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8]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J].经济科学，1999（02）.

【关键词】 唐代；丝绸之路；药材贸易；研究方向；意义

一、研究状况

唐代丝绸之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沿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情况在当时极为普遍，规模相当宏大，其中尤以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活动为多，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比较丰富，因此这历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但是，专门研究药材这一特殊商品在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沿丝绸之路贸易情况的论著目前还是比较少见，与之相关的成果大多散见于唐代“丝路”贸易的著作或论文之中，缺乏独立篇幅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李明伟的专著《丝绸之路贸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一直写到清代沿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其间唐代“丝路”贸易部分篇幅最长，内容极其详实，论及阿魏、荜茇等胡药沿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原地区，后来为我国唐以降的医疗事业所利用。在这些被引入的胡药当中，有一类并非完全以医疗为目的的特殊药材――香药，颇受唐人欢迎，陕师大温翠芳博士的毕业论文《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出版）从各类香药的来源、用途以及贸易情况详细探讨了唐代香药经丝绸之路流入长安等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何敦铎的《唐代对外贸易及其成就》（载于《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程喜霖的《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载于《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卞蓉荣、韩海梅的《丝绸之路上唐与中亚粟特的文明交流》（载于《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岳东的《唐代六胡州、洛阳间的粟特商队》（载于《晋阳学刊》2015年第4期），这些学术论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唐代外来药材经丝绸之路由中亚地区进入内地的情况。我国的药材在唐代亦有沿丝绸之路运往中亚等地的，法国学者阿里・马扎海所著《丝绸之路和中国文明》一书中，有《大黄和丝绸之路》一章，论及中药材大黄在汉唐时期就已经丝绸之路运往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大黄是唐代的少数出口药材之一。以中亚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在长安等地经商者甚众，葛承雍的《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载于《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杨磊、孟楠的《唐代西域胡商在内地的活动及其管理启示》（载于《兰台世界》2015年第24期）描述了中亚商人在内地经商生活的场景。这些商人中有些专门进行药材的贸易，陈明的《“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载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考证了唐代胡商的胡药经营情况，以及他们以次充好、真中杂伪，在药物的性能、形状、颜色、质地等方面作假的行为。在来自中亚、西亚的胡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唐政府一直在加强和完善对胡商的管理。李叶宏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探析――以过所为例》（载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讨论了唐代针对胡商的过所制度，这是唐朝政府管理丝路贸易的重要手段，它的实施有效地维护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正常秩序，保护了商人与商品的安全。刘晶芳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析论》（载于《兰台世界》2014年第12期）则从法律制度的变更角度分析了唐王朝对胡商的管理。

目前需要针对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经丝绸之路药材贸易情况做以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试图填补该问题研究上的空白。具体来说，基本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二、研究方向

1、中亚药商将胡药带入内地并完成贸易的具体方式

我国医药学历史久远，体系完善，但是为何在唐代中亚等地区的商人能够将外来药材沿丝绸之路带入内地，并很快为国人接受，这很值得具体研究。另外，在唐代来自中亚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将中亚、西亚甚至欧洲、非洲的一些药材带入国内，完成交易。这些胡药是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买卖，这些药材在唐代究竟价值几何，均需进一步考证和研究。药材的买卖是在怎样的交易场所，存在什么交易形式，如何影响唐人的生活，都属于此方面研究所关注的内容。

2、唐代中国的药材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的相关内容

从汉代开始就有我国药材沿丝绸之路运往海外的记录，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宋代以前中药材的对外传播研究有限，因此，唐长安及其他内地地区的中药材出口情况研究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中药材中的哪些药材在唐代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以及西亚、欧洲、非洲北部地区，与此同时，来自我国内地的各类中药材如何影响这些地区人民生活，为当地人民祛病救灾、和谐生活带来怎样的帮助，亦是需要查考的重点。

3、唐政府对沿丝绸之路药材贸易的管控情况，包括相关的政府机构、官员、制度、法律等

唐代沿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规模巨大，因此政府出台了很多专门管理贸易的制度或者法律，但其中如何针对药材运输、买卖的政策、制度，仍需具体进行研究。另外，针对胡商或本地商人在长安等地经营外来药材，有着怎样的管控手段，亦须进一步研究探讨。

4、唐代胡药的活株引进和本地栽培情况

从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有大量海外药材活株引进并成功完成本地栽培的文献记录，较为有名的例如明清时期由印度引入中国的番泻叶。那么，唐代沿丝绸之路的药材贸易过程中，究竟有多少种药材被成功引入内地完成本地化的培育，值得深究，这也是一个涉及到中国科技史、医学史、农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历史问题。

概而论之，本课题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包括唐代中亚地区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的胡商、胡药以及我国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的药材等相关的全部问题，这涵盖了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医药、贸易、地理、科技、农业、人口以及百姓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问题，值得深入地进行探讨和研究。

三、难点突破

本课题针对唐代长安至中亚各国药材贸易的研究，主要需突破以下三个难题：

1、唐政府对于药材进出口贸易出台了怎样的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

药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汉朝开始沿丝绸之路的贸易中都存在药材的身影，但唐王朝是否和后来的宋朝一样针对药材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国家管控措施，有待进一步考证。目前所见各种关于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研究成果，均未明确指出唐朝政府如何管理药材的输入输出，本课题拟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考证和研究，尽可能地突破这一历史研究的空白。

2、非香药药材经由中亚进入长安及其它内地地区的原因、途径以及具体的贸易情况

唐代有大量胡药流入内地，这一点在唐代及其后的医书中可窥见一斑，但是关于药材在唐代如何经中亚地区、我国新疆地区完成贸易，在贸易过程中又是如何管控，目前资料较少，不易考证。故需要翻阅大量不常见资料，如有可能甚至需要查阅海外资料。

3、中药材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并对当地产生影响情况研究

中药材（如大黄）经中亚、西亚商队带出国门的记载，自汉代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我国史料往往记录极简，又未有中药材如何影响当地人民生活的文献，因此中医药对海外的影响研究往往受到限制。近年来，随着不少海外资料，特别是西亚、中亚地区的文献资料的发掘和翻译，有利于我们对该问题重新认识和加以探讨，这也有利于我们更了解历史上中医药的海外影响，对今天中医药走出国门提供借鉴。

四、研究意义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我国唐代时期中亚地区与我国，特别是唐长安一代在医药方面的往来。从唐以降各种医书药方来看，大量的外来药物进入我国，丰富了祖国中医药学的内容，但是此前对于外来药物如何沿丝绸之路经中亚地区进入我国并为我国医家接受，学界讨论甚少。本课题希望通过发掘资料，对比中外史料，并进行个学科文献之间的交叉比较，能够尽可能详尽地将外来药物国药化的过程呈现出来，还原历史。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明确药材这种特殊商品在沿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中国》第一卷指出，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药材是仅次于丝绸的重要商品。但就目前来看，丝绸之路虽然已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学界对于沿丝绸之路药材的贸易情况研究还有待深入，本课题的研究，至少可以明确唐代药材贸易的情况，这对沿丝路药材贸易这个大问题可以有一定的贡献。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对明确我国医药学在海外地区的影响具有辅助作用。任何事物的传播和影响首先是实物的交流，医药学也不例外。中国医药学，特别是养生学，在海外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早期也是通过药材或其他与之相关的实物的交流而产生的，因此对于本课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中医药学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中医药借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海外影响。近年来，祖国中医药事业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也掀起了学习中医药原理、利用中医药技术的热潮，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将为有力地推广中医药事业奠定一定的基础，找到一定的规律。与此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中医药应当从什么角度更好地融入中亚以及西亚医学，为当地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为“中医药”这个特殊商品和文化产品找到更好的海外传播途径，有利于为陕西中医药事业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研究历史是为了找到规律，目前我国正在全力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海外扩展，试图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人民接受接纳中医药，那么这就需要在历史中找到相关的规律，按规律办事，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 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J].云南社会科学，2001.06.

