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在其发展初期，尤其是1958~1968 年间，深受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Nassir) 的影响，当政者将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68 年到2003 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军官集团执掌政权，伊拉克进入集权政治时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阿拉伯人只有一个国家，它有永恒的使命”。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期间，该国建立了庞大的组织体系。2003 年3 月，美、英等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复兴社会党失去了政权，伊拉克政治失序，安全形势恶化，宗教极端势力肆虐。“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控制了该国的部分地区，使伊拉克人陷入财产被毁、民不聊生、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悲惨境地。直至2017 年底，“伊斯兰国”最终被击溃，伊拉克才从分裂、动荡态势转向国家重建阶段。

伊拉克在其将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交织着外部干涉与国家主权的博弈、民族与教派纷争、宗教极端主义的侵害。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伊拉克，是在“分而治之”的政策基础上建立的。英国人为了控制这片土地并从其自然和政治资源中获益，在促进部落主义且分裂不同群体的基础上创建了伊拉克。英国在伊拉克的统治方式从军事占领到建立委任统治，再到伊拉克王国的建立，乃至后来伊拉克的独立，英国与伊拉克的互动始终贯穿整个哈希姆王朝，英国势力始终未离开过伊拉克，只是通过改变方式，其目的仍是维护英国在伊拉克的利益。鉴此，本文基于历史事实，将伊拉克国家发展的曲折且艰难的经历追溯至英帝国创建伊拉克、实行间接统治时期，探究其殖民遗产。同时，本文也将集中讨论影响目前伊拉克社会和政治局势发展的几个特殊事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独立后伊拉克国家内部出现的教派矛盾、政治暴力等情况，都与英国殖民主义及其委任统治的遗产有很大关联。一些学者认为，当下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的意愿和政策的产物，而非英国所为。但在笔者看来，直到今天，美国驻伊拉克的部队参与伊拉克的战后社会秩序重建，实际上与英国的意志和殖民遗产密切相关。

英国人的殖民心态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学界对19 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它对殖民地地区和人民的影响。但关于殖民观念对宗主国社会的影响，学术界研究不足或很少有人进行讨论。事实上，英国管理其庞大帝国的殖民经历与做法，至今仍对相关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 世纪殖民帝国的鼎盛时期，英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废除奴隶制，更加关切穷人的利益，并开始了妇女选举权运动。英国的殖民经历对上述这些改变起了推动作用。英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 ）因其殖民经历而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它促使英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提高英国公民的生活条件，将其公民与殖民地人民区分开来。

可以说，英国人历来认为自己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这可能与其地理位置有关，毕竟英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与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分隔的岛屿国家。随之而来的是英国人拥有一种优越感，并且这种优越感在19 世纪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放大，其中包括英国在阻止拿破仑进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在有效避免政治动荡方面更胜一筹。英国人产生优越感的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倾向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解决问题，这在19 世纪自由主义的改革中随处可见。英国的殖民帝国经历也是英国“例外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大英帝国在鼎盛时期曾拥有比其本土超百倍的庞大的海外领地。到一战前，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占全世界面积的1/4 ，这让许多英国人感到非常自豪。英国与其殖民地领土之间生活质量的显著差异，则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的这种心态。

近代的大英帝国无疑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远远超过其所有的殖民地。然而，在这个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很大，不平等程度很高，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能从国家经济发展中获益。不平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 世纪，英国政府针对不平等态势制定了《济贫法》。正如威廉·布斯将军在其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从某一程度来讲，伦敦的贫困状况与非洲相差不远。就此而言，英国的“例外论”并不像殖民主义者试图追求的那样完美，而是有争议的，因为英国的国内情况也并不像殖民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富足。

正是基于殖民心态表现出的“例外性”，英国大张旗鼓地推行更为自由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的兴起。一位著名的英国女权主义者认为，没有什么比女性在英国的地位更使非洲人和亚洲人吃惊了。甚至有人自认为，对于东方人来说，英国女性的读写能力令人无法想象。英国男性需要给予女性权利，以使自己国家的女性与众不同，并使他们在对待女性的方式上优于他们眼中所谓的“野蛮人”。

英国人除了显示其与殖民地相比有着道德上所谓的“优越感”及“独特性”之外，也渴望在道德伦理上更优于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它的对手法国。为证明英国的文明程度比法国的文明程度“更高”，英国人需要营造在道德上优于法国的情势。给予妇女选举权被认为是一种超越法国的方式。英国人认为自己“例外论”的观点在学者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本文而言，这有利于读者理解英国人“例外主义”这一概念。

