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3 13:47:33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因其没有明确的概念内涵及定义边界而不被人们所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特别是经济区域概念的界定多种多样。经济区域应该被理解为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区域经济学应该研究这种经济空间的形成、发展、交互作用以及主体政策问题。 区域经济，顾名思义是“区域”加上“经济”之后两个概念的结合。经济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产物，包括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而区域首先是一定的地理范围概念。至于具体的内涵和定义边界。目前还很难以界定。因此.“区域”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加上“经济”这一专有名词，形成的“区域经济”往往不容易被理解。 这一点无论是学界还是在实践的经济活动中，都有所体现。“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子系统，通常指国内特定地区的国民经济”：“大的区域经济可以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经济区，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田；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省际壁垒是区域经济的最大障碍”，这种理解很显然是将区域经济看作是一个国内跨越省际边界的经济区概念。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宏观部委将涵盖多省市或多城市的区域经济活动称之为区域经济，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概念；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概念都反映了这种认识。地方政府更多地将自己所管辖的行政区看作一定的区域经济，例如将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分为城市经济、农村经济两大部分，然后整体看成是区域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往往将区域经济直接理解为宏观经济。 那么区域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边界在哪里？许多学者试图在回避这个问题，认为区域经济是指人类经济资源总量稀缺、赋存不均或不能完全流动的前提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特定的区域相结合的复合体。但这种解释仍未完全揭示出区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的理解在理论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亦即区域经济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是空间属性。区域经济是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问题，是空间维度上的经济展现。二是中观性。区域经济是一种承上启下，并有着自己的区域特点的中间性、非均衡经济，是一种介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三是相对开放性。区域经济通常在内部具有相对一致的制度、体制和运行规则，而对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四是动态性。区域经济相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来说，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范围可能发生变化。 基于此，要完全理解“区域经济”，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区域的概念问题。 一、区域与经济区域概念辨析 目前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正如区域经济学家H.理查森（H.Richafdson）说的“精确地定义区域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宁可回避这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异，各个学者从自身对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解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展开对区域经济学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区域经济学科的不成熟。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只就经济学对于区域概念的讨论做出分析。区域的经济学观点主要指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待区域的一些观点，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区域概念的理解也是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的，但这一类观念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艾萨德开始就侧重于将区域作为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 （一）经济学中“无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一般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时，往往做出简单但不太符合现实的假定，即所有生产和消费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这样就剔除了空间因素这一极其重要而很棘手的变量。最简单的例子是运输成本，这种运输成本是因生产区和市场区的空间分离而产生的。一般经济学视这种成本为一种生产成本，并认为降低这种本的主要途径为运输技术的改进和发展。然而，如果调整厂商的生产区位，则可以避免这种额外的成本，或大大节省运输成本。正如贝克曼所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把它让给了区位论”。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区域时，区域是一种无限空间，可以由点、线、面来表示，但不包含范围。人们经常接触的空间是地理空间，可以用点（位置）和线（距离）来表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区域发展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2017年2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发起并举办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论坛以“区域发展：新形势・新思路・新举措”为主题，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得到与会嘉宾的热烈响应。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应邀接受了包括《财经界》在内的媒体采访。

问：我们知道，当前关于区域经济的组织已经有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成立“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曹文炼：经济区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和重要热荨G域经济研究主要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研究如何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各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首先由范恒山、杨开忠、金碚、肖金成和我本人，我们五人倡议提出。我们各自在不同岗位，都长期组织参与有关区域经济的大量研究工作。后来，经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机构共同发起，邀请长期从事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和中青年新锐加入。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嘉宾合影

这一论坛将打造一个研讨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政策和实践的高水平学术平台，深化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问：论坛成立的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曹文炼：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十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定实施我国深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同时加大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政治新形势，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分化态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许多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举措。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成立，旨在更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合力，进一步助力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水平，为促进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区域政策制定实施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问：“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特点是什么？

曹文炼：论坛成员由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组成，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论坛倡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和自由讨论、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论坛工作机构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负责论坛成员的推荐、研讨会议的组织和涉及论坛的有关事项的研究审议。论坛成员在论坛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均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论坛成员中如有违法行为受到法律追究的自动除名。

我们与目前国内其他50人、40人论坛的不同特点，主要在于研究领域的专业性，专注致力于区域经济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此外，我们不像其他论坛设立领导机构或和学术委员会，论坛成员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不论级别和职称高低，均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由上述五位论坛倡议人组成论坛工作执行小组，履行论坛召集组织等职责。论坛工作执行小组秘书处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发起单位都派人参加，负责论坛日常工作。

问：未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将以何种形式进行？近期研究方向是关于什么？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146-02

引言

由于金融资源分布、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区域金融运行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从理论上说，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格局密切相关。由于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引导功能，区域金融运行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等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失衡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区域金融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区域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国外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的热点问题。早在1911年，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论断后来也得到了Goldsmith实证研究的支持。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之后，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Rodriguez-Fuentes（1998）研究了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为投资提供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区域信贷差异及其导致的区域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

大多数文献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周立（2004）遵循Goldsmith指标体系，跨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1978—2000年），涵盖中国三大区域（东、中、西部），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立足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批评了中国“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路径，倡导重建金融功能，选择质量型金融发展路径。也有仅针对单个区域的，如省域、县域的研究。艾洪德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出负相关，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马瑞永（2006）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胥嘉国（2006）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董绳周（2007）运用1980—2004年各省区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西部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宋艳伟、李恒炜（2007）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回归计量方法研究了1985—2004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并非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在统计上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郑小婧、姜宁（2007）研究了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二）基于省市层面的研究

部分文献以某省或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曹廷求、王希航（2006）对山东省各地市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九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谢太峰（2008）对北京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首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北京实际，对北京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董金玲（2009）基于1990—2007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13个城市的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异，其中，苏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要大于苏中以及苏北。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中心支行内蒙古乌海市课题组（2009）基于乌海市进行实证研究，利用C-D函数，选取乌海地区1990—2009年的贷款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作为指标，采取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单向促进作用的结论。赵俊英（2010）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分析表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响有限，因此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郑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带动全省金融业发展，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总结与评价

