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1898-1975）乳名慈玉，学名丰润，又名仁，浙江桐乡人，画家、艺术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1914年考入我校。在校师从李叔同学习美术、音乐。1919年与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艺术专科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1年春赴日本游学，同年冬回国。先后在上虞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等校任教，并任开明书店编辑。中国现代抒情漫画的开创者，现代散文代表作家之一。抗战时先后任教于桂林师范学校、浙江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著有《于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

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在流经浙江桐乡南境时，在一个小镇边上拐了一个弯。据传说，这座小镇正是春秋时吴越分疆之地，越国曾在此筑了一道石门，作为与吴国交往的隘口，这个小镇就叫石门湾。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生于这个小集镇的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在石门湾开“丰同裕＂染坊，父亲丰鐄，字斛泉，1902年曾中举人，因逢母丧未能出仕。母亲钟芸芳十分能干，治家有方。

丰子恺6岁就随父接受启蒙教育，8岁那年，父亲去世，转入另一家私塾读书。后人石门湾溪西两等小学堂，改名为丰仁。1914年秋，以第3名的成绩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师范毕业后，与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艺术专科学校一一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两年后自费去日本留学，继续他所喜爱的绘画和音乐学习。日本之行使他有机会接触了竹久梦二等人的艺术作品，10个月后回国，先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吴淞中国公学、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冬，春晖同仁因与校长意见不合，集体辞职。丰子恺与友人在沪共同创立“立达学园”，提倡实行“爱的教育”。192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后辞去职务在家著书作画。1933年由丰子恺亲自设计在家乡所建“缘缘堂”落成，这是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缘缘堂”时期是丰子恺生活和创作的黄金时期，抗战爆发后，“缘缘堂”被炮火炸毁。丰子恺扶老携幼，一家人含辛茹苦，逃难至内地桂林、遵义和重庆等地，先后曾在桂林师院、浙江大学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9月至翌年4月丰子恺足迹遍布中国台湾、厦门、泉州、中国香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丰子恺回到上海。此后专事译著。1954年起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1960年起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多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文革”中遭迫害，于1975年9月15日患肺癌与世长辞。

“子恺漫画”

丰子恺进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是非常偶然的。他小学毕业时，成绩为众人之冠，家里就开始计议他的升学之事。母亲非常希望他能入师范，一来因为当时乡村兴学，缺教师，毕业后不用为职业发愁；二来因为父亲早逝，兄弟夭折，不能离家，读商校必定离家求职；三来因家境不宽裕，读中学将来升学无法负担，而师范学费低廉，家里还能负担。丰子恺怕落第，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结果以商校第一、师范第三、中学第八的成缋，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但丰子恺觉得，从学校的规模看，师范最大。似手最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就这样进了师范，而这跟母亲的愿望正好不谋而合。

丰子恺在一师学习的头三年里，可以说是一名是非常刻苦、虚心好学的学生。他埋头苦学，勤修一切功课，学习成绩总能拿到年级第一，还被评为模范生。但是，到了第三年，有一个人让丰子恺的学习生活起了巨大变化，他就是教音乐和图画的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上小学时就唱李先生写的《祖国歌》。如今在师范学校遇见他，丰子恺倍感亲切，陡生敬意。

李先生最早是教丰子恺音乐的。李先生上课时总是先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同学的到来，他凭着广博的学识和认真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也深深吸引了丰子恺。丰子恺渐渐地把兴趣转到李先生身上，无形中疏远了其他课程，单单在音乐和美术上注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对绘画他更有所偏爱。

丰子恺的绘画才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七八岁读私塾时，他发现《千家诗》每页上端都有一篇木板画，第一幅便是《大舜耕田图》，上有一头大象和一个人在那里耕田。丰子恺似乎对画比读诗句更感兴趣，就取来了家中染坊里的颜料，为书上的单色画涂色，涂成了一头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就为这个，他几乎挨了父亲的一顿打。幸亏有母亲和大姐护着。从此以后，他只能背着父亲偷偷地描色彩画，拿给女仆、母亲、姐姐们欣赏，得到了她们的一致赞扬。有一次，乘父亲晒书之机，偷拿了一本《芥子园两画谱》，照着上面描，并将自己调配的颜色着上去。塾中学友看了都很羡慕，甚至认为比原画更美，很多同学向他讨画，拿回去贴在床前灶间，权当新年的年画用。当然，这些事都是背着先生在暗地里进行的。但有一次，两位同学为了争画打了起来，被先生发觉，追查后才知道是丰子恺所为，便叫来丰子恺，搜查起他的抽屉，搜出了画谱和画，先生拿着画一张一张欣赏起来，放学后还把画留了下来。第二天上学，先生拿出一张孔子像，让丰子恺照样画个大的。回家后，丰子恺在大姐的帮助下，用方格放大，终于按比例描绘出孔子像的轮廓。并用染坊里的颜料着色，画出了一幅孔子像。从此以后，丰子恺在人们眼里俨然成了一个小画家。求画者愈来愈多，体育老师让他画一条龙，作为体操时用的旗帜，家里亲戚、老妈子也让他画像，用作遗像，这使丰子恺在家乡小镇上“名声远扬”。

