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因爱生"形"，托"形"造境，以"形"传情，将精神层面的爱情通过视觉物化表现出来。“喜相逢”是中国吉祥纹样中典型的爱情符号之一，其纹样产生的源头"双鱼纹"最早反映了传统爱情的浪漫；"太极图"与"旋涡纹"又造就了它完美的样式；象征圆满和谐的形状和比喻男女的阴阳对称结构，更使其成为追求生命精神、象征爱情信仰的有力符号。“才喜相逢又相送，有情争得似无情。”、  “十年劳远别，一笑喜相逢。又上青山去，青山千万重。”、“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此类情意深切的诗句，更是为“喜相逢”纹样平添了无尽的婉转欢悦……

《论“喜相逢”的文化意义》中，最早提出“喜相逢”纹样的雏形是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的彩陶纺轮上的旋涡纹（又称双鱼纹）。

该纹样以双鱼为主体，并以"S"形为分割，呈现出一虚一实的均衡形态。双鱼在旋转中永无止境地追逐与融合，展现一种情爱的缠绵，传达先民对爱情，对生命延续、种族繁衍的期盼。

清乾隆·香色缎妆花八团喜相逢绵袍 故宫博物院藏最初的“喜相逢”纹样只是两尾相戏的游鱼，寓意两个人相逢、相知、相守，如鱼得水。随着时代发展，纹样的内容慢慢丰富起来。战国时期出现大量圆形或椭圆形的凤纹“喜相逢”样式，唐代“喜相逢”的太极结构逐渐清晰，动物的类型更丰富（如鹦鹉、摩羯等），且多表现在金银器上。到了宋元时期，植物主题的“喜相逢”纹样增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重莲纹。战乱之下，人们多离愁善感，所以十分珍惜相逢的不易，这也促成了“喜相逢”纹饰的兴盛与流行。在宋代瓷器、金银器、玉器、织绣、漆器甚至建筑彩绘、木工雕刻上，都可以找到“喜相逢”的影子。而且“喜相逢”的美好寓意，也使其被广泛用于婚嫁活动中，寄托人们对婚姻幸福的美好期望。明清时期的“喜相逢”纹样，内容更丰富，也更样式化，被广泛运用在彩陶、瓷器、瓦当、剪纸中。明清后期，“喜相逢”纹样在衣物织锦中的运用，使它达到了异常繁盛的状况。上层阶级正式场合下穿着的补服之中，也开始有大量的“喜相逢”纹样出现。明代吉服通常以人的脖子和面部为中轴线，将蟒、飞鱼、斗牛和麒麟等主体纹样以“喜相逢”的形式或排列于柿蒂形图案之内，或分布于前胸和后背，并饰以海水、江崖、杂宝、彩云等辅纹，从而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孔府旧藏男装中，明香色麻飞鱼贴里和墨绿色妆花纱云肩通袖膝襕蟒袍，以及女装中香色芝麻纱过肩蟒长衫、大红色妆花纱飞鱼纹妆花纱长衫和大红色绣过肩麒麟鸾凤纹袍等服装纹样，都采用了这种布局方式。清代织锈图案中，“喜相逢”纹样多以经典的双蝴蝶形式出现，描绘两只蝴蝶在花丛中环绕翩飞、相伴相随的景象。纹样以自然活泼、曼妙优雅的蝴蝶造型为主，辅以牡丹、梅花等不同种类的缠枝花卉纹，S型结构使画面同时兼具旋转的动态美和均衡的静态美，给人以既灵动又安详饱晚清时期，“喜相逢”纹样的“S”型结构逐渐弱化。服装上出现许多松散的、以竖线为对称轴的“喜相逢”纹样。每个时期的“喜相逢”纹样，都忠实反应着时代的特征。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喜相逢”纹样的艺术载体越来越多，从最初的陶纺轮，到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瓦当、藻井、剪纸、织锦等，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内容，也从原始社会单一的双鱼纹，拓展为龙凤纹、凤鹤纹、孔雀纹、蟠螭纹、麒麟纹、蝴蝶纹等等。广义上讲，凡是有两个子纹样，并且以S型为骨骼旋转对称、正反相像、首尾相接的纹样，都可叫做“喜相逢”。喜相逢”纹样用艺术的表现手法创造出富有生机的美，传达“好事成双”、“两全齐美”的美妙情境，并以此表达自古以来人们期许爱情和谐圆满、琴瑟和鸣的愿望。直至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近乎仪式化的中式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