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朝同期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市民(庶民)文化是怎样的?与中华文化又有何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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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朝同期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市民(庶民)文化是怎样的?与中华文化又有何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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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蔷薇与白茶——近世时代文化与精神体现 - 熊五郎二三事 - 知乎专栏

大阪的内本町里,有一家酱油铺,里面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计,名叫德兵卫。德兵卫容貌清秀,干活利索,很受店掌柜的器重。家中无男丁的掌柜对其日加关照,并决定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他。

可是心早已有所属的德兵卫,拒绝了这桩婚事。

那同样对德兵卫怀有爱意的女子名叫阿妙,是大阪天满屋的一名普通游女。情投意合的二人因工作之因少有见面,便常常以书信互表心意。在店老板将女儿的嫁妆强推给了德兵卫后,德兵卫向老板吐露出了心声。得知此情的老板勃然大怒,要求德兵卫在七日之内偿还与嫁妆对等的金钱,不然就以拐骗结纳金为名告上奉行所。

身担巨债,毫无积蓄的德兵卫无法摆脱困境,更是再也没有赎出阿妙的机会了。二人自知今生缘分已尽,便相约来生再见。

不久后,人们在曾根崎村的露天神社附近,发现了这对殉情而死的情侣的尸体。

这桩当时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在不久之后,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以时事为题材的“世话物净琉璃”《曾根崎心中》的创作来源。而此剧正是出自被后人誉为“日本莎士比亚”的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之手。

随着《曾根崎心中》一剧的首演,净琉璃艺术也逐渐变得富有人文思想。与之同期,其他的传统艺术在这时也焕然一新,开始着重于反映市民阶级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与过去数世纪完全不同的时代意义。

属于町人们的市民文化,将于江户时代迎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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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历史

我们在讨论町人文化之前,先来对“町人”一词做一下释义。《大辞林》对“町人”一词做出如下解释:

町人,乃存在于江户时代的都市内部工、商阶级的总称。(江戸時代、都市に住んだ商・工業者の総称。)——《大辞林》

自十六世纪末以来,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战国时代即将结束。此时的统治者们开始将发展重心移往内政方面,并逐步回复民心,整顿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便是尝试将武士与农民阶级分离开来的“兵农分离”。以此为基础,随着《身分统制令》以及《刀狩令》的颁布,日本国内民众的身份阶级逐步确立起来。一直到江户时代之后,严密而有序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彻底成型。与之同期,方便于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的新兴都市模式——城下町开始繁荣起来。“町人”这个名词,也就正式地有了所指代的含义——除武士阶级以外的,以工业及商业从事者为主流的町内市民。而由其引领了社会文化,便是町人文化,亦称都市文化。

1.元禄文化

早在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兴起之前,社会上所推崇的是武士文化,这与武家政权的突然崛起是分不开的。在此期间平民百姓们的生活习惯,也纷纷地向武士们看齐。

除了日常的生活习俗之外,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存在着以武士为本的思想。自武家政权崛起以来的几百年间,各地的军力来源主要从相应封建主治下的村庄中的百姓中获取。这些百姓们从生到死,只要隶属于某位封建主的封地内,一生就要无条件地为封建主提供服务。长此以往,百姓阶级逐渐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人文意识,反而将自己看作是武士们的占有物。即便偶有暴动事件出现,却始终缺乏着革命精神。即使是在战乱时代成功地进行了”下克上“,他们的身份也将会变成武士而非百姓。除了自身的地位提高以外,整个社会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

因此,武士们也对百姓阶级理所当然地进行剥削。在思想观念上,他们也对百姓阶级尤其是商人嗤之以鼻。“农民可以在家务农,创造收成,战时还能够充当军力,运气好了还能够成为武士。可是一无是处,只会斤斤计较的商人又有什么用呢?”抱有着这样的观念,几百年来,商人们一直被武士阶级看做是贪婪,短见,无用的杂草。在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中,商人们的生存意识与思想观念被称作”町人根性“。进入了江户时代后,町人们的思想观念仍未有太大的改观。

