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中国古代兵役制度看上去似乎很简单，因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它只是每个王朝军事方面集合中的一个元素而已，可能不太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力。可事实上，一个简单的兵役制度就牵扯了社会的很多方面，而且从它产生开始就面临着很多考验，在复杂的现实中曲折发展。

三代与春秋战国：早期兵制的发展

将视角切换到宏观状态，此时的世界处在相对原始的时期，生产力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而社会的基本运作需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所以就不免去掠夺其他地区的财富来供给自身的发展，就在这样“征服”的过程中，早期的“军队”出现了。这样的规律普遍适用于当时世界的各个文明区域。

当然，三代时期的中国也是适用的典例。在商周时期，中国已经存在了标准的兵制，也就是“国人”兵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人”作为征服者有权参军保卫统治区域和剥削下层阶级，“野人”是被征服者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劳役并接受上层盘剥。这也和古希腊的兵役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希腊城邦中的公民本身不负责生产只需提升自己的能力，战争之时保卫自己城邦免受侵害以及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城邦中的奴隶则从事生产活动为城邦提供物质的基石。这样的比较不难看出，在早期的人类文明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到了商王朝中后期，该制度逐渐成熟，有了“三军”的概念，并且随着征伐的频繁，也会有“野人”进入军队体系。

西周时期，军事的监管变得异常宽松，被分封的诸侯国也可以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随着诸侯国势力的逐渐膨胀，这支力量已经成为了割据争霸的工具。为面对争霸战争的需要，诸侯国也对士兵的身份不在严格要求，征兵制在此时出现了。这里不难看出，征兵制的产生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军事监管不力与中央管辖权力的分流虽然不利于统治，但是单从兵役制度发展来看，反而是一件促进该制度成熟的好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职业化的士兵开始出现，也就是“常备军”逐渐活跃在兵役制度中。军队专业化最早体现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改革，其中“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就要求加强对国家军士的控制和定期操练，达到“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使其成为“莫之能御”的战斗武装。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各国的变法在军事上对于士兵的要求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了军队战斗力和高素质高质量的士兵，兵役制度也发生新的变化有所标准的募兵制成为主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魏国的“武卒制”，《荀子》有记载：“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士兵的选拔足见严格，这也奠定了之后中国士兵职业化的一个大的基调。

秦汉时期：征兵制与募兵制穿插进行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加强统治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力，秦朝实行普遍的征兵制度，年龄达到标准的青壮年男子都要进行兵役记录，以便随时应征进入军队，而且在统一后，面对的问题还是很多，比如在外边疆匈奴的侵扰，在内六国余孽的暗流涌动，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派遣大量的军队跟进，此时征兵制带来的大量兵源就适应了这样的现实需要。

西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基本沿袭秦朝，建制上皇帝或者中央军事机构直接控制军队，选兵途径上也以征兵制为主，为了保证征兵制的顺利实施，对于户籍也有了比秦朝更严格的记录。《中论民数》记载“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汉代征兵主要对象是农民，服役年龄为十七到六十岁，一般情况下需要在本地区和京师服役各一年，也就是说一般只服役两年，兵役相对较轻。

但是这个情况到汉武帝时期就有了变化，汉武帝在征伐匈奴的战争中耗尽了国家的经济储备，建立在稳定经济基础的征兵制开始无法维持，于是募兵制开始发挥作用，西汉北军中增设的八校尉的下属士卒就多为募兵，而且在此时，募兵的标准下放了很多，少数民族比如匈奴，越族也可以进入汉人的军事系统，募兵制下呈现出胡汉相杂的局面。

时间推进到东汉，东汉虽然对于郡国兵士的罢黜程度很高，从建武六年到建武二十三年先后五次罢省郡国兵，建武六年甚至取消了地方专门的武官，建武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基本解决了地方郡国兵士的问题。但是配套的政策却让以前地方武官的兵权并没有回归中央而是又一次分流到了地方太守手中。同时，东汉政权建立的基础就在于地方豪强地主的支持，豪强地主在地方上还是影响很大，地方豪强也有自己的私人武装称“部曲”，这就造成了东汉军队的一个特征：具有一定的“私人性”。当然中央对其的监管也实属有限。当遇到地方势力强劲的叛乱时，中央往往就会出现，中央兵力不足，地方军队调遣不动的情况，然后不得不进行募兵制，在这样的循环下，募兵规模的不断扩大，就给东汉造成了很大的财政负担，募兵终身从军，时间推移，又会有老弱残兵充斥军队系统。如此，中央的军队就出于一个“半休克”状态，东汉末年的颓势也就在所难免。

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农合一趋势明显

东汉末年地方太守和豪强地主大多成为地方割据的军阀，各方力量在逐鹿中原的同时都在考虑兵源问题，这时候全民征兵制较为普遍，而且士兵也是世代从军，同时实行兵农一体来保证社会生产也能跟上膨胀的军队，“屯田”制度也由此诞生，“军屯”之下，农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胜兵作战，同时保证两不误。

到西魏，北周时期，新兵役制度府兵制产生。政府挑选符合标准的人民，免去赋税杂役，参军作战，是谓“府兵”，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农忙时下地务农。《后魏书》记载：“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统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大将军统二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军，凡柱国六员，复加持节都督以统之。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为府兵。”这里基本交代清楚了府兵制度的建构，但是此时的府兵还只是享受国家免税特权的职业军人，还没有做到兵农紧密结合，其原因也与北方战乱频发，社会经济一度在破坏与重建的不良循环中往复有关。