总结：从已有文献来看，区域金融差异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外学者纷纷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各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实际问题。由于金融体制与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角度也不同。西方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货币经济学来展开，涉及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资金流动、区域利率差异、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问题。尽管西方学者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内容纳入其研究范围，但是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始终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中心内容。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学者更重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差异形成原因、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区域金协调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西方货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使区域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中观层面，拓展到金融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布结构及其发展态势层面，从而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拓宽了金融的区域结构、地区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范围，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相当严峻的问题和困难。作为区域经济，如何在激烈的国际、区际竞争中，正确分析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努力做到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确保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旨在多角度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提出种种对策，以求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外有关学术动态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80 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理论开始提出，但至今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研究仅局限于宏观的认识，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物破坏问题、经济技术水平问题等。而对区域经济的环境制约因素，特别是一些微观内在因素研究甚少。作者拟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点上加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并提出一些措施和对策。

三、论文写作提纳

前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目的、基本技术路线。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制约

（一）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反作用；

（三）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

（一）失衡增长导致环境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二）区位资源的不平衡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三）现有环境管理体制与国际不配套制约环境经济发展。

三、对策研究

（一）中国区域开发管理体制必须创新；

（二）适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三）制定完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四、论文工作计划

2001 年 3 月至 4 月 完成论文初稿并请导师修改，完成论文二稿并请导师修改；

2001 年 5 月至 6 月 论文定稿与答辩

五、参考文献

1 ．张敦富主编，《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2 ．李京文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教程》，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南京

3 ．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结构转变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年，北京。

4 ．叶裕民，《中国区域开发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5 ．宋璇涛，《寻求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北京。

6 ．李京文主编，《 21 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沈阳。

7 ．汤爱民，《大整合》，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8 ．顾介康、储东涛主编，《江苏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南京。

9 ．薛志平、刘波，《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理念卷），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2000 年，香港。

10 ．吴兴鹏、董剑南、谢玉平，《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实践卷），香港大学报社出版公司 2000 年，香港。

11 ．国家环境保护局译，《选择还是放弃——荷兰国家环境政策计划》，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12 ．厉以宁、章铮，《环境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1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西方经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广州。

14 ．陈耀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年，北京。

15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等 6 部门，《江苏省人口资源、环境研究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16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资源与环境》，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南京。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范式演进；应用拓展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就本体论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之下，在区域经济研究后期，基于杜能模型的研究范式逐渐脱离开来，其中本体论对个体动机予以了强调。首先，它对物品稀缺性假设与理性人假设进行了建立，并基于消费者与厂商的均衡，对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进行了分析。在近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经济对象的微观均衡分析受到了广泛关注。

就认识论而言，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起初，在区域经济学中，理论体系构建并得到重视，观察的重点对象主要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以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例，起初是针对企业选址问题，其特点表现为基于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在经验研究的结论应用之下，在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中区位论与区域科学得到了有效运用，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联系十分紧密。

就方法论而言，描述性的研究与经验验证是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其研究主要涉及到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基于计量分析与统计学的归纳法为主。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关联性是区域经济学的重点，基于此对区域政策进行调整。在特定空间上，产业的集聚是区域经济学的观察对象，在经验研究之下，对产业聚集与空间变量的关联进行探索，然而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关联却没有得到解释。而这种联系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内容，同时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与其有着密切联系。主流经济学对理论演绎有着高度关注，并意图基于精炼模型对经济运行整体现象潜在的个体理性动机进行揭示，计量分析基于理论演绎实施，换言之计量研究就是验证理论假设，然而计量研究并非理论假设的直接来源。

站在市场经济系统整体认识的角度来看，经济系统在主流经济学之下向不同部分进行了划分，然而这些部分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关联并组成一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能的能力。换言之，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组织性，因此个体选择成为了关注重点。就传统意义而言，基于区域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系统能够对其组织系统加以运筹，因此整体布局与结构的优化成为的关注重点，然而其运筹结构并非完全符合个体理性。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

以杜能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例，杜能对位于均质平原上的孤立国进行了假设，其中制造品有中心城市供应，食品供给则由城市四周土地承担；孤立国内各区域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与运输条件。杜能提出生产地与市场距离成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农业经营规模，成本与运费的偿还必须与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对等。基于一定的耕作成本，与城市的距离与追加运费、边际产量偿付量成正比，与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成反比。杜能对农业圈层理论进行创建，并认为差级地租为各区域农业布局的最优类型。杜能通过理论化与体系化形式验证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在其他研究领域中，这一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推广与应用。

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空间成为了经济物品，并且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杜能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分析具有双重性，与之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其相关性与普遍性也更强，可见基于杜能的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在其思想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业内并没有对其予以重视。萨缪尔森则基于杜能的理论创建了空间市场均衡模型。在艾萨德的努力之下，主流经济学中逐渐接纳了区域经济学，并实现了杜能理论与均衡分析的有机结合。

三、区域经济学的应用拓展

1.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学解释力更强

在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的推进之下取得了重大突破，换言之，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逐渐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未来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工具则包括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等，然而基于发散下的理论范式中，这些理论的发散性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中，这些理论工具无法得到整合与归结，这使得区域经济学整体看上去并非精密的仪器，而是一个“工具箱”。当“问题区域”出现在国家经济中时，那么建立在空间分析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学则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在人们在探索中不得不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中时，那么区域经济学将会停滞不前。在区域经济学研究结论中，在主流经济学的整合之下使得其范式转化得以实现，进而基于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

事实上，经济是社会全体成员个体决策之下诞生的。在传统研究中，区域经济学的规划性特点十分突出，换言之就是通过规范经济学对最优模型加以定义，然后对区域发展目标进行确定，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强调了政府干预的方法。然而，与政府规划相比，个体理性选择的综合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基于此就难以作出合理解释，进而导致上世纪70年代之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供给产生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在于“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中，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十分突出，“问题区域”逐渐成为国内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应用范围。