不过,压在町人阶级身上长达数百年的枷锁即将被打破,町人们的人文思想将获得重生与解放。在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的元禄年间,战火早已远去,整个日本国的社会已经安定地发展了将近一百年。在这段政治安定期,日本社会的各项产业都在进行着飞速的发展。农业上,与十六世纪末的丰臣政权时代相比,十八世纪初日本全国的总石高已经提升了将近七百万石;手工业上,由于上层贵族的奢靡之风渐起并迅速蔓延至了整个社会,职人们开始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有些技艺高超的职人甚至还以此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也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上,自十六世纪以来就具有雄厚资本的大阪,京都这被称之为“上方”一带的商人们,在这近百年的时间之内迅速积累起了财富。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开幕以来近百年的时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这三种产业,虽然生产方式不同,但这三者却共同促进了彼此的发展,比如豪农在扩大产业规模时,会向町里的商人寻求资金。而在一些豪农的产业能够自给自足之后,还会有继续发展手工业与贸易的情况。久而久之,乡下的庶民与都市的町人,他们的生活处境与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了改变。甚至,有了足够的钱还能买来武士身份,町人们拥有了跻身于武士阶级的机会。而町人的这种重利风气,也逐渐侵蚀到了武士阶层之中。

元禄年间的人们常说:“政在江户,商在大阪”。以大阪为代表的上方一带的町人们已经积累了惊人数量的财富,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经济地位,都要远远高过政治地位至高无上的武士阶级。而这些已经颇具规模的豪商组织,已经拥有了左右国家财政的力量。甚至在几十年后,为了改善幕府财政,政府还向商人借高利贷。几百年以来,身居社会末流的町人阶级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次凌驾于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这种微妙的颠倒感,也预示着町人阶级的崛起,同样为接下来的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的鼎盛拉开了帷幕。

町人文化最早是由大阪京都一带的上方地区的町人们引领的。以此为首,町人们开始意识到了,生存是人生之本,而能够在生活条件上高过武士们的他们,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过去的思想束缚,开始尝试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对于腰缠万贯的商人,有了钱的他们开始四处花钱娱乐。于是这一时期的文艺发展,不仅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还得到了丰富的成长土壤。比如净琉璃剧,以往都是局限于古代贵族们的生活,且流程冗长枯燥。在这时,净琉璃剧开始打破了常规,简化了演出排场,增加了旁白与念白,但最大的进步就在于它开始将大家熟知的民间故事甚至是时事新闻都搬到了舞台上,不仅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甚至还能激发出新的社会思潮。在文学方面,许多民俗小说或是游记也都频频问世,因此也导致了出版业的变革。

元禄时期流行起来的町人文化先驱之中,也有武家子弟放弃武士身份而投入艺术创作的情况,比如松尾芭蕉与近松门左卫门,他们在各自领域引领起的巨大变革,不仅渗透到了武士阶级,甚至对之后的整个日本历史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直到公元1707年,随着元禄时代结束,这场由上方町人掀起的元禄文化风潮也渐渐归于平息。

2.宝暦·天明文化(宝暦·明和·安永·天明)

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几年后引退,其后继者德川吉宗于公元1716年正式就任征夷大将军。这位纪伊藩出身的四公子,在刚刚接手大权时就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幕府财政赤字。

一直以来的日本各代统治阶级,都是以农本主义为核心来进行执政的,江户幕府亦然。而事实上,对旗下各级封建主实行石高制的江户幕府更是把农业看做重中之重。如果农业的发展受到抑制,粮食收成减少,以纳米为生的武士们就会走投无路。然而在金钱方面,幕府的财政情况却不及那些豪商们。加之上任将军德川纲吉在位时货币管控不当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尚未完全解决,如今的幕府统治者被逼到了一个及其不利的位置上。

幕府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即是商品经济的过度自由发展导致了都市规模膨胀,从而大量用米,导致幕府无米可用。而在政府向农民收取税款时,豪农商人们还会趁机剥削出一部分财富,导致农民的生活状况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商人发展的自由度太大,江户商人倒是其次,幕府鞭长莫及的上方豪商们以自身的势力就能掀起市场上的波澜,而政府对此却相当乏力。

很显然,江户幕府需要一场改革,并且需要对商业方面进行彻底地干预与整顿。不久之后,在德川吉宗的领导之下,第一次幕政改革——享保改革开始了。这场改革的重心便是恢复农业与干预商业。除此之外,在文化上,德川吉宗也做出了与以往执政者完全不同的举措。

自德川幕府第三任将军德川家光以来,锁国一直是江户幕府所奉行的外交态度。虽准许同中国与荷兰进行国家名义的贸易,却也是限制颇多。然而在享保改革之中,德川吉宗开始试图与荷兰商使进行交流,并且对西洋事物表露出了极大的兴趣。正是因此,兰学之风开始逐渐盛行。此外,由于上方武士与町人文化接触过紧,为了整顿风气,德川吉宗对武士的文化活动进行了抑制,并试图将武士与町人之间以不同的文化分割开。在这时,像是鹰狩等被废止的传统武家活动又重新获得了开放。