来到师范，他发觉过去的画法全然不对，特别是到了三年级，由李叔同先生教图画，又一改过去的临摹为写生，更使丰子恺觉得趣味盎然，渐渐疏远了其他的课程，埋头木炭画，而且进步很快。李先生曾这样对他说，在他所教的学生中，从未见到过像你这样快速进步的学生。听了李先生这样评价，更使丰子恺抛弃一切学科，专注于西洋画，简直到了入魔的程度。有一个时期，丰子恺热衷于观察人头部五官的比例，回到家里，就出神地观察母亲的脸。连母亲的问话都没有听见。在西湖边写生，发觉一位老人的眼睛生得特别高，便从袋里抽出一支铅笔来，竖着向老人的面前伸过去，打算测量一下比例，老人还以为他拾了铅笔还自己，笑着伸手来接。还有一次，他等火车，发现站台上一卖花生的小贩眼睛细得出奇，丰子恺想看个清楚，就凑上前去，小贩还以为他要买花生米。就问他想买多少，丰子恺只好将错就错买了一包。

丰子恺除了跟李叔同学画外，还跟先生学日语。为了能直接了解热闹的日本画坛，多读些日本艺术理论书籍的原著，李叔同还介绍丰子恺认识了四位来自日本的画家，托丰子恺带他们去西湖写生。李叔同在出家前告诫丰子恺：一个人的艺术技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必须拥有一颗艺术的心。他教育丰子恺要用博爱、深广、同情的心灵去看天地间的一切物类，这些教诲不啻给丰子恺今后的人生和艺术道路指明了方向。

从师范毕业后，丰子恺在所创建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及美术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丰子恺痛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好似一只半生半熟的青皮橘子，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他于是决定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丰子恺花了10个月时间“走马观花”似地进修西洋画、音乐，提高日语、英语的水平，可以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次画石膏，他连续画了12小时，画人体，常常是连画4-6小时，害得女模特只好辞职。而且丰子恺整天行踪不定，画室、音乐研究会、剧场、图书馆、展览会，旧书摊，简直是无处不去，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有一次，在一个旧书摊上，丰子恺找到了一本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画册《梦二画集·春》。丰子恺深深地感受到这本画册一反漫画的诙谐、滑稽、讽刺、游戏的风格，它在西画技巧中溶进了东方人的情趣、风格的世相风俗漫画，令人耳目一新，使丰子恺读后对人生得到最真挚的感受并产生一连串的遐想，真可说是无声之诗，由此，产生了模仿梦二画风的念头。回国后，他收齐了其余的夏、秋、冬三册，开始悉心研究，模仿起来。

从日本回国后，丰子恺应夏丏尊之邀，来到上虞自马湖春晖中学任教。他开始在校刊《春晖》上发表画作。夏丏尊也向丰子恺要画，想用到正在翻译的《爱的教育》中作插图。有了这些老朋友的赞赏和支持，丰子恺的干劲更大了。等朋友们走后，他突发灵感，画下了《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画，他自称为“古诗新画”，并将画给了朱自清。《我们的七月》发表丰子恺的画作后，子恺漫画首次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受到广泛的赞誉。从此，丰子恺作画一发不可收拾。他不断将平时所萦心的琐事一一乘兴描出，而且，无论什么包皮纸、旧讲义纸、烟纸反面，都成了他的画布，凡有毛笔的地方都成了画室，这些画都被朱自清拿去发表。后来，郑振铎也不断向丰子恺索画。发表在《文学周报》上，并冠以“漫画”的题头。从此，中国始有漫画，丰子恺也以“子恺漫画”闻名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丰子恺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其毕生创作的 《护生画集》成为佛教艺术的杰作，更成为人类心灵之爱的传世瑰宝，是佛教界、文艺界的大师们合作的文化精品。整套画集中的诗文，有引用的古诗文和弘一法师所撰的诗文，也有丰子恺所作。此书在各界和广大普通民众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护生画集》创作起念和绘成画幅整个创作过程的前前后后，丰子恺和弘一大师有着不解之缘。丰子恺一生奉李叔同为恩师。李叔同“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精神生活的瘾”。经常带学生丰子恺到“深窥百家之奥”的马一浮处听他谈哲理和佛学，李叔同虽比马一浮年长3岁，但在佛学方面，一直把马一浮视作良师，他在马一浮影响下披剃出家，法号弘一。马一浮对李叔同的出家起了点化作用。李叔同出家后，师生情深的丰子恺一直追随老师。1927年秋，他终于拜弘一为师，皈依佛门，做了居士。《护生画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上酝酿和创作的。

在艺术抗战的洪流中

1937年抗战爆发后，抗战的炮火把丰子恺从“缘缘堂”里轰了出来，他从此开始踏上了一条漫长而坎坷的逃难之路。他在得知“缘缘堂”被毁于炮火后表示：“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丰子恺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投人了艺术抗战的洪流之中。

丰子恺经常在外奔走联络，宣传抗战。他平日惯穿长袍，为了行动方便，从此改穿中山装，神态异常活跃，友人戏称他“返老还童”。他曾对好友宋云彬等人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1938年3月丰子恺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被选为理事，还成为《抗战文艺》的编委，为《抗战文艺》封面题了签。

