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斌

中国古代都城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和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所在地，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都城的选址及规划布局往往受到多种筑城思想体系的共同影响，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其中的核心内容。

作为国家政权统治的中心，都城成为国家政治性的物化载体。早在先秦之际，中国古人就模拟天象之格局制定都城规划。“象天设都”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和宫廷建筑设计的传统，通过模拟天上的秩序来规划都城的物质形态，体现皇权的尊贵，营造天、地、人三者之间高度和谐。“象天设都”的思想及规划手法在明初三都的营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天文学——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人类观测天文的活动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化的基石。天文学在中国起源很早，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通过天文观测确定季节和方向，由此建立起时空秩序。天文观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在中国早期的国家活动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文明独特的宇宙观也由此逐步确立。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了中国天文学的“社会学”内容，他认为中国天文学“是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就已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一条连续的线索”，“因为它是从敬天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是从那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产生的”［1］。

北斗七星在天穹上排列的曲线形状，酷似古代舀酒的器具“斗”。它们在古代天文学体系中有特殊地位，北斗及众星围绕北极旋转，“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2］，以斗柄指向确定季节。北极星恒定不动，在古人心目中极其神圣，他们认为北极是天之中心。“天之卯酉，当北斗极。北斗极，天枢。枢，天轴也；犹盖有保斗矣，盖虽转而保斗不移。天亦转，周匝，斗极常在，知为天之中也。”［3］

在中国古人眼中的“天”，一种是具象的、物质层面的，相当于整个大自然。另一种是抽象的、精神层面的，有意志情感的人格化的“天”，它主宰着人世间的命运。

天与人之间的神秘关系，被称之为“天数”。圣人受“天命”建立国家，设置都邑，统治四方，地位神圣不可动摇。《礼记》曰：“天，至尊也，君至尊也。”《周易�系辞上》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4］

人类对“天”无法彻底认知，只能顺应其“道”而与其和睦相处，由此引伸出人类社会与宇宙的同构。

上天向人间显示种种天象，预示人事的吉凶祸福，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及灾异，与人类社会的现实政治有着对应关系。人间政治有德则吉，失德则凶。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汉书�天文志》中，认为天时自然的变化“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班固认为，天象变异对政治得失的反应之快，犹如回声反响；反映之准，恰似影子对应物体原形。所以贤明的君主见到天象变异，就会领悟上天对他政治失当的警告，立刻整饬身心，修明政治，深刻反省，从而转祸为福。

中国天文学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特点，鉴于古代天文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天文，把它作为建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历代天文机构均由官办，设有“太史监”、“司天台”、“钦天监”等官方的天文机构，其职责之一就是要观测天象，以猜测天的意向。天文学家观测天象、研究和修订历法、测时报时，充当着上天旨意和王朝政治之间的信息传递者。同时，严厉禁止民间研究天文，否则即视为“僭越”甚至“谋逆”。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府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5］通过天文活动，说明人间万事万物征验于天，将天象与历史事件、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要求人们敬畏天命，听从天子的统治。

周人测土中以定天保，注重天地位置的对应，皇帝之居位要与天的中心——北极相吻合，与天帝居所相感通，开启了中国宫室营造“象天设都”传统之先河。为体现君权神授的思想，都城建筑形制与星图相吻合，皇城、宫城的布局及城门、宫殿的名称取法于天。至秦代，“象天设都”思想有所发展，都城基本布局和宫廷建筑要与天同构。汉代制历以“斗建”，以北斗的斗柄确定时辰和季节。汉代开始采用象征性的对应手法象天设都，“斗城”格局集中体现了汉代的政治理想。

二、从司马迁《史记�天官书》看中国古代的天文与政治

中国古代天文学把天体组合成一个独特的天穹模式——以北极星为中心，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天象体系。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天官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介绍全天星官的古代文献。书中总结了汉代以前人们所认识的星官，记录了558颗星。司马迁以统一的体制为全天星官命名，运用人间的建筑来说明星体或星组的名称和含义，有中宫、后宫、阁道、明堂、天市、天阙、天街、天苑等，用社会的尊卑观念来解释星宿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个尊卑分明、秩序井然的星官体系，组成了一个天上的封建王国。这是秦汉时期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天文学上的反映。

