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素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这与中国历来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教育发展源远流长，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特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对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推动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书院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书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是我国私学教育发展的高级形态。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高于一般私学，有大量藏书，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学，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组织管理与教育教学方面形成了有别于官学的许多鲜明特点，尤以白鹿洞书院最为突出。它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教育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日益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注视。

宋人王应麟在《玉海》中写道：“诸儒以明经教于其乡，率从之者数百人，辄以名其家。齐鲁燕赵之间，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家名甚盛，则今书院近之矣。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习之所。为政者就褒表之。若岳麓、白鹿洞之类是也。……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老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也。”王氏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聚徒讲学，与后世的书院相似。而后世书院的兴起，是因为官学不修，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需要，所以不少文人学者便自己设馆讲学，有的得到“为政者”的“褒表”，到宋庆历、熙宁(1041—1077年)时期，书院这种教育制度在全国得以普遍兴起。其中影响最大的则要数白鹿和岳麓两家。尤其是白鹿书院的影响最大，因为白鹿书院曾为南唐国学，早有盛名；加之北宋初年最早由皇帝赐经，大大提高了声望，更加上南宋朱熹兴复白鹿书院，手订学规，大力提倡理学，培养骨干，建立了基地，取得了经验，并在岳麓书院进一步推广，所以王应麟说“若岳麓、白鹿洞之类是也”。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记载：“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宁宗开禧(1205—1207年)中，则衡山有南岳书院，掌教有官，育士有田，略仿四书院之制。嘉定(1208—1224年)中，则涪州有北岩书院。至理宗时(1225—1264年)尤多。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及间有设官者，应天有明道书院、苏州有鹤山书院、丹阳有丹阳书院、太平有天门书院、徽州有紫阳书院、建阳有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有武夷书院、金华有丽泽书院、宁波有甬东书院、衢州有柯山书院、绍兴有嵇山书院、黄州有河东书院、丹徒有淮海书院、道州有濂溪书院、兴化有涵江书院、桂州有宣城书院、全州有清湘书院。度宗朝(1265—1274年)，则淳安有石峡书院、衢州有清献书院。其它名贤戾止，士大夫讲学之所，自为建置者不与焉。”这就是说，仅以南宋为例，在白鹿洞书院的影响下，书院之设，所在有之，其中有名可考者多达22处。其余士大夫讲学之地，就无法统计了。

至于四大书院到底何所指?历来论说不一。清人全祖望在《答张石疾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提出了颇有见解的观点，他说：“四大书院，考据未核。以愚观之，当以王厚斋《玉海》所定为是，盖嵩阳、睢阳、岳麓、白鹿也。然予尝考其始终盛衰兴废之详，有北宋之四大书院，有南宋之四大书院，而北宋之四大书院，诸家记载，互有不同。嵩阳书院建自五代周时，及宋王沂公请额于朝，至道二年(996年)赐额及经，晏元献公延范希文掌教焉。白鹿洞者，唐李渤与其兄涉读书精舍，南唐即其故宇建为国庠，而宋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赐额者也。岳麓者宋太守朱洞所建而山长周式讲学之地。祥符八年(1015年)赐额。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与厚斋同，而其《学校考》则取石鼓而去嵩阳，一人之言，前后相舛。范石湖《衡山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又一说也。《衡山图志》亦取石鼓而去睢阳。愚考石鼓者，李宽之精舍也。宋景祐(1034—1037年)中赐额，未几改为州学，则其为书院不久。石守道与孙明复相师友，讲学力行，鲁人宗之，称为徂徕先生，然较之睢阳、白鹿、嵩阳则稍晚出。金山当是茅山，在江宁。天圣二年(1024年)所赐额，其后无闻。自庆历(1041—1048年)修举学校，而书院之盛，日出末已。大略北方所置，则仿嵩阳、睢阳，南方则仿白鹿、岳麓，莫之与京，是之谓四大书院。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荡，二阳鞠为茂草。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1]

