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月24日拍摄的乌克兰基辅的街景。（新华社/美联/图）

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全国讲话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引发争论。

乌克兰民族与国家，究竟从何而来？与俄罗斯是何种关系？

一、两族共同的起源与肇始

现代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同属于东斯拉夫人，拥有共同的起源和漫长的共同历史。公元8世纪中叶，东斯拉夫人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广袤地域从事农耕生活时，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罗斯人已经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起一系列殖民和贸易据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位于今天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拉多加湖南岸的拉多加城，维京人留里克三兄弟占据此地，既从事水运贸易，也依靠强大的武力充当雇佣兵，维护贸易秩序，调解当地东斯拉夫人之间的纠纷。

当地的东斯拉夫部落于是邀请维京人作为自己的统治者治理东斯拉夫之地，这种“邀请外人统治自己”是东斯拉夫人的一种政治传统，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上又发生过多次。邀请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根据古罗斯文献《往年记事》中记录：

“斯拉夫人到瓦良格人（即维京人）那里说，我们的土地伟大而慷慨，却无秩序。请做我们的王公，来统治和拥有我们吧。然后便有兄弟三人率其族人来到了罗斯土地，开始拥有和统治这里。”

于是维京三兄弟中的大哥留里克坐镇拉多加城，开启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同历史起源。这个不起眼的小城至今仍在，遗迹的石碑上刻着“罗斯人国家于此肇始”。这个共同起源在现代俄乌两国均留下重要遗迹，俄罗斯继承了“罗斯”的国名，乌克兰则继承了留里克家族的族徽（海洋上的黄金三叉戟）作为国徽。

随着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罗斯国家的统治中心从偏居一隅的拉多加城转移到诺夫哥罗德，继而征服南方的基辅，建立了对近现代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家历史极其重要的基辅罗斯政权。

二、始于12世纪下半叶的两族分化与离散

基辅罗斯通过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如“罗斯受洗”）逐步强大起来，鼎盛时期疆域南至塔曼半岛，西至德涅斯特、维斯瓦河上游，北至德维纳河上游。但至12世纪下半叶，因拜占庭衰落、罗斯统治集团内斗等问题，基辅罗斯逐步瓦解，成为两个地方政权，即东北部的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公国（在今俄罗斯境内），和西南部的加利奇-沃伦公国（在今乌克兰中西部），前者是近现代俄罗斯国家的来源，后者则是近现代乌克兰国家的起源和构建国家认同的支柱。

加利奇-沃伦公国向西抵御波兰的同时又积极融入欧洲，“向西寻求文明”的态度后来成为了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乌克兰国家“转型”正义的支柱精神，也加剧了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分裂。

至此，同出一源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开始进入漫长的分化离散期。

12世纪上半叶，正在加利奇-沃伦公国国力蒸蒸日上，大有复兴基辅罗斯之势时，蒙古入侵打乱了整个东欧政治格局，在公国统治者顽强阻击和反复的“臣服-反抗”中，蒙古历经数十年，始终未能完全征服公国，而公国也在频繁战乱中日益衰弱、分裂，从14世纪初期开始，直到17世纪，分别属于立陶宛王国-波兰王国-波兰&立陶宛联盟，乌克兰人至此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开始受其他民族和政权的统治，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给乌克兰国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波兰人带来的天主教、波兰式的松散民主、日耳曼的城市自治传统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在数百年时间里深刻影响了乌克兰西部，加剧了乌克兰东西部在语言、文化、宗教、政治认同上的撕裂和对立，时至今日乌克兰东南部和西部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国家，“缝合感”十足。

而与此同时，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公国的统治中心转移至莫斯科，莫斯科公国通过依附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者迅速壮大实力，在羽翼丰满后又掀起反抗金帐汗国的斗争，并通过与日落西山的拜占庭帝国联姻，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获得其法统，构成现代俄罗斯国家的基础。

因此，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双方的“嘴仗”中，乌克兰方面往往避而不谈涅瓦河流域的最初起源，而是反复提及“基辅罗斯”的原因，就是乌克兰将自己作为基辅罗斯的正统继承人，以基辅罗斯作为自己法统的来源。而将俄罗斯视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以此强调其正统性和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将自己和俄罗斯彻底切割开来。

三、“隔阂”与“重逢”

