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序

孙华

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有无一以贯之的规划思想作指导？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理想都城模式是什么样的？早期中国不同地区是否有不同的理想都城模式？这种或多种理想都城模式是何时何地产生的？这些理想都城模式的思想根源或产生原因是什么？它对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实践有怎样的影响？理想的规划模式与现实的规划对象之间有着怎样的折衷取舍？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城市考古和中国古代城市史的过程中，不时浮现在脑海中，我也一直想通过田野考古的工作和文献资料的梳理来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不过，我是一个兴趣广泛但又比较闲散的人，往往是想得多做得少，也没有时间长期致力于一个方向相关问题的思考。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陈筱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后，在我的指导下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经与她商量，在博士生第二学年就将中国古代都城的长时段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备选题目之一。后来陈筱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从周鲁城、东魏北齐邺城和元中都看〈考工记〉理想规划的渊源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我自己能想但不能做的科研课题。现在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从古代都城看〈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渊源与实践》，就是陈筱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和补充完成的。

陈筱的论著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都城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中国上古时期《考工记》所反映的理想都城规划思想为出发点，从大量的古代都城实例中选取了未被后来城市所叠压的五个新建都城实例作重点分析，以此作为考察中国都城规划建设史的基本环节，在此基础上串联其他都城资料，从而建构起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在这个建构构成中，陈筱通过分析每个时期都城的形态和解读这种形态体现的设计思想，对比考察不同时期都城营建与《考工记》理想都城的关系，观察到了不同时期都城规划者在传统与现实间的不同选择，以及导致这种不同选择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全书的最后，作者综合讨论了中国古代理想都城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理想都城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并通过中国古代理想都城与世界其他文明区理想城市的比较，进一步突显了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与价值。论著的主要创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选取的分析对象合理，研究思路清晰。陈筱以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时间先后为线索，串联中国古代众多都城遗址或历史城市；以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节奏为阶段，每个阶段各选取一两座典型都城遗址为分析重点，其他都城作为补充。在每个阶段选取的重点分析案例中，又主要选取新址规建、使用时期较短且未被以后的晚期城市占压的乡村区位和草原区位的都城遗址，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早期或晚期城市遗存的干扰，保证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由于陈筱撰写本论著时，周原这样的最接近《考工记》时代的周王都遗址还未查明格局，故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等级最接近周王都的曲阜鲁城遗址，作为上古时期周王都的替代品。鉴于中古都城承前启后和影响东亚的重要性，以及认识都城形制布局和设计思路的不同需求，中古时期选取了东魏北齐邺城和隋唐大兴/长安城两座都城，前者重点探讨城市的完整面貌，后者重点探讨都城的设计思路。这样的材料处理，研究着力有重有轻，繁而不乱，主次分明。

其二，采用的分析步骤合规，研究方法得当。陈筱考察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理想城市，采用的是从可以通过视觉捕捉信息的都城形态来分析都城设计的过程（如选址、定中轴线、模数、规模、分区等），再从都城设计推测当时人们可能依据的规划思想。这种从物质到精神，从具象到抽象的推导过程，是我们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包括城市考古和建筑考古在内的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由于都城的规模很大，往往不是一个时期建成的，需要首先对都城遗址和历史城市进行分期研究，查明这些古代都城不同时期的平面布局，才能将这些都城遗址的分析建立在“共时”的基础上，保证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为此，陈筱除了在选取重点分析对象时只考虑新建都城外，还尤其注重元中都和明中都这样的完全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初步建成还没有启用就已经废弃的都城遗址；对于周鲁城和东魏邺城这样的虽然新建于“生地”，但经历了相对较长发展过程的都城遗址，也注重分辨主要阶段的遗存，排除早期和晚期遗存可能带来的干扰。