通过大英帝国过去海外殖民的实践及其延续至今的遗产，我们可以了解到英国“例外论”的产生、内涵，及其对殖民主义贪婪心态的影响。回顾英国对伊拉克将近40 年的殖民统治与后殖民时代英国对伊拉克遗产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委任统治的概念。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是其适应新时期殖民主义政策的需要在中东推行殖民统治的产物。英国将其所认同的政治制度直接移植到伊拉克，正是基于其所谓的“优越感”。纵观冷战时期及之后美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干预，评论家们会认为，英国的遗产仍然影响着这些独立后的国家及其社会发展。伊拉克这一“人造国家”可以更恰当地看到英国殖民主义在地区内外的潜规则和统治政策。

英国殖民遗产对伊拉克的影响：

历史概述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伊拉克一直是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由于奥斯曼人的利益通常集中在其他发达地区，因此出现了当政者对这一地区管理不善的情况，被任命的总督在试图约束沙漠部落和北部定居的库尔德社区时也遇到了问题。虽然该地区发展较为落后，但欧洲人越来越意识到这一地区潜在的战略价值和商业重要性。早在1798 年，英国就向巴格达派遣了一名常驻特工，这是对法国军队意图越过美索不达米亚前往印度的小小回应。1836 年，英国政府决定资助一支探险队，探索使用蒸汽船在幼发拉底河上航行的可能性。到19 世纪50 年代，英国人又开始考虑可在该地区扩展铁路交通。而俄国在波斯的扩张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交通造成了威胁，因此幼发拉底河流域铁路连接地中海和海湾的计划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除了伊拉克可能提供战略利益以外，英国政治精英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保护印度殖民当局管辖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从1900 年到1902 年，总吨位达47.8 万吨的船只停靠在巴士拉，其中绝大多数挂的是英国国旗。英国为美索不达米亚市场供应了65% 的商品，其中大部分是从英国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出口的布料。在伊拉克地区，英国商人控制了大部分的贸易。例如，成立于1859 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航运公司便是一家英国家族企业。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在底格里斯河上拥有自己的汽船——彗星号，并由他自己的印度士兵组成的小分队保护着。

19 世纪后期，中东石油的发现使英国很快将注意力集中在科威特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1871 年，科威特仍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个县，但在1899 年1 月23 日，科威特统治者谢赫穆巴拉克·萨巴赫（Mubarak al-Sabah ）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英国签署了一项协议，确认科威特由英国保护。作为交换，英国需要保证其之后的继承人都不会割让、出卖、租赁或抵押科威特，同时也不能未经英国政府预先同意，科威特将其领土的一部分交给任何其他国家。事实上，当时的科威特是巴士拉省的一部分，但英国和谢赫穆巴拉克却假装不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强化了英国和法国控制中东的意图。1914 年11 月，英军占领巴士拉。1916 年2 月，就在一战中东战场仍胜负未分之时，英、法签订了后来埋下中东地区冲突祸根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该协定无视中东地区的自然地理、民族、宗教和历史传统，强行划定了中东诸国的地理边界。而这对伊拉克人来说，远不是一个可以遗忘的历史，2002 年10 月25 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强调了这一点。该文章称，美国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引发了当地人愤怒的情绪，这个地区人民对殖民历史的敏感性根深蒂固。因此，当有人问起美国改造伊拉克的计划时，这里的人们会想起《赛克斯—皮科协定》。《赛克斯—皮科协定》签订后，英国和法国着手决定如何处理它们依协定获准占领的领土。1916 年11 月2 日，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追随者宣布他为“阿拉伯国家的国王”，这一称号立即遭到英、法两国的拒绝。1917 年3 月，巴格达落入英军之手，巴格达以北的基尔库克一带也随即被英军控制。1918 年一战结束时，英军控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由此，伊拉克被英国纳入其殖民体系，并成为英国殖民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很明显，英国和法国都无视它们对阿拉伯国家独立曾做出的承诺。1919 年4 月27 日，在圣雷莫会议上，通过了英国和法国共同垄断中东地区石油的协定。不出所料，法国控制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而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

但在1921 年，随着伊拉克王国的建立，伦敦的战略家们看到了将麦加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作为伊拉克傀儡国王的好处。不久之后，英国在海湾地区的政治代表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 就忙着划定科威特、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边界。考克斯对谈判一度失去了耐心，斥责沙特未来的国王伊本·沙特(Ibn Saud) ，并迅速在地图上画了线来解决这个问题。考克斯在不同情绪的支配下很可能在中东创造了不同的边界。从最终结果看，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是由一位英国官员一时兴起而决定的。