由于对问题的解释缺乏根源性，不管采用的技术与方法如何，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区域问题的诊断的针对性与目的性并不强。究其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认可，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尤为突出，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这是受到规划模型中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缺失造成的，在政府干预之下，市鼋峁埂⒐婺1ǔ甑确⒒颖浠，使区域经济均衡状态迁移的预见性不够准确，政府干预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站在政府对经济政策加以干预的角度来看，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学是以区域经济为主要对象，这一点在建立在区域经济禀赋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规划十分突出，然而相关的政策手段并不明确，缺乏系统性。主流经济学则站在微观的角度来调整市场参数，以此实现对企业决策的限制，这显然已经属于经济规制。从中不难发现，当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引入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那么就逻辑而言，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分支学科的一致性就得到体现，就政策供给而言，在理论方面的选择上就变得更加丰富。

3.与主流经济范式趋同的启示

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引入区域经济学，能够提高经济问题分析的全面性。区域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得到扩展，并不在单纯的针对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的制度机制、市场竞争、社会运行以及要素共享机制都能够通过区域经济学得到合理解释，进而使区域经济规划的合理性与全面性得到提升。传统单一的运输成本与比较优势分析饿逐渐向区域经济的全方位“扫描”转化。

就理论体系而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趋于严整，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干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范式逐渐得到统一，鉴于此，就逻辑而言其一致性得到体现。实践表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与包容性十分突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与区域经济学趋同的背景下，在区域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有效运用，对于学科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与意义。

四、结束语

在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中，我们不难看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与趋势。在国内，区域经济学研究也可以向“范式”M行整合与归结，而研究基础与方法的不同则会引发区域经济理论的相关争论。基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补充，为人们对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观察与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颜飞，罗永刚.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与应用拓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8，（8）：24-30.

[2]孙贯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与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以荷泽为例[D].山东大学，2004.DOI：10.7666/d.y660913.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 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 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 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关键词］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经济理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其最基础的活动就是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又都是立足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在该地理区域所形成的经济区域对经济社会以及人类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作为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蕴含的内涵较为严格，即在一个人文条件以及自然环境都较为类型的地理区域内，如何实现人力、财力、物力之间最有效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更好的发展。其中所包含的因素有：特定的区域；区域内健康、有序的市场形成；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资源条件上的类似；经济活动在特征以及方式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程度而言，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发展

1.区域经济结构平衡增长理论

这种平衡增长理论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其主要的理论在于大规模的投资去实现对发展过程中需求与供给之间不可分性的克服。需求上的不可分性主要是指由于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对经济活动的可行性以及营利性上的限制，而供给上的不可分性主要是指要保持资本上的整体性。这种平衡增长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丹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提出的大推动理论。

2.区域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发展初期一直都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均衡增长理论的统治地位被打破。经济学家认为，利用市场机制调整成产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配合比例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均衡增长，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可以充分的发挥作用，必然会趋向充分就业均衡。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差异现象都是暂时的，随着经济生产要素在经济区域之间的流动，在一定的条件下，各区域在经济发展是水平上都会慢慢趋向均衡，而区域差异问题主要归结于市场机制的失灵。

3.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平衡经济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所提出来的，该理论重点在于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到的生产潜力最大或者是联系效益最大的产业，依靠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而实现对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解决，并实现对其他产业发展上的带动。这种不平衡增长理论在强调部门发展不平衡的同时，还对区域发展空间上的不平衡进行强调，而这种区域上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原因就在于部门发展上的不平衡。

二、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1.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受到了战争严重的影响，因此在战后所有的国家都把重心放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方面，而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上区域化发展慢慢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跟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到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这三个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在自身发展上也越来越明显，从这种世界经济发展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都在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利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及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

2.我国区域经济在发展方式上的转变

我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最早是由我国伟大的改革开发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其主要的内涵就在于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或者是一部分人先富，由先富带动后富，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波浪式向前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这个战略设想的指导思想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以先发展起来的经济辐射力量带动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实践证明，在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过程中，“公平”的缺失已经带来严重后果，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在不断扩大；地区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在拉大；地区间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此外，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这种区域发展战略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果，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这样一种不均衡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富裕做了说明：“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做到共同富裕，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席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和谐社会》中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全党全国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深刻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其中之一就是统筹区域。而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其应有之意包括国家整体的和谐，也包括不同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

参考文献：

[1]白永秀 任保平: 区域经济理论的演化及其发展趋势[J].经济评论,2007,(01)

关键词：浙江；区域文化；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G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0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07-03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民营经济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取得成就举世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学者从自然资源决定论、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而随着文化概念的提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研究也开始为学者所青睐。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

工业化时代，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区位条件、生产要素、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大环境等等，但这些因素均只能从短期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且往往类似区位或者类似经济大环境下的不同区域存在经济发展差异现象，故很多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国外学者对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成果

最早将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他在《国富论》中认为“经济人”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并认为经济活动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雷蒙· 威廉姆斯（1979）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文化研究不应只关注部分文化，还应当关注整个文化的生产过程，这是将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20世纪70年代的蒙博托“真实性”学说是围绕着文化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蒙博托看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文化构成了发展的前提条件。他甚至将文化的作用提高到了绝对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惟一道路”；“文化既是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美国学者英格尔斯（1985）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课程内容等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肯尼亚文化人类学家奥萨加·奥达克（Osaga Odak）（1985）认为，为了使人类健全发展，换言之，“欲使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在内，全部纳入其中。”2O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其政治学研究中提出了“软实力”概念，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同时也包括由文化传统、政治价值观、国民素养的吸引力、影响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以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形象、民族特征和精神风貌，对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世界经济和政治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从而肯定了文化对于推动发展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者对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现状

李宗植（2003）的研究表明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和经济共生互动。人类社会在其生长过程中。文化和经济同步。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属一种同构关系。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来源于昨天文化的弘扬。邱建明、谭希培（2004）认为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力的竞争。区域文化作为一种潜在价值判断标准系统和行为标准系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落后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区域文化极大地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高文香（2007）指出文化与经济相五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韩正安（2007）表示区域文化在以下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影响，主导人们的经济思想、价值观念；促进企业文化和产品品牌建设；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丰富、提升区域形泉，有利吸纳人才和招商引资。蔡静、杜建国（2009）研究得出区域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等，对区域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制约作用。推动作用：传统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文化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促进。相反，文化的交互性导致一些重复建设和资源争夺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区域经济整体的一体化发展；落后、消极的文化往往导致落后的经济。翁晓峰、许俊菊（2009）指出不合时宜的区域文化与先进的制度规则不相匹配，会造成内生的文化与外植的制度之间发生冲突，最终使得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成为空谈，进而导致区域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优秀的区域文化特质越多，就越能产生内生力量，激发人们创业，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邱会菊（2011）认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任何区域经济现象，经济模式的形成的背后总有某些文化因素作为重要支撑。

