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科学仍被人文学科视为“雕虫小技”，学化学出身的英国小说家C.P.斯诺因此于1959年做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指出科学拥有着改变并造福世界的革命性力量，但科学家不为人重视和了解；另一方面，文学家对新科学的发展陌生无知，思想落后于现实，甚至趋于保守反动。此言一出，加之1964年文化精英利维斯的大力反击，两种文化之争成了西方的持久议题。但是，斯诺那时演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扬“道”贬“器”，他是呼吁建立科学与文学的沟通，因此，执著于两种文化孰“优”孰“劣”的论争其实偏离了斯诺最初的意图。

此后，科学越来越有统占一切的趋势，两种文化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颠倒，但各执一端的认识使得两者间的对立依然鲜明，斯诺当时演讲的目的依然未果。而且，随着现代学科划分日益细化，别说科学与文学，甚至同一学科领域内的不同分支也常常无法对话。文学与科学因思维方式、对象方法的截然不同，几乎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可这些年，文学与科学的碰撞却多了起来。许多大学或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心，或建立了研究两者共有领域的基金。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开设了“文学认知法”讨论小组，成员超过1200个；而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开设了“文学与科学”博士辅修课程。2010年，仅欧洲就有数十个探讨两者关系的研讨会，尝试建立起文学与科学的桥梁。另外不少文集集中刊载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符号与幽默：医学诗学》（Signs and Humours: The Poetry of Medicine，2007）、《受超弦理论启发的创作》（Creative Writing Inspired by String Theory，2008）等等。其实，文学（艺术）与科学互相“染指”并不新见，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不仅作画雕刻，还研究医学、物理、地理、生物等各种科学知识，后继者培根除撰述随笔之外，更是“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但是，相比知识作为浑然系统的文艺复兴时期，21世纪现代学科制度下的文学与科学的互动，意义更为深远。

碰撞之一表现在不少具有专业科学背景的人写起了小说。在各自专业领域，他们不只是略懂皮毛，基本上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创作也不只是“玩票”，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基本得到了业内认可。比如2005年刚刚去世的年轻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他在大学期间专心研究数学逻辑和语义学，其处女作《系统的笤帚》（The Broom of the System，1986）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启发，小说内容、布局和碎片式叙事都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形成呼应。他的另一本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1996）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选为百部最佳英语长篇小说之一。又如最近译成中文的《质数的孤独》（The Solitude of Prime Mumbers），其作者是意大利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Paolo Giordano），2008年该书出版后即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士、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博士艾伦•莱特曼（Alan Lightman）是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位在该校科学和人文学科都获得教职的人，他的《诊断》（Diagnosis，2002）一书获得国家图书奖。与他们相比，吕蓓卡•戈尔茨坦（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与文学或社会科学的关系更近些，毕竟她是研究科学哲学的博士。但是，她研究的方向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量子力学基础，这不能不说又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她创作的小说《哥德尔的证明与悖论》（The Proof and Paradox of Kurt Gödel）被《发现》杂志评选为2005年度十佳科学小说，另一本《背叛斯宾诺莎》（Betraying Spinoza，2006）则获得Koret 国际图书奖。

跨界身份只是外象，《当代世界文学》（WLT）杂志2011年1/2月号刊载的艾伦•莱特曼与吕蓓卡•戈尔茨坦的往来电邮，勾勒了两人进入文学的路程，进一步展示了文学与科学互动的内核。正如莱特曼所说，如今科学与文学互不相干，所以，虽然他的朋友圈里既有“讲究直觉、自发冲动”的艺术家，也有“讲求逻辑、深思熟虑”的科学家，可他们之间并不往来。而且，莱特曼和戈尔茨坦都承认，科学界有种“共识”：如果不是百分百投入科学研究，而是去“写”些什么，人就会变得软弱，丧失研究需要的理性，不被同行尊重。但是，文学与科学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科学家写小说有其基础，出于专业习惯，莱特曼甚至给予了科学证明。他认为只要涉及到人，就没有什么纯粹智性的事务。“我们所关心的一切都带有情感维度。大脑扁桃体就处理情感问题，它是非常原始的器官，几乎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思维活动中。科学研究表明，智人在智力上发展许多，但情感上却很少。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高智商的法官、议员、学者却因婚外情葬送了职业生涯。”出于科学认知，莱特曼认为，读小说的感受与读科学作品很不相同，它有一种带入感，读者被带进小说家创造的虚拟世界，五官六腑都在体验。因此，想要进入读者的原始大脑，对读者造成情感冲击，小说有其优势。这也是这些科学家为什么选择小说作为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的方式。