在这一时期,虽然町人阶级的利益遭到了政府的管控,但文化方面却一直在传播与发展,大有从上方蔓延至江户的态势。不仅如此,在幕府老中田沼意次开始当权之后,政府对新兴文化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由于此时政府的外交管制稍微得到了放松,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小说,戏本等文学作品流入了日本,掀起了一阵“中华热”。官僚阶级内部的文人开始将兴趣移向汉诗,中国画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比如新井白石等人便极度推崇唐诗。而町人阶级之中也开始流行起了“翻案小说”,即把中国传来的小说翻译为日语,并将其改写得更富本土化最终出版。像中国明朝的小说集《三言二拍》以及《水浒》,都曾传入过日本并被改写为本土作品过。除了小说方面的创新,文学上,以反映社会现实为核心的川柳诗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在音乐方面,以三味线弹唱的小呗为代表,新兴了多种不同的音乐形式。在美术方面,闻名世界的浮世绘风格也在此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这次的町人文化活动期跨越了宝暦、明和、安永、天明四个时代,因此被称作“宝暦·天明文化”。与上一次的元禄文化不同,这一次的町人文化活动之中中下级的普通町人也登上了文化的舞台。并且町人文化的核心从曾经的上方发达地带,逐渐向江户方向转移。最终随着施行重商主义,容纳新兴文化的田沼意次下台,不久,宝暦·天明文化活动平息于公元1789年。

3.化政文化(文化·文政文化)

田沼意次在位时所施行的重商主义的确成果颇丰,使得幕府的黄金储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量。但是这种过度的重商主义却损害了农业的发展。许多乡下的农民看到有利可图,都纷纷扔掉了锄头,跑到町里拿起了算盘。最终严重影响了国家粮食的储量。此外,金钱的过度流通也导致了官员的腐败现象。在天明大饥荒之后,田沼意次也彻底下台。

出身卑微却被破格提拔为老中的田沼意次在幕臣之中颇具争议,政敌颇多。在他下台以后继任的松平定信本来就是坚定的反田沼派,他上台以后,直接采取了完全否定田沼意次政治路线的态度,开始整顿社会风气,将国家的发展回归为农本主义。于是,以松平定信为核心的第二次幕政改革——宽政改革开始了。

在文化上,之前风靡一度的兰学的发展遭到了政府的抑制。为了巩固幕府的权威性,松平定信刚刚上台后,他就发动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宽政异学之禁”,将除了朱子学以外的思想学说的发展全部下令废止,以往在学校里教授的阳明学以及古学科目也全部撤销,将朱子学奉为“正学”来对武士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除此之外,政府开始对社会言论进行监管,凡是对幕府持有批判态度的人士都要遭到处分。在农业上,松平定信强制性地将町内的町人移动到乡下务农,并禁止农民离乡,打算以此来恢复农业的生产。他还特意废除了田沼时代留下的“株仲间”制度,加强国家对商业的干预进而恢复物价。

然而,急于求成的松平定信在农业上收效甚微,却对商业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害。甚至幕府的财政要比田沼时代还下滑不少。在加之其对文化的过度管控,町人,农民,武士对松平定信都十分不满。上台才不满五年的松平定信草草辞职,这次宽政改革最终也走向了失败。

在松平定信掌权时期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位名叫大黑屋光太夫的运输船船长在年轻时出海遭遇海难,在漂流之后被俄国人所救,后来随俄国人去了俄国生活了十年,还受到了凯瑟琳二世的接见。之后,俄国政府打算同日本通商,并带回了光太夫在内的三位日本漂流民。然而江户幕府在接受了三位日本人之后,以锁国政策为由断然拒绝了俄国的通商。而日本最终开国,也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事情了。

虽然宽政改革历时仅仅三四年,但它给日本的文化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许多学者以及作家都在此期间受到了幕府的处分。而改革的最终失败,也使得幕府的地位在民众心中一落千丈。

