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才结束不久，原本在中苏间进行调解的越南却因中苏交恶和中美关系变暖，不顾往日友好关系，在中越边境蠢蠢欲动。大规模的驱逐华人和边境骚扰事件下，我军被迫自卫还击。

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的美中苏三角关系

《国际观察》　 宫力

1969-1979年期间,中国通过同美国的接触与谈判，结束了中美多年的对抗与猜疑，促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突破口，打开了通向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道路，由此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对避免大规模的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外交的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战略的举措却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与越南的长期友好关系。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实行“一条线”的战略，联美抗苏，而越南则越来越向苏联倾斜，直至与苏联结盟来对付中国和美国。在这样背景下所爆发的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实际上是以中美以一方，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东亚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

一、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中的越南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来看，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把握时机，做出判断，掌握分寸，采取措施，力争主动，在各个环节上处置得基本得当；但在处理与此相关的对苏关系问题上，则过分强调了斗争的一面，政策有些生硬。当时中国决策层对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军事威胁估计过高，因此在对苏外交和备战问题上作出了过度的反应，灵活性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讨价还价的地位。特别是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既喝“茅台洒”，又喝“伏特加”（虽然美苏之间的争斗并未因此停止，但已不是剑拔弩张之势），逐渐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

在国际格局的战略态势中，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曾发生急剧的变化，在此过程中，越南因素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曾把美国从越南撤军作为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尽管中国在对美谈判中充分考虑了越南的利益，但中美关系缓和仍然对中越关系方面造成较大的冲击，这也许是中国为了实现当时的主要目标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然策略运用得当可以尽量减少代价）。早在1971年基辛格访华结束,发表中美《公告》之时,越南《人民报》就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周恩来曾就此批告当时主管宣传的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周恩来指出：“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越南并未理解中国的苦心，对此始终是耿耿于怀。

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越南改变了过去采取的“团结中苏”，“保持中立”的方针，开始向苏联方面倾斜，由此增加了苏联在大国关系角逐中的砝码。同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苏，苏越发表“越苏宣言”确定两国、两党要进行全面合作，在国际问题上密切配合。当年，越南在中越边境制造挑衅事件达439次。1975年底，中国政坛风云突变，政治形势急剧向左转。1976年，先是周恩来逝世，接着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威胁方面仍有共同点。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苏联一方面向中国伸出橄榄技，由《真理报》出面发表文章，呼吁改善中苏关系，表示苏联在领土等问题上不对中国抱有野心；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进行露骨的威胁，10月14日，有特殊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在巴黎发表文章说，除非中国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更为和解的政策，否则将迫使苏联领导人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对此，美国立即做出反应。10月15日，基辛格就此评论说，如果中国“受到外部一个大国的威胁”，美国认为那将是“严重的事件”。在另外一次谈话中，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对于任何通过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来打乱世界格局的企图，美国不会不予以认真的对待”。这说明，中美两国业已建立，并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的战略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致使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年11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在双方中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至此，越南全身心地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这样，苏联就如愿以偿地填补了美国从越南撤退留下的真空，并且迫使中国面对来自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1978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108次之多。此外，越南还制造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诬蔑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利用华侨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五纵队”。至1978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有28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于还于1978年12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国当作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严重关切。

而在美国方面，由于苏联一系列明显的扩张行为，卡特总统决定对苏采取强硬态度，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1978年12月,中美共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建交公报，双方重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反霸条款，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十分微妙地，但又是明白无误地向全世界表明，中美双方将毫无含糊地反对苏联或是苏联集团试图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的一切努力。这样，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在东亚形成了中美联合对付苏越同盟的战略态势，中美两国领导人开始酝酿建立军方的关系。1979年１月，美国总统卡特在瓜德罗普与英、德、法首脑举行非正式会谈时，表示美国不反对西方在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通融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二、 邓小平访美，通报要“教训越南”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限度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的扩张势头。由于越南的后台老板是苏联，因此，教训越南，实际上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新闻记者共进午餐时说：“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当记者问到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时，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取得的条约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教训越南与美国的利益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苏联利用越南所进行的扩张，已经摆出了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争夺的态势，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对此也是十分关注的。正因如此，在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越南侵柬问题也是中美会谈的一个重点。

