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文红  王珅

摘要：高等教育合作是中日韩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然而学界对该问题的论述却不多。本研究在广泛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现状、机遇和挑战。研究发现：目前中日韩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师生交流与校际协作，并且由政府主导的三边教育合作机制已初步显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东亚区域主义的盛行以及高等教育全球化为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面临着政治、衔接、语言以及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难题。

关键词：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亚洲校园”项目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东北亚高等教育区域化问题研究”(编号：W2014191)的成果之一。

高等教育合作是中日韩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然而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论述却不多。以“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和“东北亚高等教育合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只能得到4篇相关文章，其中两篇是对“亚洲校园”项目的分析，另外两篇分别是对辽宁省高校与东北亚国家高校之间的交流情况分析，以及对东北亚教育合作战略的讨论。在国际学界，韩国学者Kiyong Byun和Sangheon Um在《新兴的东亚高等教育国际维度》(Emerging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对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好的分析，但其使用的数据较旧且有限，对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阐释得不够深入。本文在广泛收集最新数据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对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现状、机遇以及挑战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有助于推动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领域的学术研究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

一、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现状

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是21世纪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新趋势，它广泛地存在于欧洲、北美、非洲以及亚太地区。中日韩之间的高等教育交流由来已久，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尤为迅猛。总体来说，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学生往来密切、教师交流上升

近些年来，中日韩一直是彼此最主要的留学生来源国(见下页表1、表2和表3)。来自中、韩两国的留学生占在日留学生总数的76%左右，来自中、日两国的留学生占在韩留学生总数的71%左右，来自日、韩两国的留学生占在华留学生总数的31%左右。根据2012年的数据，韩国学生赴外留学的第二大和第三大目的地国为中国和日本，[1]中国学生赴外留学的第二大目的地国为日本。[2]虽然日本学生长期以来以美国为赴外留学的首要目的地，但在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接收最多日本学生的国家。[3]此外，中日韩之间教师的流动量也呈上升的势头。根据韩国教育部的统计，中日的外籍教师数目近年来持续增加，2012年，来自中日的外籍教师人数占韩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外籍教师总数的8.8%和6.9%。[4]

表1.2008～2013年在日留学生生源国前两名

年份

第一名

第二名

国家

人数

所占比例

国家

人数

所占比例

2008

中国

72,766

60.8%

韩国

18,862

14.2%

2009

中国

79,082

59.6%

韩国

19,605

14.8%

2010

中国

86,173

58.8%

韩国

20,202

15.2%

2011

中国

87,533

60.2%

韩国

17,640

14.6%

2012

中国

86,324

63%

韩国

16,651

13.5%

2013

中国

81,884

66.2%

韩国

15,304

12.8%

表2.2008～2013年在韩留学生生源国前两名

年份

第一名

第二名

国家

人数

所占比例

国家

人数

所占比例

2008

中国

44,746

70.4%

日本

3,324

5.2%

2009

中国

53,461

70.5%

日本

3,971

5.2%

2010

中国

57,783

68.9%

日本

3,876

4.6%

2011

中国

59317

66.2%

日本

4,520

5%

2012

中国

55,427

63.8%

日本

4,083

4.7%

2013

中国

50,343

58.6%

日本

4,344

5%

表3.2008～2013年在华留学生生源国前三名

年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国家

人数

所占比例

国家

人数

所占比例

国家

人数

所占比例

2008

韩国

66,806

30%

美国

19,914

8.9%

日本

16,733

7.5%

2009

韩国

64,232

27%

美国

18,650

7.8%

日本

15,409

6.5%

2010

韩国

62,957

23.7%

美国

19,668

7.4%

日本

16,808

6.3%

2011

韩国

62,442

21.3%

美国

23,292

8%

日本

17,961

6.1%

2012

韩国

63,488

19.3%

美国

24,583

7.5%

日本

21,126

6.4%

2013

韩国

63,029

17.7%

美国

25,312

7.1%

日本

20,106

5.6%

表1，表2，表3数据来源：日本学生支援机构；[50]韩国教育统计研究中心；[6]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7][8][9]