阿拉伯人对英、法等国的占领与控制愤懑不平，遂采用对抗方式反对列强的军事占领。而这本身便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在双方的对抗中，阿拉伯人的伤亡数以千计。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不理解批评者这种对使用化学气体的吹毛求疵，他强烈赞成对未开化的部落民使用毒气。不仅仅是阿拉伯人受到这样的对待，事实上，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也受到了英国军队的严厉打击。英国军队中一名叫盖尔的指挥官表示，“如果库尔德人没有以我们为榜样学习文明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教训他们，而这需要借助于炸弹和枪支来完成。”此外，另一名英国指挥官、二战中主张轰炸德国中心城市的空军将领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 认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现在知道，真正的轰炸意味着伤亡和破坏。在45 分钟内，一个完整的村庄就会几乎被夷为平地，1/3 的居民或死或伤。因此，英国不仅支持其合作者当权，而且采用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打击反对者，使之折服并顺从其控制。从英国当时的技术能力看，它能够生产一系列产生严重后果的武器，如磷弹、火箭、用来残害人和牲畜的金属撬脚、子弹和延时炸弹等，这些都可以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

1925 年3 月，伊拉克在英国的监管下举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伊拉克的部长们开始竞逐两院议员，而这时已经有伊拉克人坚持要求完全独立。1930 年，英国政府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英伊同盟协定》，设想英国在1932 年最终撤军，同时让伊拉克获得国际联盟的席位。但实际上，根据该协定，英国仍有权在战时使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以及派遣英军进驻伊拉克，英国保留巴格达附近的哈巴尼耶空军基地和巴士拉附近的舒埃巴空军基地。由此可以看出，英国仍然是伊拉克的“太上皇”，英国以此保持在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的持久影响力。傀儡国王费萨尔于1933 年（即英国结束对于伊拉克委任统治的次年）去世，由他缺乏权威的儿子加齐（Ghazi ）接替。君主制时代，伊拉克政局长期处于动荡状态，仅1936 年至1941 年间就发生了7 次政变。

1936 年，军事将领巴克尔·希德基（Bakir Sidqi ）将军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但10 个月后被暗杀。在经历短暂的动乱之后，亲西方的努里·赛义德（Nuri Saeed ）将军掌权，出任首相。他虽是一个独裁者，但由于持亲英的外交立场，英国对此并不反对。1939 年，加齐国王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继位的是其年幼的儿子费萨尔二世。1940 年3 月，在军方将领的压力下，努里被迫辞职，同情德国法西斯的拉希德·阿里·盖拉尼（Rashid Ali Gailani ）控制了政府。当法国在1940 年沦陷时，英国要求在伊拉克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拉希德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希特勒很快向巴格达运送武器，并派遣德国军事顾问帮助拉希德保住政权。但在英国对伊拉克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击后，拉希德不顾纳粹的支持，被迫逃往伊朗。伊拉克亲纳粹政权走到了尽头，努里·赛义德再次被任命为傀儡总理，伊拉克也再次落入英国势力的主导之下。因此，英国的托管仍然对伊拉克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伊拉克实行君主制30 多年的时间里，内阁更换频繁，共产生了59 届内阁，每届内阁的平均在任时间只有8 个月。1958 年7 月14 日，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el Karim Qassim ）准将为首的200 名“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君主制，结束了这段伊拉克历史发展中的动乱时期。费萨尔二世和他的许多支持者被处死，包括亲英的前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Abdul Ellah ）。伊拉克君主制的废除，标志着英国当局扶持的哈希姆王朝的结束。此后，英国在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政治中的直接作用略有减弱，但其政治遗产和影响仍然很强。

1961 年6 月，科威特终结了与英国于1899 年签订的协议，并在不久后宣布完全独立。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拒绝承认这个新生国家，声称科威特属于伊拉克。他的这一主张是基于1913 年的《英国—奥斯曼协议草案》，该草案将科威特描述为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部分。卡塞姆表示，他不打算使用武力夺回该地，尽管他从未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最后他什么也没做。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边界争端与历史上英国因素密切相关。1958 年至1963 年间，卡塞姆曾多次遭到未遂政变，最终被之前的合作者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Abdul Salaam Arif ）推翻。1963 年2 月4 日，即政变前4 天，卡塞姆收到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威胁信。2 月12 日，当卡塞姆党羽及其支持者被清洗时，此次政变并没有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相反，它被认为是中东亲西方的重新定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外部力量在卡塞姆和阿里夫的政权变化中的影子。