在宽政时代结束之后,文化时代于1804年开始。从这年开始,以江户为核心,町人文化再次得到了发展,并随着町人的流动发展到了全国范围。之前的宽政改革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米价高昂,一揆起义活动频发。在这一时期的文艺发展开始呈现了通俗化,社会化的特点。比如文学方面,小说,戏本等体裁的作品开始着重于描写庶民町人的日常生活,语言通俗直白,而且往往带有映射时政的色彩,反映时事讽刺现实的川柳诗歌也开始流行了起来。美术方面,版画的技术得到了革新,锦绘版画开始流行。这一时期的町人文化发展跨越了文化,文政两个时代,因此被称为化政文化。虽然这一阶段产生的新艺术形式要少于前两次,然而以江户为核心的化政文化,最终普及到了几乎全国的范围,影响力甚广。

在1840年中国的鸦片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者也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为了改变现状,在这之后幕府也曾组织过第三次幕政改革——天保改革。政府企图迅速地恢复农业及商业的生产,并将重心移至外交方面,巩固幕府政权的安定。然而,幕府的公信力早已一落千丈,诸藩国开始脱离幕府的步伐自行寻求出路。而试图面面俱到同时又急于求成的幕府,最终又陷入了改革的失败泥潭之中。还未来得及重新站起,西洋舰队便开入了日本,给日本的政治局面带来了大冲击。最终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崩溃。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江户时代结束。日本的社会文化,也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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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町人文学

江户时代前的中世文学,以小说为例,其题材多与封建政权的兴衰命运有关,在镰仓开幕后还兴起了一种记录武士阶级战争经过的军纪文学。而在诗歌方面,盛极一时的和歌与连歌所蕴含的多为“幽玄”之感,往往与禅意相辅相成。

自十七世纪末,一直到江户时代结束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的文学历经了变革与发展,较中世文学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以下为主要代表方面:

1.浮世草子

浮世草子,亦称浮世本,是江户时代中期十七世纪末所新兴的小说体裁。与过去描写武家公家贵族生活的小说不同,浮世草子是完全是以都市内町人的生活为核心的。最早在上方地带流行,其开创者为大阪的小说家井原西鹤。浮世草子的典型代表为《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小说,这同时也是井原西鹤的代表作。

井原西鹤出生于大阪,在十五岁时就拜师学习俳谐的创作。井原西鹤早期的创作就已经体现出了浓郁的人文色彩。与当时主要写景吟咏的俳谐不同,他将市民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且语言具有乡土气息。在他三十四岁时,妻子病故,他剃发出家,随后又周游各地,上至神社庙堂,下至花街柳巷,他从而也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在此之后,他陆续创作了《好色一代男》,《好色二代男》,《好色五人女》等作品,五十四岁时病逝。

《好色一代男》主要讲述了男主角世之介追求情色生活的一生经历。该作品以世之介的年龄为叙述线索,描写了其七岁到六十岁这五十四年的人生经历。世之介本是商家但马屋的大少爷,却无心经营家业,自年幼就开始沉迷于女色,成年后也未能改变,最终被赶出了家门。挣脱祖业束缚的世之介开始进行了他的“性爱之旅”。他开始遍仿各地的女性,最终与三千七百多名女性发生了关系。晚年临近垂暮之时,世之介最终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这部作品虽无太大思想性,但由于其大量描写了都市内中下层町人的生活而引起了巨大轰动。在后来的《好色五人女》中,井原西鹤开始将作品的内涵带到了新的高度。《好色五人女》讲述了在自由恋爱被禁止的江户社会内,五名女子为追求爱情与心上人私通未遂的爱情悲剧。通过这部作品,井原西鹤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以及对江户社会封建观念的批判。

浮世草子最终衰落,消亡于十八世纪后期。

2.翻案小说

“翻案”一词在日本表示对原有事物的再创作,后来引申为了翻译或是剽窃之意。而翻案小说,顾名思义也就是经过翻译原作并加以改写而作成的小说作品。翻案小说兴起于十八世纪中期,其创作来源多为中国明清时代的戏本或是小说。这些小说不仅蕴含着原作的内涵,还被作者进行了本土化的再创作,可谓是中日文化的经典结合,因此备受时人欢迎。其中的代表作有小说家浅井了意的《伽婢子》以及都贺庭钟的《英草子》等作品。

以佛教思想为核心的志怪题材小说《伽婢子》,其本源来自于明初的禁书《剪灯新话》。《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是历经了元明两代的文人。元朝统治者的残酷,以及明朝的文禁都让瞿佑苦不堪言。于是他在创作《剪灯新话》的时候以灵异的短篇故事来书写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与抨击,以及对遭受封建社会摧残的人们的同情。