(二)校际合作繁多

目前，中日韩高等教育机构间合作主要通过签署校际协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种项目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些项目形式包含了学生/教师的交流、科研合作、联合办学等。以日本高校为例，截至2013年，日本高校与中、美、韩、泰、英、法、德等50多个国家的高等院校签署了22，370份校际合作协定。其中，与中国的合作协定数目最多，为4，233份，占总协议数的19%。美国次之，韩国再次，数量为2，413份(见表4)。另外，中国也是设有最多日本大学海外办公室的国家，数量为126个。韩国境内虽然仅有31处日本大学海外办公室，但考虑到韩国的面积，这个数量仍然是较大的(见表5)。此外，中日韩高等教育机构还通过参加或建立大学组织的方式来发展与外国高校的联系。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和亚洲太平洋国际教育协会(APAIE)等大学组织，都有一定数目的中日韩高等教育机构参加。1996年，中日韩三国的9个研究型大学建立了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该组织是唯一一个只包含中日韩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组织，目前会员数目为17个。2009年，日本国际协力组织(JICA)在300个东亚一流大学中开展了关于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中日韩高等教育机构都将彼此视为现在以及未来的重要合作伙伴。[10]

表4.2013年日本大学海外协定对象国前三位

排名

国家

数量

所占比例

1

中国

4,233

19%

2

美国

2,875

13%

3

韩国

2,413

11%

表5.2013年日本大学海外办公室对象国前五位

排名

国家

数量

所占比例

1

中国

126

26%

2

泰国

46

9%

3

美国

33

7%

4

韩国

31

6%

5

越南

30

6%

表4，表5数据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11]

(三)政府主导的三边教育合作机制初步显现

中日韩政府建交以来，就致力于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彼此间的高等教育交流，其内容涉及学生和学者的互派、管理者的交流科研合作等多个领域。例如，中日两国政府在《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的基础上，在过去30年间，每年互派上百名学生赴对方国家攻读博士学位。而根据《韩中教育交流协定》，韩国政府每年邀请中国学生赴韩攻读硕博学位。随着中日韩地区合作的不断深入，由中日韩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交流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进一步升级。2009年1月，中日韩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提出关于加强大学交流合作的设想。在该设想的指导下，中日韩政府成立了由教育部门、大学、质量保障机构、企业界等代表组成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在委员会的推动下，中日韩在2011年11月启动了被称为亚洲版“伊拉斯谟计划”①的“亚洲校园”项目。“亚洲校园”项目旨在促进中日韩大学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学生的流动。该项目分为三个阶段：(1)中日韩大学生交流及联合学位制度试点项目：通过试点项目发掘成功案例，为大学问建立完善的学分互认、联合学位等体系奠定基础；(2)建设世界一流的亚洲国际校园：通过前期的试点项目，摸索一套可促进高校共同发展的模式，进而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3)构建泛亚洲大学交流合作体系：将先前取得的成功经验推广至整个亚洲，实现亚洲区域内各高校交流的常态化与一体化。目前“亚洲校园”项目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并且将在2016年9月进入第二个阶段。表6为“亚洲校园”项目第一个阶段进行的10个试点项目。

表6.“亚洲校园”试点项目[12]

项目团队(中日韩大学问组团)

项目名称

中国

日本

韩国

北京大学

一桥大学

首尔国立大学

亚洲商业领袖项目Asia Business Leaders Program(简称ABLP)

北京大学

东京大学

首尔国立大学

“国际关系及公共政策”双硕士学位(BESETODDMP)(交流领域：国际关系、法学及公共政策)

清华大学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韩国发展研究所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东北亚政策研究联合会

清华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韩国科学技术院

TKT亚洲校园项目

吉林大学

冈山大学

成均馆大学

核心人才培养项目-东亚地区共同利益的实现及传统文化的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名古屋大学