全祖望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以历史发展眼光，从书院的兴衰变化与影响来考查各个书院的历史地位，而不仅仅以某书院成立之先后而定。据此，清人王昶在《天下书院总志》中断言白鹿洞书院乃“天下书院之首”。

其一，就书院形成的渊源而言，白鹿洞书院应为天下书院之首。有的论者认为张九宗书院、桂岩书院和石鼓书院均早于白鹿洞，其实也并非如此。

张九宗书院，据《嘉庆四川通志·学校志》载：“张九宗书院在遂宁县西南书台山下，唐贞观九年(635年)建，宋嘉泰初(1201年)改为儒学。”

现行书院史论著，多以此为据。其实，张九宗书院建于唐贞元九年(793年)，早于嘉庆版《四川通志》的《乾隆遂宁县志·学校》载：“唐贞元初，刺史乔琳荐升张九宗为学官，熏陶俊殳，厥后九宗守乡郡，郡学复圯。”该书卷十宋人杨辅《迁学记》、明人王建恕《重修官学记》均持此说。该志卷七《人物上》载：“张九宗，贞元间进士，为戒州刺史，以治称，历同、华、普、遂、邛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德宗时持节封侯归典乡郡，其荣禄有诗云：‘牛举衔草窥环珮，鸟雀离花听管弦。’凡寺碑铭多所著撰，祀贤祠。”

桂岩书院，据《同治高安县志》载：“桂岩在调露乡洪城，唐幸南容创。宋幸元龙有记。周益国公大书桂岩书院四字额之。”幸南容“本名显，历官太常侍郎，迁国子祭酒，封渤海郡公，谥文贞”。又载：“幸南容有文学，贞元中进士，与柳子厚同年，……仕至国子祭酒，封渤海郡公，著有《幸祭酒集》。”

石鼓书院，据《同治衡阳县志》载：“李宽，唐处士也。当元和中吕温谪刺衡州，以文学饰吏治，游宴觞咏，风雅称盛。州城外石鼓山，自贞观初刺史宇文炫开东岩西豁，为眺览名地。宽为山主，乃改道院为学舍，其后因之立学，祠先圣。乃招诸生弦诵其中，本自宽也。”《同治衡州府志》亦载：“石鼓书院在石鼓山，旧为寻真观。唐刺史齐映建合江亭于山之右麓。元和间士人李宽结庐，读书其上。刺史吕温尝访之，有《题寻真观李秀才书院》诗。”

至于九宗、桂岩、石鼓何先何后，尚难断定，大体上说，都在元和间(806—820年)。

白鹿洞书院，按《新唐书·李渤传》载：“李渤，字濬之，魏横野将军申国公发之裔”，“刻志于学，与仲兄涉偕隐庐山，……久之，更徙少室。”“穆宗立，召拜考功员外郎，……未满岁，迁江州刺史。”在江州任上，他为民请免赋米，修江堤，在郡治浔阳县建景星书院，在郡治西使君山之坞建李渤书堂。特别是在原隐读之处白鹿洞创台榭，环以流水，杂植花木，为一时名胜。若以李渤在白鹿洞隐读算起，则白鹿洞书院亦创建于元和年间，与九宗、石鼓、桂岩三书院同时。从这四位创始人当时的社会影响来看，李渤则远在张九宗、幸南容和李宽之上，所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李渤事迹的记载，而张九宗、幸南容和李宽则只见诸地方志。加之白鹿洞书院在南唐改为庐山国学，与秦淮河畔的金陵国子监齐名，其影响更在其他同时创建的书院之上。这一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其二，从书院的历史演变来看，白鹿洞书院亦应为天下书院之首。

书院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玉海·宫室·院上》载：“集贤殿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年)置。”而集贤殿书院又是由开元初年设置的丽正修书院更名而来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开元六年(718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十一年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可见，首先使用“书院”名称的是唐代官府，此后民间也有私人把自己藏书、读书、交流心得的场所称为书院。