[2] 李叶宏.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探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

关 键 词：生丝贸易/缫丝厂/公和永/继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着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计划以中国对外贸易中三个重要商品——丝、茶、棉纺织品贸易状况和条件的变迁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分三篇作一点初步研究。着眼点放在作用和影响上面。其中有两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发表(注:请参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动手较晚,未及定稿就因当时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项集体研究项目而停顿,由此一放竟达十年之久。现在本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了重新检定这篇旧稿的闲暇。而在此期间,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个人所见,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间,台湾和大陆就相继有两部专着问世(注:即1989年8月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着的《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编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单篇论文则为数更多。形势大大改观,本文似已无发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论,而是着眼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环境,视点稍异,则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对十余年来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识者之指正。

一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nStudies24∶1，1964，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PresidentialSpeech：TheStructureofChineseHistory.JournalofAsianStudies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C.North）（注：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EconomicPerformanceThroughT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84.3，1994，pp.359-368；LeeJ.Alston，ThrainnEggertsson，andDouglassC.North（eds.），EmpiricalStudiesin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yòu＠①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HistoryReview76.1.Spring2002，pp.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Simon，RationalityinPsychologyandEconomics，inRobinM.HogarthandMelvinW.Reder，eds.,RationalChoiceContrastBetweenEconomicsandPsycholog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6），pp.25-40；KarenS.CookandMargaretLevi，eds.，TheLimitsofRationalit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2.1，June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R.Clark，Community，Trade，andNetworks：SouthernFujianProvincefromtheThirdtotheThir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第一点，我的立论是否过当，由于宋元社会经济史料的局限性，是可以讨论的，但必须实事求是地逐项检讨。学术评论，不能笼统地凭空指责，必须提出具体的根据。克拉克为支持他这一论断，举出了一个例子。我的研究指出，不少前贤用赵汝适《诸蕃志》论证番商施那帏为大食国人一事可商榷（注：前贤包括桑原骘藏、罗香林、李东华等。），并据林之奇的《泉州东陂葬蕃商记》，证此商人实为三佛齐人（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3-54页。）。克拉克不接受我这个看法（注：他的看法详见HughClark，MuslimsandHindusintheCultureandMorphologyofQuanzhoufromtheTenthto

关键词：教学设计 问题教学 亲近历史 课后反思

导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首先关注一段新闻《联合国总部揭幕纪念碑铭记奴隶贸易受害者》（视频）。重返方舟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奴隶贸易的受害者而设，奴隶贸易是一段血与火的征服与掠夺的历史缩影，今天我们开始重返方舟之旅，去铭记、思索这一历史，以期获得一些启迪。

设计意图：热点视频导入，吸引学生，明确主题。

新课讲授：

第一部分，铭记――故事从这里开始。

故事1.小岛背后的大国

展示戈雷岛图片（略），并简单介绍：这个不足0.2平方公里小岛的归属变迁是大国殖民霸权盛衰的缩影。请同学们进行一项课题研究：西班牙、荷兰、英国霸权的盛衰过程及原因。展示三段材料辅助研究：

材料1：（西班牙）王室却将贸易所得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材料2： 1581年，荷兰建立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的商业资本，脱离工业生产，孤立地甚至是畸形地发展。荷兰因此……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荷兰商业霸权的确立》

材料3：……海外贸易、殖民掠杀、走私等活动积累的财富一部分也转入工业 ，加强了工业资本。 ――《浅析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

各课题组代表发言，组内其他同学补充、点评、记录，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教师总结。

设计意图：提高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灵活处理教材，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史料解读能力。

（过渡）大国的辉煌掩盖不住其罪恶。

故事2. 不归门下的罪恶

出示不归门照片，并简单介绍：阴森的不归门是殖民者罪恶的见证。不知多少黑人从这道门出去，或葬身鱼腹、或运到美洲为奴，就此踏上不归路。请同学们归纳一下殖民者还有哪些手段。

教师出示：野蛮的掠夺、屠戮、不平等贸易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角贸易。

出示地图，展示三角贸易的过程。

设计意图：充分发掘史料，用直观的方式让学生感同身受，既了解了史实，有进行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

（过渡）殖民者的暴行让我们愤恨不已，我们应该铭记，但更应思索：西方国家为什么采用血与火的方式进行殖民。

第二部分，思索――历史在这里沉淀

因――西方国家为什么采用血与火的方式进行殖民。

材料1：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第二是积累起大量货币财富。――百度百科

材料2：16世纪的英国手工工场（图略）

学生自主思考1分钟后回答，教师点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设计意图：问题教学，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

（过渡）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那这种殖民扩张与掠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呢？灾难、曙光、还是…… 果――灾难、曙光、还是……

教师出示材料：

材料1：从一开始起，西北欧……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损害了其它地区。从当前的种族冲突，富国与穷国的显著差异……都看出这种损害所包含的内容。――斯塔夫里阿诺斯

材料2：“英国在印度……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

材料3：这一切（指殖民掠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马克思

学生讨论后回答，教师补充材料：18世纪世界贸易图和文明的交流（图略）。

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还要站在整体、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客观评价这一历史。

归纳：（略）

设计意图：通过图文材料，多角度辩证分析影响，让学生不是死记结论，而是论从史出。

（过渡）历史照亮现实，从这一段充满血与火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迪，来推动今天的发展呢？

第三部分，启迪――文明在这里演进

引导学生根据铭记与思索回答，并提出：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文明的前进呢？

归纳：抓住机遇；制度创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同学们得到这些启示必将成为推动今天我们文明前进的助力。

【关 键 词】中国/全国市场/1500—1804年

【正 文】

一、1840年以前是否有一个中国的全国市场（注：本文所讨论的全国市场，即national market，国内早先有人据西方文字直译为“民族市场”，后来又有人称之为“国内市场”。但是这两个名称均有缺陷。前者因与欧洲的民族国家之形成有密切关系，故可称为民族市场；但在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相类的历史进程早已完成，因此把“民族市场”这个具有特定的欧洲背景的概念搬到中国来，是不恰当的。至于“国内市场”（domestic market）这一概念，则是与国外市场相对而言。国内市场并不一定是统一的，在较早的时候是一些分散的区域市场（故英文中亦可用复数domestic markets）。但本文讨论的“全国市场”则是整合的市场，也就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简明起见，本文不采用“民族市场”或“国内市场”这两个旧有名称。）

近代以前的世界市场，占统治地位的是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到了近代早期，在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跨地区贸易方有长足发展。随着这一发展，众多的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逐渐结合为一个全国市场。这种市场整合并非自发的，而是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一种经济整合的形式。全国市场的形成代表了近代早期某些西欧国家在经济所取得的成功，并成为后来更大的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段历史， 各国史家都已耳熟能详（注： Fernand 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Civilization &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vol. 3， (English Version)，Harper & Row (New York)，1986，p.276.）。

近代早期欧洲的三大历史发展进程——全国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成为了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由于在世界史研究中欧洲经验一向被置于中心的地位，因此全国市场的形成也被视为明显地具有“近代”特征的现象。然而在非西方地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带去的；在许多情况下（如印度），甚至统一国家的形成也是假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手完成的。因此这些地区的“全国市场”，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副产品。由此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西方来到之前，非西方国家没有全国市场。这个结论虽广为接受，但并未经充分论证，至少是对世界上最大的非西方社会——中国——而言，上述结论还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设。

中国的“近代早期”的经历，在一些方面异于欧洲。 一方面， 在1500—1840年这段成为中国的“近代早期”的时期内，中国并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类似的进程早就完成了。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统一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 并拥有一个十分有效的文官制度。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所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中国都已做了。另一方面，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是到了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因此在1840年以前，即使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必定极为弱小，在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中国的经历又与欧洲颇为相似。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在1500—1840年中，中国经济有颇大发展。按照麦迪逊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1820年，这个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注：Au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 p. 40.）。也正是因为这个发展，所以这三个多世纪才被视为中国的“近代早期”。王国斌更指出：推动明清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是相同的，都来自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注：R.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1998，ch 2.这个动力，即所谓的“斯密动力”。）。而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都只能在一个整合的市场中才能良好运作。孤立的市场代表的是停滞的经济，如果经济要成长，这种市场就必须向外部开放。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因鸦片战争中战败而被迫向西方“开放”以前，中国是否已有一个全国市场？由于此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化至为关键，因此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中国大陆，为此展开的争论已进行了半个世纪，而且还将延续到下一世纪。一派学者认为在1840年以前，由于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而全国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因此中国不可能有全国市场。当时中国确实存在着商品经济，但都是地方性的或地区性的局限于本地农副产品的交换。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在1840年以前很久就已形成了全国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发展的前提之一。