而浅井了意所创作的《伽婢子》在《剪灯新话》的基础之上更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浅井了意出生于浪人家庭,童年曾在寺庙度过,并学习了儒家,佛家思想以及神道思想。而之后漂泊的浪人生活,也给了浅井了意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机会。在创作《伽婢子》的过程中,浅井了意主要着墨于佛家思想的教化方面,在宣扬佛教的同时又刻画出了百姓的痛苦,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3.戏作文学

戏作文学是产生于十八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了明治时代的大众通俗文学形式。戏作文学并不单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一类作品的通称。其中包括描写风月生活的“洒落本”,诙谐趣味的"滑稽本“,描写恋爱的”人情本“等类别的作品。戏作文学的特点在于其体裁短小,语言白话,内容基本以娱乐为核心,在民间深受欢迎。

戏作文学的代表作家有式亭三马,代表作滑稽本《浮世风吕》,以及十返舍一九,代表作滑稽本《东海道中膝栗毛》。

4.俳谐连歌

俳谐连歌,多称为“俳谐”,最初本来是连歌的衍生分支,在江户时代俳谐开始独立发展,最终于正统的连歌形式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了江户时代别具一格的俳谐文学,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学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俳谐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的和歌文学之中,在平安时代的《古今和歌集》之中便存在着以滑稽娱乐为主题的和歌,但是并未成为一支主流的文化。后来为了摆脱和歌创作的局限,增加趣味性,在宫廷贵族之中兴起了以和歌诗句接力的连歌活动。在室町时期发展起来的连歌往往被作为主流的艺术而被上层贵族所青睐。武家在日常聚会或是参与宗教活动时,都要开展连歌会。到了室町时代末期,以滑稽娱乐为主题的俳谐连歌开始出现。

进入了江户时代以后,俳谐连歌在松永贞德,西山宗因以及松尾芭蕉等著名的俳谐师的手中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主流文化,文坛上也出现了重辞藻的“贞门派”,重表意的“谈林派”以及词意皆具备的“蕉风”等不同创作风格的俳谐连歌。最终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蕉风”俳谐最为流行。蕉风俳谐强调将作品以自然与人生为基础,描写民众的生活,并结合松尾芭蕉本人游历各国的体会。后来成为了主流的蕉风俳谐也被称作是“正风俳谐”。在江户时代后期,以讽刺时事,影射政治的俳谐诗歌开始流行,称为川柳。相比于俳谐,川柳的言辞更加口语化,内容更加通俗化。是地地道道的草根诗歌。而以此延续下来的俳谐文化,对明治时期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一些文学先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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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町人美术

1.浮世绘

浮世绘是日本江户时代特有的民俗美术形式,也是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最为标志性的民族艺术之一。浮世绘的内容主要以市民的日常生活,风景写生,民间传说,舞台表演以及春宫图为主。

可以说,浮世绘完完全全是江户时代的产物。在十七世纪初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的这段时间里,浮世绘也在不断地发生着革新。在内容上,最早的浮世绘兴起于上方地带,只是为富人的宅邸中作为装饰画或壁画存在,其内容多为山水名胜。这一阶段的浮世绘为画师手绘而成,称为“肉笔浮世绘”。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浮世绘在创作中开始应用了便于印刷的版刻技术,“浮世绘木刻”开始频频作为插图出现于各类小说或文献之中。在江户时代后期,彩绘技术出现,浮世绘在版刻浮世绘的表现效果之上增添了肉笔浮世绘的色彩美感。在这之后,浮世绘开始广泛地与市民生活相结合,题材也变得多种多样。

2.洋风画

洋风画是江户时代模仿西洋油画技法的绘画风格,与日本传统的写意风格不同,洋风画与油画一样强调于写真。由于当时的唯一与日本存在通商关系的西洋国家就是荷兰,所以洋风画又叫做“兰画”。洋风画的代表作家有平贺源内,亚欧堂田善以及司马江汉等人。

事实上在江户锁国之前,安土桃山时代时也有许多西洋画随着西洋商人的涌入被带到了日本。但是当时的西洋画以宗教题材的圣画居多,日本本土的美术发展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到了江户时代后期,随着田沼时代的文化开放,经历过了文艺复兴的西洋美术再度传到了日本。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通商口岸长崎成为了西洋美术的中心。此时以亚欧堂田善以及司马江汉为代表的浮世绘画家率先引领了创作洋风画的风潮,并共同创立了江户系洋风画。在随后的历史之中,洋风画不断地在日本进行完善,最终在明治时期形成了日本的近代绘画艺术。