在1月29日上午和下午举行的两次中美会谈中，双方主要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对卡特指出：越南侵柬,“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苏联在这一带的做法有如一个哑铃，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一头是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马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作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对此，卡特总统表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他想同自己的顾问们研讨后再说。邓小平认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应做的工作”。卡特承认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许多地区形势不稳，苏联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他也同意中美应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但是，他强调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力量正在加强，苏联面临许多困难，在国际上处境更加孤立。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南亚、中东、印支、朝鲜以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问题。邓小平表示希望美国扎扎实实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免巴感到孤立，走上依靠苏联的道路；在中东帮助萨达特，对以色列施加恰当的压力，以免苏联钻空子，使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更加靠近苏联；在南朝鲜撤出全部美军，为恢复朝鲜南北谈判创造条件。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不相信它会约束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

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两天的会谈，于1979年2月1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主义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这份公报由于出现了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这样的字句，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其中“霸权”一词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写上的。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外交语汇中，这个词成了中国指责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代名词，美国同意在公报中使用这个高度敏感的词，说明了美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与中国是有共同点的。而“支配”一词是应美国方面的要求插到这句话里面的，这个词与“霸权”平行，就把这句话的范围扩大到了指任何有侵略扩张意图的国家。公报发表以后，有人问，把“霸权——支配”合在一起使用是否远不止是指苏联，而是还适用于其军队侵入柬埔寨的越南时，美国白宫官员巧妙地答道：“我要说，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又有人问起莫斯科是否可能对邓小平的访问做出不利的反应时，白宫官员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让对俄国反应的担心来支配对外政策。如果情况是那种样子那么其结果保险是灾难性的。”

此时，中国已在中越边境地区集结部队准备对越作战，为防范苏联做出过激反应，在“三北”地区的中国部分作战师也进入了待机地域，准备反击苏军可能的军事攻击和军事牵制行动。

三、美、苏对中越边境之战的态度和反应

邓小平访美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1979年2月17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区出击，对越南在中越边境用以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各种军事据点实施粉碎性的打击。当天，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指出：如果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不予制止，无疑也将危及东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说：“在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的边界”。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国际舆论迅速做出反应，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中国的。除了苏联东欧集团气急败坏地大骂之外，大多数国家表示中立和主张谈判解决，其中不少的国家是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偏向和同情中国方面，同时也担心苏联介入，使冲突扩大。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是中美苏三方的微妙关系。

美国实际上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已得到中国要“教训”越南的通报，因此已早有准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自邓小平访美结束就开始考虑美国的对策。为了避免出现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局面，布热津斯基想出了一个点子，即：美国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谴责越南占领柬埔寨，并要求中、越双方各自撤军。由于估计越南和苏联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建议，此计在外交上可给中国打掩护而又不牵连美国。中越之战爆发后，美国总统卡特马上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进行磋商，并且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方案，即：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应该同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挂钩；同时向苏联发一信息，敦促他们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形势更严重的行动，特别是不要采取调兵遣将或其它形式的军事行动。布热津斯基在会上还力主在信息中增加一句话，表示美国也准备采取类似的克制态度，他解释说，必须使苏联意识到这里是对等的（这句话秘而不宣地包含着如果苏联动手的话，美国也要做出军事反应的意思）。

2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这次会议商定的“指导美国政府的原则”是：“美不会直接卷入共产党国家之间在亚洲的武装冲突；美眼前利益、亚洲盟国安全并未受到这场冲突的威胁，但冲突如果扩大则是危险的；美将运用它能采取的一切手段，鼓励采取克制态度，并防止战争扩大到把苏联也卷入其中；美不会由于这场冲突而改变同中国的关系。”