二、浙江文化的形成与定性研究

浙江历史上称为越国，浙江文化也称越文化。从文化历史源流来看，浙江文化属于我国江南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本区各史前文化为根基，经过夏商时代的整合，形成了两周时代的越文化，越文化通过后来的与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与西洋文化的交流，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江区域文化。

（一） 对于浙江文化形成的研究

顾琅川（2004）在全面考察古越性格产生的文化背景后指出，越族是一个僻居中国东南沿海一隅的古老部族，由于险恶的自然环境，迫使越人将谋求种族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古越文化精神最初的一些品格特征“强悍、峻烈而轻死的蛮风”便在此种特殊严峻的环境局势中磨砺、胎孕而出。张兵（2005）把越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尚武爱国，创新进取，奉献自强”，他认为形成越文化这些特征的原因与越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越人素来遵奉人类“适者生存”的原则，在长期艰苦的劳作中培养出思想敏锐，顺应外界变化的生存和处事能力，他们既善于吸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因地制宜而富于创新。柳和勇（2005）研究发现浙江有着独特的海洋自然条件、优厚的海洋资源和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它影响着浙江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其特点精神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呈现。浙江海洋文化具有灵动进取性特点，并具体表现在精致创造的物质性海洋文化，协作团队性的海洋行为文化，较强的海洋商贸精神，以及粗犷与柔和相济的海洋审美文化等方面。罗昌智（2007）指出历史悠久、沾濡百代的浙江文化属于典型的“水文化”。水的柔性赋予浙江文化柔慧智巧、开放兼容的文化魅力；水的动性给予浙江文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文化力量；水的灵性， 养成浙江文化敢于冒险、重利事功的文化个性。王晓华（2010）认为浙商精神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勇敢反思，对于西方创新意识的敏感把握和学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浙商精神的精髓。林吕建、唐玉（2011）表明人类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是凝聚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背景之下，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二）对于浙江文化定性的研究

曹屯裕、怡江（2000）研究表明浙东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地域文化。浙东文化的每一次整合融流，非但没有因此而解体，反而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和调适能力，而且其结果几乎都导致了文化的增殖。浙东文化就是这样地从弱势到优势，从自立到成熟，在不断的集长补短、博纳兼容中，释放出创造发挥新文化形态的潜力，并驱使自己走向辉煌的顶点。蒋中崎（2002）指出，近现代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使浙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潘起造（2005）认为经世务实是浙东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当代浙江精神的核心内容。从浙东学派对于儒学传统经世观念的革新中， 也可以看到这种经世务实的文化传统具有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特征。杨建新（2007）表示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雄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没中，“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的优秀特质。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浙江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认同，造就了浙江文化新的时代亮点。尹铁（2007）称浙江文化的核心是经世致用，从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到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以一贯制。以陈亮等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等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以叶适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明清时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阳明心学派和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具有“讲求实效”、注重事功的鲜明文化品格。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实事实功，学术的目的在经世致用。大胆地提出了具有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

三、浙江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关系文献综述

张仁寿（2000）认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浙江形成了比较浓郁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究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这种文化熏陶下的浙江人向来不轻视实业、安贫乐道，而是很务实地去追求世俗生活和物质财富。这种世俗化倾向和致富冲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学源泉。陈立旭（2005）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文化精神对于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王华锋（2007）研究表明所谓创业精神是指开创事业的意识、思想、志向、情绪和意志等心理状态，是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超前意识、艰苦奋斗精神、相互协作精神及事业心等的统一体。越文化非常契合这些精神，受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绍兴商人具有钱江大潮勇往直前的无畏气概，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精神，具有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具有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张兆曙（2008）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通过“流动走商”、“办厂坐商”和“资本扩张”依次实现生存空间的拓展、发展空间的内敛和向资本空间的迈进，进而完成空间的再造。在这个过程中，因自然空间“倒逼”形成的“草根文化”（表现为浙江的流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奚建华（2009）研究表明，浙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赋予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殊的优势和背景，这些优势的集成，将赋予我省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动力要素，有助于实现新的跨越。

四、述评

从上面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现有研究的几个特征：

第一，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竞争力中软分力的一部分，优秀的区域文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区域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同时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区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推进器区域文化环境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精神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整个区域文化的支撑。文化环境经由影响感知机会能力来影响创业行为，通过塑造个人特质来对创业产生作用机制，从而强化对创业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二，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创新和改革。其形成与浙江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关。浙江文化主要表现为冒险、开放、讲究实效、重利事功等特点。

第三，浙江经济发展飞速与浙江文化特点有着很重要的关联。浙江文化很大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其草根文化、海洋文化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浙江的软实力，促使浙江经济飞速发展。

但是，从目前的成果看，对文化与发展、浙江文化和浙江文化与浙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文化的准确测度仍存在困难。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在定量研究中，文化的测量没有统一的方法，这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出入，影响了文献成果之间的比较验证。

第二，缺乏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分析。过去的研究中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通过文化的载体，包括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形成文化经济，并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二是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们的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是影响新型人力资本或企业家阶层形成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并未全面给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和完整框架。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更受政治家精神、经济学家精神等其他文化形式的影响，因而关于影响的路径分析有待创新。

第三，过去研究集中于单个个体的研究，对象多为浙江省或者单个城市，缺少对区域文化认识。同时，很少有对浙江各个城市进行文化层面的对比，从而在浙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上缺乏文化层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李宗植.发挥江苏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现代经济探讨，2003，（04） ：38-41.

[2] 邱建明、谭希培.论区域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兼谈以文化先行推动湖南经济发展[J].怀化学院学报，2004，（06）：26-29.

[3] 高文香.浅论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职业圈，2007，（14）：16-17.

[4] 韩正安.充分发挥区域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铜陵学院学报，2007，（05）：23-24.