在海外，学界意见也同样严重分歧。一些学者强调明清中国经济的地方“自足性”，并认为这种自足性导致了中国经济区域的自给自足（注：G.William Skinner 1980:"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Economies: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for the Symposiu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 fromthe Song Dynasty to 1900，Beijing， Oct.26-Nov.1，1980，pp.43～44.）。中国的国内市场，正是一个由无数这类彼此孤立、 基本自给自足的地方小市场拼凑而成的意大利馅饼。此外，中国疆域的巨大也使得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变得非常困难。布罗代尔说：在全国市场的形成方面，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与在此方面更为成功的英国相比，法国的疆域是“过大”了。疆域的广大使得法国各省之间的交往很困难，从而也使得全国性的市场运转不易（ 注：Fernand 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p. 315，p.325.）。但是，与施坚雅划出的清代中国九大经济区中的任何一个相比，法国的幅员却又显得太小。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与上述看法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的长途贸易有迅速的发展，这个发展将中国国内主要的区域市场连为一体。正如王业键关于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粮价变化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那样，中国各主要区域市场价格变化的指数的一致性程度非常明显（注：Yeh－chien Wang ( WandYejian):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1638-1935"， in Thomas Rawski & Lillian Li eds. Chinese Historyin Economic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92.）。这一结论显示出：在1840年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统一的全国市场。

这个争论的长期延续，表明了中国全国市场形成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对中国史研究，而且对“近代早期”世界史研究，都至为重要。尽管西方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上扮演了主角，但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的规模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然超过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注：Au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40.）。仅只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研究中，中国的经验同西方的经验同样重要。

二、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

1500—1840年，中国发生了若干意义深远的变化，为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变化包括：

（一） 贸易的政治环境的改善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国家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和更加中央集权化了。近代早期欧洲人指望一个“民族国家”在推动全国市场形成方面去做的大部分事情，明清中国国家都做了。在明清时期，中国内地极少贸易障碍。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传统的贸易限制，在清朝的统治下，也在逐渐削弱乃至消失。各地在度量衡方面虽然还自有特色，但是一套正式的（或者说标准的）度量衡制度已在全国普遍通用。这套制度不仅在国家的财政活动（特别是赋税征收）中是唯一合法的制度，而且在私人商业活动（特别是长途贸易）中也被广泛接受。在此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统一并“白银化”了。此外，一般而言，明清国家很少干预国内贸易，相反倒常常鼓励粮食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长途贸易。

（二） 交通运输的发展

在此时期，中国的水运系统大大扩大了。中国内河航运的总里程增加了好几倍，在1840年前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 沿海航运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约有1万公里（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45、247～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个巨大的水运网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区。在水运里程增加的同时，航运能力也提高了。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水域中航行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量达400～500万吨。与此相对照，19世纪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国在1800年仅拥有1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到1841年，其总载量增至283万吨， 但仍远逊中国（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7～48、8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陆运的发展也十分显著。到19世纪初，一个由12条商业干道组成的陆运网已形成。这些干道不仅将中国所有的内地省份和大多数主要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且也把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边疆地区和内地连接了起来（注：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63～226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

（三） 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

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以前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这三个地带之间的关系，颇类似于20世纪前半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带从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获得粮食、肥料、矿产品、木材和多种原料，同时向后两个地带提供制成品、资金、技术、人力乃至财政支持（注：参阅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8（3）。）。以这种地域分工为基础，中国形成了一个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上述三个地带为腹地的经济整体。这三个地带如同三个同心圆围绕着核心，人口与财富集中的程度依次递减。长江三角洲不仅是中国水运系统的中心，而且也是中国贸易、工业、商业、金融乃至文化的中心，几乎整个中国都在其最大商业腹地的范围之内。

（四） 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

建立在地缘纽带基础之上的十个最大的商人集团，即一般所说的“十大商帮”，出现于16世纪后期，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有迅速的发展。这些商帮全都从事长途贸易，创建了各自的跨地区的商业网。其中最强大的徽商和晋商两大商帮所建立的商业网，更几乎涵盖了全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商业资本加速集中到大商人手中的趋势。在明代后期，大商人的资本通常是五十万两（银）级的，最高为百万两水平。到了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已达到百万两级，拥有资本数百万两已属寻常，多者进入千万两（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因此明代商人资本的集中与清代不可同日而语。

（五） 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趋势，这是此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之一。19世纪初期，超过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必须通过市场来获得口粮。这些人口包括了1000多万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连同家属约5000多万人）（注：吴慧：《历史上粮食商品率、商品粮测估——以宋、明、清为例》，载《货殖》，1999（3）。）。同时，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不织布，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棉布（注：徐新吾：《江南土布史》，20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因此，此时期的中国经济，远非如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家庭内自给”或“地方性自给”。相反，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与近代早期的西欧相比，明清中国的农村可能是“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了（注：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73， p. 277.）。这些变化，为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奠立了基础。 三、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

在一个全国市场中，各地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都必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市场才能称为全国市场。在此意义上来说，可以把这种流动的发展视为全国市场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上述三个多世纪内，中国各主要经济区之间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的流动有了巨大的增长。

（一） 商品流动

在对商品流动的研究中，跨地区贸易是关键。

16世纪以前，中国的跨地区贸易主要限于奢侈品贸易和盐铁等少数特殊商品的贸易。像粮食和布匹等大众消费品的贸易，则主要限于地方市场上的交易，在跨地区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对规模也不大。

1500—1840年，中国的跨地区贸易增长非常迅速。若以钞关税收为参数，长途贸易量增长了39倍之多（注：Fan I-chun: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 ing Period， 1400-1850，Ph. D. dissertation， 1992，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 (Stanford)， p.130， p.132.）。跨地区贸易的商品，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大为增加，而且市场上工业品总值超过了农产品（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按照一项比较保守的估计，跨地区贸易中的粮食和布匹的总量，在这三个多世纪中增加了3倍，而丝织品的数量则增加了40倍。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253、255～264页；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282～284、318～329页，人民出版社，1985。）。但是笔者近来的研究表明：如果对上述估计中一些明显偏低的情况进行修正，并加入更多种类的商品一同计算，那么长途贸易量所占的比重非常有可能在30％左右（注：有关分析，见前述本人的同名论文《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Market， 1500—1850》（将发表于Ralph Croizer主编的世界史学会第八届国际年会论文选集）。）。以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这些比重都已相当的高。

（二） 劳力流动

持续的大规模国内移民，是中国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最显著的历史现象之一。这个时期的移民活动与以前的国内移民活动相比，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性质上，都颇为不同。16世纪之前，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的和强制性的。但在17世纪以后，经济性移民逐渐成为主流。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即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也是默许这种移民。大多数移民是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向人口较少、经济较落后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和台湾，以寻求较好的发展机会（注：按照曹树基的研究，1776年时，中国人口（包括边疆地区的人口）的18.4％都是国内移民或其后代。在中国西南地区，这个比重高达39.3％。参阅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6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但是在东部地区，成长中的城镇也从附近农村和国内其他地区吸收了数量可观的移民（注：例如，在17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两百多年中，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大约提高了一倍，从10％增加到了20％。大多数迁入此地区城镇的移民是商人与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尽管此地区已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参阅李伯重：

Agrica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Houndmills， England)，1998， p.21.）。不论在全国何处，都可以见到有移民在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些移民浪潮，表现了劳力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三）资金流动

在此时期内，中国的金融制度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在18世纪以前，商人携带大量现款（例如数千乃至数万、数十万两银）跋涉数百里或数千里，到遥远的市场去采购商品，乃是常见现象。可见其时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还颇不发达。但是到了18世纪，出现了帐局、钱庄、票号等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初期，中国最强大的商人集团——晋商，已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每年通过这个金融网汇兑的金钱，多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两银（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0～43页，黄山书社，1993。）。由于这一进展，大笔资金的自由流动，变得十分容易了。

（三） 信息流动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有两种商业情报收集方式在中国商人集团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一种主要用于晋商中。晋商的大型商号，通常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而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以掌握各地市场动向（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21～22页，黄山书社，1993。）。另一种则多为徽商采用，主要是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大商人常常借祭祀等机会召集在各地经商的族人集会，交流各种信息（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84～485页；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426～42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至于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则多借助商人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在此时期，商人会馆增加十分迅速。19世纪初期，会馆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从而使得商业情报的传布十分容易。

总之，在商品、劳力、资金和信息的流动方面，这三个多世纪中确实有重大进展。这一进展显示：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在中国形成了。

四、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基本上是贸易关系。因此，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通过贸易来进行的。

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全国市场的形成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在近代早期欧洲，外贸的发展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但是在荷兰等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外贸的成长并未导致真正的全国市场的出现，尽管荷兰曾经握有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业霸权（注：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p.277， p. 287，p.297.）。因此，外贸对全国市场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与那种中国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的传统看法相反，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注：参阅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17页， 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在此时期内，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而中国在其中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外贸肯定对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外贸并非只是中西贸易，中国的亚洲邻国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清楚地看到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把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作一比较。