其三，注重田野调查，技术路线有所创新。在选作重点分析的古代城市实例中，陈筱选择了两个城址开展实地田野考古调查，针对不同类型的都城遗址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别制定不同的调查计划，运用新的技术手段，采集了一些先前所不知的新信息。例如针对乡村/城郊类型的曲阜鲁城遗址存在的问题，陈筱在田野中采用了全城轴线测量钻探和遗迹追踪测量钻探的方法，在熟悉该遗址文化堆积和遗物分期的刘延常、项春生、刘汝国先生的协助下，不仅获取了地面调查所不知的若干新信息，还区分出不同时期的遗迹和堆积状况，得到了遗址最基本的整体立面信息。再如，针对草原/荒漠类型的张北元中都遗址尚不清楚的问题，陈筱在她的师兄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李哲博士的协助下，采取地面实时动态测量技术（RTK）与低空轴线摄影测量相结合的方法，重新精确测定了城址内每座建筑基址的隆起高度，并将隆起程度与散落构件的数量和材质结合起来进行分类，从而对元中都遗址内建筑遗迹等级和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其四，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内容丰富且多有创新。陈筱将中国古代都城实例按照都城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即夏商周至东汉的上古时期、三国两晋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宋元明清的近古时期）进行考察，每个阶段对一个或两个都城城址进行详细分析，针对这些都城的研究都得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例如通过对周鲁城遗址中央自然高台原貌及其与周边城墙距离的考察，得出了西周晚期周鲁城的规建以自然高台的中分线为城市轴线、围绕着高台等距离修筑城墙、这种严格的对中格局在春秋晚期以后被逐渐打破的结论；基于先前东魏邺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推论东魏邺城以南城宫城的阊阖门为规划的中心点，复原了郭内里坊布置的位置并推定了其数量；基于对元中都遗址的现场调勘所获信息，对元中都内城的建筑格局进行了复原，并以此为基础更正了先前对元大都内城建筑布局的部分认识（如东西楼的位置、东西暖阁的位置和数量等），指出元中都的布局比元大都更加契合《考工记》的理想都城规划。

其五，紧扣匠人营国的主线，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的阐述具有深度和广度。陈筱认为，上古时期的周鲁城可能与《考工记》的营国思想具有渊源和背景关联，后者应该是基于包括曲阜鲁城在内的既有城市规划经验，在大一统趋势已经出现的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城市建设的理想。这种理想化的都城设计理念影响到了中古时期东魏邺城和隋唐大兴/长安城等的都城规建，更影响到了近古时期的那些都城，元大都、元中都、明中都皆受到《考工记》理想规划的影响，而后两座都城因营建于“生地”，更圆满地实现了理想都城的规划。《考工记》营国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得益于《考工记》城市思想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追慕先古的复古思想有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城市规划受《考工记》城市思想这一经典文献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这体现了唐宋以来崇儒思想深化、复古思潮兴起对都城规划的直接作用。

陈筱的这部基于城市考古研究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和探索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专著，由于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问题错综复杂，尤其是以“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作为全书主线，既需要通过都城实例来概括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律并探究当初主事之人的规划设想，还需要通过古今都城和中外城市的比较来抽绎中国古代理想城市的特点和价值，论著的写作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当初我如果不是考虑到该选题有助于拓展研习的范围并对陈筱的研究能力有足够的信心的话，不敢布置这样鸿篇巨制的研究课题作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陈筱这部关于中国古代理想城市的论著，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或展开，今后还可以继续延伸和拓展研究。下面，我将今后还需要补充和强化研究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作为今后与陈筱及同好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故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说。在中国都城规划思想产生和形成的上古时期，中国中心区域的统一事业还没有完成，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还比较大，作为文明重要因素之一的城市文明，其形态和特色也有所不同。在中国古代规划都城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早期的城市营建会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技术基础，主其事之人可能也会有种种思考，从而使得上古时期都城遗址的形态异彩纷呈。以公元前3000年前后规划营建的良渚古城为例，城由外围水利设施、内外重城垣、中心土台和四个等级墓地构成，内城中高达9米的中心土台上除广场外还有大小三个土台，土台上及其周边才是宫室建筑；这样的都城规划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古城都不同，只有黄土高原上新发现的石峁古城与之具有某些相似性。这些消逝了的古代文明的中心城邑，其城市形态为何没有被夏、商、西周王朝所继承，有没有一些城市规划的思想流传下来（良渚文化的玉器及其宗教观念对后世是有影响的）？诸如此类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仔细研究。

