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雨 闫小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中国是世界上苹果生产和消费大国，2021年，中国苹果总产量3 900 万吨，总消费量达4 190 万吨①数据来源：布瑞克农业数据库。，苹果已成为消费者重要的餐桌果品和果农创收的重要来源。作为优生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农产品，苹果为当地农业增效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然而，在苹果种植的过程中，化肥、农药过度施用情况仍然存在，部分果农采用中毒和禁用农药，苹果标准化生产水平仍然较低[2]。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化行动，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果农作为苹果生产种植活动的主体，其是否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直接影响到苹果果品质量的好坏，也间接关系到乡村生态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农业生产的“小散弱”是制约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3]，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作为网络的农业组织，在农业产业发展中发挥着桥梁、纽带和载体的作用[4]，而农户是否愿意采纳绿色生产方式与其所处的组织环境有着紧密联系[5]。那么，组织嵌入如何影响果农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其内部的传导机制是什么？这种传导机制又会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推进苹果种植过程中的农药化肥减量化行动，促进苹果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对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学者们对绿色生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果农绿色生产的影响因素研究。农业绿色生产是指采用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兼顾农产品数量及质量、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技术，以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6]。市场收益激励、认知规范、制度环境均会影响果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7-8]，市场收益的激励对于果农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比政策性的激励更有效[9]。并且，电商参与能够显著提高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实施概率[10]。二是关于产业组织与绿色生产之间的关系研究。产业组织对农民的环境支持是农民环境行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11]，组织嵌入是促进农户农药减量化的重要路径[3]，农产品供应链组织已成为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最有效、最长久的途径之一[12]。农业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可以通过制定农产品的生产标准，与农户签订合同，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促使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13-14]。上述研究对厘清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明晰产业组织在绿色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仍存在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绿色生产行为具有多种形式，仅对其中的一种形式进行探讨可能无法全面反映组织嵌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第二，众多学者探讨了产业组织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但较少考虑到职业化水平在组织嵌入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中发挥的作用；第三，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大多为水稻、蔬菜等作物，对瓜果类农产品尤其是苹果产品的关注度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苹果黄土高原主产区陕西、山西、甘肃三省的607户苹果种植户为例，构建果农职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测度果农职业化水平，并利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用检验方法，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生物防治技术和物理防治技术作为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研究对象，检验组织嵌入对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分析职业化水平对组织嵌入影响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中介效应，并探究苹果收入占比在职业化水平影响果农绿色生产行为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以期为黄土高原地区苹果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一方面，感知价值理论认为，人们对某项产品、服务、行为的意愿是基于自身的价值感和体验而形成的主观性综合评价[15]，个体的感知价值水平越高，其意愿就越强烈，实施某种行为的概率也就越大[16]。在苹果生产种植过程中，果农可以通过参加产业组织获取苹果绿色生产信息，深刻认识到绿色生产技术在增加苹果产量、降低苹果种植成本、保护果园生态环境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而提升果农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感知价值水平，进而促使果农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另一方面，小农户生产规模小、技术能力弱，在农产品价值链中处于劣势地位[17]，而产业组织在提供农资及信息服务、农业技术示范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苹果产业组织通常具有一定的生产标准，会给其成员统一分发有机肥、粘虫板、诱虫灯等绿色农资，通过集体行动直接引导果农参与苹果绿色生产。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组织嵌入正向作用于果农绿色生产行为。

合作社是职业农民形成的组织载体[18]，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民职业化的重要前提[19]。产业组织可以利用各方面资源，为农户提供专业知识，组织专业技术培训，以此提升农户职业素养，在职业农民的培育以及农民职业化的完成方面均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参与产业组织培训，有利于促使农户接受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推广，这对于农户生态农业技术的采纳决策及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此外，合作社技术培训可以增强社员对绿色生产的认知水平，提升其绿色生产意愿[21]，促进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22]，从而对农产品质量供给产生积极的影响[23]。因此，苹果产业组织在对果农绿色生产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还通过组织内部的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全方位强化果农的综合素养，提升果农的职业化水平，进而对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产生间接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果农职业化水平对产业组织影响其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中介作用。