（一）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比较

1. 贸易地位

在此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贸易伙伴都不得不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必须由中国朝廷认可，在规定的时间派遣贸易使团来华。这种地位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承认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或者甚至是一种藩属国对宗主国的关系，尽管有时仅是纸面上的。在此方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亚洲邻国并无多大差异。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俄国人力求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依然不得不接受这种“朝贡国”的地位。18世纪的世界强国英国也不例外。1793年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仍被当作“朝贡国”使团接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

但与中国的亚洲邻国不同的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较晚东来者如英、法、美等国）并未真正承认这种“朝贡国”的地位。相反，它们甚至还力图挑战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权威（例如葡萄牙之窃据澳门，荷兰、西班牙、俄国、英国之占据东亚若干地区等）。在私人贸易活动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成为中国商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尽管在19世纪以前中国商人（特别是闽广商人）依然一直在东亚商业界居于支配地位（注：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

2. 商品构成

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纺织品、生丝、茶、瓷器以及其他制成品，输入铜、海产以及香药犀象等。这些也正是中国与欧洲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在17世纪与18世纪，中俄和中美的贸易中，中国从俄、美输入的主要商品是皮毛和人参，输出纺织品、茶、瓷器，情况亦颇类似于中国在与朝鲜及北亚、中亚邻国的贸易。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的东亚邻国一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很大，而中国则对对方的产品并无多少兴趣，只有一种产品例外，那就是白银。吴承明较近的研究表明：在1650—1800年间，有1.09亿两白银从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流入中国。这个数量颇为惊人，但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亚洲却并非新现象。在17世纪后期，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080万两。而在18世纪，也有数以百万两计的白银从越南和缅甸流入中国（注：吴承明：《18与19 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 载《货殖》，1999（3）。对于16—19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孙毓棠、全汉升、王业键等人的估数均比吴承明的估数大很多。兹从吴说。）。

但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中，也有一种重要的商品是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中没有的，这就是鸦片。鸦片贸易成长非常迅速，以至在19世纪初成为中西贸易中，西方向中国出口的首要商品。中国的鸦片年进口数量，18世纪前期约为200担左右，至1838年—1839年度则飙升至4万担（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43、74页；林满红：《中国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年》，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这种毒品贸易，确实是传统的东亚贸易中从未有过的。

3. 贸易成长

1500—1840年，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但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例如在17世纪初期，西方（葡、西、荷）每年购买中国生丝达到7000担，比日本的购买量多出三分之一（尽管西方购买的中国生丝中有一部分是转卖到日本的）。19世纪中期，日本购买中国生丝的数量锐减，东南亚的购买数量也增加缓慢，而西方国家的每年平均购买数量却跃升至16000担，大大超过东亚国家的购买数量（注：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pp.101～102， p.104.）。又如在棉布贸易方面，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棉布的最大购买者，每年平均进口中国棉布数十万匹。与此相对照，1786年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购买了372000匹中国棉布；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数量剧增了3～6倍（注：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清华学报》（新版）（台北）第1卷第3期，195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100～101页。）。中西贸易的成长快于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的成长，也可见于前述白银流入中国的情况。

（二）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方面起的作用

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中西贸易成长迅速，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它在中国的贸易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小（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250～253、

255～264页；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

—1968， AldincPublishing Co. (Chicago)， 1969.p.136.）。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西方能够起作用的空间（不论这种作用是好还是坏），是十分有限的。

1.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外贸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闽广二省。随着外贸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外向化”。因此，迅速发展的外贸是否会把这些地区从中国的全国市场中“接”出去呢？

一般而言，中国外贸与中国国内长途贸易都属于同一类型的贸易。首先，这两种贸易中的基本贸易伙伴，可以大致分为两方。一方是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经济核心区），另一方则是中国的发展中地区、不发达地区以及外国。前者向后者输出纺织品、生丝和其他制成品，后者则向前者输出粮食、原料和白银。其次，尽管中国的外贸主要掌握在闽广商人手里，但是闽广商人通常扮演的是一种“转运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运送到海外的中国商品，大部分并非产于闽广；而他们运送回国的外国商品，大多数最终也是销售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贸易把闽广与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经济核心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分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中西贸易的迅速成长刺激了广东纺织业的发展，从而对上述贸易格局提出了挑战。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蓬勃发展中的广东纺织业，仍然严重依赖长江三角洲生产的生丝。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广东丝织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加强了广东与中国的经济核心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

2.白银的持续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银产量大约为7000万两，仅只为从西方国家输入白银的一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1820年时一个法国商人所说的那样，货币帮助商品流通，“就像机油使得机器能更好地运转一样”（注：引自 Fernand Braudel: The Srtuctrues of Everyday Life-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1 (English Version)， Harper & Row (New York )， 1981， p.439.）。中国的跨地区贸易是白银输入的主要受惠者之一。如果没有白银输入，中国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跨地区贸易发展就会因此受到严重制约。而国内跨地区贸易的发展是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关键。因此，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形成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此时期中向中国输出白银的，并不仅仅是西方。

自18世纪后期起，中西贸易中阴暗面逐渐显露出来。鸦片进口的不断扩大，加速了白银流出中国。在1800—1834年间，中国不得不为鸦片进口支付17190万两银子。尽管中国在其他贸易项目上仍然有可观的出超，但是中国白银的净流出量也达到了2910万两（注：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3、74页，人民出版社，1990。）。白银的流出引起了严重的通货紧缺（注：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少”论之商榷》，载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透下了阴影。

总之，在此时期中，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的东亚邻国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相同。不过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由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比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成长更快，所以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显著。不仅如此，由于西方列强在来到东亚以前，就已建立了它们各自的商业帝国，来到东亚以后，它们并不服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贸易圈原有的游戏规则。相反，它们还努力寻求对此贸易圈的霸权。西方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与中国的东亚邻国相比，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复杂得多。大致而言，在较早的时期，中西贸易促进了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到了后来，却又开始瓦解中国的全国市场。

1840年以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西方的这种多重角色。一方面，它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中国统一的全国市场。

关键词：西宁客商；区域市场；历史贡献

近代以来，外来客商的商贸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西宁经济的发展，增进了青海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借鉴意义。

1 客商在西宁发展的简要脉络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南连河套，西接青海，北倚祁连”，[4] “逼介青海，环拱诸番，径通准夷，南达三藏，自古为用武之地”，久为边陲军事重镇，因兵而兴城。“秦汉期间，为西戎地，属凉州；汉武帝遂开诸羌，筑令居塞；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羌，开湟中，驻军屯田，置破羌县，属金城郡”。[1]北宋中后期，由于西夏阻断河西走廊，西宁（当时叫青唐城）渐成东西贸易中心，由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沿青海湖东来的各族商人，多集中在此交易。这是外来客商在西宁的初起。

明代，西宁是西番入关之门户，内地客商（主要是山陕商人）与蒙、藏商人多来此贸易，渐成西北重要的商业中心，民间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中期，清朝屡屡用兵西北，随军在这一带贸易的商人显著增多。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取消“茶马制度”。后来，又相继取消民间贸易的种种限制，外地商人逐渐成为西宁商贸的主力军。光绪年间，在西宁活动的客商队伍进一步壮大，其贸易总额和商业实力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商业资本不断积累。清末民初，西宁城内最大的四家商号泰源涌、世诚和、德合生、德兴旺皆为山陕商人所有，表明山陕商人当时在西宁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8]

次于山陕商帮的是河北、河南、四川、山东、甘肃籍商人，而行商则以宁夏回族商人较为活跃。据《青海省志·商业志》载，抗日战争期间，西宁较大的四五十家商号如三义和、同昌玉、永盛恒、隆兴泰、天昌正、万顺源、庆泰西、忠信福、晋和祥等皆为山陕商人所经营。民国时期，西宁市30多家中药铺，大部分为陕西华阴县商人所开。[9]“山陕商邦在西宁区域市场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各地的大、中商号多数为山陕商人经营。” [10]民国时期，青海籍商人队伍逐渐壮大，但客商的优势地位仍未动摇。1929年青海建省后，本省籍商人人数虽然超过外省籍商人，但从经济实力看，外省籍商人仍占绝对优势。[12]可见，近代以来，西宁区域市场中的客商不论其经营的商号规模，还是资本势力的雄厚程度都比本地商人要强得多，因而始终处于西宁经济的统治地位。

