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白诗派及其创作特点

        所谓元白诗派，是指中唐元和时期活跃于诗坛，以元稹、白居易为首，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在内的一个诗歌创作群体。这一派诗人的创作，继承了盛唐杜甫以及中唐早期元结、顾况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诗歌内容上，他们打起哀时济世的旗帜，着力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弊端，表现人民生活的疾苦，力求用诗歌干预社会现实，因而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艺术上，他们力求平易、通俗、浅显，形成了尚实、尚俗的美学特征。这一诗派的创作在当时与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元白诗派主要作家介绍

         1、张籍（766？——830？），字文昌，原籍苏州，生长于和州（安徽和县）。籍少贫贱，贞元间中进士，元和元年调补太常寺太祝，时年四十一。因长期患眼病，时称“瞎太祝”。元和十一年，韩愈荐为国子博士，后任水部员外郎，故称张水部。仕终国子司业，又称张司业。有《张司业集》，存诗四百七十多首。

        张籍乐府诗最著名，今集中有乐府约九十首，用古题的占一半，但内容与精神却与自创新题并无二致，皆“为时”、“为事”而作。他非常推崇杜甫，乐府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有不少血泪的控诉。他又善于刻画他们的内心活动。在艺术上，他的诗以朴实取胜，简练爽利，少铺叙、议论，多用白描，擅长对比，给人以深刻印象。《野老歌》是其代表作。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张司业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又说其“思深而语工”，确是如此。

          此外，他的近体也多平易而意蕴深厚，如《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2、王建（766？——830？）字仲初，颖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曾任昭应县尉、陕州司马等小官，生活比较贫困，其《自伤》诗云：“四授官资元七品，再经婚娶尚单贫”。有《王司马集》。

       王与张籍是好友，他们的乐府诗无论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都颇近似，号称张王乐府。王建的诗比张籍多，反映人民的生活面也广，尤喜刻画劳苦人民的内心。如《田家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缫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回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此外，《簇蚕词》、《当窗织》、《水夫谣》、《海人谣》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不同职业的人民的悲惨命运，突破了前人的题材。他还有《宫词》百首，也很有名。

        张王是白居易外乐府创作成就最高者。王安石曾评价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这也可作为他们乐府诗的共同特点。

        3、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早年与白居易一起向宦官权贵作斗争，一再遭贬，后来勾结宦官，一度官至宰相。

        元稹与白居易是诗歌唱和的好友，也是新乐府的倡导者之一。他的《乐府古题序》、《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叙诗寄乐天书》等，对新乐府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元稹早年写了不少现实主义诗篇，大都在白居易之前。他和刘猛、李馀的《乐府古题》十九首、《新题乐府》十二首，都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田家词》为这类诗的代表。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 ，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 。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无屋。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人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此外，他的《连昌宫词》、《遣悲怀》三首、《宫词》也都颇为人所传诵。

        4、李绅（780？——846？），字公垂，无锡人，一说亳州人。因身材短小，人称“短李”。他的作品，他自己曾编过一部《追昔游集》。但最有名的是他的《新题乐府》二十篇，当时最为元白称赏，可惜今不传。他的《悯农》二首最是万口传诵：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三、白居易

        1、 白居易的生平、思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晚年居香山，故称白香山，又官太子少傅，故又称白太傅。

        他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界，前期是“志在兼济”时期，后期则是“独善其身”时期。

       （一） 前期

         白居易出生的时期，正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不聊生的时期。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祖父白鍠，父白季庚，均明经出身，只做过县令郡佐。白居易十一、二岁时，因河南一带有朱泚、李希烈等藩镇作乱，曾避乱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的是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他自云是：“时难年饥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这种遭遇，使他认识到社会的危机和人民的疾苦，也培养起比较注重实际的态度和刚介耿直的性格，也培养起他的诗歌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道路。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岁时中进士。三十三岁时与元稹同授校书郎。元和元年35岁，罢校书郎，遂准备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写成《策林》七十五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进步主张。其核心是儒家的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主张节用爱民，止狱措刑、轻赋敛，偃兵戈、劝农桑、利万人。希望皇帝“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这是他进行政治活动与诗歌创作活动的纲领。次年四月应试，以对策语直，入四等，授周至尉。期间作有《观刈麦》、《宿紫阁村》、《长恨歌》等。

         元和二年十一月，三十六岁的白居易，被宪宗擢为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擢左拾遗，他对宪宗的一再不次拔擢十分感激，自云“食不甘味，寝不遑安”、“有阙必规、有违必谏”，但他直言极谏，辞情切至，言人之难，也得罪了皇帝与大官僚。唐宪宗曾对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胗所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元和五年，秩满当改官，宪宗谓崔群曰：“可听自便。”他自知皇帝已不信任，遂请外任，授京兆府户曹参军。三年谏官生活，使他对社会政治有了广泛的了解，更深刻的认识，对统治集团上层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而除直言极谏外，他也创作了大量诗歌，最著名者如《秦中吟》、《新乐府》等。这些诗揭露政治的黑暗，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元和留念四月至九月冬，他丁母忧居下邽渭村，过着隐居的生活，与农民往来，对他们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采地黄者》、《村居苦寒》、《新制布裘》等诗。政治热情开始冷淡，也流露有退隐思想。

        元和九年冬回朝后，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六月，上疏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贼，宰相恶白居易非谏官而先言事，忌之者复诬言白母因看花坠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有伤名教，遂贬江州司马。此年白四十四岁，从此白开始消极起来，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回避的态度。