成均馆大学/首尔国立大学

培养东亚地区具有法律、政治理念共识，能够推动东亚共同体法制形成与发展的人才

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

首尔国立大学/浦项工科大学

可持续社会的亚洲教育合作门户—扩展化学、材料科学和技术的前沿

上海交通大学

九州大学

釜山国立大学

中日韩能源与环境领域研究生教育合作计划

复旦大学

神户大学

高丽大学

东亚地区公共危机管理人才联合培养计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立命馆大学

东西大学

中日韩三方联合培养东亚地区跨世代人文精英之流动校园工程

二、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机遇

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反应，它与地区政治和经济的合作相辅相成。纵观中日韩高等教育机构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以下几方面对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中日韩互为彼此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过去的16年间，其内部贸易以年均12%的速度快速增长。[13]2013年，中日韩间贸易总额达到了6，814亿美元，超过了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14]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促使中日韩迈上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2012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启动；2014年，中日韩投资协定正式生效；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中日韩自贸区一旦成立，世界上将出现一个人口超过15亿的巨大市场，而该市场的成功运行将依赖于中日韩高等教育机构在人力资源培养和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通力合作。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科技的发展源于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中日韩的高等教育资源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中国存在未被满足的高等教育需求，日韩存在过剩的高等教育供给；中国在中医、历史、数学和物理等专业上具有较强的实力，韩国在造船、机械、电子和艺术等专业上具有较强的实力，日本在计算机、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动漫等专业上具有较强的实力。中日韩高等教育的区域合作能够使彼此的“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得以整合与共享”，[15]进而更加有效地实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提高。另外，从培养熟悉中日韩事务的国际化人才以及促进中日韩科研合作的角度来说，中日韩高等教育的区域合作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区域主义的盛行

冷战过后，区域主义大行其道。在欧洲，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上高度一体化的集团。在北美，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环境、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根据WTO的统计，所有的WTO成员(除蒙古之外)都加入了一个以上的区域一体化协议。[16]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合作在全球各地的方兴未艾促使东亚各国也开始思考和探寻本地区的区域合作问题。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1995年，东盟成员与中日韩一起与欧盟国家作为两个区域集体建立了合作框架。1997年，东亚国家召开了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晤，形成了10+3②和10+1③的东亚合作机制。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之外单独举行会议，开启了区域一体化合作的进程。与冷战后兴起的其他区域主义一样，东亚区域主义强调合作、开放、区域认同、区域互动及内聚力，[17]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合作构成了其主要的活动内容。[18]高等教育机构是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重要行为体，它具有帮助个体进行自我认同与塑造，促进个体认同、融入某一社会或群体的功能。[19]通过政策和制度上的引导，高等教育能够在促进区域互动以及构建区域认同和凝聚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的合作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东亚区域主义的盛行必然会推动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合作。

     (三)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与国际化

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取得了支配地位，市场原则被引入到公共领域，高等教育逐渐由国家投资和控制的公共产品转变为可购买的商品。[20]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被纳入到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范畴内，高等教育服务和高等教育产品的跨境流动加剧，高等教育的全球市场日渐形成。在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产业已经成为一个价值163亿澳元并支持13万个工作岗位的出口服务业。[21]在英、加、新等国，教育行业的国际收支被作为进出口收支记录在其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表中。[22]中日韩之间有着大量的学生、教师以及项目的流动，这些教育流动不仅能够为发展区域经济以及构建区域共识提供软件支持，还可以作为新的贸易增长点发挥作用。对于贸易或者说对于营利的追求，将会成为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一大驱动力。除了全球化的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推动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一股力量。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各国的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纷纷通过加大学生、学者互派以及项目合作等策略，来提高自身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中日韩在地理和文化上十分接近，在高等教育上各有优势，可以说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是实现三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条良径。

三、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挑战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虽然中日韩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并且存在着进一步深化的潜力，但是，一些在政治、衔接、语言以及教育质量方面的难题仍然是阻碍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鸿沟。

