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温还是降温?透视中国大学生民族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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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还是降温?透视中国大学生民族主义思潮

2024-07-06 02:4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 升温中的青年大学生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反映了个体的国家优越感和对他国的支配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大学生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关于民族主义思潮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的研究很多,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网络民族主义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然而,大学生民族主义的构成和发展趋势尚未得到详细考察。

本文采取如下五道问题测量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态度:(1)民族利益优先:当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维护本民族利益。(2)民族优越: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人民。(3)文明优越:中国文化/传统价值优于其他文化/文明。(4)影响力扩大:一般来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越大,中国(人民)将越好。(5)控制权扩大:如果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好。上述问题的回答包括“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完全同意”等五个选项。其中,“完全同意”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强烈不同意”则反映了一种强烈的逆向民族主义情绪,其他选项可以看作是温和或中立(简称“中立”)。我们在2015 年和2017 年的调查中都采用上述测量,因此,我们得以将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合并比较。

通过比较2015 年与2017 年的比例变化,本文发现在全部五个指标上,表示强烈支持的大学生比例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强烈支持民族利益优先的比例从13.0% 上升到21.3%,增长了8.3 个百分点,强烈支持民族优越的比例从12.9% 上升到19.4%,增长了6.5 个百分点,强烈支持文明优越的比例从9.2% 上升到14.1%,增长了4.9 个百分点,强烈支持影响力扩大的比例则从12.3% 上升到17.7%,增长了5.4 个百分点,强烈支持控制权扩大的比例从8.6% 上升到12.2%,增长了3.6 个百分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强烈支持比例的上升主要来自于中立比例的下降,而表示强烈反对的比例在民族利益优先、影响力扩大和控制权扩大等三个方面略有下降,在民族优越方面与先前持平,而在文明优越方面则略有上升。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相比于2015 年,青年大学生群体在过去两年内呈现出了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于中间温和群体比例的下降。

但是,有研究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单一维度的概念,民族主义至少存在国家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两个不同的维度。国家民族主义强调国家至上,将国家的生存、安全和对他国的支配放在核心地位。而文化民族主义则把传统文化当作核心底蕴,强调文化的优越性和重要地位。因此,从逻辑上来说,民族主义至少包含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本位主义(同时认同国家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三种不同的子类型。在方向上,还存着与民族主义相对的逆向民族主义,即对所属共同体持否定态度。

因此,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子类型都应该存在对应的逆向民族主义类型。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本文的统计结果验证了民族主义逻辑上存在的六种不同子类型: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本位主义及三种对应的逆向民族主义形式。

对比2017 年与2015 年两次调查的数据,本文发现:

首先,民族主义思潮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国家民族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者以及民族本位主义者的比例有所增加,相比于2015 年,三个类型分别增加了2.1、2.6 和3.0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同样印证了前文的发现。

其次,逆向民族主义思潮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尽管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的比例下降了1.2 个百分点,但是文化逆向民族主义者的比例上升了1.1 个百分点,逆向民族主义者在大学生群体中所占比例两年来没有发生较大变化。最后,中间温和群体的比例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温和民族主义者的比例从2015 年的72.0% 下降到了2017 年的64.5%,降低了7.5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说明了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最有可能对中间温和群体产生挤压效应,使得中间温和群体的比例下降,民族主义者的比例升高。

通过对比2015 年与2017 年的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民族主义存在升温趋势。首先,当代大学生在民族利益优先、民族优越、文明优越、影响力扩大、控制权扩大五个指标上的支持率都显著提高。其次,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国家民族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者以及民族本位主义者都显著增加。再次,非民族主义者在大学生群体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部分温和的大学生群体两年来显著减少。总之,大学生群体中确实存在民族主义升温现象。

▍ 青年大学生群体民族主义思潮为何升温?

民族主义往往流于盲目的国家优越感与排外情绪,通常被认为是破坏性的。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升温。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群体中间的升温并不意外。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当前大学生群体内部的青年民族主义思潮,认识到导致民族主义思潮升温现象背后的时代与世代因素。

1.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时代因素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社会青年民族主义升温的必然性?首先,我们需要从当代青年大学生成长的时代背景入手。在经历了过去40 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特别是过去十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稳定的高速增长,由低收入国家逐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因素必然伴随着青年群体对于国家繁荣与民族富强的朴素自豪感,而这种朴素的自豪感既是爱国主义情感的基础,也是青年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在海外撤侨、护航以及国际维和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军事实力,进一步激发了青年群体的民族自豪感。近两年相继上映的电影《战狼I I》《红海行动》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追捧,就是这种日益增强的民族自豪感的具体体现。

除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升,当代青年民族主义升温还有另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即世界性的逆全球化。伴随着大批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和政客在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一股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正席卷而来。

这股浪潮对中国而言,在经济领域集中表现为贸易摩擦,而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则表现为外部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压力,这种外部的压力势必激发国内舆论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反制。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性的逆全球化与中国的国际化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是当代青年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

大学生群体中民族主义升温是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过程中的伴生现象。无论是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内部因素,还是以逆全球化与中国的国际化为代表的外部因素,都表明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中民族主义思潮升温的趋势有其必然原因。

这种升温既是对于国内建设成就的朴素自豪感,也是对于外部压力的应激性反制。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把握当代青年的主流,正确认识青年民族主义的基础和来源,在理性看待的同时,不必对青年民族主义升温现象抱以过分的担忧。

2.以个人中心为起点、以集体主义为终点的世代因素

除了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时代背景,青年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升温现象也与以“95 后”为代表的在校大学生群体自身的世代特征有着密切联系。