[5] 蔡静、杜建国.浅议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J].商场现代化，2009，（07） ：209-210.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RTA；贸易效应

1 区域经济合作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

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有多种，Andrew Wyatt-Walter 认为“从原则上说，经济区域化可以涉及毗邻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进而至商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再而至市场与政策一体化，以致完全的经济和政治同盟。” 具体而言，根据成员之间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成六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其中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最为重要，影响最为广泛。

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中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运作的RTA中，90年代成立的72个RTAs，占总数的36.9%，本世纪成立的117个RTAs，占60.0%。RTAs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诸多学者关于RTAs与WTO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非歧视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两者关系的高度关注。随着全球RTAs数量的不断增加，RTAs之间的重叠程度也不断提高，Bhagwati（1992）提出RTAs是否威胁到了多边贸易体系问题，同时Krueger（1995）也担心区域性FTAs的建立将会产生寻租者，西雅图WTO部长会议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学者从法律角度，如Foost Pauwelyn研究WTO保障机制针对区域贸易集团做出的对应措施，范黎虹、韩龙、周阳、张洁等也分析了区域贸易集团与WTO基本规则之间的法律关系。陈泰锋和贺剑瑜对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和新动向将会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了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

2 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成效

2.1 引力模型在经济合作领域的应用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成效主要表现问从静态和动态效应，其中静态效应分析主要体现在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上，最常用工具就是引力模型。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呈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呈反比。其中，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需求能力，双方的距离（运输成本）则构成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原始的引力模型采取对数形式后表示如下：

2.2 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静态贸易效应

利尼曼（Lineman，1966）将人口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规模的变量加入引力模型分析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继利尼曼后，对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主要局限在增加解释变量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更是被广泛地加以应用，尤其是在分析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效应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Matyas（1997）以混合横截面数据固定效果的方式对区域集团效应所作的分析。经济学家为了检验政策、历史、文化等因素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又逐步将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共同语言等指标加入到引力模型中（IMF，2002）从而使引力模型得以更好的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随后许多学者应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作了实证分析，Celine Carrere（2002）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区域贸易协定在使区域间贸易增加的同时，通常从世界其他各地的进口和出口也都成倍的减少了，这证明区域贸易协定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向效果；Balistreri、Anderson和 Wincoop（2003）等，他们的回归方程大多为对数线性，虽然各自的解释变量不尽相同，但回归结果大都能有力地解释贸易量。国内学者舒波（2004）等人通过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成效的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大大加快了其成员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不但扩大了地区市场容量，还加强了各成员国间优势互补和地区范围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形成了“贸易创造效应”。Jeffrey Frankel认为正式的区域安排还对贸易模式产生明显影响，而且远超乎近邻之间的自然通商。石岚、毛志文（2006）对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跨国公司发展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2.3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动态贸易效应

Lisandro Abrego， Raymond Riezman， John Whalley（2005）采用定量方法，即一般均衡模型对关税同盟中的国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关税同盟增加了全球福利。从发达国家之间组建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来看，由于供给和需求曲线较为平坦，贸易创造效应较大，且非成员国的产品成本不占优势，贸易转移效应较小，因而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福利正效应较为明显。宋岩、侯铁珊（2006）对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社会福利效应进行纳什均衡分析，得出区域贸易协定的建立不但能够进一步深化多边贸易合作，而且可以维持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并能进一步强化非成员国寻求加入该RTA以使本国福利水平最大化动机的结论。

布朗、罗布森、库珀和小岛清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标准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静态效应不明显，发展中国家借鉴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应强调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效应和对外保护作用。希托夫斯和德扭（2004）的“大市场”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使区域外国家为了保持原来的市场和产品竞争优势，会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区内，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此，区域经济合作使外资通过区内设厂生产，绕开区域经济同盟的壁垒限制，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Susan F.Stone，Bang Nam Jeon认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不但使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新的贸易流。王瑛（2004）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梯度，这种梯度产生了经济技术推动力，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陈秀莲、杨丹辉（2006）等还研究了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不仅推动了区内贸易的增长，而且使成员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保持较高产业转移增速从而使成员国从中受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促进技术进步。

3 区域经济合作在非经济领域的成效

Richard N.Cooper、Charles P. Kindleberger、Susan Strange、Robert Gilpin、等则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采用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方法、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研究方法和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及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研究方法，分析了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稳定了邻国之间关系，潜在的缓解了紧张局面，降低了邻国间移民、流血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并改善了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提高其国内安全系数。国内学者卢光盛、王逸舟、庞中英等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在非经济领域产生的成效，研究显示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非经济收益主要体现在区域政治、安全、文化融合、公共产品合作及外交等方面。李向阳（2005）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从而促进了区域范围内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能源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等方面合作的逐渐增加。张骥、闫磊（2004），朱显平、李天籽（2006）等分别对东盟、南方共同体、欧盟等主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非经济成效进行了分析。

除上述在非经济领域产生的成效外，部分学者还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非传统收益进行了分析。Patterson（1966）分析认为区域合作可以使成员国“更好的抵御其它区域集团的歧视性影响”，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影响力，实现谈判国家利益的最大化。Fernandez， R.J.Portes认为一国加入区域合作组织有助于向外界发出清晰而可靠的信号，以吸引投资者。李向阳（2003）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使小国有机会通过让步获得了大国给予的“保险”以获得进入大国市场的保障和免除发达国家歧视性的反倾销行动。刘玉贵、张雯（2006）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促使各国保持其政策的连贯性、可信性，并不断建立起协调一致的机制，从而锁定改革进程，不断完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逐步提高政府信誉。

4 对国内外研究区域经济合作文献的述评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文献，首先，研究成果卓著，尤其发达国家的研究较深入，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数研究都以欧洲经济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其次，较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立足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这是基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并不代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同样的效果。最后，我国研究的区域经济合作文献多数从政府、组织和企业的立场出发，鲜有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使得最终的结果不免带有一定的色彩。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应该着眼更长远，才能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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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建云．国际区域合作的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关键词]经济区位；区位优势；实证分析；韶关市

[作者简介]王发兴，韶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广东韶关51200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1－0099－0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区位因素(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对市域的经济区位优势作出科学分析和评价，乃是制定市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区域开发的前提和基础。

