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与妻叶群、子林立果等人，驾机逃离国境，飞机在蒙古国境内温都尔汗地区坠落，机上 9 人全部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对于中国政坛来说，不啻一次 12 级的大地震。

昨天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在 196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指定为毛泽东的合法接班人的林彪，一夜之间成了叛党叛国的罪犯。这样的巨大反差，对我党我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心理冲击不可谓不大。

1971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以 57 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以 58 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以 65 号文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1971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以 67 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中共中央 1971〔57〕号等文件发布后，父亲作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奔波于全省各地，组织传达学习中央文件，检查中央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

有关资料显示，父亲分别参加了广东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传达学习中央〔57〕号文件的全院教职工大会并讲话；在佛山地区斗门、顺德、中山、新会等县的传达学习中央〔57〕号文件公社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到省宣传战线“五七干校”（地处英德县的黄陂，俗称黄陂干校）、省体委、广州航运局讲话；等等。

在文件的学习中，干部群众有些疑问和不理解，父亲根据唯物辩证法和历史事实做过一些类似的解释，“事物的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林彪也应该一分为二”，“林彪总还是做过一些好事吧，也是后来变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当接班人”，“林彪的话也不是全错，有些话只是不全面”等。①

“一个老太太，50 多岁，还是老党员，农村老党员，说：‘首长啊，我也是党员，我问一下，林彪这么坏，过去怎么叫他当接班人哪？’从我的共产党员的良心，我不能骗她：‘林彪也不是一开始就坏，过去总还是做过一些好事的，是后来变坏的。’”

父亲说：“我啊，要就不说，说了我就认账。我在生产大队那次讲的话，以后在斗争会上摆出来了：‘是你这么说的？’我说：‘是啊！我讲过这话。我不忍心欺骗一个农村的老党员。林彪不是后来变的，你说是什么时候变的？打平型关时候变的？’”

“农村老党员问我：‘林彪这么坏为什么还当接班人啊？’我说：‘那是过去嘛，过去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这话很自然的嘛！老实人就是会说老实话。”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林彪事件后，这一要求便迅速成为批判林彪集团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任务，其主要内容就是大力宣传“两条路线斗争史”，突出强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

林彪事件后，对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党内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在 1971 年底曾谈到纠正林彪的极左影响。1972 年底，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对林彪路线的实质做了定性：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党政军领导干部根据毛泽东定的调子统一思想认识。

在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斯大林论反对派》。该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2 年 10 月翻印的本子，原版由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斯大林1921 年至 1927 年的文章、演讲、讲话等共 24 篇。该书应该是军队系统为了统一对林彪事件的思想认识而发给领导干部们学习的。

翻开书，只见里面从头至尾每一篇文章都密集地画满了各种红色的重点符号，有某些处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疑问，书页的空白处有红笔写下了约 3500 字的学习笔记，可见父亲当时是认真通读了这本书的。下面择要摘录几段父亲的学习笔记，以了解父亲那一辈领导干部当时是如何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和毛主席保持一致，父亲又是怎样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来思考和分析斯大林和列宁的有关论断的。

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中，父亲对斯大林提出的 “我们的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而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须的。由此就产生了像政委制度和政治部、革命法庭、纪律处分、全面委任制等等军事性的工作方法” “把军事方法同民主方法（工会方法）对立起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提出疑问，并写道：“把军事方法与民主方法完全对立起来了，军事中并非没有民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提出了军事民主的课题。”②

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中：

页 84：一切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以造谣的手法——不惜歪曲历史，来宣传他们的特殊贡献和作用。如林彪。要十分警惕吹嘘特殊作用的人。

页 89：无独有偶！要吹嘘他们的头子的特殊的贡献、作用，就不能不除造谣外还求助于唯心主义的先验、先知、天才、超天才的理论工具了。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一文中，斯大林认为：“殖民地国家内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而首先是和农民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同 ‘本国的’资产阶级中的妥协分子结成的联盟。”父亲写道：“这里有两点不妥：一、把农民列为资产阶级而不加分析，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佃农等；二、对资产阶级只是简单的分析，而不是深入的分析。有左、中、右翼。中间阶级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③

页 125：对内部矛盾的论点是错误的，历史已经证实了。原因之一，是对农民没有分析。农民中有资产阶级，是主要矛盾的表现。

二七一页有了进一步的提法。

页 131 至页 132：并非如此。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斯大林的论断并不正确。这是两个问题：最后胜利和复辟的危险性。资本主义复辟，仅只内部的条件是完全可能的。苏联变修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在《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一文中：

页 199：处于无产阶级专政地位的党，政治上成熟的党，其基本路线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集中党内多数意见的。一小撮反对派，其根本目的，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不管其口号、词句多么革命，实质上总是机会主义的。

在《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

页 235：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仍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它和对形势的分析，即阶级力量估计紧密联系着。

页 237：政治上、实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和政策上的、现象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跳过必须的革命运动）的一致性。从极右到极左，从极左又到极右。

页 241：斯大林在这里已谈到了“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但是在理论上主要矛盾方面不明确，又缺乏实践经验的基础，扎根不深，故实践中仍然不能体现，造成长期的农业落后。

“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而且是工农联盟的经济表现或物质基础。

页 244：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解毒剂”，说得好。农村阵地（城镇同样）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反之，社会主义占领了，就把资本主义挤出去了。只有打开前门，才能堵住后门。

页 283：反对派在为自己辩护时，往往从革命领袖的并非主要文章中断章取义以欺骗别人。毛主席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天才论时正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页 290—291：反对派的“极右”实质就是这些。必须抓住实质，彻底揭露批判。把它们的“理论纲领”“伪装革命的词句”与反革命的实质联系起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

页 318：1. 根本危险是右；2. 极左跳到极右；3. 左是右的掩护；4. 极左是短暂的，容易破灭的；5. 右才是根深蒂固的。

页 319：左和右的问题，在一八七页、三一三页已经谈到，在这里作为反对派的特点专门论述了。以左的形式掩盖右的实质，是取得政权之后的党内反对派的特征。

页 339：关于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作用的论述。一个党的领导，不是两个党，也不是一个党两个司令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这为我党的经验再次证明了。

页 348：自觉地，恐怕还不可能，是暂时地，不得不卷起。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教训呀！对反党集团的觉悟、改造不能估计过高。

页 375：修改并非修正。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原理、方法，叫修正主义。修改或充实某些个别结论使之更精确、更完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修正主义。

“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毛主席开始也左右摆动过。后来毛主席定性是极右，我们当然按毛主席的统一认识。”“毛泽东说对了，林彪不是右吗！还是左？”

“路线斗争”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那里照搬过来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对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同认识等冠以“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帽子，而“路线错误”无非“左”“右”。

1978 年 12 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81 年 6 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路线斗争”的概念体系。

【资料来源与注释】

①来自后来“揭批查”运动时的揭发材料。

②见该书页 3。

③见该书页 124。

单印章（1923.9—2018.11.12），安徽萧县人。1938年8月入伍，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苏鲁豫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副队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政治处组织股长；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十六师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三七九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一二七师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曾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省委常委）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先后参加粉碎日寇七路围攻战斗、曹甸战役、山子头战役、程道口战役、盐阜和淮涟反扫荡、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反顽作战，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黄冈战斗、解放广州佛冈战斗、粤桂边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1979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役战斗。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委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6月晋升大校。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单小英（1957.1—），单印章次女。1972年12月入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转业。大学本科。曾任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