1968 年7 月17 日，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Ahmed Hassan Al-Bakir) 为首的复兴社会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推翻了阿里夫，复兴社会党再度掌权。20 世纪70 年代，复兴社会党和其他政治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逐渐取代贝克尔，成为复兴社会党政权的核心人物。萨达姆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他认识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秘密特工合作对维护其利益是有帮助的。1979 年7 月，贝克尔因病辞职，萨达姆接任总统，直至2003 年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总体看，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当政时期，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由于萨达姆持反共立场，使他在接下来3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到华盛顿的青睐。尤其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后，美国更加偏倚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美国、英国和国际社会都站在萨达姆一方，反对伊朗，两伊战争造成双方约100 万人死亡。

需要指出的是，伊拉克从无到有是西方殖民的产物。英国从占领伊拉克，继而建立委任统治，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指导”伊拉克王国的发展，操纵伊拉克边界划定，造成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争端问题等等，都是服务于维系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忽视了伊拉克本国人民的利益诉求。简而言之，英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企图控制精英阶层，不管是部落精英、政治精英，还是社会精英。并且，只要精英们能够与英国合作，能够体现英国的意志，西方国家就会扶植自己的“代理人”。这一殖民主义遗产一直延续至今。而按英、法殖民主义意志，把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历史文化的人们糅合于“人造国家”伊拉克，使统一的伊拉克民族国家的建构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后萨达姆时代:

英国殖民主义遗产的延续

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倒台，伊拉克进入后萨达姆时代。在战后重建时期，伊拉克政治发展和社会思潮出现了诸多变化。即便如此，英国的殖民主义思想遗痕仍然持续存在，体现之一即通过影响伊拉克境内的少数族裔政治参与取向，干预伊拉克《宪法》的制订与相关内容，彰显英、美等西方国家炮制的“民主改造”意图。伊拉克新《宪法》是在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制定的，逊尼派力量在政治上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与权力，从而造成伊拉克宗派、族群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即占该国人数居多的什叶派力量政治地位上升，而逊尼派力量权势显著下降。无论是“赢者通吃”，还是失败的旁观者，均不会停息权力斗争。今天，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伊拉克冲突的一个突出表现。

许多学者承认，英、美两国在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干预伊拉克民主过渡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是造成伊拉克社会长期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当然，伊拉克安全问题突出，是多重因素所致。一些政策分析人士提出，伊拉克目前的不稳定是民主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些学者把它归咎于历史因素，认为伊拉克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是萨达姆独裁政权的专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各社会群体不能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某些群体被排斥在政治议程之外，缺乏公平且有效的政治竞争，这是当下伊拉克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从历史上看，英国扶持逊尼派政权，而人口居多的什叶派力量在政权中被边缘化，英国的做法激化了伊拉克国内的教派矛盾。即使在后萨达姆时代，现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宗教或种族为基础，造成政治力量分裂，民众之间隔阂加深。由此，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民主化与萨达姆独裁的遗产是伊拉克冲突来源的论点太模糊，无法触及深层次根源。实际上，伊拉克社会内部冲突的历史比萨达姆遗留的问题或民主过渡的时段要长得多。无论如何，英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伊拉克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雪上加霜。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是1990 年海湾战争的继续，也是1980 至1988 年两伊战争的延伸。西方大国与伊拉克政权的互动关系是关键，如前所述，伊拉克当政者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合作者还是敌对者，决定了西方国家对伊拉克政权采取扶持或打击的政策取向，甚至不惜采用侵略、发动战争手段。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承担了打击极端反美的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角色，美国对于战争的一方伊拉克给予或暗或明的支持。但在1990 年8 月，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背负了约400 亿美元的债务，欲兼并科威特，以便开采科威特境内丰富的油田，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在美国看来，这有碍于美国的全球能源战略。于是，在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强力行动下，伊拉克军队撤出了科威特，伊拉克遂遭受严厉的国际制裁。对于萨达姆政府的反美行为，美国一直试图颠覆该政权，代之以亲美政权。2003 年3 月20 日，美、英联军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伊拉克人民强烈反对美国的占领，并展开了针对占领军的袭击。在伊拉克无政府状态时期，该国国内安全形势严峻，社会动荡。2003 年5 月，被布什政府任命监督伊拉克事务的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 宣布了两项决议：一是宣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非法组织；二是解散了国防部和内政部。逊尼派政治精英曾在萨达姆政权中占据高位，他们将肃清复兴社会党行为视作美国支持的现政权对他们的蓄意报复。伊拉克政治派别的分裂，不利于该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无助于包容性新生民主政权的建立。