果农的苹果收入占比从侧面反映了其对苹果生产的重视程度。根据“理性人”假设，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作为在市场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果农而言，其所采取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试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其选择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关键也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回报。苹果收入占比越高，则果农越重视苹果生产，越愿意采纳一些有利于苹果生产种植的新技术，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更高；苹果收入占比越低，果农可能越不重视苹果生产，即使其职业化水平较高，也不愿意在苹果生产种植中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更低。因此，苹果收入占比在职业化水平影响果农绿色生产行为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苹果收入占比对职业化水平影响果农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本文拟将组织嵌入、果农职业化水平、苹果收入占比和绿色生产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内（见图1），探究组织嵌入对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以及影响过程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试图为果农绿色生产行为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图1 理论框架分析图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1 年7 月至8 月课题组对陕西、甘肃、山西三省的苹果种植户进行的实地调查。调研采取了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的抽样过程为：首先在综合考虑苹果产业发展情况和经济发展差异性的基础上，在黄土高原的3个苹果主产区省份各选取2～4个典型县（区），其次在各个样本县（区）随机抽取2～3个乡镇，然后在各个乡镇选取2 个村，最后在各村选取15～20 户果农。本次调研共发放612份问卷，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剔除重要指标缺失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07 份，问卷有效率达99.18%。具体情况见表1。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家庭人口结构、资产状况、劳动力就业、社会网络等果农家庭基本情况；果园面积、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挂果园投入产出及销售等苹果生产经营情况；果农职业化水平、果农组织嵌入及组织支持等方面情况。

表1 调研区域样本量分布

1.被解释变量。绿色生产行为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环保型生产技术或方式的综合性行为[24]。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及苹果生产过程的特点，依次选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物理防治技术，以果农对上述4种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与否作为果农是否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表征。变量采用二元赋值法，1表示采纳了该项技术，0表示没有采纳该项技术。

在本次调查的607户果农中，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果农42 户，占6.92%；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果农279 户，占45.96%；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的果农76 户，占12.52%；采纳物理防治技术的果农122户，占20.10%（见图2）。可以看出，在调研区域内，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率最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率最低。

图2 调研区域果农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概况

2.解释变量。农业产业组织是为了达到农业专业化生产目标，农户与相关企业（或）合作服务组织相互之间产生的交易活动的协调方式或契约组织[25]，我国苹果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包括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市场带动型三种类型。本文中组织嵌入用果农是否参与苹果产业组织来表示，参与的苹果产业组织模式包括“公司（企业）+农户”“公司（企业）+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公司（企业）+合作社+农户”“农贸市场+农户”“超市+农户”“公司+协会+农户”等。变量采用二元赋值法，1表示参加了苹果产业组织，0表示没有参加苹果产业组织。

3.中介变量。职业农民是指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具有较高专业素质、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从业人员，农民的职业化也就是指农民生产目的转变、素质提升、经营自主性增强的过程[26]。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7]，根据胜任力素质理论、调研区域果农的实际情况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从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经营管理素质、政治法律素质、生态素质五个方面测度果农的职业化水平。果农文化素质的主要衡量指标包括掌握果树栽培和种植知识、掌握农机操作知识、掌握果园修剪整形知识、掌握疏花疏果知识；果农科技素质的主要衡量指标包括掌握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掌握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掌握水肥一体化技术、掌握节水灌溉技术；果农经营管理素质的主要衡量指标包括掌握苹果市场行情、把握产品销售时机、具有拓展销售渠道能力、能够控制生产成本、具有较强谈判能力；果农政治法律素质的主要衡量指标包括主动要求签合同、有保留发票习惯、会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能公平表达自己想法；果农生态素质的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关注环境污染的新闻、了解土壤治理及生态修复政策、能发现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能识别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原因、掌握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关技术。各指标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分数越大，则表明果农职业化水平越高。各变量得分均值和标准差详见表2。

表2 果农职业化水平测度表

4.调节变量。本文以苹果收入占比作为调节变量，检验果农职业化水平对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否因苹果收入占比的高低而有所差异。对调研区域内果农的家庭年收入及苹果收入进行统计分析可得，607份样本户在2020年的户均家庭年收入为80 859 元，户均苹果收入为43 742 元，苹果收入平均占比为63.23%，294 户果农低于该平均值，313户果农高于该平均值。

5.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检验结果造成干扰，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从个体特征、家庭生产经营特征、社会网络特征、政府政策四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选取果农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体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20,28]；选取苹果劳动力人数、苹果种植年限、苹果地块数作为家庭生产经营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29-30]；在社会网络特征方面，选取果农经常来往的人数作为控制变量[31]；考虑到政府政策可能会影响果农的绿色生产行为，因此，本文选取了政府的法律法规对于果农生产的影响程度作为控制变量[8]。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SPSS26.0 软件对前文构建的果农职业化水平指标体系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测算调研区域内果农的职业化水平。

首先，进行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因为KMO值为0.789，大于0.5，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4804.174（sig=0.000），表示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文构建的果农职业化水平指标体系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利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根据特征值准则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准则，提取出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59.539%。最后，以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果农的职业化水平，计算公式为：