这种私人藏书、读书和交流心得的场所在东汉称精舍或精庐。《后汉书·儒林列传》指出，汉光武中兴之后，天下稍定，“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如“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往东海立精舍讲授。……太守黄谠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谠遂遣子师之”。《党锢列传·刘淑传》亦说：“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这些精舍是比蒙学程度为高的私学。魏晋以降，佛老盛炽，其传法讲道之所，亦用精舍之名。这种精舍，乃功名淡泊或仕途失意的士人私人讲学之地，或僧人传法之所，以传播各种学术思想或佛道教义为宗旨，不受官府节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多选址于景秀境幽之处，师生朝夕相处。

唐末五代，战乱不止，及至宋初八十年内，又未兴学，于是不少士人纷纷设馆讲学。由于统治者们没有开办或提倡书院，所以这些私人讲学之所也不敢大胆冠以书院之名。宋太祖赵匡胤一统天下之后，“杯酒释兵权”，推行“文治”，借重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工具，宋初统治者们没有财力大兴学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笼络重用名儒，褒扬赐惠民间培养儒士的著名私学(精舍)，使之合法的使用前代书院的名称。正如朱熹考证所说：“予惟前代庠序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之类是也。”[2]其褒表的方法，一曰赐书，一曰赐额。戴钧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说：“昔宋太宗、真宗之世，凡建书院，有司必表请赐书，江述之于白鹿洞，李允之于岳麓是也。然则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近世第以为课士之地，而罕有谋藏书于其中者。呜呼，是不唯无以成夫贫而有志之人，亦岂有书院所以称名之意哉!”

由此可见，作为私人讲学的书院之所以成其为书院，乃最高统治者褒表并赐过经书与匾额，能使士子就学其中。朱熹这样的书院大师，也不敢称自己的寒泉精舍、竹林精舍(后改沧州精舍)为书院。因为书院乃民办官助的民办教育机构，而精舍则纯系私学。换句话说，书院乃民办官助(赐额赐书，赐学田)认可的学府，只有民办而无官方认可不能称为书院。元明清各代书院大盛，而官学化的程度更重。综考元代私家书院，虽不一定有钦赐经书，但必须申办“请建书院”的手续，申表赐额以扬其名则是常例，如“天历二年六月壬子，赐凤翔书院额”。[3]又据《元史·和尚传》载：“……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给养之，有司以闻，赐额万历书院。”至明代，凡新创书院，必须具文请建，否则可能遭弹劾治罪。[4]“至于林下诸君子，相与切磋讲学，各立塾舍名书院者，又不在此例也”。[5]这种未经批准办的书院传统势力不予认可。清代书院皆“申报该管官查敷”才得以开办，不得私名，皇帝“或赐匾额，或赐书籍”，恩泽有加。[6]综观书院的演变，从得到皇上褒表赐书、赐额而成为真正书院的先后而论，白鹿洞书院也堪称“天下书院之首”。

白鹿洞书院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赐九经。嵩阳书院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赐额和印本九经。岳麓书院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和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赐书和赐额。应天府书院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赐额。茅山书院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赐田。石鼓书院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赐额。

最后，白鹿洞书院经过朱熹振兴，不仅为南宋书院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后世书院树立了楷模，并深深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乃至日本、朝鲜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堪称天下书院之首。书院虽然起源于唐末五代，在北宋人才培养方面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宋以降，书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与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以后，白鹿洞书院在国内外的影响分不开。

