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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郭利民 编辑|邓龙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全国各行各业根据中央要求，普遍开展了建国后的第一轮编史修志工作。1985年下半年，我被借调至011基地编史办公室参与《○一一基地史》的编纂工作。

那一年我30岁刚挂零，在011基地技术情报所任航空科技期刊编辑，平时过得挺滋润的，对冷不丁被调去搞编史极不情愿，不免偶尔会流露出些许不满，然而基地领导的一番话让我老实了许多。

当时主抓基地史编纂工作的是基地副主任（副局长）宋协隆。他是位老航空，1946年3月进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曾与后任空军司令员、空军上将的王海同期学飞行，后改学机械。1948年11月随军进驻沈阳。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沈阳112厂和西安114厂任职，1979年奉调011基地。他戴副眼镜，操着一口浓重的胶东乡音。拿他的话说：“别看011基地六七万职工，要工程师大把抓，可要找专职编辑不易，不说你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吧，反正就是你了！再说了，情报所也在安顺市内，你没有食宿上的麻烦，不借你借谁？”

行！不就半年嘛，还怕挺不过来？我暗暗较着劲。可真没想到这一挺就是五年半，直到基地首套史籍全部出版，再到发行完毕才算完。

此后，我算是与编史工作结了缘，在基地后续的数轮续史工作中，我是场场不落，以致退休后又被返聘了一年，还是干这事儿。当然，这些已是后话。

011基地第一套史籍于1991年2月全部出版

编史办那会儿就仨人，全是借调来的。常务副主编、主持编史办日常工作的刘经豪是个江西老表，197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为人和善，肚里墨水满满，笔头子了得。他也就40岁出头，时任011基地技术情报所副所长，原本就是我的领导，就是他把我弄来的，不然基地领导咋会知道我是谁？

另一位是50来岁的边长发，他是“文革”前的老中专生，早前在基地办公室工作，后调3007厂任党委纪委书记，他是黑龙江人，长了一副标准的国字脸，一身正气尽显又不失幽默。

我嘛，资历最浅，瘦骨嶙峋尖嘴猴腮的，真没什么好说的。

1986年初夏，011基地编史办三人组合，左起：边长发、郭利民（作者）、刘经豪

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查阅基地档案，这是编史工作的基础，马虎不得。当时，基地史编委会第一副主任、原基地党委书记齐克非对此有个批示：除基地党委会议记录外，所有文书档案对编史办人员全面开放。得此令箭，我们出入档案室如履平地无需登记，基地档案室是机要重地，自基地建立以来无此先例。每天一上班，我们仨人便一头扎进档案室，一搞就是一整天。就这样连轴转地查了几个月，故纸堆的气味实在难闻，但收获颇丰，每人记录的摘要卡片都有几大摞，算是把基地20多年的历史查了个底儿掉。

我当年摘录的档案卡片，全部手写

在这期间，编史办收到来自北京刘正栋的两篇史稿，其中一篇《○一一代号的由来》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刘正栋(1920.10—)，江苏无锡人，原第八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级）。他是一位老军工，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初任东北军区军工部北满分部直属三厂厂长。战争年代，在一次掷弹筒演习中受重伤，永远失去了左手，被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司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六局局长。“文革”期间，刘正栋被下放到011基地，1969年至1973年曾任011基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党委成员，011基地生产组副组长、组长，负责全基地的生产组织管理，参与组织了基地首架歼-6Ⅲ飞机试制的全过程。后任技术攻关组组长负责组织质量排故工作，为011基地歼-6Ⅲ飞机解决“掉铆钉、烧机尾”等重大技术攻关做出了重要贡献。1972年5月，刘正栋随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三机部部长李际泰，在京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汇报关于011系统歼-6Ⅲ型飞机技术攻关情况，受到叶帅的高度赞扬。

离休后，居家坚持笔耕不辍的刘正栋

刘正栋回忆录——《铸剑：一个老军工的回忆》于2007年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

文中叙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原有的一个综合的国防工业部分成了航空（第三）、电子（第四）、兵器（第五）、造船(第六)，共4个国防工业部。三线建设初期，国防工业部门多了，各自隶属的企、事业单位就更多了，这就要给它们分别起个名字，以便区分相互的关系。