2004 年6 月，在保罗·布雷默“指导”下，伊拉克组建了由温和的什叶派伊亚德·阿拉维(Ayad Allawi) 领导的临时政府。当时的伊拉克社会秩序不稳定，冲突与暴力事件频发。2004 年4 月，美国一承包商在费卢杰被杀。作为回应，美国迅速派遣了海军陆战队进行报复，在逊尼派聚居的城市费卢杰进行了打击反政府力量的战斗，从而引发了当地民众更激烈的对抗。与此同时，逊尼派和什叶派政治精英，尤其是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 ，正在为议会选举和民选政府争取时间。作为什叶派政治力量代表，人们对于他支持逊尼派伊拉克人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的态度疑惑不解。2004 年4 月中旬，萨德尔派遣其私人武装“马赫迪军”前往逊尼派聚居的费卢杰，与逊尼派武装力量并肩作战。实际上，萨德尔尽管反对逊尼派萨达姆政权，但他更强烈反对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占领。萨德尔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伊拉克境内组织反美示威游行，与美英联军对抗。对此，美国宣布“马赫迪军”为非法组织。由于坚持反美立场，萨德尔被排斥在美国主导组建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之外。我们由此不难看出美、英等西方国家仍对伊拉克政权具有强力干预性，把西方大国的利益置于优先位置。

2005 年10 月，伊拉克新《宪法》通过后，确认伊拉克为伊斯兰、民主、联邦议会共和国。这是一部体现“西方烙印”的宪法，是美国学者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 ）所提出的使多族裔国家实现政治稳定和自由的“协合民主”模式。代表美、英两国利益并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民主、自由、改革内容写入了这部宪法。由于逊尼派政治精英不满于新《宪法》中的政治安排及伊拉克政治新格局，一些人展开了烈度不一的暴力活动，包括与什叶派的教派冲突。还有一些逊尼派决策者和政治精英认为，他们需要与其他逊尼派极端组织（如位于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安萨尔恐怖组织”和“基地”组织）合作，可更为有效地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政权。由此可见，直至目前，伊拉克教派矛盾仍是不可调和的。

暴力行为在伊拉克并不鲜见。但令人不安的是，伊拉克出现了政治暴力急剧升级的情况，这必须要结合2004 年和2005 年政治事态发展的结果来理解伊拉克境内的暴力情势。因为从那时起，伊拉克进入社会剧烈动荡期，暴力就是伊拉克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伊拉克的国家分裂为暴力恐怖主义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伊斯兰国”于2014 年6 月占领伊拉克领土，并日益猖獗。这一趋势不仅威胁到伊拉克政府的政治权威，也威胁到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和社会秩序。与一般的暴力行为不同，“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制造了极为惨烈的危害社会与生命安全的事件，包括轰炸公共设施、使用汽车炸弹、实施政治暗杀，以及以非国家行为者身份实施惩罚性司法等行径。而该组织实施暴力的目的是颠覆政府，夺取政治权力，建立一个新的统治体系，甚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政治评论员描述了伊拉克这一“新生民主国家”发生暴力和不稳定的原因，需要关注新的政治安排是否代表大多数伊拉克人的利益和意志，以及民主政治的参与是否具有广泛性，尤其体现在公平的政治竞争方面。就前者而言，西式民主制设计使伊拉克人把现政权视作西方机构的傀儡，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质疑，易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就后者而言，一个包容性民主政府有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如果在民主参与过程中，一些群体被排斥在外，他们会为此产生不满情绪，进而会破坏新体系。政治竞争需要社会给予各个社会群体平等的参与机会，需要有广泛参与性的选举，从而产生更稳定且团结的政府。一些本来要参加选举进程的团体，若受到制度化限制，则会倾向于反对新的制度。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伊拉克便符合这样的解释，而将这种逻辑推演应用于当代伊拉克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如前所述，逊尼派政治精英没能充分参与到伊拉克新民主政体的政治创建中。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动用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控制了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当时，负责起草新《宪法》的委员会成员中，最初只有一名逊尼派人员，根本无法代表占伊拉克人口近20% 的民意。迫于压力，国民议会虽增加了逊尼派议员数量，但其中许多人很快因各种压力（包括被恐吓）而辞职。由此，宪法委员会的成员在没有逊尼派广泛代表的情况下继续起草新《宪法》。当《宪法》完成并提交进行全民公投时，由于逊尼派议员在新《宪法》起草过程中被边缘化，逊尼派穆斯林认为它没有广泛代表性，最终持反对态度。例如，在逊尼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安巴尔省，反对率高达97% 。当然，新《宪法》在逊尼派穆斯林的抵制声中还是得以通过。伊拉克各政治派别分歧尖锐，逊尼派政治精英甚至怀疑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意图。在伊拉克新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分享中，逊尼派政治精英被相对边缘化，而什叶派政治精英和库尔德人深度参与了新制度设计。对于在新政治格局中什叶派政治精英、库尔德人政治精英、逊尼派政治精英等政治派别联合掌权的情势，逊尼派政治精英极不适应，伊拉克三大主要政治势力之间依旧缺乏包容，互不信任。