首先，白鹿洞书院是“海内书院之望”，为中国书院的产生和发展开了先声。

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书院之一，对中国书院的创立有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朱熹修复白鹿书院，不仅使一个“倾废”百年之久的书院得到了发展，而且拯救了濒于灭绝的书院制度，为书院的再度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初期，书院曾风靡神州大地。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网罗人才，重视科举，把精力集中到办太学和州县学，规定士人非经科举不得进入仕途。书院的教学内容不同于官学，难以适应科举的需要，不为士人所重视。加之南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昔日热心办书院的士人亦无法顾及“崇儒右文”的大业。书院遂由衰微以至“尽废”。南宋偏安一隅之后，一些学者出于对官学的不满，又开始立书院讲学，但这些主持人社会声望、学术地位不孚众望，对书院规制亦无周密的设计，所以书院仍然得不到社会重视，而很难办出特色或坚持下去。朱熹为一代名儒，又以知军身份，亲自修复白鹿洞书院，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并疏请朝廷赐额，其影响则非同一般。为了使白鹿洞书院能久享盛名，不至于在如涛的时光中倾废，他亲自或请人作记、勒石题字志胜。如“白鹿洞”、“隐处”、“枕流”、“钓台”、“漱石”、“流杯石”均为其手迹。他函请挚友吕祖谦作记，“欲传之无穷”。他还将伊川与方道辅帖、康节戒子孙文、和靖帖、包拯诗等加跋刻于书院。他撰写的“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智仁独得之天”的楹联，一直存留到清顺治年间。他与友人、门徒唱和的诗赋，至今保留在《朱文公文集》之中。经过朱熹这番规划、点缀，使白鹿洞书院更富于诗情画意，“泉声松韵点点文心，白石寒云头头是道”，不但有利于陶冶性情，启迪文思，培育人才，而且为后人留下可供稽考的文字资料，便于有志于书院建设的志士效法。正如明人李贤所说：“赏视文公来南康，建此书院于倾废之余，用心甚殷。所以为赋为诗求记以形容最述之者，亦虑夫岁久倾废，当冀后人有诵遗文而感发者或续而修之，庶复兴起，而一方之士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真所谓继绝学而开太平之心矣。”事实也正如此，此后白鹿洞书院真正成了全国最负盛名的学府，历经宋、元、明、清四朝，直至戊戌变法兴学堂、废科举为止，在七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屡废屡兴，再未长期倾废，来自全国各地的生员，多时达五百余人，少时也有二十人左右，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尤其是为全国书院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书院蓬勃兴起，胜过北宋初年。不仅各地名儒学者，闻风景从；就连不少郡守州牧，也相效法。如江万里守吉州立白鹭洲书院，守隆兴(今南昌)立宗濂书院。杨汝砺守信州建鹅湖书院。到后来，办书院讲学成了地方官员，炫耀政绩的政治资本。这种风气历代相传，到了清代，连一些封疆大吏也带头办书院和讲学。如张伯行在福建、山东、江苏等省都创办过书院；施惠山任湖西道参议曾在景贤、白鹭两书院讲学；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办两湖书院，不惜耗银十八万两。总之，我国书院制度在南宋时期能够衰而复兴，长期延续下去，与白鹿洞书院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其次，白鹿洞书院为后世提供了学规范本与办学准则。

办学有规，古已有之，如管子的《弟子职》即是最早的学规之一。北宋时胡瑗的《苏湖教法》则是较为完备的学规，“科条纤细具备，以身先之”。南宋吕祖谦讲学，曾订《乾道五年规约》，有具体的为学方向、方法和戒条。还有些学者办书院，参照佛教“清规”，也制定了某种“学规”、“学则”。朱熹借鉴上述“教法”、“规约”，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解释说：“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他批评近世学规只注意“规矩禁防”，未合乎“古人之意”的弊病，因而制订学规时就着眼正面教育，只“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不写“规矩禁防”的具体内容。这个学规熔封建阶级的德育智育于一炉，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方向和学习修养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为一个教育纲领性的文件，为办学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优秀人才，提供了范本和准则，受到当时和历代教育家的重视。据《宋元学案》记载，叶武子调郴州官学教授，“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刘爚迁国子司业，请刊行(朱熹)所著《学》、《庸》、《论》、《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太学”。明人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订《东林会约》时，就纳入了白鹿洞学规以定法程。甚至连宗崇“心学”的王阳明，也不得不承认，“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再次，白鹿洞书院开创了名儒学者讲学之风，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文化的繁荣。

