运用。

　　刘海旺：冶金考古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最为密切的研究领域之一。针对古代冶金手工业的考古，其方法和理论要遵循金属冶炼等相关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金相分析、化学分析、铅同位素分、Ｘ射线显微断层分析等等。从综合视野出发，还需要运用全产业链考古、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等理论方法从宏观和微观多维度进行研究，历史文献的记载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

　　王青：有形遗存的研究尚且不是易事，要研究早已融化无存的古代食盐，则更难。为了破解难题，我们不断尝试各种理论和方法，多学科合作研究，从多方面获取可靠证据，以研究古代盐业的各个环节。盐业考古既要注重运用手工业考古的理论方法，诸如操作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等理论模式，聚落考古和区域系统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自然科技手段进行采样检测，并与古代制盐文献记载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化无形为有形”，把古代盐业信息转化出来。

　　4.助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4月22日，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制的《“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发布。在《规划》提出的18项“重点任务”中，“手工业考古”同时被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考古科学关键技术研发与综合应用”所涵盖的研究方向。未来，手工业在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演进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白云翔：事实上，近年来手工业考古的研究成果为构建和完善中华文明发展时空框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在2011～2020年间立足学科前沿，着眼于手工业考古研究范式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首次对秦汉时期铸镜作坊址进行科学发掘，取得丰硕成果。2020年，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综合研究于一体的《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三卷本）出版，并入选“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

　　不久前，2021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先后公布，河南南阳市黄山遗址赫然在列两大榜单。这座历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出土大量以南阳独山玉以及其他优质石材为原料的玉石器加工遗存，包括玉石原材料、治玉工具、以农具和兵器为主的玉石器成品和半成品等。这一遗址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史前玉石器加工基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提供了一个典型实例。

　　王青：盐业考古兴起二十年来，发展迅速，从最初的重庆中坝遗址发掘，很快拓展到沿海地区，大规模发掘了山东寿光双王城、东营南河崖、昌邑唐央等商周制盐遗址，近十年，山东、浙江等地又发掘了一批制盐遗址遗存。这些考古新发现涵盖了史前、商周、魏晋、隋唐及宋元各时期，时空范围和研究视野极大拓展，表明我国的盐业考古进入了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至今已举办了三届盐业考古研讨会显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愈加丰富，由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熬波图》校注与研究”利用近年来盐业考古的成果，得以顺利开展，即将结项出版。

　　刘海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古代冶金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冶金文明在其中的作用何在？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有何独特性？要解答这些问题，目前我国冶金考古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和不足。全国范围内的冶铁遗址考古发现与发掘，仍然存在有些区域不充分、甚至缺乏的情况；古代冶铁业技术发展进程方面，需要更多的全过程复原模拟实验研究；关于古代冶铁业发展对古代社会影响方面，需要创新研究理论指导；中外古代文化交流方面，亟须深化古代冶铁业传播与交流的途径和影响的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计划推动对以往考古发掘的冶铁遗址资料的整理研究出版，包括用新的分析方法进行多学科研究；开展对战国时期及以前冶铁遗址的进一步调查，对新发现冶铁遗址进行更为密切的多学科联合发掘与研究；加强国际冶铁考古研究的合作交流。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