由于中国远古文化多样，先秦时期形成的主流城市规划思想也不可能就一种，在《考工记》“模仿天下”的主流理想都城以外，还有一种“法象上天”的都城规划思想，也对中国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城市规划产生了影响。这种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于商代的三星堆城，该都城的中央有一条象征天河的河流东西横贯，将城内空间划分为北面的世俗区和南面的宗教区；另有贯穿全城南北的内城墙将大城划分为东西两城，以分隔城内不同社会等级和职业的社群；城市的主轴线为东西向，而副轴线为南北向。这种都城规划思想，被古蜀国都城所继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这种规划思想扩建了新咸阳。西汉时期基于先秦既有的宫殿遗存，折衷运用这种思想营建长安城。隋唐继续沿用，并参杂中古时期都城营建的制度，规建了与隋唐大兴/长安城不同的洛阳城。也正是由于古代中国存在着不止一种理想城市的规划模式，中国古代的主流都城规划思想的发展演变从来就不是单线的，而是有主导着都城营建发展的主线和副线（或者说是明线和暗线）。形成于晚周时期的“模仿天下”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汉时期没有得到运用，其中就有这条暗线的作用。通过古代都城城址实例并结合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古代《考工记》以外的都城规划理论，有利于更全面把握中国古代理想城市发展的历史。

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除了宏观的规划思想外，也有微观的规划设计，这些具体的设计做法很少记载于文献中，需要通过较多古代都城实例的考察去提取和归纳。陈筱是建筑学出身，故尤其重视古代城市规划中的设计方法，如中心点、轴线和模数等的运用，并重点分析了东魏邺城的中心点，隋唐大兴/长安城的模数。那么，中国古代有无一以贯之的城市规划的“立中”准则和设计模数？在规划一个都城时的模数选择只有一个还是有不同层次的模数？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延展讨论的问题。《考工记》营国制度在国都营建法则方面提出了“里”“夫”两级模数，也就是城的整体组合和功能区划用“里”，而城的功能区内部区划则使用较小的“夫”。“里”这个模式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但是随着都城规模的大型化和规范化，会不会使用“里”以上的模数？这个更大的模数是多大？顶级模数是规范化的还是随机的（东魏邺城规划时似乎将曹魏邺城整个城市作为新邺城的规划模数，就有因地制宜的意味）？“里”以下的城市功能区内的规划是否还在使用更小的规划模数（中古时期坊内的大小十字街的规划应该是里的切分，但像宫城、皇城、市的规划是否有先秦“夫”一类的模数）？这些问题的讨论，自然也会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城市。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中，上古时期是一个跨越时间长、城址数量多、形态差异大的时期，古代中国都城的营建模式和规划思想都在这一阶段基本形成。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加之城市考古工作的滞后，目前不少上古都城的基本要素都还没有查明，这就给认识上古的城市规划思想带来了困难。因此，加强上古时期中国城市（尤其是都城）薄弱环节的研究很有必要。例如安阳殷墟是我国狭义历史时期的第一个都城，但殷墟遗址作为一个都城既没有宫城，也没有内城和外郭，这与同属商代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这三处商代都城都不同，目前我们见到的殷墟很像是郭区，而不像是完整的都城景象。殷墟迄今仍然是一个不能理解的古代都城，有学者以现有的殷墟考古发现为依据复原殷墟的城市规划模式，当然是难以信从的。再如西周都城，在陈筱该论著撰写期间，西周王朝的三个都城遗址——岐周、宗周（丰镐）和成周，其考古发现都还不足以支撑都城形态研究的开展，不得已只能以曲阜鲁城权作代表。最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周原遗址的城市考古工作有了重要进展，曹大志博士通过仔细的读图、勘探和分析，终于找到了周原遗址的内、中、外三重城垣，结合先前雷兴山教授具有预判性的周原遗址的研究成果，岐周古都遗址的基本面貌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诸如此类都城遗址实例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进展，提醒着我们，中国上古时期的城市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我们都应该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