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其他各大一线城市也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团，如北京交响乐团等等。他们的成立为我国的交响乐发展和提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由于国内外交响乐团交流的深入，全国各地的各个交响乐团也都在寻求自身专业水准的提升以及音乐范畴的拓展与发展。

在那个时期，交响乐团的专业起点低，无论从演奏员的水准层次不齐来说，还是从乐器的质量上来说，所有的客观条件都是不尽如人意的。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老一辈音乐家们不断发扬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在短时间内就使得国内交响乐演奏水平达到了一个肉眼可见的飞速发展。

1982年上海交响乐团演出剧照

与此同时，在当时与我国外交非常紧密且音乐水平非常发达的前苏联在看到了我国对交响音乐发展的重视之后，陆续派来了音乐专业方面的援华专家，有了外力的扶助，我国的交响乐整体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都有了一个空前的提升。也是因为我过与前苏联紧密的外交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为了更快速的培养西方音乐的专项艺术人才，先后选派数批我国优秀音乐家赴前苏联及东德等国家学习，以此来强化我国的音乐事业发展与提升音乐人才的专业素质。

在此之中，涌现出了众多我国当代音乐演奏家、指挥家以及交响乐作曲家先驱。例如1953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的李德伦；1957年赴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的黄晓同；1960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的郑小英；1956年赴柏林高等音乐学院进修的袁方等等指挥家。他们学成归国后迅速成为中国各主要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并为我国交响乐团的整体水准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的指挥家们

除这些指挥家外，亦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演奏人才分期分批公派出国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也立即成为国内各大交响乐团中的业务骨干。

建国后成立的这些“国”字号交响乐团，在经过若干年的技术训练和演出实践后，已经能够将莫扎特、贝多芬、德沃夏克等欧洲古典及浪漫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系统完整地演奏下来，这就使得我国的各大交响乐团基本都具备了完整演奏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德沃夏克等欧洲古典及浪漫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系统，这也为后来我国本土的作曲家们原创作品的创作和演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专业作曲家的作品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乐团的节目单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焕之的《春节组曲》，马思聪的交响组曲《山林之歌》、《第二交响曲》，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罗忠镕的第一、二交响曲，《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朱践耳的《节日序曲》，王西麟的交响套曲《云南音诗》吕其明的管弦乐《红旗颂》等。“文革”期间虽然作品很少，但却出现了日后被奉为经典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改革开放后直至近代，交响乐的创作更是欣欣向荣，一批批杰出的青年作曲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大胆新颖，很多优秀作品已接近和达到世界水平，如陈怡的管弦乐《多耶》，陈其钢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郭文景的笛子协奏曲《愁空山》，瞿小松的交响组曲《山与土风》，刘湲的管弦乐《土楼回响》等。还有一批老当益壮的前辈作曲家，更是写出了他们的时代绝笔，如朱践耳的全套十部交响曲，罗忠镕的《暗香》，杜鸣心的钢琴协奏曲《春之采》等。

我国的交响乐作曲家先驱们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音乐等艺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交响乐事业更是得以飞速发展。千禧年后，在原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的社会招聘成立了中国爱乐乐团；之后上海、广州、深圳、厦门、青岛等沿海城市也都纷纷通过完善和重新组建成立了新型的大编制交响乐团，其中包括了代表了我国交响乐演奏高阶水准的上海爱乐乐团等等非国有编制的交响乐团。这些乐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在原有国家统管的国有编制乐团逐步改革委国家与赞助团体共同参管的乐团职业化模式。该模式通常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艺术总监管理制和业务人员聘用制，并在演出活动的模式改革中不断尝试新出路，例如音乐会演出季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不仅让乐团本身的演奏与指挥水准得到了较快提升，更使得乐团在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方面有了崭新的解读方式，终于使我国在交响乐演奏这一方面，呈现出各音乐派系与演奏风格多样化的繁荣景象。

时至今日，交响乐在我国再也不只是曲高和寡的小众艺术门类，即便是普通人也渐渐开始习惯在年末新岁来临之际走进音乐厅听一场交响音乐会来跨年。

萨尔茨堡爱乐乐团演出剧照

说到这里，是否对我国交响音乐的发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呢？

不如今年的年末跨年也去听一场交响音乐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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