1938年6月，丰子恺全家到了桂林。丰子恺一面在桂林师范任课，一面绘抗战漫画。他曾画过一幅漫画，题诗“空袭地，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上课时，丰子恺以此画作示范。不料有学生看后大笑，说是像“无头菩萨”。丰子恺严肃地对学生们说:正值抗战之际，应以日寇暴行激发民众对敌的愤怒，以达到全民抗战的目的，这是件严肃而神圣之事，如此儿戏，还有民族之心吗?几句话，使学生羞愧得低下了头。从此，学生对宣传抗战更积极，对丰子恺也越加尊敬，他们感到这位艺术家的心灵深处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爱国热情。只要与他一接触，这种热情就会给你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久，桂林也遭轰炸，丰子恺一家只好辞别桂林师范，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去已迁往宜山县的浙大，开讲艺术教育课。由于出发时连日大雨，只好推迟日期，乘这个时期，丰子恺第三次创作《阿Q正传》连环漫画，前两次画稿均毁于战火。丰子恺说:“可见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

丰子恺在浙大的讲学，受到学生的欢迎，后因日军逼近南宁，浙大迁往贵州，丰子恺一家耽搁在旅馆里。幸而老板仰慕丰子恺大名，邀请丰子恺一家到附近山中他的故乡避难。丰子恺无以为报，应老板要求，为他父亲写了闪金纸对联一副，写完后放在人行道上晒。岂知汽车加油站站长赵正民路过这里，他是另一个敬仰丰子恺的人，见闪金对联墨迹未干，料定书写者必在旅馆内，便登门拜访，表示愿意提供汽车，载丰子恺和老幼家属去都匀，抗战前和抗战以来丰子恺在艺术园地上撒下的种子，就在这次“艺术的逃难”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后来，丰子恺又到遵义、重庆。在四川他曾经10次举办个人画展，而宣传抗战的作品几乎占了一半。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定居杭州。他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1948年9月离开杭州到台北举行一次画展，还以“中国艺术”为题作了一次广播演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丰子恺回到上海，他热情歌颂新社会，赞扬解放军。文艺界在邻园村附近的复兴公园举行劳军游行时，丰子恺热心参加，在园中设座作画义卖，以画作慰劳解放军之用。以后凡遇解放军请他作画，有求必应。

丰子恺为了更好地为时代贡献力量，他认为应该介绍一些苏联文艺。虽然年已53岁，他还从头学习了俄语并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每逢到节庆之日，丰子恺还常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他曾写诗谈到自己当时的心情:“当年惨象画中收，曾刻图章曰速朽。盼到速朽人未老，欣将彩笔绘新猷。”“天地回春万象新，百花齐放百家鸣，此花细小无姿色，也蒙东风雨露恩。”

出色的散文家

众人都只知道丰子恺是一位出色的漫画家，其实他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作家和翻译家。

对丰子恺来说，随笔和漫画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宜用文学表达的就写随笔，宜用形象表达的就用漫画。

丰子恺的随笔是在夏丏尊先生的直接指导和鼓励下学起来的。“缘缘堂随笔”几乎成了丰子恺所有随笔的通称。他的文和画一样贴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人生、社会，儿童始终是他的基本题材，而且率真二字贯穿始终。他毫无掩饰地展示自己的情怀，以平易的手法，通过人世间琐细平凡的题材来阐述人生哲理。他曾用自己拔除坏牙、装假牙之事，写下了《口中剿匪记》:“把我的17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像没有了，不过这匪不是普通的所谓‘匪’，而是官匪……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于是我再托易医师另行物色一批人才来。要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我口中的国土，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丰子恺还在自己的散文随笔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浙一师学校生活的评述，尤其是他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之间的历历往事，在丰子恺恬淡随性的文笔下都有生动的描绘。

“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丰子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会弹琴、会作画、会写文章，同时，他还是个充满人情味、充满爱心的人。他对家人充满了爱，不忍离开他的家庭和孩子。因此他虽信佛却始终未出家。他对弱者总是给予同情和帮助，待人无论尊卑大小，都和蔼可亲，又十分随和。他通常吃素，不过在做客时怕给人家添麻烦，也随人吃肉边菜。他对师友情谊深厚，对自己的恩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与夏丏尊十分尊重。尤其是对弘一法师时时关心、记挂着。丰子恺与友人一起为弘一法师在白马湖畔专门造了一所房子请法师居住。法师健在时，也常常被请到他在上海的寓所永义里内居住。法师圆寂后，丰子恺不远千里亲自到嘉定请马一浮先生替弘一法师作传。对老师要求他画的《护生画集》一诺千金，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浩劫时也没有放下画笔。丰子恺做事极为认真勤奋，在浙一师时画素描维纳斯用了17个小时，到东京学习拉琴每次一练就四五个小时，直到手上起泡、结痂出现老茧。他一生不停地学习，除了英文、日文外，到了晚年还重新温习俄语从事翻译。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译者的话)中说:“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会弹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直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