以紫微垣为中心，以四象、五宫、二十八宿为主干，构成中国天界诸神的主体框架。紫微垣又称“中宫”，位处五宫中央，是天帝太一居住的天宫神阙。紫微圣宫环绕天之北极，“帝星”居中坐镇。“三公”、“四辅”、“太子”、“后勾”等诸星围绕着“帝星”，如臣奉君。“后勾者，嫔妃之象也”，其中最亮的“勾陈一”星就是天后的象征［6］。

北斗七星在古代天文学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北极星即代表帝王，二十八宿代表各地被封侯任命的官吏，满天小星则代表黎民百姓，把天象模式与人事政治、国家体制相比附。

“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正义）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7］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以天象推度人事，甚至将国家政治与天象的变化相对应。

《史记�天官书第五》云：“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纵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8］

在司马迁的笔下，中宫的至高无上还体现在北斗之中，“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9］。“七政”指春、夏、秋、冬、天文、地理和人道，由北斗七星可以观察人间政事。

《史记�天官书》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10］北斗星象是天帝乘坐的马车，天帝巡行四方，巡行一周为一年，由此区分出一年中的阴阳两个半年，分判出四季和五个时节，节气和太阳的行度也由此确定。北斗帝车的昼夜运行和周年位置的变化，可以定出历法中日月五星运行的周期和推算方法，定出一年十二个月序，区分一天十二个时辰。

《周礼�考工记》中描述王者所乘之车，“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11］。车厢方而车盖圆，取天圆地方之形象。

古人把无法呈现的宇宙用“象”的符号表现出来，在幻想的自我意识中把握宇宙，使不断变化的大自然有了固定的形式，并以人的道德标准看待天象的变化，求得灾异或祥瑞的答案。中国有不少地方至今保存着大量精美的汉画像砖，其中的天文符号充分反映中国象征文化的特点。山东嘉祥县东汉武梁祠保存至今的石刻造像中，一幅著名的“斗为帝车”图，形象地表现了古人对“斗为帝车”、“巡行四乡”的想象。

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思想概念最早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研究天和人间的兴亡治乱之间的关系。他的思想已经突破了传统天命和星占观念的束缚，意识到合乎自然的天文学规律以及国君的行为对国家兴亡的作用。

三、“象天设都”规划传统在“明初三都”营建中的运用

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中国古代都城、宫殿的营建有模拟宇宙构造的“象天”传统，以建筑布局模拟天上的星宿结构，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都城规划体系。战国秦汉以降，普遍以天象来规划城市，突出帝都的中心地位，显示“为人君者，取象于天”的尊贵。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2］，成为都城规划的最高准则。都城以帝居——紫宸为中心，通过天体观念上的线索，将宫殿、城垣、道路、河流、桥梁等有机联系起来，以都城建筑的整体规划宣扬帝王“奉天承运”的统治思想。“象天设都”是政治目的、建筑意图和天文崇拜相互交融的体现，形成了中国建筑的基本格局和传统风貌。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宫殿效法天上的三垣，据《管窥辑要》称“盖中垣紫微，天子之大内也，帝常居焉。上垣太微，天子之正朝也，帝听政则居焉。下垣天市，天子畿内之市也，每一岁帝一临焉。凡建国，中为王宫，前朝而后市，盖取诸三垣也”［13］。

明代徐善继《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一说“论帝都必合星垣”：“帝都，天下至尊之地也。地理之大，莫先于此。必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然后可建立焉。盖在天为帝座星官，在地为帝居都会，亦天象地形，自然理耳。为地学奚直俯察地理已哉！又须仰观天文，始尽其奥。……三垣之中，皆有帝座。凡建都处，山川形势，须与此合。杨公（筠松）云，要识垣中有帝星，皇都坐定甚分明。’廖氏（禹）云，帝都必要合星垣，紫微在中天，其次太微与天市，皆有帝座位。”［14］

明初营建的三座都城，明人称“国初三都”，即南京、凤阳明中都和北京。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和大臣们在历代封建王朝都城制度的基础上，特别吸取了北宋东京城和元大都的精华，创立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明代都城规划制度，在城池、宫阙、官署、坛庙、街市、水道等诸多方面达到了封建社会历代都城建设最完善的水平。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攻克集庆，改元代集庆路为应天府。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五年（1365）七月，吴置太史监，主要职责是掌管察天文、定历数、占侯、推步之事，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变化之预测，皆在其职责范围之内。据《明太祖实录》卷记载，太史令刘基极为精通天文、历法之学，“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动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光华，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15］。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拓应天城，命刘基等卜地作新宫于旧城之东钟山之阳。吴元年（1367）九月，宫室、皇城、圜丘、方丘、社稷、太庙等全部完工，吴王新宫建成。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帝位，迁入新宫［16］。