书院的活动内容主要为藏书、供祀和讲学三个方面。白鹿洞书院也不例外。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之后，继承和发展了这三项活动内容。他多方征求、收集书籍，“以备学者看读”，为周敦颐立祠，配祀二程；又建“五贤堂”，祀陶潜、刘涣之、刘恕、李公择和陈了翁，意在纪念先师先贤，激励生徒学习仿效。朱熹特别重视讲学。以前，名儒学者多讲学于私家，朱熹打破常规，在书院修复落成典礼上，便亲自为诸生讲授了《中庸》首章。后来，“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在他的带动下，名儒学者逐步对书院发生兴趣。如陆九渊在贵溪建象山书院，并亲自讲学其中。朱熹的高足建书院讲学的就更多了。名儒学者到书院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树立了书院的威望。王守仁吸取了这一经验，每到一地任职，便建书院讲学，使“阳明学”迅速得以传播。顾宪成、高攀龙从中受到启发，修复东林书院，把讲学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清代学者更是如此，如孙奇逢、黄宗羲、李颢、颜元等都曾在书院讲学，宣传自己的学说。

朱熹不仅开名儒学者讲学书院之风，还独创了书院的“讲会”制度。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带领门徒访问朱熹，尽管他们有“鹅湖之会”的学派之争，但朱熹仍然热情欢迎陆氏师生，并“率僚友诸生，与具到白鹿洞书院，请得一言以警学者”。陆九渊盛情难却，登台讲了《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千人环立听讲，包括农夫野老，并有“闻而泣者”。由于演讲“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还说“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朱熹去世后，其门人、女婿黄干在白鹿洞讲“乾坤”二卦，当时“山南北之士皆来集”，十分热闹。

这种打破“门户之见”的“讲会”制度，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影响很大。到了明代，“讲会”更甚，有人问当时学者吕柟，为什么让不同观点的人讲学，吕柟回答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焉?”顾宪成、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每月三日讲会，“远近集者数百人”。崇祯八年，李懋明在白鹭洲书院讲“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听者有书院诸生，官府僚属和其他士人。到了清代，仍沿用不衰。当时吕慎、汪燧、汪知默等人，在徽州紫阳书院讲学，为了编《紫阳通志录》，曾到东林书院求教。清初学者毛西河在白鹭洲书院讲学，楚人杨洪、方耻庵来讲“姚江之学”，东道主旋参议出于“门户之见”，在筵席上轻慢杨、方二人。方驳斥说：“若此者，可仍求之事物否?”毛西河很佩服方耻庵破除“门户之见”的见解。

总之，由于白鹿洞书院开创了名儒学者主持书院亲自讲学和“讲会”之风，各地书院纷纷效法，使书院成了某一学派的阵地或某一地区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创举，对于人才的培养，道德风尚的形成和学术文化的繁荣，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复次，白鹿洞书院是理学宗源，乃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基地。

朱熹说：“孔子殁，七十子丧，杨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后其说不得肆。……本朝儒学最盛，自欧阳氏、王氏、苏氏，皆以其学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学传之学者。然王苏本出于欧阳，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孙氏亦不相容于当时，而程氏尤不合于王与苏了。是其于孔子之道孰得孰失，岂亦无有可论者耶?杨墨之说则熄矣，然其说之流，岂亦无有未尽泯灭耶?……二三子其详言之。”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新学”一度得到提倡，周、程理学受到压抑。在朱熹看来，王安石、苏轼、欧阳修之学是杨墨之末流，必须加以清算；而周敦颐、程颐、程颢、胡瑗、孙复之学才是孔孟嫡传，必须大加提倡。除王学之外，当时陆九渊的象山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对程朱理学也是一种威胁。朱熹感叹地说：“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陆九渊)，永康事功(陈亮)，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他在家时，曾书信与他们论辩，以抵制他们的影响。受命南康后，遂复兴白鹿洞书院，作为理学据地，培养理学骨干，传播理学思想。为了抵制陆、陈学说对门徒的诱惑，朱熹除亲自在书院讲学之外，还请同游好友、高门弟子讲学，如林泽之就曾讲学书院。朱熹去职、辞世后，其好友门徒仍继续不断在书院任职讲学。如弟子李燔、张洽曾先后任院长、山长；陈密在嘉定年间知南康军时，仿效朱熹“公暇即造白鹿洞与诸生讲学”。