2 近代西宁客商的贸易活动

西宁客商传统活动大致不出皮毛贸易和药材、茶叶、百货之贩运。清末以来，由内地输入青海的商品出现了一些新的项目，不仅有中原地区、江南地区、沿海地区所产的工业用品，而且外国“洋货”输入青海的也日渐增多。民国初年，西宁市场上的外地商品主要有湖北的宽面土幅布梭布、湖南茯茶、四川丝绸、宁夏大米等。民国八、九年以后，随着客商人数的增多，天津、北平、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商品运入量也逐步增加，商品日益多种多样，如人马弓斜布、九龙洋布、采石机德国缎、斜纹缎、卡机布、洋袜子、毛巾以及香皂、牙膏、纸烟等。[11]与此同时，西宁市场上的土特产品如砂金、皮毛、药材、牛黄、麝香等，通过客商尤其是山陕商人运往全国各地。西宁的药材受到中亚和欧洲的注意，山陕商人将其收购并运往天津等地，再由天津运往欧洲各地。客商的这些贸易活动有力地刺激了西宁本地商人的经商热情，大大推动了西宁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皮毛贸易丰厚利润的推动下，除山陕商人外，云集西宁区域市场的其他各省的客籍商人数量也相当客观。据《丹噶尔厅志》载，“马皮，自蒙番运来售于本境或本境倒毙所剥牛皮，由湖北商贩收买至汉口销售…野牛皮，自蒙番运来售于本境，由湖北商贩收买运至汉口销售…杂货，如书籍、图画、笔墨、香表…皆自北京、陕西、四川、秦州、兰州各地运来。”[12]由此可见，在西宁这一区域市场上其他客籍商人的活动，弥补了“茶马贸易”制度取消后西宁市场贸易的空白，也为西宁商贸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随着商人人数的增多，商人同业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有商会、同行公会等形式。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山陕商人在西宁设立山陕会馆，是青海最早的工商会馆。[13]山陕会馆作为山陕商人的自发组织，它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在西宁的山西和陕西商人解决衣食住行和死后的安葬问题，并证明他们商务往来的身份，组织“聚会”等。会馆的会长由各大商号的掌柜轮流担当，并聘请“主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以山陕会馆为代表的客商行会组织，逐步发展为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商业团体，长期发挥着作用，成为晚清民国时期西宁客商“互通商品、交换行情、商定合同的重要场所。”[14]创建于光绪年间的“山陕会馆 ”民国时期仍在延续并有所发展。民国后期，西宁等地的部分河南、河北、山东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加入了山陕会馆。这种商业团体对内减轻相互竞争的压力和减少倾轧，对外保护入馆商人和商号的利益。他们在西宁的商业贸易活动无疑刺激了西宁地方工商业经济的兴起，带动了西宁区域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甚至促进了整个西北地区的商品交换和物资贸易。

3 客商对西宁开发的主要贡献

西宁地处西北边陲，消息闭塞、交通不便，贸易活动基本处于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近代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以山陕商人为代表的客商的大量到来，对西宁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表现为：

首先，客商在西宁区域市场的商业活动带动了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物资流通，形成以西宁为中心的区域市场。晚清民国时期来宁贸易的客商，为了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形成竞争优势，积极顺应贸易形势，成立了自己的商贸组织，从而保证了商贸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客商的活动，促进了西宁经商之风的形成和边地与内地文化的交流。西宁区域市场经济的繁荣，必然带动周边地区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连接青海东部与西部，农业经济文化区域与牧业经济文化区域”[15]，形成一个以西宁成为中心的巨大的商业网。清人梁份在《秦边纪略》中用“举袂成云，挥汗成雨”来形容西宁市场贸易的繁荣局面。

其次，客商入宁经商，带动了本省商人和贸易集团的兴起。晚清民国时期，随着西宁区域市场皮毛贸易经济的迅速发展，当地民众的商品观念渐强，在以山陕商人为代表的来宁贸易的客商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青海本地商人开始走上“发财致富、兴家立业”[16]的经商之路。土生土长的本地商人中，藏商和回商在西宁商贸市场中居多数，当然也不乏汉族商人。伴随着本地商人的积极参与，一大批商贸集团开始兴起。如民国时期，“西宁的裕丰昶、福顺昌、永和祥、德生隆、昌顺德、洪丰店、福盛店、恒庆栈”[17]，都是当地商人开设的商贸集团。公元1900年以后，马麒家族在今甘肃省临夏市先后开设德义恒、步云祥等商号，开始到青海地区经营皮毛贸易。[18]公元1912年马麒任西宁总兵后，更利用权势，指使德义恒商号扩大抢购青海羊毛，运至天津售给英商兴隆、利济、安利等洋行，换取枪支、军火、布匹、百货等。[19]公元1915年以后，马麒又在西宁东关德顺昌商号，由其军需处长任经理，大量贩运羊毛、皮张出省，购进大批布匹、百货、茶叶。[20]公元1930年8月，马麒死，德兴店由其弟马麟与马麒之子马步瀛共同经营，初直接经营羊毛、皮张、布匹、百货、茶叶等贸易外，所有入省货物统由其经理批发。由此可以看出，客商入宁不但带动了当地与外界的商品贸易，而且激发了当地人的观念，积极投身于商业活动中，并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一批较有规模的贸易集团。

最后，客商在西宁区域市场的商贸活动，加快了西宁城市化发展。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对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意义重大。民间“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足证西宁城市的发展与客商活动的紧密关系。而西宁的城市化又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兴商行出现，满足了农牧民的日常用品。综上所述，晚清民国时期，客商在西宁的一系列商贸活动，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加强了青海边地与外界的联系，形成了西宁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参考文献

[1][2]（清）杨应琚纂修，李文实校注.西宁府新志， 弁言[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14.

[3]张庭武.丹噶尔厅志[M].甘肃官报书铅印本，清宣统二年。

[4]（清）梁芬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50.

[5]（清）杨应琚纂修，李文实校注.西宁府新志，卷三，地理·疆域，附形势[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122.

[6]（清）杨应琚纂修，李文实校注.西宁府新志，凡例[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64.

[7]廖霭庭.解放前西宁的商业和金融业[A]∥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集粹·工商经济卷[C].西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出版，2001：232.

[8]钟银梅.近代甘宁青地区的皮毛贸易[D].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12.

[9]崔永红，张得祖，杜长顺主编.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青海地方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商业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2.

[11]廖霭庭.解放前西宁的商业和金融业[A]∥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集粹·工商经济卷[C].西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出版，2001：234～235.

[12]（清）张廷武修，杨景升纂.丹噶尔厅志，卷五，商务出产类[G]∥苗普生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Z].2006：821～833.

[13][14]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及历史作用[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3）.

[15]勉卫忠.近代（1895—1949）青海民间贸易与社会经济的扩展[D].中央民族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106.

[16]天顺.廖氏兄弟与裕丰昶[A]∥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集粹·工商经济卷[C].西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出版，2001：163.

[17]杨景福主编.青海商业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18][19][20]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118.

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科学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要想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过去的时间里，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对对方国家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是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的。

美国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过去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人民过去的经历和最近的革命的观察是“近视”的，像“在盲人国用一只眼睛”看问题。[1]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一版出版于1948年，最新的第四版出版于1979年。翻翻这本书可看出，在这30年中，作者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修改自己的著作，力图在历史和环境的脉络中去评价中国。在最近的新版本中，更加强调要对中国进行现实主义的观察，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赞赏的。近年来，不少美国学者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基础上，开始重新评估中美关系的历史。例如，亚洲学会的中国委员会所组织的“中美关系的历史透视”专题讨论会，就有许多专家参加，并出版了论文集。［2］他们对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已改变了用一只眼睛看中国的态度，在方法上也有某些改变，冷战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消除。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将有助于加强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在中国方面，解放以来有关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很丰富，研究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个方面，因此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在今天看来，有一些问题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研究，有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究。

略论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中外关系史以中华民族同别的国家和民族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交往中，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异常复杂，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从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必然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二百年来的中美关系史也是如此。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来中国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这是中美两国初步建立贸易交往的时期，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和友好的。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到1899年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商业扩张的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特别是排斥华工问题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紧张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这种侵略政策一直继续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美国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为止。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变化，交织着美、日、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并穿插了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结盟关系。从1949年到70年代初，由于美国上层统治者某些集团敌视中国革命的胜利，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从而使中美两国处于直接对抗状态，这是两国关系最恶化的时期。70年代初，美国政府改变了这种政策。随着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两国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总之，两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而是随着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好，也不能在两国关系恶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坏。

