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导读】 从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到2021年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上台执政，再到2022年乌克兰危机恶化、俄乌冲突爆发，有关中、美、俄三方关系会发生什么戏剧性变动，一直是国际舆论的重大议题。

截至目前，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否已经出现了国际社会预想的戏剧性变化？如发生若干变化，其原因何在？当代条件下，联手一方、打压另一方的传统地缘政治套路能否如愿以偿？作为中、美、俄其中任何一方，究竟如何看待这组关系？

5月16日至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中俄互动势必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值此时机，观察者网刊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针对中美俄关系的探讨文章，本文摘自其新书《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5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文/冯绍雷】

关于“中、美、俄三方关系”这个提法，实际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首先，当下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是不是就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对抗？笔者认为大不相同。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的环境结构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大家比较倾向于使用“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而不是更多带有战略对抗性含义的“三角关系”的原因。关键问题，就是希望有所区别。

其次，中、美、俄三方关系是否具有一些通常国际关系中流行的具体表现形式呢？比如，有“三边官方论坛”吗？有三方独具的经贸关系吗？有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没有。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美、俄三方既相当微妙、同时也引人关注地在发生相互作用。无论中、美、俄之间的互动是那么若即若离、时深时浅、有厌有喜，但都对当下和今后国际大局产生着深刻影响。

“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实际上是国际史上的一个相当基本的范畴。任何双边或多边关系的背后，都还有着作为“第三者”的一国或数国的影子。由此，谈三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否会重回冷战、抑或“新冷战”？

20世纪的冷战有特定的三大要素。

意识形态高度对立，是冷战的一大特点。但是，这是不是能被后人仿效的国际模式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其一，苏联体制无论优劣，是否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尽管冷战期间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竞争，但是不是资本主义与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社会主义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呢？在笔者看来，冷战期间西方所面对的，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延续下来但又发生很大变形的制度模式。至少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到60年代之后的苏联模式，是否还是人们所普遍追求的社会制度模式呢？回答应该是大有疑问的。

其二，美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就是可以不问条件、到处搬用的终极目标呢？同样不是。所以，意识形态对抗，在当年就是一个被大大夸张而又简单化了的用于划分阵营的观念模式。今天人们更难接受继续沿用这样简单划线的意识形态，来形塑当今已经大大变化了的国际现实。

两极化的军事政治集团，组成联盟，画地为牢，这是冷战的另一特点。比如，当年的华约、北约。不光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必须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非我族类” “党同伐异”。但是，今天国际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尽管有人认为，当今世界在各项实力指标都遥遥领先的中美两大强国的对抗，使得国际社会呈现两极对峙的状态。但是，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更多地处于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状态。也即，多个而不只是两个力量中心，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多种文明形态为背景的国家政治建构。这才是更接近于实际的世界图景，而并不仅仅是所谓“中美两极对抗”。

比如，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战略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不光在中国之上，甚至在一些领域还胜于美国。再比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欧盟，虽经历着“脱欧”的挑战，但无论如何都是在政治、经济，包括文化传统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越来越独立的一方。这里，还没有更多涉及犹如东盟、印度、日本等富有特色、雄踞各方的多个力量中心。即使北约存在，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美国可以号令天下的那种力量结构与合法性。尽管中美对峙是当今国际格局的突出特点，但中美这一对矛盾并不能替代或涵盖总体的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结构。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资料图自法媒

以核恐怖平衡为特征的全球战略对抗，是冷战格局的第三特点。当年情境之骇人听闻，古巴导弹危机可为其一例。1962年10月下旬，白宫接到中央情报局报告称，苏联已经连续几个月暗中在古巴部署一批导弹，美国各大城市早已在导弹射程之内，毁灭性大战一触即发。这13天的危机虽然最后以互相妥协而告终，尔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又让世人领教了一场核威胁随时可能降临于世的活剧。从古巴导弹危机到切尔诺贝利事件给世人留下的教训是，如果核战争发生，带来的将是全人类的毁灭。冷战期间同样不该忘却的是，中苏两大国曾经经历的从60年代初紧密结盟，到1969年迅速滑向珍宝岛战争。当时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且以战略核武器为后盾，一旦酿成大战，将会何等惨烈。更遑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将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美关系急剧下滑的形势下，中国稳健应对美国霸凌与挑衅的基本立场，彰显今日大国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有着重要区别。习近平主席重申当今时代特征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中方一再表示不随美国节拍表现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保障自己的和平发展权益的坚定决心。同时，在当今世界依然还是“多极化”阶段，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定位的前提下，若重新回到美苏超级大国式的冷战对抗，有悖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力量结构的基本特点。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俄方一系列权威智库的最新文献，很多都提出：当今流行的“新两极化”观点论据不足；同时，将“避免世界重新两极化”列为各方应该努力的方向。