3.文人画

“文人画”,实质上是由中国传来的美术风格。中国明代的著名画家董其昌,曾针对国内的山水画形式提出了“南北宗论”。禅宗分为南北宗,董其昌类比禅宗,根据技法风格的不同将山水画分为了南宗和北宗两个截然不同的流派。由于董其昌的艺术地位,他的南北宗论很快就得到了推广,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笼罩了艺坛。

后来,北宗画派渐渐衰落,而南宗画派传到了日本。因此日本所流行的文人画,也就是中国的南宗画,简称为”南画“。南画最早在室町时代就已经传入了日本,但由于后来的接连战乱,日本的艺术发展停滞不前,直到江户时代,南画才重见天日。

在十八世纪中期,随着外交管制的暂时放松,大量的中华文化艺术再度涌入了日本,一时间文人钻研汉诗,作家翻译小说,社会开始推崇中华文化。在此机会下,以池大雅,与谢芜村为代表的画家们将文人画再度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之中。他们与其他文人画画家共同创立了南画画派,以水墨的形式传神地对日本的山水进行再现。这些民家出身的在野文人们所创作出的画派不断发展,最终达到了与存在了几世纪的宫廷画派分庭抗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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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町人演艺

1.人形净琉璃

人形净琉璃是日本江户时代以净琉璃艺术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一门艺术,相比之下,它更注重于表演与剧情,更加戏剧化,后来多以”文乐“对其代称。当时的剧作家竹本义太夫,纪海音等人都是代表性的文乐先驱。而对文乐艺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当属被誉为”日本的莎士比亚“的近松门左卫门,代表作有《出世景清》,《曾根崎心中》,《国性爷合战》。

与其他人不同,近松门左卫门是武士出身,后来完全是凭着对艺术的痴迷与追求放弃了武士身份,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平民作家。十七世纪末,他在竹本座剧场工作时期,曾对文乐做出了革新与完善,开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世话物”剧种,摆脱了过去净琉璃的贵族题材千篇一律的影子。在形式上,近松追求剧情的紧密连续性,他压缩文本内容,精简了固定的创作模式,得到了市场的欢迎。除此之外,在演出过程中,他还随着剧情的发展结合观众的反映,随机添加抒情性的道行文念白,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

随着文乐在大阪的风靡,平贺源内等人将大阪流行的文乐引入了江户。文乐表演在江户备受好评,大有人气压过歌舞伎的势头。在十八世纪末,大阪建立了文乐轩剧场,后改名为文乐座。在之后的一百多年后一直到现在,大阪往日的文乐座已是如今的国立文乐剧场,虽历经损毁重建,但文乐艺术的魅力却丝毫没有受损。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文乐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2.歌舞伎

歌舞伎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发展成型的一门艺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室町时代以出云阿国为代表的倾奇者所引领的“倾奇艺术”,也就是“倾奇舞”。倾奇舞在那时与贵族阶级的正规艺术格格不入,所以也被当时的保守人士视作是有伤风化,低俗的糟粕。但它的草根性却同样吸引了市民百姓的目光。

在十六世纪末期,出云阿国的倾奇舞在京都,大阪一带十分流行,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其中便有当地的游女们。这些游女开始学习倾奇舞并向客人演出,慢慢地,这些游女开始从普通的性行业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了“游女歌舞伎”。游女歌舞伎在表演的同时继续从事皮肉生意,在某种意义上滋生了私娼产业,于是政府以纠正风纪的名义废止了游女歌舞伎。在这之后,一些剧团开始尝试将未成年的少年男扮女装来进行表演,称作“女形”,也就是“若众歌舞伎”。

但是而若众歌舞伎中的男孩子们往往会与武士们产生出断背之恋,进而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于是以同样的理由,在德川家光时代,政府又禁止了未成年男性的歌舞伎表演,仅允许成年男性从事歌舞伎。

江户中期,随着文乐的兴起,歌舞伎的发展受到了冲击。之后,结合了净琉璃的创新之处,歌舞伎的舞台形式,道具设备以及表演的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户时代后期,歌舞伎艺术的核心逐渐从京都大阪一带转移到了江户,并在江户落地生根。

本是属于游女们的歌舞伎艺术,在明治维新之后被视作为国家传统的演艺文化,歌舞伎便一跃登入了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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