此外，《去复兴社会党化法》（De-baathification law ）限制了一些逊尼派领导人竞选公职。有人抱怨说，逊尼派在2005 年选举中的低投票率，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选举存在舞弊和被操纵情况。选举缺乏公平的竞争、对现状的不满同逊尼派力量实施暴力反抗之间固然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令逊尼派势力最感失望的并不是通过立法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感受到他们在政府制定政策时总是处于劣势。这种持久的挫败感来自于这样一种认识：按照教派信众人口数量投票的选民制度，不太可能使更多的逊尼派政治精英参与政府组建。这是因为在伊拉克，什叶派约占60% ，逊尼派约占18% ，库尔德人约占15% ，其余为土库曼族、亚美尼亚族等，正是由于伊拉克的人口结构限制了逊尼派精英更大范围地参政。与此同时，什叶派有望在议会和更广泛的政府中拥有最多的代表权。目前，伊拉克各政治派别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联邦制、资源分配等问题上尚存争议。

议会政治制度是伊拉克民主制度构建的最大挑战。从2005 年起，逊尼派力量作为失利者，抵制大选，不满和对立情绪不断上升。受逊尼派政治精英反对新《宪法》草案的刺激，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和激进组织更为活跃，安巴尔省和萨拉赫丁省的逊尼派社区出现了反政府的极端暴力行为，以期颠覆现已形成的政治架构和力量格局。伊拉克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治理能力考验出现在2012 年。当时，逊尼派议员拒绝接受政府的合法性，将议会中的什叶派成员视为前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 的利益代表。因此，议会中的逊尼派成员艾哈迈德·阿尔瓦尼(Ahmed al-Alwani) 与其支持者抗议现政府，并欲建立一个反抗阵营。对此，马利基以打击国内恐怖分子为由，下令伊拉克安全部队突袭营地。这一事件愈演愈烈，动荡的地区形势为“伊斯兰国”的到来提供了契机。“伊斯兰国”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发展。美、英两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再次在伊拉克深度渗透，在伊拉克领土驻扎，使用伊拉克领陆、领水和领空，直至今日。在抗击“伊斯兰国”侵蚀过程中，库尔德人发挥了独特作用。库尔德人分离主义倾向愈加强烈，伊拉克的团结受到威胁，伊拉克的主权、安全甚至其生存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表明，在1920 年由英国托管建立的沙聚之邦始终面临国家整合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难题，百年前殖民主义遗产一直延续至今，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遗产使伊拉克无法走出政治认同、国家认同难以形成的僵局。

结 论

英国从一战后的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将西方的政治制度移植到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伊拉克从建国到近年反恐战争之近百年来，大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从未缺位过，英国的实际霸权仍在伊拉克起作用。本文想要说明的是，伊拉克人并没有参与制造这些百年来发生的改变国家政治发展的复杂事件。费萨尔被任命为伊拉克的傀儡国王，完全未经伊拉克人同意。在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政治家和政党的面孔和名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自始至终都与英国的势力有关。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40 多年，有源自英国、美国的支持。当萨达姆政权出现违背美国意愿的行为时，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是美英联军，而不是伊拉克人民。伊拉克在战后国家重建过程中，美、英占领当局又一次干预并主导了伊拉克政治制度的重建，恰如当年英殖民主义统治一样。可以这样说，历史的发展有其惯性。对于伊拉克而言，只要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仍以不同方式和面貌活跃在这个国家，团结、和平、繁荣和稳定就不会到来。

（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21年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