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大，经济增长率高达15.6%。经济增长过快，打破了经济正常运行的平衡关系，高增长难以持续。1954年、1955年经济增速回落至4%和6%左右。经济运行略做调整后，1956年再次加速，经济增长率又上升到15%，难以为继，1957年又回落到5%左右。1953年作为启动，至1957年成为第一个经济周期。

1958年，在当时的“大跃进”中，经济增长率一下子冲高到21.3%，紧接着，1960、1961和1962年的三年，经济增长率大幅回落，均为负增长。其中，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降幅最大，为–27.3%。这样，1958年经济增长率的高峰（21.3%）与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谷底（–27.3%）之间的峰谷落差近50个百分点。这是第2个周期。

对经济运行调整之后，1964年又上升到18.3%，这是国防建设的前期高潮。接着，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7、1968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出现负增长，形成第3个周期。

1970年，经济增长率又冲高到19.4%，这是国防建设的后期高潮。1972年又回落到3%左右。这是第4个周期。

随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后期。1973年，经济增速略有回升；1974年又掉下来。1975年略有回升；1976年又掉下来，为负增长。这段时期，经济增长很微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小波动组成第5个周期。

如果我们把6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曲线看作是一个经济机体的心电图的话，那么，在1972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这个机体的脉搏跳动得非常微弱，上也上不去，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在此之前，脉搏的跳动又太剧烈，强起强落。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过一定曲折，但总的说，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从无到有”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7年、1978年，全国上下“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1978年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1.7%，1981年回调到5%左右，这是第6个周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并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1979年4月，召开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三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推动下，1984年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5.2%，1986年回调到8%左右，形成第7个周期。

1987年、198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上升到11.6%和11.3%。1988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到18.8%。在调整中，经济增长率在1989年、1990年分别下降到4.1%和3.8%。这是第8个周期。

1991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然而，由于当时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滞后上涨到24.1%。在治理经济过热中，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随后，又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克服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1999年，经济增长率平稳回落到7.6%，结束了第9个周期。

从2000年起，进入现在的第10个周期，到2007年，经济增长率连续8年处于8%以上至14%左右的上升通道内。这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8.3%、9.1%、10%、10.1%、11.3%、12.7%和14.2%。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着国际国内四重调整的迭加，即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后的调整与国内经济周期性的调整相迭加，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周期性衰退和调整相迭加，与美国次贷危机迅猛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带来的世界范围大调整相迭加。2008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9.6%。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9.1%，完成第10个周期。2010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0%左右，开始进入新一轮，即第11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总的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呈现出一种“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这种新态势表现为五个波动特点：

1. 波动的强度：理性下降。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高峰从前面几个周期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11%至15%左右。进入新世纪后，在第10个周期，峰位控制在14%左右。

2. 波动的深度：显著提高。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在前几个周期经常为负增长，而改革开放之后，每次经济调整时，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均为正增长，再没有出现过负增长的局面。

3. 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由过去最大的近50个百分点，降至改革开放之后的6、7个百分点。在第10个周期，峰谷落差为5.1个百分点。

4. 波动的平均高度：适度提升。1953年～1978年（以1952年为基年）的26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为6.1%；1979年～2009年（以1978年为基年）的31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为9.9%，比过去提升了3.8个百分点。

5. 波动的长度：明显延长。在前8个周期中，周期长度平均为5年左右，表现为一种短程周期。而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在第9、10个周期中，周期长度延长到9–10年，扩展为一种中程周期。特别是在第10个周期中，上升阶段由过去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延长到8年，这在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二、曲线背后经济结构的新变化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表现出“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曾以“外在冲击–内在传导”分析框架，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位平稳型”增长的主要原因概括为两大类 ：一类是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外在冲击的不断改善，另一类是经济结构作为内在传导机制的增长性和稳定性的增强。②这里，本文进一步着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七大变化。

1. 体制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供、销和投资等生产经营活动均没有自主权，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管理，经济生活僵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了自主权，价格杠杆、竞争机制、要素市场等市场机制被引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2.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以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为例，在工业总产值中各种所有制企业所占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1978年，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经济类型只有两种：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在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中，他们分别占77.6%和22.4%。2009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规模以上”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工业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所有制实现形式已多样化，其中：非公司制的国有企业占8.3%；集体企业占1.7%；股份合作企业占0.7%；联营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占0.2%；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占22.1%；股份有限公司（含国有控股企业）占9.2%；私营企业占29.6%；其它内资企业占0.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含合资、合作、独资）占9.5%；外商投资企业（含合资、合作、独资）占18.3%。③在改革开放中，微观基础的重造，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使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挥了各种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

3. 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经济的供给面增添了活力，使长期存在的资源供给严重短缺的状况基本改变。原有的煤、电、油、运、材（重要原材料，如钢铁、水泥）等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不同程度地逐步缓解，有的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相对过剩。这从物质上支撑了经济的高位、平稳运行。

4. 产业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④ 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由1952年的50.5%，下降到1978年的28.2%，又下降到2009年的10.3%。第二产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20.9%，上升到1978年的47.9%；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到2009年为46.3%。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28.6%，到1978年是下降，降到23.9%；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2009年为43.4%。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有利于经济在适度高位的平稳运行。因为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增长与波动的特点是，增长速度较低，波动幅度较小，但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第二产业的特点是，增长速度高，但波动幅度也较大；第三产业的特点是，增长速度较高，而波动幅度较小，一般又不受自然条件的太大影响。所以，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整个经济的稳定性会增强。

5. 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强大的需求动力。改革开放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工业化进程，提高了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的提高，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需求，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0.6%，1978年上升到17.9%，2009年上升到46.6%。相应地，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89.4%，下降到1978年82.1%，又降到2009年53.4%。⑤