(一)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是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由于受到历史问题、冷战遗留问题以及域外大国因素的多重影响，中日韩之间始终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的拓展与深化。21世纪初，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以及日韩政治关系的恶化，阻碍了中日韩三方合作的进展。小泉下台后，经过三方各界的不断努力，中日韩终于得以在2008年成功举办了独立于东盟10+3机制之外的三国领导人会议，并在此之后启动了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其他在环境、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项目。然而2012年以后，由于日本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日关系再一次恶化。同时日韩之间也因为领土主权问题发生冲突。政治上的对立导致合作的严重受阻，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各种部长级会议被迫停止，其他层面的合作项目也被取消或是进展缓慢。实践证明，中日韩的区域合作时刻面临着因某些特殊政治事件冲击而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虽然中日韩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需求的天然动力，没有政治上的保证，合作搞得再多再大最终也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缺乏持久的韧性与活力。

(二)衔接问题

学分的互换是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中日韩之间很多教育机构虽然签订了有关互换学生与学分的协定，但由于彼此高等院校的学制以及毕业要求不同，协定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根据日本国立大学协会在2007年进行的调查，约有七成的留学生称留学中取得的学分不被认可，很可能要留级。[23]对于留级和毕业的风险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在校期间选择短期留学的意愿，而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中日韩高等教育机构在成绩评定、毕业标准、开学时间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取得一致。如果这些在个别院校之间实施的学分互换制度能够上升为国家间的学分互换制度，中日韩之间的学生交流活动将会更加活跃。除了学分上的衔接问题，学历学位的互认也是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学历学位的互认有助于规范留学市场，方便学生择校，解决长期困扰学生的学历衔接问题，促进中日韩学生赴对方国家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学位课程，保障留学人员的权益，以及促进留学人员的就业。目前，中韩已经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定，日韩和中日之间尚未达成类似协定。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韩之间的人员流动，学历互认势在必行。目前中日韩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开展了像“亚洲校园”这样的试验性项目。从“亚洲校园”项目目前的发展来看，我们距离全面实现学分互换和学历学位互认还有一大段距离。虽然中日韩政府已就学分互换和学历学位互认达成共识，但统一的标准尚待确立。

(三)语言问题

语言问题是困扰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一大难题。中日韩之间不享有共同的语言，因此赴三国留学的学生如果不具备很高的当地语言能力，就只能参加在三国设置的英语授课课程。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间，以英文授课的学历学位课程在中日韩都呈现出了快速增加的趋势。亚洲校园的10个试点项目中有8个项目都是以英文为授课语言。英文授课虽然能够减少由于语言不通而带来的留学障碍，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忧虑。第一，教学质量问题。英语授课对母语不是英语的教师和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对欧洲非英语国家的英语授课课程的调查中，教师们普遍反映英文授课增加了他们的劳动量并且由于语言熟练程度的问题影响到了他们对专业内容的解释。学生们也普遍认为语言影响到了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24]中日韩英语授课课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受师资要求的限制，英语授课不易于在地方型大学推广，这也就意味三国高等教育合作在广度上很难扩展。第二，身份认同问题。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和解和区域身份认同。英语课程以英语为授课语言，以英文材料为授课资料，其授课结果是否能够达到区域合作的目标是个需要长期观察的问题。

(四)质量保障问题

质量保障是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基础。一直以来中日韩都有自身的一套质量保障体系用以维护和提高本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随着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教育项目是以联合授课或联合办学的方式来进行。对这些联合授课和联合办学的教育项目应该按照何种方式进行管理，按照何种程序、标准和方法进行评估呢？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相关院校和政府部门，还涉及到相关行业与社会评估机构。虽然中日韩现有的质量评估体系都是由自我评估和外部评估两部分组成，但三方在大学制度，评估制度，评估方法和评估标准上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例如，中国的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而日本和韩国的大学以私立大学为主。中国的质量评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而日韩的质量评估体系是半政府半民间性的。中国政府的大学综合质量评估以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学生和用户的满意度等为评估标准，而韩国政府的大学综合质量评估以就业率、在校人数和奖学金发放率等为评估标准。评估体系的差异性和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对构建中日韩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形成很大的挑战，而一个协调一致的质量保障机制是学分互换、学历学位互认以及区域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基础。在2010年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日韩三方通过了《中日韩有质量保障的大学交流合作指导方针》，开启了中日韩高等教育保障机构之间的合作。未来中日韩还需要在“亚洲校园”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构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道路。

来源： 《比较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