就拿早期中美关系来说吧。这是中美两国开始建立接触和相互认识的最初阶段，内容比较单纯，主要是贸易联系，引起争议的问题似乎不多，因此可说是中美关系史上较易处理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有些著作中却认为从美国建国的第一天起，从“中国皇后”号通航中国，美国就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剥削——“海盗式商业资本主义剥削”。据此，不但二百年来的中美关系都应该被完全否定，而且恐怕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正常国际贸易交往的作用和意义也要被否定了。我们认为，对这个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必然从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这六十年间，美国的历史特点是：它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尚不独立的新兴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但仍保持着独立富强的东方头号大国的架子。新诞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与当时中国同欧洲老牌殖民国家葡、西、英等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有相同的一面，即都是在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趋于瓦解的形势下同中国发展贸易；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弱小国家参加欧洲国家争夺东方市场的角逐，又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中美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始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1783年9月美国同英国签订和约之后不满3个月，一艘小帆船“哈里特”号就载运人参等物驶向广州，但未到中国即半途返回。1784年2月，从纽约港驶出了第一艘直抵中国的美国船——“中国皇后”号，开辟了中美关系的纪元。为什么美国人刚赢得独立就不远万里要到中国来通商呢？当时这个新共和国是一个农业国，地处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背靠阿巴拉契亚山，越过此山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岸，满眼是森林和有待开发的大片处女地。这时美国外贸资源尚不丰富，资金缺少，13州又各自为政，财政紊乱，在经济上仍未摆脱英国的殖民地地位，独立以后，大量英国货涌入美国市场。而美国货的传统市场加勒比海等地，却被英国阻止难以进入。这个刚赢得独立的新民族不可能再依赖别人，必须开始自己经济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于是，它一方面披荆斩棘，向西部内陆进军；一方面深入大洋，去寻找新市场。就这样，美国一独立其商船就开始参加了欧洲国家商船的行列，涌向当时对西方国家最具有诱惑力的中国市场。从波士顿到纽约，原来定期行驶于加勒比海的双桅帆船，开始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开辟了通往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新贸易航线。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不大的木制帆船，重360吨，由私掠船改装而成。它装载约30吨人参、2600张毛皮、316担棉花及其他货物，由纽约起程，经好望角驶向中国。沿途停留一些口岸，历时半年，于1784年8月28日抵广州黄埔。当时停泊在港口的欧洲国家的船只对第一艘美国商船的到来，莫不感到意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直接同美国人打交道。在此以前，中国人分不清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知道英美两国之不同后，就把这远方来的客人称为“新国民”。美国人拿出地图指明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后，受到中国商人的友好接待。这次航行的管货员、陆军少校山茂召（亦译作山姆肖）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中美人民友好问候的记载：

“你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

“但是你讲英文，所以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我很明白了。在我向英国人讲价钱的时候，他说：‘这么多，——买吧，算了吧。’我告诉他说：‘不，朋友，我给你这么多。’他看着我：‘滚开，瘪三；怎么！你到这儿来——给我的货订价钱吗？’的确，大班先生，我看得很清楚，你不会是英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很喜欢你们的国家。”

“至此为止，”山茂召写道：“我敢说这个人的评语是使我满意的。可是为公道计，我还不得不加上他的结语：‘人们初来中国，都是非常好的君子人，都像你一样。我想你多来广州两三趟，你也变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了。’”[3]

这段对话至今读起来仍然是很亲切的、发人深思的。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呆了4个月，年底返航，满载茶叶、棉布、瓷器、丝、肉桂等货物。1785年5月11日船抵纽约港时，向城市鸣炮13响致敬。第一批由美国船运回的中国货物受到纽约居民们的热烈欢迎。这次首航的投资是12万美元，赚利30727美元，利润率为25%。但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中美之间的航线被打通。正如山茂召给国务卿的信中所写的：“对每个热爱乡土的人和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人来说，我们有幸打通同地球极东部地区的联系，这必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4]当时这个新国家处处都受英国的歧视，因此首航中国传来的好消息特别令人鼓舞，受到国会内外的极大重视，参加首航的山茂召在178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

此后，在美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华“贸易热”。要知道，当时这种远洋贸易绝不是什么轻松的旅行。美国参加远东贸易的帆船一般不超过300吨，有的甚至不到100吨，没有详细的海图，航海工具也很简单，航行途中要冒极大风险。往返一次常常要一年多时间。但是，远东贸易的优厚利润吸引了大西洋岸富于冒险精神的小伙子。在这一时期，美国沿海城市的商人对于伦敦大街、里斯本的码头和广州商行的景色，比对于美国西部的森林和清除树桩的工作还更为熟悉。美国参加早期中美贸易的商船，很多是过去搞走私贸易和有过海盗生涯的私掠船。但在早期对华贸易中基本上是按正常国际贸易交往进行的，因此，不能把美国对华贸易说成是“海盗式的掠夺”。至于说美国商业资产阶级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惟利是图，资本的来到美国也沾满血污，这在美国历史学家自己写的著作中也是不加以粉饰的。但不论美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怎样贪婪牟利，敲诈勒索，都不能抹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正常国际贸易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是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到得很晚的一个国家，但它的对华贸易却发展得很快。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5]由于美国船小速度快，特别是飞剪快船这种改进的帆船参加竞争之后，经营效率提高，船员们又富于冒险精神，因而后来居上，很快就越过法、荷、丹、葡等国，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在早期贸易交往中，美国商人基本上能遵守中国的限令，声誉比英国商人好。中美商人间的关系也较友好。有一艘美国飞剪快船，以当时广州著名的中国行商伍浩官的名字命名为“浩官”号，由此可见一斑。

1821年发生美船“急 仑”（Emily）号一水手扔罐砸死一中国船妇的人命案，在中国当局的强硬要求下，美船被迫交出该水手，后被中国法律审判并处死。中国当局对此案的处理完全行使了自己的主权。而随即发生的英国水手在混斗中杀死中国人一案，英国当局却拒不交出凶手。这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美英两国态度和处境之不同。

通过早期对华贸易，美国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这对摆脱大西洋贸易面临的窘困处境，促进东部一些商业城市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一贸易往来也是有利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美国是中国的茶叶和棉布等商品的市场。在1805年至1815年10年间，美国输往中国的金银价值2270万多美元，货物仅值1000万美元。这就是说，金银两倍于货物的进口。[6]不仅中美贸易的情况如此，当时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也是中国连年出超。据估计，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尤其是到1830年左右，至少有5亿元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7]同西方的贸易也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茶、生丝和丝绸等的发展。这说明，在正常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是互利的。如果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限制中外贸易往来和竭力隔绝同西方国家的正常交往，而是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而改弦更张——哪怕是处于被迫的形势下改弦更张，中国的发展前景也必然会是另一种样子。

早期中美贸易往来在两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但这六十年的历史变化却富有意义。它既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腐朽的封建中国急剧衰落的一个侧面。在这一时期中，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赚取的大量利润转化为资本，在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积累起了一系列商业资本家的财富。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方纺织技术的革新，中国的手工业制作的棉布在国际市场日益受到排挤，本来棉布由中国输往美国，现在反而变成由美国输往中国，从内部瓦解中国的农村手工业。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8]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看不见这一切新事物和新变化，仍然自我封闭，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对外贸易商人不仅在政治上受人歧视，他们赚取的利润可能很大部分都未能转化为资本，而是被封建王朝及其庞大的官僚压榨机器所吞食掉。这样，在同一时期，美国从经济附属地位走向独立富强，而中国却从独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两相对比，岂不发人深省！

批判地、全面地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美国（欧洲国家也是一样）同中国的贸易，由于鸦片贸易的兴起而发生了质的变化。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一变而为入超，而且根本改变了这一国际贸易的性质。我们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以帝国主义侵华作为中心内容，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美国商人是鸦片贸易的参加者；鸦片战争以后美国是英国侵华政策的追随者和小伙伴；19世纪末美国占有菲律宾并控制古巴，这是美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在亚洲和中国的地位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地区不再从属英国，而是提出适应美帝国主义扩张需要的独立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对远东和中国的国际政治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在有些问题上甚至起了支配作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要研究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史却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因为这段历史时期不仅是美国本身经历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本身经历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说，这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向亚非拉深入渗透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矛盾交织变化中发展的，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才能对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作出全面的正确估价。