吴王新宫勾勒出明代宫阙布局的大致轮廓，“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17］。

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以临濠（今凤阳）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18］。明中都的规划布局突出皇权与祭祀，宫城布局在沿袭吴王新宫的基础上，加强前朝的功能，三大殿位于宫城正中。为体现皇权的尊贵与神圣，皇城午门以南的中轴线之间自南向北设置了洪武门、千步廊、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外金水桥，中轴线东西两侧对称设置了官衙与坛庙。

洪武八年（1375）四月，明中都基本建成之时，朱元璋下令罢中都役作，停止了对中都的营建。九月，朱元璋决定以南京为京师，下诏“改建（南京）大内宫殿”［19］。皇城整体平面呈倒凸字形，以利于接南天之气。正阳门、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宫、坤宁宫、玄武门建造在中轴线上，其他建筑群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御道东面排列着中央行政机构吏部、户部、兵部、工部和宗人府，御道西面排列着最高军事机构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明中都总体布局采用“三环相套”的方城规制。明南京城采用了“斗城”与“重环相套”融合的形制，其规划设计主要是仿效宇宙天象的投射，并根据南京的丘陵、河湖特殊的地理条件，利用南京旧有的城垣，以及军事防御的需要等，规模宏大的京城城垣在整体上呈现出“南斗北斗星”聚合形布局［20］。所谓“圣人代天理物，为仪兆之君师，定天下之大业，宅形胜之都邑，不偶然也”。“紫微临金阙，煌煌黄道分玉街，坦坦城郭延袤，市衢有条。六卿居左，经纬以文；五府处西，镇静以武。如十庙以祀忠烈，十楼以待嘉宾，此皇上之所经制也。”［21］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将三法司建于皇城以北太平门外，以效法天市垣中的贯索星。朱元璋《论刑官》一文中称：“肇法司于玄武之左、钟山之阴，其所名者贯城，贯且法天之贯索也。是星七宿，如贯珠圈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虚而无凡星于内，则刑官无私邪，政平讼理，故狱无囚人，贯内空。若凡星处其中而有数枚者，则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则贵人无罪而狱。”［22］

明初南京城坛庙位置：太庙在皇城东北，社稷坛在皇城西南，圜丘在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方丘在太平门外钟山之阴。

明朝从永乐十八年（1420）到崇祯十七年（1644），共有224年建都于北京。明初北京城的建设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照了明南京城和明中都的设计，多次扩建。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北京城完美地体现了“象天设都”的传统都城理念。整个北京城以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正阳门为中轴线，建筑左右对称，太和殿位于宫城的中心。从总体上看，北京城的建筑布局体现了“二十八宿——紫微垣——北极帝星”的中国古代天体模式。明清北京城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四、结语

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思想体系主要有：以《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为代表的体现礼制的思想体系；以《管子》为代表的重环境、求实用的思想体系；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城市在这些思想体系的指导下规划营造，形成各具特色的布局，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书写了美妙动人的篇章。

突出和强调皇权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原则。明初三都“象天设都”，通过模拟星象来规划营建帝都，以象征、模拟、仿照等手法，体现天地之间的内在联系，宣扬统治者在政治上“奉天承运”的合法性。除此之外，都城规划受到多种思想体系的共同影响，《周礼�考工记》、《周易》以及儒家和佛教理论等基本理念运用于都城的规划之中，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色。

注释： ［1］［英］李约瑟著，陈立夫主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六章《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关于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 ［2］转引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鹖冠子》卷上环流第五。 ［3］（汉）桓谭著：《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44页。 ［4］《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1页。 ［5］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342页。 ［6］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289页。 ［7］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289页。 ［8］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351页。 ［9］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291页。 ［10］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291页。 ［11］西汉佚名整理：《中华考工十大奇书o 考工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年，第2页。 ［12］ 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论语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16页。 ［13］《钦定古今图释集成�历象汇编》卷44，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2页。 ［14］转引自曹春平著：《中国建筑理论钩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15］明朝官修：《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第674页。 ［16］明朝官修：《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第677页。 ［17］明朝官修：《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第379—380页。 ［18］明朝官修：《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第880页。 ［19］明朝官修：《明太祖实录》卷九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第1685页。 ［20］杨国庆：《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一文，《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21］（明）礼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序，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3页。 ［22］钱伯城等主编：《全明文》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