15世纪末，波兰&立陶宛统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出现了“哥萨克”现象，哥萨克的主体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斯拉夫民族和少数的非斯拉夫民族（除犹太人以外），他们从人口稠密的地区逃入乌克兰中部和东南部的第聂伯河流域以及第聂伯河中游北部支流和南布格河上游地区。

在这些“蛮荒之地”获得了远离波兰统治、自由生活的权力，可是又面临着新的危险。奥斯曼土耳其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借助骑兵优势，长年累月地在南俄地区进攻、掳掠、屠杀斯拉夫农民，最疯狂时每年有超过十万斯拉夫奴隶被转卖至伊斯坦布尔，甚至大马士革和埃及，使他们结成军事公社来抵抗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这种自由自在、自给自足，却又时刻面临奴役威胁，随时需要军事斗争的生活特性赋予了哥萨克热爱自由、不服管束，同时英勇善战、残忍好斗的群体性格。

在长期和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既熟悉和学习了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又从西边得到了欧洲先进的火器技术，逐步越战越勇，不但常常大败来犯的土耳其人，而且开始主动进攻奥斯曼土耳其。

土耳其不堪其扰，甚至对波兰&立陶宛进行战争威胁，要求波兰管束乌克兰地区的哥萨克。俄罗斯作家列宾的名画《扎波罗热哥萨克给苏丹的回信》描绘了这一历史事件。波兰利用哥萨克群体南征北战，同时波兰对哥萨克的一系列管理问题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矛盾。1648年，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大起义爆发，建立哥萨克酋长国，周边各方均卷入起义战争中，为保证已确立的独立地位不再受到波兰和土耳其的威胁，1654年，哥萨克与沙俄签订《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在确保哥萨克酋长国高度自治独立地位的基础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分道扬镳达四百年之久的民族再次联合起来。

但这种联合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乌克兰人看来，双方的联合是基于对等的关系，他们的国家认同是一种二元递进认同，即认为沙俄是“大俄罗斯”，乌克兰是“小俄罗斯”，二者是相对平等的地位。

乌克兰人承认和尊重大俄罗斯的最高统治权，同时保持和强调小俄罗斯的独立性。这是一种基于两个民族数百年分化现实的态度，能够在当时维持两个民族的联盟关系，但并不能持续很久。

因为哥萨克高度民主、自由松散的政治态度和沙俄从金帐汗国继承而来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不相容，尤其是哥萨克桀骜不驯又拥有强大的武力，在帝国内部是一股很不稳定的力量，因此在高度依赖哥萨克武力的同时，沙俄一直在不断削弱哥萨克的政治独立性，并最终将乌克兰从一个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变成了俄罗斯帝国地理上的一部分。

四、从“小俄罗斯人”到“乌克兰人”

同时，沙俄统治者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文化、政治传统、社会结构上的差异，是乌克兰在数百年分化过程中受到西方（波兰化）影响的结果，可以通过“俄罗斯化”对其进行反向矫正进而同化，这实际上是不承认乌克兰民族自主性的表现。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从19世纪开始，沙俄对乌克兰进行了日益严厉的同化运动，将俄罗斯的语言、文字、文化在乌克兰地区推行。而与此同时，乌克兰西部仍有部分领土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在日益衰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怀柔”统治下，西乌克兰反而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尤其是在1848年加利西亚革命之后，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在西乌克兰出现了短暂的觉醒和复兴，使西乌克兰成为了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一个摇篮，也加剧了持续数百年的东西分裂。

哈布斯堡治下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沙俄治下东躲西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反俄色彩。

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开始使用“乌克兰人”这一称谓取代传统的“小俄罗斯人”来区别自我，并切断与俄罗斯之间的民族关系，以彰显独立性。因此当这股力量主导日后的乌克兰政治走向时，“反俄”就变成了天然背景。

因此当代的乌克兰国家官方叙事时，其古代部分逻辑是“基辅罗斯-加利奇沃伦公国―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哥萨克酋长国-沙俄统治时期”，着力强调其与俄罗斯分化后的独立发展脉络，有意回避其与俄罗斯的共同历史，并系统性切割其与俄罗斯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