给新的部门，以及新的企、事业单位起名称，按国防工业传统作法是既要考虑工作方便，又要注重保密。国防工业项目是必须列入国家计划的，在项目投资、物资分配、设备订货等方面进行综合平衡。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户头，又都要与许多部门和地方交集，接触面很广。若将每个国防工业项目都按实际军品命名，肯定不利于保密，但如果只起一个第二厂名，又易同地方工厂混淆。因此，给国防工业项目起名称，既要考虑工作方便又要注意保密，是有点讲究的。

在实际工作中（刘正栋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六局局长，负责国防工业的发展计划和建设工作），经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商定，为了在国家物资分配中能集中统一表达与国防工业有关各部门的项目，就把这些项目归在一个口子里，这个口子以“0”字打头，称0字单位。凡是有0字头的国防工业各有关部门，在国家物资分配和设备订货时都给予优惠，有时根据需要（如战备生产）还要“开绿灯” ，在工作上提供方便。

而国防工业各部也被编列了序码，航空工业的三机部为1，其他各部依次编为2~8。这样，航空工业的三机部为01单位，其他国防工业各部依次列为02~08单位。

三线建设时期，贵州航空工业是按成套建设实施的，即在贵州地区有几个主机厂，又有若干辅机和专业化厂，形成了一个综合的国防科研生产基地。地处贵州的三大军工生产基地都是这样建设的。这就又要给各基地编列一个代号，列在国防工业部门编码之后，成为三位数的代号。贵州航空工业基地是航空工业的第一个基地，被赋予1的数字，011这一代号就成为了贵州航空工业基地的代号，即：0为国防工业，1为航空工业，末位1为第一个基地。其他国防工业生产基地，如三机部的012基地、013基地和与011基地同处贵州境内的航天061基地、电子083基地的代号排序规律也是同理。

011基地代号代表的具体含义是——国防工业的航空工业第一套歼击机生产基地。

011基地的代号就是这么来的。

初拿到稿件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此前没有人提起过这事儿，也没谁能说得清楚，这份稿件可谓弥足珍贵。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查遍了基地所有档案，包括三机部、国家有关部委、空海军，贵州省转发的与011基地有关的文件，均未得到正式文件对此事的证实。但是，刘正栋当时所处的平台之高，在全基地纵观横览无人能及，所言合乎逻辑，条理清晰，简直不容置疑。对于该史料的如何利用，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在未得到正式文件证实之前，暂不纳入基地正史，先将其收录在由我负责的，以“诸论共存、文责自负”为宗旨的《○一一基地史料》(第一辑)中全文刊出，作为珍贵史料留存。以上意见得到了基地史编委会主要领导的认可，该文随《○一一基地史料》（第一辑）于1986年2月正式出版。

《○一一基地史料》（丛书），自1986年2月起陆续出版

2011年，我被借调至贵州省国防工委（原贵州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编纂《贵州军工史》，任副主编兼总纂主持日常编纂工作。期间，我在审阅011基地报送的正式史稿中，将“011代号的由来”一段文字(刘正栋史稿部分)移除，并标注了说明，理由如前。因为一旦将其收入了正史，那就意味着官宣，在读者眼里就是实锤。

到此，我们暂且不必再为011基地代号的由来去探个究竟，无论如何，011基地的代号是实实在在的，直至今日它依然存在。

1964年11月23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批准第三机械工业部在贵阳成立贵州地区建设筹备处；1965年3月改称第三机械工业部贵阳地区办事处，4月获“011办事处”代号；1969年8月改称011系统；1971年9月改为011生产基地；1973年7月始称011基地。

011基地是国家在大三线贵州地区建设的大型国防工业企业集团，是由众多工程项目组成的歼击机生产基地。所辖数十家企、事业单位，拥有正式职工近7万人 ，这在贵州省有着12万军工人（包括航空工业、航天工业、电子工业三大军工基地，以及核工业、兵器工业、军队保障行业、地方军工行业）队伍中，011基地独占半壁江山，如此规模毋需自诩也是稳居老大位置。

011基地还是两头冒尖的单位。“文革”中，贵州省内一句流行语——“011、011，洞洞有妖”家喻户晓，流传甚广，听这话显然与011基地拥有众多山洞厂房无关。当年以贵州省产业工人组成的“贵州省8·18造反兵团”(简称“8·18”兵团)的头头儿就出自011系统。1967年8月间，在攻打“4·11”派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的武斗中，011系统的造反派充当了急先锋 ，共出动武斗人员达2700多人，曾调集近百辆解放牌卡车，满载手持棍棒的武斗队员在贵阳市主要街道行进示威。

