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十字路口，孤悬在东地中海的“爱神之岛”——塞浦路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960年独立以来，由于世代居住于此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长期存在隔阂，多次发生冲突，1974年爆发内战后导致塞浦路斯南北分裂并持续至今。维和警察自1964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部署维和行动时便驻守在此，防止希、土两族冲突进一步升级，推动局势正常化并促使塞浦路斯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联塞部队代理警察总监苏东旭告诉我们，目前这里共驻扎着来自15个国家的69名联合国维和警察。每天，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缓冲区内进行巡逻监督，并协助向双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苏东旭：“联合国目前的主要授权任务就是负责这个缓冲区的这个安全，监督停火。警察主要是负责在缓冲区内，协助当地政府恢复缓冲区内的法律和秩序。他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社区警务，我在协调一个针对犯罪问题的两族共同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我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协助他们交换这种犯罪信息，然后共同打击犯罪，让两个社区的老百姓都能从中受益，不让罪犯轻易地逃脱，促进他们进行合作。”  

在很多人眼里，维和警察与维和部队可能都是头戴蓝盔、身着制服的维和人员，也不清楚两者的分工。但是，苏东旭指出，维和警察的广度和维度实际上远远超过维和部队。

苏东旭：“维和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比部队稍晚一些，但是它发展的广度和维度远远超过维和部队。部队从最初部署的第一项任务到现在应该没有太大变化，主要是监督停火。维和警察最初的任务也是监督停火，后来逐渐发展到巡逻、报告，后来就是对当地警察的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包括在几个任务区，原来的东帝汶，还有科索沃，联合国警察就是当地的警察，因为当地没有政府制定具体的执法任务，这是一种形态。现在我们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联合国警察现在作为整个联合国全系统的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不仅对维和任务区、特别政治任务区提供专业的支持，我们对联合国各种专门机构，包括一些会员国，包括一些地区性组织，都提供支持，目的就是预防和制止冲突，就是在维和行动开展之前我们让冲突消失在萌芽状态之中。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对会员国提供一些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比如说大选往往因为要进行利益重新分配，所以很容易触发武装冲突。我们现在把这个工作做到前面，预见到这个国家比较脆弱，我们就对它的执法部门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保障大选的顺利进行，不发生战乱。”

2018年3月底，联合国在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结束了十多年的维和行动，中国派出的第五支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直到任务最后一刻才撤离，利比里亚总统维阿还曾亲自前往机场为防暴警察们送行。

苏东旭：“你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直到任务区最后一刻，我们的防暴队才撤，也说明了联合国警察在很多和平进程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得到了认可。虽然我们在利比里亚任务区关闭前一年多就把（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交给了当地警察，但是我们的防暴队还是执行了一些关键的任务，另外对于当地的警察，特别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和一些能力建设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当时，（利比里亚）总统维阿表示非常感谢，包括防暴队撤离的时候，他都在机场亲自去送行，这很少见。这是我们中国维和警察对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有来自81个国家的9930多名联合国警察部署在联合国9个维和行动和2个政治特派团以及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特派团当中。自1990年以来，已有129个国家借调了男性及女性警察到联合国工作。中国首次向联合国任务区派出维和警察始于2000年1月，15名首批维和警察从全国160多万警察中脱颖而出，奔赴了还陷于动荡和暴乱之中的东帝汶。

2001年10月，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的苏东旭在成功通过联合国外语、射击和驾驶技术等各项 “突然死亡式” 的甄选之后，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对于他的“维和初体验”，苏东旭至今记忆犹新。

苏东旭：“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警察参加这个联合国维和行动始于2000年。我2001年就参加培训，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任务才刚刚开始。以前我们对此并不熟悉，但是也知道我们作为中国警察，国家实力在不断加强，那么我们也想反馈国际社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我们来说，担负了一种非常大的责任感去参加这项任务。 ”

苏东旭坦言，在告别自己的祖国和家人、奔赴世界最危险前线的那一刻，心中也不无惆怅和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

苏东旭：“但是觉得就是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虽然说是警察的基数比较大，但是首先你语言能够过关，毕竟是少之又少，当时是这种情况。那么，国家要对（维和）承担更多的责任，作为个人来讲，你现在有这方面的优势，我觉得就应该站出来，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初，确实没有太多考虑个人安危，或者其他的问题。第一批（警察）派出时，我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在派出前都给家里人写了遗书……但后来的局势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所以说，我们对情况了解的越来越多，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准备得更充分。 ”

然而，准备得再充分，危险也是如此猝不及防。2004年9月12日，当时正在阿富汗执行维和任务的苏东旭几乎经历了一次 “生死考验”。

苏东旭：“2004年9月12日，我被部署到阿富汗的第一个月。我当时是部署在阿富汗的西部地区的赫拉特城。突然就发生了骚乱，而且是针对联合国的。这个骚乱的结果就是联合国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办公室都遭到了攻击。我们这个任务区的地区总部整个都被烧了。当时暴徒就冲进来，当时我在办公室，我记得是周六，就是一个周末事件。整个联合国地区办公室，只有我一个是穿制服的，民事人员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件），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会按照联合国的安全规则去工作。首先，当然是保护好自己，把防弹衣、头盔（穿上），公安部在派出之前都给我们配好了，马上把自己的防护装备穿上，然后组织当地民事人员马上撤退到地下室。然后马上联系当地的警察，以及当地的各国的驻军去协助我们。随后，当地的一些北约驻军把我们营救出来，这个确实场面确实还是比较惊险，你可以想象一些好莱坞的战争大片，基本是这种情况。整个车队没有一辆车的玻璃是完整的，全被攻击了。因为我及时组织他们撤退，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从袭击中“死里逃生”之后，其他国际雇员都已撤离，但苏东旭和其他两名“穿制服”的人员以及一名文职人员仍坚守在阿富汗，确保该国历史上的首次总统大选如期安全举行。

苏东旭：“我们四个人留下了，因为下一步，阿富汗要进行它历史上首次的总统大选。如果这个省或者这个地区没有举办，整个就失败了，对它的和平进程，对它的民主化进程都是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说，虽然说是一次骚乱，看似是一次偶然事件，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我们的坚持，最后确保了这次大选成功举办，虽然说阿富汗目前还没有摆脱战乱，但这是它从历史上这种无序的战乱过渡到有合法政府的这么一个阶段，还是关键的一步。 ”

至今为止，中国公安部已先后向东帝汶、阿富汗、波黑、科索沃、塞浦路斯、利比里亚、苏丹、南苏丹、海地9个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共派出维和警察2600多人次，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出警最多的国家。苏东旭不仅先后在东帝汶、阿富汗、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浦路斯等任务区任职，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位于意大利布林迪西的联合国全球服务中心工作。像每一名维和人员一样，多年来辗转各地的苏东旭虽然对无法随时陪伴家人感到有些遗憾，但他表示“无怨无悔”。

苏东旭：“坦率地讲，出门在外，肯定要做出牺牲，必须要平衡。当然我觉得在大局面前，我们总要讲求这种自我牺牲。你既然选择这项事业，肯定家庭、个人，包括你的事业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就是无怨无悔，因为相比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我们还有很多维和的战友，包括部队、警察都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们相比，我们还是幸运的。特别是我亲历的，当初海地地震，我们牺牲了八位同志。当时我在纽约总部工作，也都是亲身经历了这个事情。还是缅怀先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们）都是为了和平事业，能够多一份力，我觉得家人也都能理解。”

张立，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