上述分析旨在强调：“新冷战”之所以不得人心，是由于一系列基本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这不等于说，引发当年冷战的所有因素都已经完全消失。人们也不能对较大规模的对抗性国际冲突视而不见。

在冷战爆发之前100多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于1835年就曾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从托克维尔这一段极具远见的叙述中，可以体察到美苏在20世纪中叶之所以称霸，还有着若干特殊历史条件。

第一，不光要有实力和抱负，还要有扩张的可能空间与时代条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所造就的美苏两家相对接近的综合实力和对各自阵营的掌控能力，是全球化的条件下大大被分散化了的权力结构完全不能比拟的。第二，处于“高山之巅”的美国，和自诩“第三罗马”的俄国（苏联），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一神教与帝国传统的相互交织大大促成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格局。第三，除了意识形态之外，作为海洋性地缘政治代表的美国，和作为大陆性地缘政治大国的俄国（苏联），前者所独具的空间阻隔性与后者所拥有的空间连续性，形成鲜明反差，成为深刻影响美苏争霸的自然地理动因。第四，20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了当时世界上还无人拥有的核武库——无论是核威慑还是核恐怖平衡——这一独特的技术与武器因素又极大地推动美苏争霸的全球对抗。

今天，早已不像托克维尔所言，仅仅是俄罗斯抑或是美国对争霸情有独钟，也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者地缘政治等单一因素促成了大国间对抗。冷战乃长时间内形成的上述多种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复杂历史格局，确是一种前无古人、后难有相似来者的历史模式。所以，历史确实难以简单重复这样的故事。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对突发性冲突所造成的重大危机高枕无忧。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但是，毕竟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基本诉求，多极化的力量格局的客观趋势、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下的军事技术条件的根本性改观，包括人们观念形态的巨大变化，使得未来的国际冲突很难再复制20世纪的冷战局面。

第二个问题：“基辛格三角”会发生逆转吗？

从2016年特朗普参选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谓“基辛格三角”将被重新逆转，也即所谓美国将“联俄制华”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远不是特朗普能随意摆布的棋子。中美俄关系的变化，首先与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一深刻转型，并不容许做出重新向美国一边倒的选择。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强调学习西方、合作西方。但是，像普京那样亲身经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艰难转型，又亲自深入考察比较中俄发展模式的大国政治家的确不可多得。普京在2000年执政后，在不放弃与西方合作前提下， “转向东方”，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完全可以理解的过程。

普京执政后的2001—2002年，曾多次试探能否有条件地加入北约，无果。相反，北约、欧盟此后接连大规模东扩。普京多次说过，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是21世纪后美俄关系恶化的源头。2003 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而又准备在政治上施展身手的最大私营企业家霍多尔科夫斯基。这被西方视为对自由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此后，除了高级幕僚苏尔科夫所提出的“主权民主论”（普京本人对此有所保留），普京并没有站在自主性立场上作过多的辩解。在此过程中，出现了2003—2005年俄罗斯周边地区的一系列“颜色革命”。

2008年春，美国企图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拉入北约，此乃格鲁吉亚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从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至今，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的要求，一直是悬在俄罗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先，欧美还用对付伊朗作为部署反导系统的掩饰；晚近美国对于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反导部署，则几乎不加掩饰、毫不含糊地坚决加以推进。2018年底，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访俄时，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针对中国。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特别用于防卫“新欧洲”国家，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慑。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普京发表公开而尖锐地批评西方讲话10多年之后，俄罗斯专家们告诉我：“看来，还是普京的警告富有远见。”

总之，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并没能避免来自西方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讲演中曾这样坦率地表示： “我们对西方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太相信美国；而美国的错误是把这视为弱点并滥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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