没错！在那动乱的年代这都是些不堪的一面。

1965—1975年011基地办公楼（贵阳市花溪）。1969年初，基地机关大部迁至安顺市凤凰山原安顺地委党校办公，部分处室仍留在贵阳市花溪原址办公。

1975—2000年011基地办公楼（贵州省安顺市）

2000年后的011基地办公楼（贵阳市小河）

然而，拂去雾霾，辉煌尽显…… 自1973年起，011基地先后产生了党的十大和十一大两届代表佟纯良（十大主席团成员），十一大代表孙雪梅（当选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大代表唐文斌，十四大代表吴炳麟，十五大代表杨善发，十六大和十七大两届代表王敏芹；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李振邦，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迟寰新、王庭荣，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沈锷，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于希明，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楼士礼，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周万成，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楚海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卫东。

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12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4人；省、部级劳动模范105人。

走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温俊峰。

1977年，党的十一大代表孙雪梅（中，云马飞机制造厂工人）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温俊峰，曾任011基地航空发动机研究所总设计师，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多年来，011基地共生产交付千余架各型歼击机、数千台航空发动机，为我空、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3年10月24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011基地时盛赞：“贵航集团确实有实力，011基地，大名鼎鼎！”

装备空军部队的歼教-7飞机列阵

历史会铭记这一刻：

1970年，011基地试制生产的首架歼-6Ⅲ型歼击机首飞成功，结束了贵州不能生产飞机的历史。

1984年，011基地生产的8架歼-7Ⅱ型飞机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盛典，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嘉奖。

1987年，011基地研制生产的歼教-7型飞机在第37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展出，实现了我国国产实物飞机在国际航展上零的突破，并被西方媒体誉为“亚洲明星”。

歼教-7飞机在巴黎航展上

1985年、1989年，011基地研制生产的两型航空涡喷发动机先后荣获国家质量奖银质奖，一型发动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国家对航空发动机整机颁发的唯一一项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两枚整机质量最高奖。

航空发动机总装现场

1989年，歼教-7飞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0年，011基地仅用19个月研制的歼教-7P型飞机首飞成功，其研制周期之短，速度之快，为中国航空工业史上前所未有，被誉为“011速度”，并形成了享誉航空航天界的“P型机精神”。

歼教-7P型飞机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视察011基地

原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011基地

原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011基地

1992年，011基地获准组建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被国务院列为全国55家首批试点的企业集团之一，并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512家大型企业之一。

1994年，011基地（贵航集团）首次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在排序中的中国航空工业企业和贵州省工业企业中，011基地均名列榜首。

1996年，011基地力源液压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航空工业企业第一股，同时也成为贵州省在上交所挂牌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2003年，011基地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高级教练机“山鹰”飞机首飞成功；同年，多用途无人机首飞上天。两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贵州航空工业航空装备国家立项和列装采购的新的重大突破。

“山鹰” 新一代高级教练机

2003年，011基地自主研制成功五行自走式采棉机，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自主研发大型采棉机整机的国家。

五行自走式采棉机

2007年，011基地实现销售总收入103.5亿元，成为中国航空工业首家百亿元工业企业，同时成为贵州省装备制造业首家百亿元企业。2009年，011基地荣获“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称号，成为贵州省首家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贵航集团（ 011基地）跻身百亿企业集团新闻发布会

话聊到这儿，或许有朋友会问：既然你们坚持不将上述“011基地代号由来”列入正史，那你还在这儿为此吭哧瘪肚地码字，究竟是几个意思？问得好！首先，我们敬重史料提供者，亦愿意相信此事的真实性，但正史毕竟是诚信史，所谓信史是要有完整证据链来做支撑的，编史者必须要秉持编史原则，这份执念理应是要坚守的。其次，此时的我不是在修史，而是在回顾往事，是在说一段故事，仅此而已。

最后，将本文提到的两则名句收拢来置于文末作为结语，任君品味：

“文革”中，贵州省内家喻户晓流行语——011，洞洞有妖！

新世纪，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盛赞——011，大名鼎鼎！

（图文由011基地作者郭利民授权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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