由此可见，美国对中越之战的总体态度是，不直接卷入，同时敦促苏联不介入，力争冲突不扩大，并确保中美关系不因此受影响。在公开表态中，美国对中国形式是有批评，既谴责越侵柬，也谴责中国对越还击，但实际上是帮忙，要求中、越从越柬“双撤军”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整个印度支那形势，以此来压越南和苏联。

在此期间，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传送给卡特总统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件，但卡特总统丝毫不为来信所动，命令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继续按规定方针办。卡特还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重新估价其在远东的安全地位，并在军事上做出反应。”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４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夫人在中越之战的炮声中实现了对华访问。这也是中美建交之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意义非同一般。苏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时刻如期访华十分恼火，攻击西方对中国搞“绥靖”，并指责美国纵容和默许中国“侵越”。苏联此时对中国也是无计可施，暴露出色厉茬内的本质。苏联政府曾于２月１８日发表声明，说中国“侵略”越南和推行“霸权主义”，声称苏将根据苏越同盟条约履行其“义务”。但其语气含混，并没有多少实际步骤，除了派遣一些舰只到南中国海游弋和空运一些物资外，在中苏边境没有轻举妄动。

中国边防部队为反击越南，虽付出一定代价和牺牲，但从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７日起，连续攻克谅山、同登、禄平、高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和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老街、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２０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给予越南以沉重的打击，基村上达到了预期目的。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从上述地区撤出。为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正义立场，将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到３月１６日为止，中国边防部队已全部撤回中国境内。至此，中国对越反击战结束，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秉承苏联全球霸权主义意旨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气焰由此遭受沉重的打击，被迫从柬埔寨调回一些部队，柬埔寨局势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解决印度支那局势的方案，要求越南从柬撤军，中国从越撤军。由于中国说话算数，教训完越南，已从越南撤回，而越南却赖在柬不走，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事实证明，越南靠苏联是靠不住的，而邓小平访美后迅速发展的中美战略协调关系倒是在炮火硝烟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1979年４月16日，邓小平表示：“在我们教训越南时，我们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表明的态度是满意的，就是提出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是对这个态度我们满意。只要美国在道义上、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这个立场，这就是美国对柬埔寨的支持”。

1979年４月１９日，邓小平又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教训越南的意义作了阐述。他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从教训越南的结果来看，中国方面在美国的配合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一仗有效地打乱了大小霸权主义的扩张部署，有力地维护了亚太地区的稳定，苏联未敢做出激烈反应。而且通过这一战略行动，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重新呈现出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苏联的倾斜。卡特总统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后来提出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这时，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加强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对于抗衡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是必要的和有效的。１９８０年１月，美国防部长首次访华。启程前，布热津斯基表示，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赋予布朗的使命以“新的含义”，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安全关系是美国能够对苏联行为做出反应的“主要办法”。这表明，布朗访华的目的就在于，要为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进行更为积极的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以应付苏联的挑战。这样一来，中美之间新的安全关系开始出现了。

１９８０年１月５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到达北京，标志着中美军方关系的建立。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会谈之后，布朗认为，美中双方的会谈是坦率的和富有成果的，美中之间有共同战略目标的领域越来越多。他在访华期间答应向中国提供可能用于军事的地球资源卫星。

布朗访华之后，美国国防部于1980年1月24日宣布，美国准备在逐项处理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向中国出售某些辅助性军事装备。1980年4月25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把中国单列为出口管制组别中的T组，在逐项审查的基础上开始向中国出售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1980年4月，美国国防部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远程通信设备和军用直升机等辅助性军用设备，并根据1979年达成的协议，在中国新疆建立了两个监测站，由美方提供设备，中国人员进行操作，以监视苏联的核试验。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

(本文系中美关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20世纪美国与亚洲的冲突和战争”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1月11-13日，哈尔滨；发表于《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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