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他们在观察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发生的变化时，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西方国家。正义是在中国一边。因此，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时，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方面，这是中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也必须指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接触发生的关系毕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侵略和被侵略是这个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主要的、支配的方面，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别的其他方面。因此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的冲突，除了殖民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这对矛盾之外，还包含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与中国封建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往往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在这些矛盾的交互作用中行进的。

中国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接触始于16世纪，当欧洲殖民者东来之时，当时的中国不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航海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化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超过西方，因而当时是欧洲人赞羡东方。在此后两个世纪中，西欧资本主义才突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取得长足的进步。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仍凭借自己的强大的封建主义内部结构有效地抵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蚀，妄自尊大，并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之外。只有鸦片战争才用炮舰加廉价的商品摧垮了中国闭关自守的万里长城，使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许多帝国主义角逐的半殖民地。但是，中国之所以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不仅仅是由于几次帝国主义战争和一些不平等条约，同时也在于清政府在闭关政策破产之后仍继续因循守旧和盲目排外，以致一误再误，既不能阻挡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堵塞了学习19世纪西方工业化的经验而迎头赶上的机会。这才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突然间迅速增大。众所周知，日本与西方接触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日本宣布锁国（对外贸易仅限于中国人和荷兰人）是在17世纪30年代末，即差不多比中国还早一个世纪。而日本被迫取消锁国政策与西方国家通商是在中国之后。1853年，美国的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大门。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成为促使日本变革维新的契机。13年之后，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仅仅30年光景，一个连3000万人口也养不活的贫弱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日本国，就一跃而为东亚的强国，成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亚洲的劲敌。中日两国是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东方国家，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致相似的冲击，但两国对待西方冲击的态度和对策却大不相同，其结果也就迥然不同。这一对比说明了资本主义侵略下各国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进行的。这样说，决不是要洗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而是意在指出在揭露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的同时，必须结合研究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势力如何应付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才能更好地揭示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深刻根源。

鸦片战争以来中美关系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争论的问题，恐怕应是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及其作用的评价问题。这些年来，在我国方面，吹捧“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中国表示友好，是保护中国不被欧洲列强瓜分的一类说法，早已没有人提及了。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政策，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就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的说法，却流行一时。

本文并不打算论述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这里只想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结合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放在它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中加以考察。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和战略安全地位，远离欧洲国际纠纷，有比较和平的发展环境，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弱小，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和平、贸易、同一切国家友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对外政策原则。这一政策原则显示了以经济扩张为特征的某种“和平”、“进步”的外貌，在早期带有某种自我保护的性质。这同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例如英国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19世纪末，美国才登上霸权政治的国际舞台。由于南北战争推迟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到美国参与向海外角逐时，主要是向太平洋和远东方向进行扩张；而这次扩张正好碰上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狂潮。当时美国绝没有力量与在中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欧洲国家进行直接的较量，因而适应美帝国主义利益的需要而提出了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原则。

“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即由追随英国政策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大国政策。这是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众所周知，美国在美洲奉行的对外政策原则是门罗主义，它的特点是门户关闭，排斥欧洲插手美洲事务，本质上反映了殖民垄断主义。而在亚洲，美国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共同分享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一“关”一“开”，都是以美国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绝不是为了别国的利益。所不同者仅在于，“开放”政策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提出来的，它比商业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赤裸裸的排他性的殖民垄断，似乎要“文明”一些。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门户开放”照会象征着公司资本主义新秩序的胜利。[9]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如何认识，如何估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史实问题，想在这里简单地提一下。至今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著中，还说什么海约翰提出的这项原则中包含了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的内容。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错误。事实上，不论在1899年9月6日的第一个照会中或是1900年7月3日的第二个照会中，都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的字眼。在第一个照会中，明确提出美国要争取在同其他列强所控制的在华“势力范围”内的平等地位，这本来就是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当然不可能提出什么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只是在第二次照会中，才写进了“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的话。注意，照会中使用的是“实体”（entity）而且是“行政实体”（administrative entity），根本没有所谓“主权”的字眼。这字里行间实在是大有文章。[10]美国外交史专家贝米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这句话时，使用的是斜体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11]他还指出：一直到1908年美国同日本签订《罗托-高平协定》时，协定中还只提“中国的完整”，而不提中国领土的完整，意在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自由行动。[12]可见，美国在开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并没有反对欧洲列强宰割中国，甚至也不反对它们瓜分中国的局部领土，而只是反对它们把中国全部肢解，反对它们完全排斥美国的利益。大概一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公约时，才冠冕堂皇地提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一提法为什么要改变以及怎样改变的，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根据“中国的完整”等字眼，就进行逻辑推论，硬说它意味着美国要独占整个中国，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门户开放主义尽管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但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否定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某种微妙的历史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因此某种对外政策在实施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有时并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主观意图，而是取决于各种交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合力。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是达到某种势力均衡，或者是达到谁也不曾预想到的后果。19世纪初期美国的“门罗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所起的某种作用就是如此。[13]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后果，必须把它放在既定的国际斗争的全局中去进行考察。由于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成为东亚国际矛盾的焦点，俄、日、德、英、法诸国都急于瓜分中国的领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形成多角对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美矛盾上升。日本的背后有英日同盟为后盾。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日同盟对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是一个威胁，因此美国是反对英日同盟的。这样，就在远东形成了新的三强鼎峙的局面。美国为了调整远东国际关系，召开华盛顿会议并重申了“门户开放”诸原则。这次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暂时抑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维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

“门户开放”的侵华政策和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侵华政策是有很深的矛盾的。从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并逐步扩大侵华战争，日美矛盾就进一步激化。这一时期，美国企图牺牲中国某些局部利益同日本达成妥协，只是日本把炸弹扔到了珍珠港，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才促成了中美两国第一次结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未预料到、也十分不愿意的。在整个战争的进程中，美国仍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虽然仍然无视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和主权，但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由此可见，由于帝国主义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绝不能把不同的国家的对华政策等量齐观，对于它们的对华政策的目的和意图以及在国际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切实的而不是虚夸的经验教训，这有利于更好地分析观察当前的复杂的国际斗争。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出版的某些著作中，对美国在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政策问题，例如，对日本侵略者的制裁不力，把石油和废铁出售给日本，一直企图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在战争中奉行“欧洲和大西洋第一、亚洲和太平洋第二”的政策，等等，有过许多的评论。作为总结如何防止侵略战争、避免重蹈绥靖主义的覆辙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确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有些文章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往往只分析中国一方的情况和资料，而不大注意分析美国内部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以及中国发生的事件存在的分歧看法。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美国广大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事实上也并不比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更多，而且有许多误解和歪曲。据说，乔治·华盛顿一直到1785年才知悉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并为此感到很惊异。甚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美国舆论最关心的是欧洲事务。据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某次美国民意测验，有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14]在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不过占它的全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六，其中五分之二是对日本，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左右是对中国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总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对亚洲的政策方面，也总是要把对日本的关系摆在中国的前面。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原则出发的。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很复杂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势力相当强大，而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宣战的决定权在国会，不在总统和政府部门，美国人民又从来都不愿意卷入外国战争，而没有国会和强大的舆论支持，美国政府是很难作出战争决策的。不管我们对罗斯福本人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这次大战前夕的态度是：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又决不愿为中国而与日本发生战争，因而它在战前对日政策中表现出长期的妥协、态度暖味和犹豫不决。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目标，由此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在前些年中，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缺少可靠资料。最近以来这段时期美方文献资料开始较多地披露出来，这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大有用处。

无需赘言，在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课题中，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必须占有应有的地位。过去对政府之间的交往讲得太多，事实上人民之间的交往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友人在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流传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过去早有种种传颂。中国革命的亲密的朋友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人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遗憾的是，过去一个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更不用说很好的研究了。华工远涉重洋参加美国西部建设的史迹，过去美国有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渗透了排华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已有不少人开始重新研究。如果今后中美两国的史学家能实行合作，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

为了认识美国，了解美国，仅仅从中美关系史这个有限的范围去研究美国是非常不够的；况且即使要深入地研究中美关系，也必须全面地了解美国，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人民恢复交往的新形势下，加强对美国史的研究更是显得迫切了。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述到中外关系时明确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5]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必须承认每个国家不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而且还有自己立国的特长，从而在国际交往中，必然有其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合作的一面，而不可能只是相互排斥、敌视和对抗，即使是我们的敌人也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这并不是说要去掩盖一个国家的缺点、短处、阴暗面，不是这个意思。