6. 消费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新的消费需求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7. 地区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很快；90年代末期以来，中西部地区加快了发展。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东部沿海地区受冲击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普遍高于东部沿海地区。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这些新变化也有助于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这些新变化也还会在今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中继续起到促进作用。

三、新一轮经济周期正在来临

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角度看，我国经济走势可分为三个阶段：

1. 从2008年第3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为第一个阶段，即“急速下滑”阶段。从GDP季度增长率看，2008年第1季度为10.6%，第2季度为10.1%，第3季度降为9%，第4季度猛降为6.8%，到2009年第1季度又降为6.5%。当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快，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2. 从2009年第2季度开始，持续到2009年底，为第二个阶段，即“企稳回升”阶段。GDP季度增长率在2009年第2季度回升至8.1%，第3、4季度分别回升至9.1%和10.7%。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渐显成效，扭转了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趋势，但回升的基础尚须进一步巩固。

3. 2010年，我国经济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稳定增长”阶段，也就是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全年看，GDP增长率预计为10%左右。大部分的行业，或者大部分的经济指标都陆续进入回升。而在企稳回升阶段，只有部分主导行业和部分主导指标开始回升。

四、努力延长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中国经济在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第11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现在，又到了要说“努力延长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时候了。

在第10轮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要倍加珍惜当前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巩固和发展这个好势头”。⑦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采用“经济周期”概念对我国经济走势进行分析和判断。现在，第10轮经济周期已经结束，其实际运行结果是，上升阶段8年（2000年至2007年），下降阶段2年（2008年和2009年）。上升阶段一直延长到8年，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还是首次。

新一轮经济周期开始到来。无疑，我们要继续努力，尽可能长地延长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怎样延长呢？一方面，要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根据以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要把握好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也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把握问题。

目前，关于回升后中国经济应保持怎样的增长速度问题，已开始在媒体上讨论，预计很快会热烈起来。大体有五种意见：

第一种，认为中国经济今后不应再追求高速度，而应实现7%–8%左右的中速发展。

第二种，认为经济全面复苏后，仍可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

第三种，认为今后十几年（2008～2020年），有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

第四种，认为5年内（2008～2012年），平均增速可达9.5%以上；随后10年（2013～2022年），将达8.5%；再随后10年（2023～2032年），将达7.5%。

第五种，认为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内，或者说在今后一个中期内（如8年左右，2010—2017年），可保持8%至10%左右的适度高位增长。

本文主张第五种观点。这包含四层意思：一是速度不能太低；二是速度不能太高；三是把握适度增长区间及其相关因素；四是紧密跟踪和适时调控。

1. 速度不能太低。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不宜低于8%。若低于8%，就会给企业经营、城乡就业、居民收入提高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给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事业发展带来严重困难，这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GDP增长率在2008年第4季度降低到6.8%，2009年第1季度降低到6.5%，给企业生产和城乡就业带来严重挑战，使全国财政收入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除2008年12月）连续出现负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率低于8%不行。

2. 速度不能太高。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告诉我们，“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因为过急、过快、过高的“大起”，容易产生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的巨大压力，容易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必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从而导致随后的“大落”。从我国的经验数据看，经济增长率不宜高过11%以上。

3. 把握适度增长区间及其相关因素。在今后一个中期内，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保持8%至10%左右的适度高位增长呢？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七大变化，也就是推动经济高位平稳增长的七大因素（市场经济体制因素、所有制因素、资源供给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城市化因素、消费升级因素、地区发展因素等），在新一轮周期中仍然会发挥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房地产业特别是住宅业的发展，仍然是新一轮周期中重要的动力源之一。

对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问题，学术界虽然有各种不同看法，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未来10年内城市化的发展还是有较大空间的。这不仅包括在数量上有提高城市化率的问题，而且包括在质量上还有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问题，诸如在城市中加强日常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强广大居民（包括原有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的住宅建设等问题。目前在我国，一方面，大部分的一般商品是产能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供给（如上述各种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还远远不足。这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为了顺利地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更好地使住宅业成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重要支柱产业，就必须有效地解决房价不断上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严重影响城市化的发展，甚至影响社会安定。我国住宅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中的住宅问题主要是由政府包了，住宅严重短缺；后来，住宅商品化了，完全推向市场，推动了住宅业的大发展，也使房价不断攀升；再后来，把市场化和政府责任相结合。现在看来，为有效抑制房价不断上涨趋势，必须进一步采取“釜底抽薪”办法，即把政府保障部分再加以扩大，不仅把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问题从市场中抽出来，而且要把城市中等收入群众住房问题也从市场中抽出来，纳入政府保障范围。但对城市中等收入群众的住房保障是“保”人人都有居住权，都能租上房，而不是“保”人人都有房产权；而且是在政府保障下，进行市场化操作，租住房有高、中、低档，可自主选择。

4. 紧密跟踪和适时调控。我们说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并不是说在周期的上升阶段要使经济增长率一年比一年高，而是说要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而不致很快引起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我们要充分注意，在一个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增长具有上升惯性。在上升过程中，在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在固定资产投资与产品生产之间，在经济扩张与物价上涨之间，具有连锁扩散效应或累积放大效应，这就使经济增长有从一般“较快”、到“偏快”、再到“过热”的风险。这就要求宏观调控部门紧密跟踪经济走势的发展和变化，适时适度地不断进行必要的调控，以尽可能长地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和尽可能平稳地对过快上升态势进行调整。

注：

①资料来源：1950-1952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1953-1992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1993-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②刘树成、张晓晶：《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缩小》，《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

③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507页数据计算。

④资料来源：1952-197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1978-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⑤资料来源：1949-1977年，《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1978-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⑥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人民日报》2003年11月30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0期，这里略有删改，一些统计数据进行了更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