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兴起还与资本主义商业化文明的兴起有关——英格兰在走向绝对王权政制的同时，也在走向商业化文明。1509年，年仅18岁的亨利七世之子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继位。在这位热爱“人文主义”的年轻君主治下，30岁出头的莫尔在伦敦市行政司法长官秘书任上长达八年（1510—1517），两度受英王委派，到荷兰等地调停伦敦商人与当地商人的商务纠纷。在此期间，莫尔写了两部书，一部是用英文写的《国王理查三世本纪》（History of King Richard Ⅲ，未完成），另一部是1515年用拉丁语写成的《乌托邦》——原书名其实很长：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关于最佳政制状态和新岛乌托邦的既有益又有趣的真金之书》，1516）。

莫尔在思想史上留名，靠的就是他不到40岁时写下的这部《乌托邦》。据我们的教科书说，通过颂扬新岛乌托邦的贤明制度，莫尔批判了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乌托邦》设想的“最佳政制状态”实行财产公有制，公民没有私有财产，按需分配，每十年调一次住房，在公共餐厅就餐，穿统一的公民装，经济政治权力一律平等，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两年……官员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识方面的游戏活动……在新岛乌托邦，没有商品货币，金和银一类贵金属只配用来制造便桶溺器……据说，莫尔把私有制视为万恶的渊薮。于是，莫尔在思想史上不仅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也成了所谓“空想共产主义”的鼻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乌托邦》对圈地运动的描写成了证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动材料。

《乌托邦》究竟以怎样的笔法“空想”共产主义呢？莫尔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作为“伦敦公民和司法长官”仅仅是在“转述”一个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的航海家与一个名叫“莫鲁斯”的人关于最佳政制状态的两次谈话。莫尔笔下的希斯拉德（而非莫尔本人）宣称，乌托邦岛国是optimus status republicae[共和国的最佳状态]，唯有这个岛国配得上res publica这一称号，在那里，无人拥有任何东西，但所有人都很富足。res publica的含义译成英文就是commenwealth / public weal，这意味着，没有私有财产的政制才算得上是res publica。希斯拉德断言，只有在乌托邦岛国才有平等和公义，他抨击正在追求以商业化致富的西欧诸国，称这样的国家是富人的阴谋（conspiratio diuitum）——既然大不列颠王国就是正在追求商业化致富的王国，希斯拉德的谴责当然首先指向的是英国。

可是，我们不能把希斯拉德的观点当作莫尔的观点。与希斯拉德交谈的莫鲁斯（Morus，据说这个名字是莫尔名字的拉丁语写法）对希斯拉德的说法并不认同，他认为乌托邦人的许多习俗和律法实在荒谬。最让莫尔笔下的莫鲁斯感到荒谬的是，乌托邦人无需货币流通就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希斯拉德攻击追求商业化致富是“肆心”（superbia）的表现，莫鲁斯却认为，如果没有货币，国家生活的光彩和荣耀会荡然无存。他还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公共意见”（publica opinio），似乎追求商业化致富具有民意基础。如果莫鲁斯（Morus）就是莫尔（More）的化身，那么，莫尔的《乌托邦》就绝非是在“空想”共产主义，反倒是在为追求商业化致富的绝对君主政体辩护，甚至有可能是在教育年轻的君主——毕竟，亨利八世当时才25岁，而且十分喜爱人文主义式的作品。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莫尔笔下的莫鲁斯当作莫尔本人，即便有证据表明的确如此。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对《乌托邦》中通过希斯拉德之口所表达的最佳政制观当真。《乌托邦》虽然是对话体，但莫鲁斯并没有与希斯拉德展开论辩——希斯拉德讲完之后，莫鲁斯仅仅说，关于最佳政制的话题还应该更深入地思考和讨论，然后就请客人进屋里用餐。这样的结尾使得《乌托邦》看起来像是柏拉图笔下的没有结论的对话。无论如何，虽然希斯拉德对乌托邦岛国的赞美充满激情，莫尔让他的这个最佳政制状态听起来不过是“世上并不存在的地方”（Nowhere）。如莫尔研究专家所说，由于莫尔在给伊拉斯谟的信中提到《乌托邦》时用的是拉丁词nusquam（而非utopia），因此，《乌托邦》有可能是一个不列颠王国的人文主义者的“打趣”之作——“希斯拉德所讲的故事貌似真实，但懂希腊语的人文主义者却明白它是虚构”。Utopia[乌托邦]这个虚构的希腊文语词由和拼合而成（意即“乌有之地”），莫尔用这个语词未必一定意指的是所谓理想的政制状态，反倒有可能暗示：无论哪里都不会有理想的政制状态。按此来识读，莫尔写《乌托邦》就不是在“空想”而是在“打趣”共产主义社会——把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渊薮不过是在调侃。

Nusquam Tuta Tyrannis

倘若如此，《乌托邦》就是拿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开的一个玩笑。莫尔没有想到的是，后人的阅读却拿他本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乌托邦》中的希斯拉德被当成了莫尔本人。启蒙运动之后，莫尔的“打趣”成了“空想”……到了19世纪，一些欧洲的启蒙智识人甚至决心把“空想”变为现实。为了实现这一政治诉求，就有必要重新解读莫尔的《乌托邦》。第二共产国际的著名理论家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33岁那年（1887）写成的《莫尔及其乌托邦》一书，堪称重读《乌托邦》的代表作——值得提到的是，同年考茨基还写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

考茨基没有想过这样的可能性：莫尔“空想”的也许并非共产主义，反倒有可能是商业资本主义。即便如此，他的《莫尔及其乌托邦》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有其独特的位置。即便今天重读《乌托邦》，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仍然有参考价值（英译本迄今仍在重印）。我们重印关其侗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翻译的《莫尔及其乌托邦》（北京三联书店，1963），为的是让我们重新阅读莫尔时有所参照，从而认识到：阅读古典作品时如果忽略古典作家的笔法会付出怎样的历史代价。

莫尔及其乌托邦

Thomas More und Seiner Utopia

[德]考茨基 Karl Johann Kautsky 著

关其侗 译 王志涵 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