一、经济区位及其理论发展

(一)经济区位的基本内涵

现代区域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区位是指某一经济体为其社会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从这一角度讲，工业生产所占有的场所即为工业区位，农业生产所占有的场所即为农业区位，城市(市域)经济活动所占据的场所则为城市(市域)区位。在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位往往被描述为距离某一个或几个特殊地点的不同位置所反映的市场、供求、运输成本等方面的差异问题，如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离自然资源供给源的距离、各空间位置上的市场供求状况等所形成的经济利益差异。西方经济学家胡佛在总结经济区位因素在生产力布局中的重要意义时指出：一定空间的经济区位，其相对优劣主要取决于四类区位因素(子)，即：(1)地区性投入：具体指存在于某一区位、难以从它转移投入的供应情况(移入原料供应品或服务等)；(2)地区性需求：该区位上对不易转移的产出的需求状况；(3)输入的投入：从外部供给源输入该区位的可转移投入的供应情况：(4)外部需求：从向外部市场销售可转移产出中得到的净收入情况。在不同的经济区位上，上述四类区位制约因素不同，而区位利益具有很大的差别，这也就决定了各个经济区位的相对优劣。

(二)现代经济区位理论的发展

经济区位发展理论就是研究确定各种经济活动应在何处进行更为节约、有效和合理的原则。经济活动的区位优劣有自然界固有的和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其经济活动的选择往往服从于区位的相对优劣，反过来，经济区位的优劣也反映出有效性和合理性。经济区位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和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大体来说，经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1．立足于单一工业或工业中心，着眼于成本和运费最低的古典经济区位理论(即成本决定论)。该理论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其研究的是各种区位因素(子)对产业配置的吸引作用。第一个系统研究工业区位理论(即成本决定论)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其核心思想是：一个区域对工业区位的选择，吸引力大小的决定力量是最小生产成本，而影响产品成本的一般性区位因素是：运输费、劳动费和聚集效应。其中运费是对工业区位定向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生产力布局问题应该是在原料地和消费地之间寻找最低运费点。可以说，这一理论是运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揭示工业布局中以最小成本支出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思想。

2．立足于一定区域或城市，着眼于市场扩大和优化的近代区位理论(即利润决定论)。最早系统提出这一理论的学者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廖什，他在1940年发表的著作《区位经济学》中指出：从供求结合上观察工业点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周围的消费者，消费需求量的大小是区位选择上的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而市场容量又取决于消费强度、消费倾向、产品价格、市场半径、产品推销技术、单位产品的运费等相关因素。最低成本只是作为企业总利润的一个因素而发挥作用，成本最低点并不意味着利润最高点，企业家关心的实质不是成本最低，而是利润最高。这一理论以市场一价格分析揭示了利润最大化是影响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它使经济区位理论走向宏观化。

3．立足于国民经济整体，着眼于地域经济活动最优组织的现代区位理论(即综合决定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更加强调人的行为因素的作用。现代区位论者认为，合理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必须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必须对多种因素(特别是成本一市场因素)进行分析。区位的选择必然受到决策者的志向、能力、知识、现实观察力以及对信息收集分析与评价所付出的精力的影响。现代企业家不仅关心赚钱，同时也追求舒适安宁的生活。因此，区位抉择者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往往成了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抉择者所满意的区位不一定是成本最低或者是利润最高的最优区位，而是综合优势最显著的区位。近些年来，现代区位理论在区域开发和空间结构改善等领域的应用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

二、广东韶关市的经济区位优势实证

历史上的韶关曾是“咽喉交广、唇齿江湘”的战略要地和粤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随着京广铁路复线、京珠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干线的拉通，昔日的南岭交通枢纽、粤北商贸中心正在嬗变为“过而不留”的通道。尽管韶关市的区位优势发生过历史嬗变，但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和经济大省的广东粤北重镇，韶关市在未来市域经济发展中，其自身的、潜在的、独具特色的区位优势，仍然十分凸显。本文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总结出韶关市经济区位优势的六大特征。

1．粤湘赣三省交界之地，便利的省际交通通道。韶关市北面与湖南的郴州、江西的赣州相接壤，地处粤湘赣三省交界地，其独特的、潜在的地理位置成就了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南岭重镇、粤北区域交通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本来横亘在中国南方大陆上的南岭山脉就像是一道天然屏障，把广东与湖南、广东与江西分隔开，但因发源于南岭山区的北江(珠江水系北江流域)以及上源的武江、浈江又把湘南、赣南、粤北三地有机地连结起来，自韶关沿武江上溯过乐昌峡谷到郴州，可以把湖南与广东两省连结起来；由韶关沿浈江上溯过梅岭溢道到赣州，便可把江西与广东两省连结起来。历史上韶城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地处武江、浈江、北江三江会合处的重要地理位置有关。近些年来，京广复线、京珠高速公路、107国道、323国道等一些跨越省域的现代交通干线均是寻着这些峡谷和溢道穿行而过的。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交通通道，也促成了韶关市在粤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

2．珠三角腹地，大珠三角的后院。韶关市地处粤北山区，北倚南岭，南对珠三角。以穗、港、深为中心的珠三角(即大珠三角)是我国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地区，古往今来韶关市就一直充当着大珠三角后院(即后花园、大后方)的重要角色。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时期，珠三角的一些军工、机械、重化工企业就纷纷北迁落户于韶关；改革开放以

来，韶关市仍然是珠三角地区的重要资源(水源、矿产等)和能源供应地；近些年来，韶关市更是珠三角地区传统产业向北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之一；与此同时，韶关市还是珠三角地区北上出游的生态休闲旅游最佳目的地之一。

3．华南中亚热带生态资源库。韶关市地处北回归线的北侧(23°50’N-25°31’N)，年均气温约20℃，年降雨量约1700mm，1月均温在7℃以上，无霜期在310天以上，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这里雨量充沛，热量充足，森林覆盖率达72．1％，是当今世界上同纬度地区森林绿化最好的地方之一。韶关境内生物资源丰富，素有“华南生物基因库”、“天然药库”的美称；这里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地质公园”(仁化丹霞山)、国家森林公园(乳源南岭森林公园)、车八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等著名生态旅游景区。韶关的地表水资源总量达220亿立方米，人均6992立方米，是全省的2．9倍，全国的3．3倍。此外，韶关的水能蕴藏量达178万千瓦，占全省水能资源总量的20％左右，现在有南水、杨溪、乐昌峡(在建)等水电站以及韶关火电厂等一批能源供应地，韶能企业集团公司早已做大上市。韶关市作为珠三角的能源供应基地和旅游度假休闲后花园的功能日益凸显。