       （二） 后期

         白在江州，心情十分忧郁，每日优游于山水诗酒间，并在庐山东林寺边修草堂。十年岁暮，写有《与元九书》，十一年写《琵琶行》，十三年十二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期间学习巴渝民歌，作《竹枝词》四首，十五年宪宗卒，次年穆宗即位，改元长庆，冬，被召回长安，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连擢中书舍人。长庆二年，为避牛李党争，求外调，七月除杭州刺史，有《钱塘湖春行》等山水诗。此间关心人民生活，忙于蓄积湖水，保护堤防等农田水利工程。敬宗宝历元年（825）改任苏州刺史，在任也深得人民爱戴，次年秋免郡事，时五十五岁。

         此后二十年，在文宗、武宗两朝，历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后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又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年七十五卒。著有《白氏长庆集》。其集是由他与元稹先后编订的，他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由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院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现存诗2806首。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为也”。他前后两个时期，正是他这一思想两极的表现。 

        2、 白居易的诗论主张

        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

       （1）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因而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

       （2）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3）阐发了诗歌的特性。《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情”、“义”指内容，“言”、“声”指形式，他特别强调“情”“义”对“言”“声”的决定作用。

       （4）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

         3、 白居易诗歌的内容

         白居易四十四岁到江州不久，即作《与元九书》，文中说当时他将自己的诗歌八百余首，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

       上述四类诗歌，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讽喻诗与闲适诗，它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

       白居易的闲适诗

    （1）闲适诗的内容和情调  闲适诗意在“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适悠然的情调及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生活的满足。

    （2）闲适诗对后代的影响  其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而最具现实性的则是讽喻诗。讽喻诗今存共170首，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这些诗涉及唐代历史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各种社会问题，就其内容的丰富性而言，可说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白居易以一个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与一个诗人的敏锐感受，把当时许多弊端都揭露出来，表现于诗歌。其内容之大端，约有四个方面：

       （1）土地和赋税问题。中唐时期，由于唐王朝所实行的均田制已遭破坏，租庸调为两税法所取代，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使农民破产，因此，土地和赋税问题成为当时社会问题之一，而地方官吏为讨好皇帝，于常赋之外多所进奉，名曰“羡余”。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白居易在诗中及时地予以反映，并对农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

      （2）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

       （3）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

       （4）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阳白发人》、《母别子》等。他为妇女大声疾呼：“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随他人。”

           4、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点

        （1）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2）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

       （3）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

        白诗的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

《长恨歌》、《琵琶行》与元、白唱和诗

         一、《长恨歌》

          1、《长恨歌》的故事渊源及其诗歌内容。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50多年前的“天宝遗事”（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根据王质夫的提议，白写了这篇《长恨歌》，陈写了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在中唐，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已流传，白居易根据史实，再杂糅民间传说，从中蜕化出一个回环曲折、婉转动人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脱离了历史原貌，是一首咏叹爱情，充满感伤情调的诗了。《长恨歌》先从唐玄宗的重色写起，杨贵妃凭其“天生丽质”恃宠而骄，终至引发安史之乱，这也正是李杨爱情悲剧的根源。接下去作者并没去讽刺李杨的荒淫，而是极力渲染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痛苦伤悲和对她的无尽思念，这是诗中最感人的地方，最后又通过在仙境的杨贵妃的描写，表达出他们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样已超出帝王宫妃的范围，成为对事件男女山盟海誓、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的讴歌。，对受天地阻隔、长恨不已的爱情悲剧的叹惋。

        2、《长恨歌》的双重主题。由于诗中既有对李杨荒淫地揭示，但后半部分又对李杨的爱情悲剧给于了极大的同情，这样全诗就出现了批判与同情并存，惋惜与讽谕兼有的现象，造成了《长恨歌》的双重主题。

        二、《琵琶行》

         1、《琵琶行》的写作背景及其主旨。 《琵琶行》自序云其元和十年被贬江州，送友江边，夜遇琵琶女，闻其遭遇，“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 “因为长句”，歌《琵琶行》以赠之。但前人或以为琵琶女之事未必真有。宋洪迈《容斋五笔·琵琶行海棠诗》条：“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歌咏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纲虽于此为宽，然乐天曾居禁密，且谪居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他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抒写天涯沦落之恨尔。” 但也有人认为真有琵琶女其人其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 《琵琶行》借琵琶女飘零憔悴沦落天涯的遭遇，写自己遭谗受贬、政治失意的怨愤。

          2、《琵琶行》的表现手法及其双线结构。 《琵琶行》中最精彩的地方是对音乐的描写，这得力于作者一系列贴切比喻的妙用。同时作者把写声和写情完美的融合，音乐从急骤到轻微，从流利、清脆到幽咽、滞涩，再到突然激昂，恰似琵琶女内心起伏回荡的情绪变化。

          三、《长恨歌》、《琵琶行》的艺术成就

        1、抒情因素的强化。  《长恨歌》和《琵琶行》与以前的叙事诗相比，事件非常的简要，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任务来结构全篇，而把重点放在抒情上，加强了诗篇的抒情因素。

        2、语言明白晓畅而又精纯确当。

       四、中唐诗人的唱和之风

        中唐诗人间的唱和在贞元年间已显端倪元稹、白居易相识之后，既有酬唱制作，他们的唱和采用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的形式，并在当时广为流传，长庆到开成年间，唱和真正形成高潮，东都洛阳乃唱和重地，而白居易为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