身为科学家的莱特曼与戈尔茨坦的另一共通点是，他们都关注信仰问题。莱特曼的小说《魂灵》（Ghost，2008）“强迫”一个理性的人经历超自然体验，而戈尔茨坦的新作《上帝存在的36个证据》（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 Work of Fiction，2011）关注当代科学与宗教的讨论：“拥有灵魂的无神论者”卡斯是出版过无神论畅销书的宗教心理学家，但他心里仍然渴望超验，因此与前女友一起试图通过研究生物化学寻找不朽。莱特曼认为，科学和哲学是构塑文明的两种最强大的力量，哪方都无法忽视另一方的努力，也都应该试图理解为什么另一方的世界观会如此强大。没有科学背景的作家也许没有这种两栖体验，而莱特曼与戈尔茨坦等人游刃有余地航行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并用文学形式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兼具科学家和小说家身份的作者，在如今人类信仰受到冲击的时代，可以更容易也更娴熟地将他们的触角伸及人类体验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另一文学与科学的碰撞表现在诗歌领域文学与科学的互动。诗人、认知科学家桑德拉林厄姆（Pireeni Sundaralingam）的《科学与诗歌：寄生还是共生》一文就论述了这一现象。桑德拉林厄姆认为，文学鲜活的力量一直在赋予科学新的生命。有例子表明，一些诗歌鼓励了科学家随后的实验探索。比如北美洲土著O’odham术士创作的一些歌谣记载了一些植物的迷幻特质，并纪录了其化学成分对人和其他物种的效果。这些诗歌发表八个世纪以后，神经学家才系统分析北美沙漠诗歌中展现的药物作用于精神的这种机制。还有些诗歌反作用于科学，赋予科学语言和形象以新的比喻。比如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自割》（Autotomy）一诗就挪用海参受到攻击时一分为二的自然现象，描述“我们人类亦知晓如何自割”，“一者是沉实的安放于生活的心，一者是因为词句或者其它什么而永生的灵魂”。

当然，科学与诗歌交互作用的更当代例子是神经美学（neuroaesthetics）这一新兴领域。心理学家拉马参准（V.S.Ramachandran）致力于探索大脑的未知领域，用比喻和想像而非解剖刀和电极，去探究大脑皮层的功能界限。通过研究日常英语里经常使用的共感比喻，他指出，诗人创作诗歌时，某些成对的感觉一起运作，而其他则没有。比如形容触觉的词常被用来形容味觉，但形容听觉的词就不会用在味觉之上（所以，我们会说奶酪很刺激[sharp]，但不会说它很鲜艳[loud]；但形容视觉图案时，我们就会说它很花哨[loud]）。拉马参准认为，诗歌创作中的这种语言模式反映了以下事实：相比处理触觉与听觉的大脑皮层，处理触觉和味觉、或声音与视觉的这部分大脑皮层有着更实质的神经关联。拉马参准甚至认为，那些擅长组织比喻、或擅长将不相干事物或概念成对表现的艺术家，其大脑皮层里也许有着更为强烈的“混合连接性”。

桑德拉林厄姆还认为，当科学和诗歌解决共同问题时，它们之间发生了意义最为深远的共生现象。最好的例子是捷克诗人、免疫学家米罗斯拉夫•赫鲁伯（Miroslav Holub）的诗歌《血友病/洛杉矶》（“Hemophilia/Los Angeles”）。这首诗将疾病的心理结构对应于城市的高速公路，但它并不是简单地用一者的系统来暗喻另一者，相反，诗人借用城市自我毁灭和污染循环的形象重新评估疾病，宣称为多细胞物种的整体健康，生物单细胞死亡和重新结合病毒基因的重要性。

文学与科学的碰撞还表现在其他领域。比如设计了著名低碳建筑“金字塔农场”的美国建筑师埃里克•艾林森（Eric Ellingsen）用文学形式描绘物理风景，审视都市设计的局限与制约。他的“勘察报告”《行走长诗》（“The Long Poem of Walking”）纪录了他如何寻找维拉内拉诗（villanelle，16 世纪法国一种19 行诗）与建筑之间的呼应关系，如何试图寻找新的方式来勾勒空间、用文学来预示都市设计。而康奈尔心理学家、剧作家Kenneth Lin则撰文分析了为何科学家需要艺术家来阐释科学，他用戏剧作为例证，展现了科学剧传递科学发现之宏伟的能力。传记作家丹尼•阿布斯（Dannie Abse）回忆了他的写作如何受惠于他的医学训练，这不禁让人想起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的中国作家冯唐。

文学与科学的新关系不再是以往常见的以科学方法量化文学的复杂性比如挖掘小说中三角恋所占的高比例等等，如今，文学吸收新的科学发现，重新描绘惊奇感，重新认知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科学也从文学创作的手段技巧甚至理解世界的方式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于此，我们应该庆幸两种文化开始互补短长。不过，单就文学而言，不管现在科学与文学的互动多么强烈，最终人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仍是艺术性。科学博士或者“农民工”作家某种程度上只是出版商谋取眼球的标签，作品才是最后的评判。否则，就会像有人批评《质数的孤独》那样，徒然哗众取宠，不过是一枚糖衣花生，无论其文学的糖衣有多厚，里面只可能是一颗浅薄简单的心。

作者：严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