庐山位于“九省通衢”的九江附近，交通便利，沿长江和鄱阳湖水系，东达吴越，西通川滇，南接闽广，北连淮泗。而且庐山景色秀丽，文化传统悠久，气候宜人。历代达官显宦、文人骚客、谪臣隐士、沙门、道徒，前来游览、避暑、隐读、传法、布道，代不乏人，遂使之成了游览胜地与文化名山。北宋时期，不仅佛道遍及庐山，理学也开始传入。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晚年知南康军，曾在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讲学，人称濂溪先生。朱熹知南康军时，其理学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一方面继承了周敦颐及二程的思想，另方面揉合了佛、老的某些思想资料。因此，他决心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庐山的自然、文化环境，特别是白鹿洞悠久的读书蔚成风气的优良传统，建立理学基地，培养理学人才，传播理学思想，致使白鹿洞成了“理学宗源”。可以说，朱熹兴复和讲学白鹿洞书院，实际上是吸收和融合佛、老，将儒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新文化运动。

白鹿洞书院是古代民办高等学府的典型，为官学革故鼎新树立了榜样，也为当今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人李应昇称白鹿洞书院“肇自李渤，尚止友麋鹿之群；兴于紫阳，遂广开桃李之花”。的确，白鹿洞书院自李渤隐读起至朱熹而复兴，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民办高等学府的典型。

朱熹是一个大思想家，有远大的抱负，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可是得不到当权派的重视。在宦海风云莫测，仕途荆棘丛生之际，他只好退而把希望寄托在复兴书院广为培养人才的大业上。兴复书院，为他建立了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

朱熹从青年时期起，即立志于封建教育事业，试图通过自己的教育活动，纠正当时官学“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的时弊。至他知南康军时，已积30年之久的教育经验，在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及读书方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多次批评官学的弊端，在《送李伯谏序》中写道：“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然学不素明，法不素备。选用乎上者，以科目词艺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规绳课试为足以尽职。盖在上者不知为人师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为人师之道。是以学校之官虽遍天下，而游其间不过以追时好、取世资为事；至于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寂乎其未有闻也。”在《静江府学记》中又写道：“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是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总之，他认为官学不重视伦理纲常、修己治人的教育，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他主张，只有讲明封建义理以修身才是设学施教的宗旨。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此，他设想把教育制度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依学生年龄不同分别入学，授以程度不同的事或理。小学授含理之事，大学授据事之理，均以伦理、修身为出发点和归宿。他还认为，办学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有切实可行的“为学之道”和“读书之法”。他主持白鹿洞书院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是他办学的一个模式图，既确定了“五教之目”即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又规定了“修身(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之要”，言简意赅，均为“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圣贤所以以教人之大端”。他还采取了讨论、问答、感化、熏陶等方法，师生关系融洽。与当时官学那种“但为声利之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的势利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难看出白鹿洞书院是朱熹理想的大学教育的实验园地，是我国古代民办高等学府的典型，为官学的革故鼎新树立了榜样。

不仅如此，白鹿洞书院从立学起千多年来所形成的优良教育传统，在教学和洞务管理上的成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客观规律，诸如尊师爱生，互相砥砺；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提倡自由讲学与主动学习；机构精简，管理有则；让师生在美的环境中陶冶心性，等等，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贵的启示。总之，白鹿洞书院作为一种古代民办高等学府的典型，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全国著名书院创立的先后、历史演变以及南宋以后在历史上的影响等各方面来考察，白鹿洞书院堪称中国书院之首。就世界范围来说，它比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利萨莱大学要早创四五百年之久，可以说它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一颗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文化史上独放异彩的璀璨明珠。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

注释：

[1]《鲒埼亭集外编》，载《四部丛刊》。

[2]《衡州石鼓书院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3]《元史·文宗本纪》。

[4]参见《明史·洪文衡传》。

[5]《野获篇·书院》。

[6]《清会典》、《九朝东华录》。

（本文转自书院千年公众号，原文刊于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三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0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