但是府兵制这种兵农一体的模式并未消失，在南北朝结束之后，隋唐基本继承下来。

唐宋时期：募兵制成为主流，并且社会化

唐王朝建立之后，基本沿用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度，经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的整顿健全，唐代的府兵制度比之前更为完善。唐代府兵的中央管理机构主要是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十二卫，东宫六率是次要机构。府兵基本单位是在各地的折冲府。府兵挑选原则：“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除外出执行任务外，不脱离自己乡土和农业生产，只有冬季集中进行军事训练，服役期间免自身租调，但是武器等军械自备，实现兵农一体。从这几点不难看出，兵役制度开始变得复杂，结合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本身兵制形成三位一体，府兵制度必须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如果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就无力承担兵役；换言之，均田制下，国家要掌握足够的土地分配，府兵制才不崩溃。唐朝初年刚刚经历隋末的战乱，人口减少，荒地增多，国家分配土地能力强，三位一体运行良好，所以在唐初府兵制发展很快，在唐高宗时期，唐帝国版图达到最大，也是府兵制达到巅峰的一个表现。

可是土地兼并问题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这也不单单是大地主兼并土地的问题，同时还包括社会发展，人口增多，农民开垦土地这些并不被政府监管，以此均田制下政府所掌握的无主荒地就不断减少，当政府逐渐无田可授时，府兵制也就瓦解了，均田制在初唐兴盛，武周时期破坏，玄宗时期基本走向尽头，土地制度的变迁，在这一时期也是府兵制度的变迁。

在安史之乱前后，唐代府兵制基本废除，改为募兵制。募兵制基本解决了府兵制度瓦解后兵源不足的问题，而且募集的士兵是领取钱粮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兵，相比府兵专业性更强，负担更少，制度并不依托于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该事务的具体管控权也在地方军官手中，就避免不了地方军事实力的做大，这也是唐代藩镇问题的结症所在。

宋代基本不采用府兵制度，募兵制基本贯穿始终。宋代兵制与以往不同点在于呈现社会化的特点，就是结合社会民生问题进入军队系统。宋代募兵标准极低，成年男子皆可从军，每逢灾年，农民破产成为流民，流民作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政府就招募其从军解决流民这一社会问题。咸平三年，真宗诏“募饥民堪役者隶军籍，得万人”；庆历八年河北水患，仁宗诏“州县募饥民为军”；熙宁元年神宗诏“募饥民补厢军”就可以得知，军队中的灾民和流民是重要的部分。这虽然解决了流民对社会安定的影响，可是为政府增加了一大笔养兵的费用，也是宋“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但是它提供的运用兵制配合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还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卫所兵役制度与八旗制度

到明洪武时期，卫所制度建立。卫，所都是基层军事组织，分别设置指挥使，千户，百户进行统辖。中央设五军都督府管辖全国军队，但主要涉及军籍和军政，没有调兵权和武官举派权，人事任命和军队指挥权在兵部和皇帝。

战争时期，兵部奉旨调兵，任命将军并授予印信，将军凭印信调遣相关卫所士兵，战争结束后将军归还印信到兵部，士兵返回相关卫所，形成一个闭合的程序。

卫所制度下的士兵和武官皆为世袭，保证兵源的充足和对地方基层军事组织的持续控制力。卫所兵任务主要是出征作战，防守和屯田，军队也是在地方自己屯田给养。这些与府兵制度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但是卫所兵制与府兵制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卫所兵的待遇远没有府兵优越，卫所兵世代从军，没有免税免役的权利，依然是国家的纳税人。

明朝中后期，无论是西北的匪患，东南的倭寇还是东北的边患，都急需兵力去处理，这一背景之下，卫所兵制跟府兵制一样走向衰落，募兵制再一次重启，军队不可避免的又一次开始私人化，比如戚继光的岳家军，吴三桂的关宁铁骑等。

清军入关之后，进一步加强武装力量，清朝军队包括八旗和绿营。八旗兵是清军入关之前就存在的兵制，由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来整编军队，入关之后分设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每旗各设都统，直属中央八旗都统衙门，地方各级官员都无权征调。绿营则是入关后对归降的明军和其他军队的整编，分别受各地总督，巡抚，总兵管理。

在随着清军的征伐，旧有的兵制又无法适应幅员辽阔的疆域，于是招募各地汉人，蒙人，回民加入军队系统，以此来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力以及牵涉到一些政治问题，八旗和绿营都是世兵制。

到了晚清，太平天国让清政府看到了八旗绿营的一无是处，放手让曾国藩，李鸿章解决军事危机，曾李二人的解决方法还是通过募兵制，招募军队组建湘军和淮军，军队又私人化了，这也是在晚清地方汉族官员对政局影响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最后：

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兵制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相似的循环，设计的初衷总是无懈可击的，可是现实却让这一个个制度推行变得举步维艰。征兵制相对稳定，保证着中央对军事的领导权，但是应变能力很差，面对多变的现实就需要募兵制的补充，在募兵制下，军队难免成为私家军。这是也会发现兵制牵涉的方面很多，包括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等，从来都是多位一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