4．南岭矿产资源富集带。韶关市物华天宝，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南岭地区既是全国闻名的“有色金属之乡”，也是广东省的重要煤炭生产基地。韶关的铅锌、银的储量分别居全国的第二和第三位；韶关的煤、铀、钨、石灰岩、稀土等16种矿产均名列全省第一位；而大理石、硫铁矿等，名列全省第二、三位；韶关境内的凡口、大宝山等都是省内外有名的矿区。建立在本地铁矿资源(大宝山褐铁硫铜矿)基础上的韶钢集团公司是广东省企业50强、全球钢铁企业100强之一；凡口铅锌银矿是亚洲第一大铅锌银产地，韶冶厂是全国第四大铅锌冶炼基地，中金岭南企业集团是韶关境内四大上市公司之一。这些资源型企业在韶关经济建设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现在也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粤北科教与人才中心。韶关境内拥有2所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学生2万多人。其中，韶关学院是粤北三市唯一的一所普通高等院校，有教授80多位，有博士、博士后学历者70多名，有在校学生1．7万人，是全省五所同类地方高校中本科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一所学校。此外，韶关市还拥有37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其在校学生数达5万人，占广东省技术学校在校学生比例的十分之一强，是广东省重要的中高等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培训基地。

6．粤北民俗文化与旅游名城。韶关这方水土为人类最早生息繁衍的地方，早在13万年以前就有“马坝人”在这里劳作生存；6000多年前，南方的“稻耕”文明就已在这里传承和发扬。岭南韶关域内还是我国历史上汉族人南迁广东、福建的必经之地，是汉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互交-触的地方。这里除汉族人以外，还有瑶族、满族、白族、回族、畲族、土家族等31个少数民族；在民间的语言交流方面，除普通话以外，还有粤语(白话)、客家话等方言；少数民族乡(镇)还有瑶语、畲语等本民族语言。这里历史渊源，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人文地方特色鲜明。境内有闻名中外的马坝人遗址，有六祖慧能禅宗文化(南华寺)，有客家人寻根问祖的珠玑文化(珠玑巷)，有别具民俗风情的客家围屋建筑文化(如满堂围楼、八卦围屋等)；这里还是红色革命老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十分丰富。韶城(韶关市区)是广东省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古远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到客家文化、广府文化、西洋文化以及近现代的湖湘文化、江西文化，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粤北古城多元化的文化中心，在湘粤赣地区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韶关一停留，再到珠三角”，这句格言就是对韶关市人文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

（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021；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061）

摘要： 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我国实施了差异化的区域推进战略，从总体上看，是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的模式逐步推进的，这些区域推进战略在东部沿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即使在东部沿海区域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但是仍然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中西部这一点更加明显。本文正是基于此，对区域协同发展的思想做了整理，以图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分析我国的区域协同发展状况。

关键词： 区域协同；影响因素；机制；测度

0引言

对于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国内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分别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含义；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区域协同发展的评价；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

1区域协同发展的含义

从现有的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看，学者们大多数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认为是区域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开放，共同发展，且区域之间差距缩小并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蒋清海（1995）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是在各区域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区域间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并且形成决定这种状态和过程的内在稳定的运行机制；①覃成林（1996）认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经济均持续发展的过程；②徐现祥、舒元（2005）认为，省区协调发展的实质无非是使落后省区能追赶上发达省区，即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区域协调发展属于趋同的研究范畴。③这种观点实质上将区域协同发展理解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因素的协调发展。如曾坤生（2000）认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包括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系统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动态协调、区域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④陈耀（2006）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角度认为，区域协调发展重点是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使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民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分享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实惠⑤。

2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影响区域协同发展的因素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因素；另一类是新因素。传统因素主要包括资金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区位因素、文化和历史因素等。如赖明勇、包群（2002）认为资金因素尤其是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且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最大；⑥李亚玲、汪戎（2006）与李忠强等（2005）认为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差距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⑦⑧陈国阶（1997）通过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研究发现区位对感受现代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差异是导致发展差距的根源；⑨李燕茹和胡兆良等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战场的地域分布来探讨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发现战场的分布规律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古战场北方的黄淮海平原为现在的经济洼地。⑩

随着经济社会国际化的发展，信息、科技、生态环境等在我国区域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铮（2006）认为信息化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西部地区工业基础相对优越的省区经济增长作用突出，对中部地区经济提出了严重的挑战；{11}吴传清、刘方池（2003）与孟令国（2004）认为科技创新已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各种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长远发展；{12}{13}赵景柱等（1999）认为生态环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则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受阻。{14}

陆大道（2003）认为在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的两类因素中，传统因素的影响力度正在下降；信息、科技、生态环境等新因素通过传统因素而发挥作用。{15}

3区域协同发展的评价

区域协同发展的评价更多的学者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进行的，即通过指标测定区域内的经济、环境、人口、资源和社会间的协调度。如毛汉英（1991），张晓东（2003）、张佰瑞（2007）等人分别基于县域、省域及全国空间尺度对经济中社会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作了研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研究；{16}{17}{18}{19}李雪铭（2005）、余娟（2005）、李孝坤（2005）等分别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广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重庆大都市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20}{21}{22}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评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涉及三个基本指标体系：一是反映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协调程度；二是反映人均可享有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协调程度；三是反映地区发展保障条件方面的协调程度。上述区域协同发展的评价研究内容各不相同，反映了对于协同的内涵的理解、影响因素及实现途径理解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现有的研究对于传统的资金及人力资本因素研究较多，而对于文化历史等新因素研究较少；且没有将协同程度与发展度有效的结合起来，所以得出的仅仅是孤立的区域经济协同的计算结果，而不能得出区域协同是否能促进全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体协同是否能促进区域的发展的结论。