比如过度美化哥萨克民主制度，将其与沙俄的专制传统对立起来，营造乌克兰民主，俄罗斯专制，乌克兰文明，俄罗斯野蛮，乌克兰是欧洲人，俄罗斯是亚洲人的二元对立思维，这是将政治利益置于历史真相之上的做法，不值得肯定。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基辅罗斯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分化态势非常明显，乌克兰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形成并非完全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而是具有相当自主性的内生文化传统，他们并不是“被波兰化的俄罗斯人”，而是从一根藤上长出两个瓜其中的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五、乌克兰民族国家的重构与言说

一战和二战造成的欧洲政治格局变动，使西乌克兰终于回归了乌克兰，乌克兰作为一个整体融入了苏联，但在整个过程中，乌克兰各方基于不同的立场而采取的行动影响遗传至今，并导致了当今乌克兰社会撕裂、民族对立、历史虚无和认同混乱等一系列问题。

1917年沙俄崩溃后，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建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听命于莫斯科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蓝军（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彼得留拉匪帮）、沙俄残余的白军、苏维埃乌克兰的红军、《布列斯特和约》后进占乌克兰的德奥军队、马赫诺领导的黑军，和部分协约国军队在乌克兰大地上混战一团，除去外国军队外，红蓝黑白四支军队及其背后的势力哪一支代表乌克兰，成为俄乌两国历史分歧的一个焦点。

在苏联时代的历史叙事中，代表乌克兰的毫无疑问是红军。而相对的蓝军则被贬低为“彼得留拉匪帮”。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逐步掌控了现代乌克兰国家的政治走向，基于前文提到的“反俄”性，乌克兰的国家历史叙事完全倒转了过来，“彼得留拉匪帮”转而成为乌克兰历史的主角，如今乌克兰黄蓝两色的旗帜，其实就是一战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关于二战期间的历史，也存在相似的情况，苏联解体后作为主权国家的乌克兰，由西部民族主义者主导了整个构建过程。

乌克兰将俄罗斯视为苏联解体后的继承人，与自己相对立起来，认定乌克兰历史上的一切苦难都与苏联和俄罗斯有关，乌克兰是一个单纯的“被奴役者”“被压迫者”和“受害者”。乌克兰大饥荒如此，之后的切尔诺贝利也是如此。

但历史显然没有如此“二极管”，在苏联时代，乌克兰基于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和第二大民族的地位，拥有了远超波兰和沙俄统治时期的自治权。基于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大量乌克兰人在苏联党、政、军、企中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地位，形成了具有话语权的政治集团，他们利用苏联的民族政策积极发挥作用，为本民族谋取自主空间。尤其是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乌克兰在联盟内取得了仅次于俄罗斯的崇高地位。

联盟对乌克兰的建设投入极大的资源，使乌克兰成为联盟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农业基地，政治和经济话语权举足轻重，独立自主空间日益增大，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化得到复兴，甚至连本不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也划分给乌克兰。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也借由这种氛围抬头，并直接为戈尔巴乔夫时代公开主张乌克兰主权的“鲁赫”运动打下了基础。说苏联完全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受压迫时期”其实是不成立的，相反，苏联时代中间的某些时期，反而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黄金发展期。乌克兰也并非单纯的“被压迫者”，相反，乌克兰是苏联的重要股东和组成部分，乌克兰人是苏联高层的重要组成力量。

综上所述，当代乌克兰官方历史叙事之所以和俄罗斯的官方历史叙事尖锐对立，龃龉不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转型正义”强行将俄罗斯视为苏联解体后的帝国继承者，继而自然地认为帝国遗产的继承者也应当承担帝国的“罪行”和“债务”，而将自己构建成为单纯的受害者和被压迫者，全然不顾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帝国遗产继承者这一事实。

在这种叙事中，只有乌克兰在历史上所受的苦难，没有乌克兰历史上受到的好处，所有的坏事都是俄罗斯和苏联强加给乌克兰的，而乌克兰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

这种历史观念加剧了乌克兰社会的撕裂和对立，使乌克兰的民族问题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乌克兰总人口数量为41902416人，俄罗斯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7.03%，以俄语为母语和将俄语作为第一交际语言的人接近一半。

2014年，乌克兰族群关系紧张，开启了连绵不断的乌东内战。

乌克兰民族和乌克兰国家的历史是真实而不是虚构的，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毋庸置疑。

但另一方面，乌克兰民族、国家和俄罗斯民族、国家无法切断和割舍的复杂历史关系也是真实的。

只有同时承认这两个客观事实，才有助于正视和解决两国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和问题。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