拿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有许多污秽和丑恶的东西，而且可说是应有尽有。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名词，叫“muckraker”（清粪夫），专指20世纪初美国报刊上对美国垄断资本和社会的污秽的黑幕的揭发者。当时揭发黑幕达到如此盛行，以致美国历史学家把20世纪的头10年称为“清粪夫的纪元”。但是，美国的丑恶的黑暗面决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不能说明它的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不能反映它的人民的思想风貌。美国人民自己也谴责这些丑恶的东西。有些东西属于一种社会制度的痼疾，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但它们不能说是代表某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谈到一个国家的基本特征，斯大林曾经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自己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16]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力量。大家知道，如果同中国的历史作一比较：当我国明朝灭亡的时候，北美大陆还是刚刚开始殖民的不毛之地，当我国处于清王朝乾隆的极盛时代，北美13州才刚刚取得独立，仅仅领有大西洋岸一条狭长的地域。但是，这个新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中就超越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用几十年工夫就完成了英国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变革，一跃而为拥有世界财富约五分之一的头号超级大国。世界上很少有比美国的历史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难道具有这样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研究吗？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美利坚民族的某些特征有所帮助。

恩格斯早就注意到美国历史的某些特征，他在1888年10月10日给在美国的战友左尔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实际看一看。我们通常对它的概念是不真实的，就像任何一个德国小学生对法国的概念一样。”[17]他果然亲自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实地看了看，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对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与勇于进取的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速度，对美国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美国工业生长中出现的新现象——托拉斯，等等，都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列宁也是这样，非常重视对于美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这部专著。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美国提供了示范。我们在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专著，其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等问题，大都比较一般化，满足于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一类的公式化的论述。就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政治腐败、贫富对立、社会腐败等方面的论述，也多是揭露现象，而缺少深入的分析。

美国人民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具有一种独立自强、勇于进取的求实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和阶级斗争中长期培养形成的。美国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宗教迫害的斗争，反抗重商主义的英国殖民压迫的革命，披荆斩棘开发西部的群众性大移民运动，在荒原上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创建自由企业的业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养美国人民的独立精神和勤劳、勇敢的性格。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开辟对华远洋贸易的历史，也表现了美利坚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民族的进取精神。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远东贸易中，来自美国的人参等物在中国市场上的需求量是很有限的。为了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必须不断开辟新货源。从18世纪末对华贸易开始后，美国人就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货源。这是美国人向远西部太平洋岸以及向太平洋进行探险和扩张的年代。早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率领的舰队在太平洋的美国西北海岸探险，从印第安人手中搞到水獭皮，携到广州高价出售。这种新货源和秘密被美国人探知后，立即多方设法寻找通往西北海岸的途径。当时西北海岸还不属于美国。到80年代末，美国人终于绕道南美合恩角，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到西北海岸，找到了皮货的产地。一时之间，就好像发现了一条新“黄金海岸”。顺便指出，中国人的足迹是早在1788年就随同英国商人的船只到了这里。1785年，“阿尔戈”号船驶往奴特卡海峡建立皮货贸易站时，受雇的中国人达26名之多。[18]美国商人在西北海岸贩取皮货的活动，开辟了绕道南美-西北海岸-广州-好望角-美国的环球航行。后来，在航行途中又在夏威夷发现了一种贵重的木材——檀香木（檀香山即由此得名），在福克兰群岛等地发现海豹皮。这样，美国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随着它的商业利益而向前推进。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人就从大西洋岸扩张到太平洋岸，到达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又进而向太平洋扩张，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在太平洋上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清朝末年，我国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黄遵宪等对美国向亚洲的扩张都曾有过尖锐的揭露，但是对美国人自强立国的精神却表示赞赏，认为值得国人学习。黄遵宪写过这样的诗句：“立国赖民强，自弃实天孽。不见美利坚，终能脱羁绁。”[19]梁启超在20世纪初漫游美国，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并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评论。他对美国在太平洋贸易中日新月异地建造大货轮，赢得商战之胜利，颇有感触。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此太平洋上之航权，实我国应染指者也。而以吾招商局开设四十年，曾无丝毫之远虑，而其余商人，亦更无有起而图之者，吾侪亦复何颜以责备政府耶……。”[20]

两百年来美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不仅仅是依靠美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进取精神，也不仅是由于它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等等，还需要有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直接掠夺殖民地。美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则是按它自己的方式解决的。美国的劳动力来自大量的欧洲移民和贩卖来的非洲黑人，这是任何欧洲国家所没有过的新经验。欧洲移民也带来了技术的进口，并给此后美国的历史发展打下鲜明的烙印。非洲黑人的输入则给美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并终于带来了第二次革命——美国内战。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美国必须自己吞食和慢慢消化这一苦果。至于美国解决资本短缺的办法，是大量依赖外资输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始终处于负债地位。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借外债而受人奴役并永远依附于人。美国一开始就根据美国工业底子薄的特点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通过大量修建铁路，为自己的工业品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实行了农业革命。美国具有地广人稀的特点，土地属国家所有，劳动者只要付极少费用即可取得大片土地。美国农场主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式的经营。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国内市场用不了，正好可满足工业化欧洲的需要。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弥补了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使美国有可能继续输入资本以发展工业。著名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哈克认为：“农业是美国前进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救星。”[21]这很可能就是美国能大量借用外资来发展本国工业的奥秘之所在。美国在这方面提供的成功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美国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该肯定的东西就肯定，该否定的东西就否定。我们知道，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把美国视为自由乐土、追求幸福的乐园，甚至企图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但是，历史的实践表明：美国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样板”绝不是什么自由乐土，美国的物质财富愈是增长就愈加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克服的痼疾和深刻的危机。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经济在帝国主义阶段仍然以相当高的速度在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研究美国不仅对于剖析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对于观测世界资本主义的去向和前景也具有重要意义。再说，为了加速我国的现代化，我们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东西。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过去我们对美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是不对的，现在如对美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当然也会出错误。19世纪后期中国的洋务派有过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经验，当时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是认为不需要全面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经验，不需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单纯地引进洋枪洋炮、移植技术，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方面的失败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总之，今天中国已以一个独立的伟大国家自立于现代世界国家之林，并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同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邦交。我国既然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研究也应该相应地提高到新的水平。对美国的研究和认识也是如此。我们相信，我们对于美国史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必将适应时代的前进步伐，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注释：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8年英文版，第2—3页。

[2]《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和未来》（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1978年英文版。

[3]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Tyler Denne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1992年英文版，第89页。

[4]福士达：《美国远东外交》（John W.Fost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1909年英文版，第28页。

[5]杜勒斯：《旧时中国贸易》（Foster R.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1930年英文版，第114页。

[6]杜廷绚：《美国对华商业》，1933年万有文库本，第2页。

[7]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1973年中译本，第3卷，第2页。

[8]《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页。

[9]威廉·阿·威廉斯：《美国历史概要》（William A.Williams: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1961年英文版，第417页。

[10]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百年来要件选读》（Paul Hibbert Clyde: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英文版，第213、216页。

[11]贝米斯：《美国外交史》（Samuel F.Bemis: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年英文版，第487页。

[12]同上书，第496页。

[13]参阅拙文：《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14]《龙与鹰》，第5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16]斯大林：《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消息报》，1948年4月13日。

[1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18]巴特：《苦力：美国华人史》（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1964年英文版，第185页。

[1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钱仲联注，1957年，第405页。

做历史研究难，翻案却比较容易吸引眼球。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一些耐不住学术寂寞的人就通过翻案来作秀。历史上的英雄不可能是完人，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不见得一辈子什么好事都没做过。只要拼命从盖棺定论的相反方向寻找材料，或者根据野史添油加醋，杜撰臆想，翻案文章并不难做。当然，这类文章的价值类同于恶搞。

有另一种研究则不同。它通过深入挖掘史实展现历史人物背后的社会背景，让人物还原于立体和深刻，避免符号化，简单化，也让读者对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有所了解。

上个世纪大萧条时代美国议员斯默特(Reed Smoot)和霍利(Wills C.Hawley)推动关税调整法案，被定格为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罪魁祸首，美国经济和历史学家欧文(Douglas Irwin)在其新著《游荡的保护主义》(Peddling Protectionism)一书中，认为该法案的作用被夸大了，关税升幅只是一美元提高了6美分，似乎不该为美国和世界贸易的严重下滑负责。关税提高6美分是事实。但法案的严重后果在于引发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报复，使世界陷入了贸易战。伏尔泰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应该创遣一个”。同样的道理，没有反面人物，也需要创造一个。历史上反面人物当然是不会缺的，那就需要找出一两个做头面人物，而一旦有人充当了反面旗帜，其他名头稍逊者往往可以逃之天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