4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

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的实现主要依靠市场、政府和企业三类经济主体，这一点在学术界有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怎样利用这三类经济主体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却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更多的强调市场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如樊明（2006）认为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而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转移支付方面对某地区的倾斜以及地方政府设法多从中央政府得到这些方面的支持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23}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重视政府在区域协作中的作用。如张庆杰等（2009）提出了完善我国区域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基本原则，并对我国区域管理体制机制调控对象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此提出了在国家层面、行政区层面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思路和重点。{24}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和市场在协同区域发展中处于相当的地位。周叔莲、魏后凯（1998）着重研究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全方位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25}刘普等（2009）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区域关联效应模型，并论证了区域关联效应具有乘数关系，在此理论前提下探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和区域补偿政策这两种区域协调机制的运行机理和实际运用；{26}周绍杰等（2010）认为应该通过完善市场体制、促进跨区治理以及优化协调三个区域协同实现体制达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这就要改变当前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考核制度、鼓励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发展规划体制以及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27}覃成林（2011）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由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和治理机制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关系，每个机制既独立地产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同时又通过相互联系而产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28}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市场、企业与政府三方面的作用均不可忽视。如田扬戈（2000）认为，区域经济的三种协调机制即市场、企业与政府任何一种都不可能独立完成区域经济的协调任务，必须实现三种机制之间的合理分工。市场机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协调机制；企业机制是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机制；政府协调机制则更多地侧重于保障上述两种机制的正常运作和克服市场失灵。只有协调好三种机制的关系，充分发挥这三种协调机制的作用，才能保证区域经济系统的正常运作。{29}

5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应用型，故对于战略的研究在整体区域协同研究中占据了主要内容。而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总结：

第一：要素和商品市场化。区域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自由贸易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陈栋生（2004）认为通过跨区域人才、资金、劳动力以及技术流动，区际商品与服务贸易以及产业区际转移实现区域市场的一体化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30}胡鞍钢（2004）认为只有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发展区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各地区才能从全国性、区域性市场获得更大的规模效益；{31}徐现祥、李郇（2005）通过对长三角的研究得出结论，市场分割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降低了近50%。因此打破省际边界，实现跨省区协调往来成为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主要目标。{32}

第二：区域产业协调发展。陈彦旭（2008）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最核心的内容是区域间产业的协同发展，而区域间产业的协同发展包括了区域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协作，该研究运用古诺模型从纵向产业合作和横向产业合作两种形式分析了合作的效应，并得出结论只有加强对于引进技术的吸收才能更好的使得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33}吕政（2004）认为生产集中化趋势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生产要素的集中化——产业集群的出现——生产要素地区配置不平衡性——区域不协同发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开辟新的产业领域，发展具有本地区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产业和产品。{34}周肇光（2007）认为根据产业经济和技术结构变化和发展来选择区域主导产业，适时调整外商投资产业发展政策，处理好外资产业与民族区域产业关系等才能落实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35}

第三：区域空间结构优化。陈栋生（2005）将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概括为“三大阶梯，四大板块，三驾马车，三类病灶”，主张在大范围的“区域政策覆盖区”的基础上，划分“政策点击区”，有针对性地解决区域问题。{36}赵改栋、赵花兰（2002）认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两类结构，且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增长。{37}周民良（2000）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因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发育和成熟程度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为了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政府应该通过适当的区域政策，更主要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38}

第四：制度和政策措施。主要观点有政府应该实施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件和和社会保障措施，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徐国弟等（1994）认为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保证完成、落实国家生产力布局任务的政策手段，二者各有所长、相辅相成、不可偏废。{39}刘英奎等（1997）认为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规范的产业政策，在全国形成合理的产业地区分工结构，各地区分工协作，互相促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各地区要素禀赋逐渐变化，区域经济差距将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将最终实现协调发展。{40}

注释：

①蒋清海.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财经问题研究，1995，（6）.

②覃成林.论区域经济关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纵横，1996，（1）.

③徐现祥，舒元.协调发展：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05，（2）.

④曾坤生.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中国软科学，2000，（4）.

⑤陈耀.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3).

⑥赖明勇，包群.开放经济中我国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2，（1）.

⑦李亚玲，汪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区域经济差距—一项基于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12）.

⑧李忠强，黄治华，高余宁.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不平等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5，（S1）.

⑨陈国阶.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异原因分析.地理科学，1997，（1）.

⑩李燕茹，胡兆量.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人文地理，2001，（6）.

{11}王铮.信息化与省域经济增长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

{12}吴传清，刘方池.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4）.

{13}孟令国.信息技术革命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经济问题探索，2004，（5）.

{14}赵景柱等.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15}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地理研究，2003，（3）.

{16}毛汉英.县域经济和社会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地理学报，1991，（4）.

{17}张晓东，池天河.90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地理研究，2002，（4）.

{18}张晓东.中国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预测分析.资源科学，2003，（2）.

{19}张佰瑞.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度的评价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07，（9）.

{20}李雪铭，李婉娜.1990年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分析.经济地理，2005，（3）.

{21}余娟，吴玉鸣.广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估与分析.改革与战略，2007，（4）.

{22}李孝坤.重庆大都市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探析.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2）.

{23}樊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均衡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经纬，2006，（2）.

{24}张庆杰，申兵，汪阳红，袁朱，贾若祥，欧阳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及机制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9，（7）.

{25}周叔莲，魏后凯.论政府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特区理论与实践，1998，（12）.

{26}刘普，李雪松.外部性、区域关联效应与区域协调机制.经济学动态，2009，（3）.

{27}周绍杰，王有强，殷存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界定与机制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8}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经济学家，2011，（4）.

{29}田扬戈.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党政干部论坛，2000，（2）.

{30}陈栋生.东中西协力联动 推进西部大开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4）.

{31}胡鞍钢.中国走向区域协调发展.决策与信息，2004，(12).

{32}徐现祥，李郇.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研究，2005，(12).

{33}陈彦旭.古诺模型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中的应用.经济论坛，2008,(8).

{34}吕政.对“十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工业经济，2004，（11）.

{35}周肇光.如何构建创新型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政策互动机制.当代经济研究，2007，（6）.

{36}陈栋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是重大战略问题.当代经济，2006，(6).

{37}赵改栋，赵花兰.产业—空间结构: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财经科学，2002，（2）.

{38}周民良.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