无论是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还是作为真正将“御宅文化”带入主流视野的一代人,不可否认的是,“95 后”相比于“90 后”、“80 后”等世代群体表现得更加以个人为中心。

这种个人中心倾向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带来的。“95 后”作为“丰裕一代”生活在比较丰厚与充裕的物质环境中,开始将自己的衣食住行全部“搬”到网上,这使得他们不再需要依赖于与他人的沟通和合作也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而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次上,这种个人中心倾向则是来源于这一世代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解的变化,从“80 后”到“90 后”,再到“95 后”,新的世代已经逐渐摆脱了社群规范对于个体的影响与限制,越来越崇尚追求一种以自我实现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生活方式。

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使得“95 后”表现出更加强烈的个人中心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在择业、婚恋等方面的观念,自然也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

那么,为什么以个人中心为起点的个体-社会观念,最终会以集体主义为终点呢?正如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狂热者并不是真会坚持原则的人。他拥抱一项大业,主要并非由于它正确神圣,而是因为他亟须有所依附”。个人中心的背后事实上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使得“95 后”群体迫切地渴望拥抱某种观念上的(而不一定现实层面的)社群,以期获得个人主义无法带来的归属感。

从这个角度而言,青年民族主义的升温与当下互联网直播行业以及手机网络游戏的火爆在本质上是同一棵树上开出的两朵花。青年群体在拥抱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既将个体融入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提供归属感的群体,又将个体日常的无聊和琐碎纳入一个正确的宏大叙事之中。因此,作为“95 后”世代的特征,这种以个人中心为起点、以集体主义为终点的社会观在民族国家议题上最终指向了民族主义思潮。

总之,本文认为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时代因素,以及以个人中心为起点、以集体主义为终点的世代因素,是导致青年大学生群体民族主义升温的两个重要原因。

▍ 青年大学生民族主义升温的政治后果及其应对

1.青年大学生群体民族主义升温的政治后果

从时代和世代两个角度而言,当前青年大学生民族主义思潮升温现象有其必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青年民族主义思潮不值得我们担忧。民族主义思潮往往流于盲目的国家优越感与排外情绪,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具体而言,青年民族主义思潮升温有可能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影响,需要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

第一,民族主义思潮升温必然影响青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可能导致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无序。民族主义思潮带给青年大学生的是一种“虚拟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这种参与感和归属感可以赋予青年群体以生活的意义,却无法教会他们合理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反而流于民粹主义的话语和行动形式,并且这一趋势有从线上蔓延到线下的趋势。进一步讲,民族主义思潮背后的认识论基础是一元论的、非黑即白的,这种认识论不利于青年群体理性地、全面地理解社会运行与现实政治决策过程。近年来,部分国家政党竞选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话语和行动层面相耦合的现象,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放任青年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结果。

第二,民族主义思潮在舆论空间的泛滥会挤压现实政治的决策空间,甚至导致“民意”裹挟政治的情况出现。民族主义思潮的升温不仅体现在青年群体的观念层面,而且体现在网络舆论场的话语层面。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青年大学生群体是网络舆论场的重要参与者。因此,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表达会直接影响到网络舆论场的政治生态;而作为公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空间,网络舆论场的生态环境又会影响现实政治的决策空间。换言之,青年民族主义的升温可能会加剧网络表达的“沉默螺旋效应”,使得网络舆论趋于盲目地激进和排外,特定舆论事件可能演化成为“表态”甚至“站队”,出现中间群体的分裂,不利于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第三,青年民族主义的升温有可能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得西方媒体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我国青年民族主义的升温极易唤起其他国家民众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国家之间民众的敌对情绪越演越烈,不利于创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采取措施将青年大学生民族主义升温控制在合理范围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温和民族主义仍然将会占据青年群体的主流,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本位主义三者的比例变化可能受到外部舆论事件的影响,但是主要取决于我们在应对舆论事件过程中所采取的姿态与引领方式。

可以预见的是,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本位主义以及逆向民族主义无论何者比例不断上升,都将会严重挤压政治决策与政策执行空间,甚至可能出现“草根政治”裹挟决策的风险,必将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以及国际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必须保持并努力扩大中间群体(即温和民族主义群体)的比例,避免将中间群体挤压向两个极端。

第一,肯定青年大学生的朴素爱国情绪,同时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同时,避免泛意识形态化,避免将是否自发组织参与爱国行为上升到是否认同主流话语、是否认同现行政治体制的高度,避免使用“左”或者“右” 的框架对青年爱国主义加以评价。

第二,坚持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引导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坚决打击以“爱国”为名义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充分肯定青年爱国主义情绪的同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指导方针,在法律的框架内引导和约束激进爱国主义情绪,避免激进爱国主义话语及行动在网络空间发酵;同时,坚决打击极少数借“爱国”之名、行“打砸抢”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避免将极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行为与占主流的青年爱国主义情感混为一谈,造成社会共识的分裂。

第三,充分运用新媒体渠道,主动传递理性声音,团结青年学生。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与阵地,借助舆论热点事件,主动传递真实、客观、理性的主流声音,为青年组织树立起热忱、务实、平和、冷静的媒介形象;团结温和爱国主义青年学生,同时积极引导激进爱国主义者以及逆向民族主义者中间那些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年学生,主动向主流价值观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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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1期,原题为“升温还是降温?——透视当代青年大学生民族主义思潮”。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在后台留言,如按照此版直接复制转载,敬请注明文章原始出处及转载来源“文化纵横”(whzh_21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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