本文依据PREACHER[32]等提出的基于Bootstrap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组织嵌入影响果农绿色生产行为实施过程中果农职业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和苹果收入占比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该检验方法克服了传统的逐步回归法中因变量只能为连续变量的限制[33]，并且可以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内，防止出现遗漏变量[30]，也可以避免“遮掩效应”对检验结果造成的影响。

本文所建立的基本模型如下：

式（2）至式（4）中，X表示组织嵌入情况，Yi表示果农的第i种绿色生产行为，M表示中介变量，即果农的职业化水平，I表示苹果收入占比这一调节变量，a、b、c、c′、d和e为系数。式（2）表示组织嵌入对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式（3）表示组织嵌入对果农职业化水平的影响，式（4）表示组织嵌入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而对果农绿色生产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

由表4可知，组织嵌入对果农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及物理防治技术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果农而言，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程序较为复杂且具有一定的收益风险，而苹果产业组织会给其成员提供测土配方施肥的相关技术服务，参与苹果产业组织的果农对于该项技术的接受程度更高，因此，参与苹果产业组织对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病虫害的防治而言，参与苹果产业组织的果农更容易享受到组织提供的绿色病虫害防控的相应物资，如粘虫板、诱虫灯等，这对于果树农药减量化施用具有积极的影响。组织嵌入对果农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及生物防治技术的直接作用不显著。

表4 组织嵌入影响绿色生产行为的直接作用检验结果

由表5可知，组织嵌入能够通过提升果农职业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纳。参与苹果产业组织的果农，更容易获取相关农业资源，掌握更多的苹果种植知识，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更强，职业化水平更高，这部分果农更容易认识到水肥一体化技术在省肥节水、增产高效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更容易掌握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施用方法，则采纳该技术的可能性更高。在职业化水平作为组织嵌入影响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的中介变量时，苹果收入占比低于平均水平的果农组（简称低收入果农组）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而均值组和苹果收入占比高于平均水平的果农组（简称高收入果农组）均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果农组对苹果生产不是很重视，不愿意在苹果种植过程中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与普通化肥相比，测土配方施肥前期投入更高、而收益见效更慢，因此，低收入果农组可能更愿意采用普通化肥；而均值组和高收入果农组参与苹果产业组织后，职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接受程度更高。在职业化水平作为组织嵌入影响生物防治技术采纳的中介变量时，高收入果农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均值组和低收入果农组均显著。这说明均值组和低收入果农组在参与苹果产业组织后，生态素质和科技素质有所提升，职业化水平提高，因此，对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意愿更为强烈。在职业化水平作为组织嵌入影响物理防治技术采纳的中介变量时，低收入果农组、均值组和高收入果农组均不显著。

表5 条件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Bootstrap 检验方法按照均值加或减一个标准差得到调节变量的高、中、低三个组别，利用各中介作用下的系数来判断调节变量是否显著[30]。由表5可知，果农职业化水平在组织嵌入影响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的低收入组中介作用不显著，而在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显著，则苹果收入占比在果农职业化水平影响测土配方技术采纳的调节作用显著。苹果收入占比越高，果农对苹果生产的关注度越高，他们会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苹果绿色生产，从而愿意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以提高自身的收益水平。职业化水平在组织嵌入影响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中介效应在三个组别中均显著，并且置信区间的符号均为正，此时需要计算其系数离差率，根据t 检验表明，苹果收入占比在职业化水平影响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果农的经济目标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大部分果农都会愿意选择效用更好，成本更低的肥料。职业化水平在组织嵌入影响生物防治技术采纳的中介效用在高收入果农组不显著，而在中等收入果农组和低收入果农组显著，则苹果收入占比在果农职业化水平影响生物防治技术采纳的调节作用显著。对于苹果收入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果农而言，他们可能不会过于关注苹果生产，但是当这部分果农在苹果产业组织中获取到有关绿色生产的知识后，职业化水平得以提升，他们也倾向于采纳生物防治技术。职业化水平在组织嵌入影响物理防治技术采纳的中介效应在三个组别中均不显著，则苹果收入占比在果农职业化水平影响生物防治技术采纳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由表6可知，果农的年龄越大，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果农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家庭种植苹果的劳动力越多，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可能性越小；种植苹果的年限越长，越愿意采纳生物防治技术；果农来往人数越多，越愿意采纳物理防治技术。

表6 模型的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果农职业化水平，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实证检验组织嵌入对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路径，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组织嵌入对果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物理防治技术采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生物防治技术采纳没有直接影响。其次，职业化水平在组织嵌入影响果农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中高收入果农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中低收入果农组生物防治技术采纳的过程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最后，苹果收入占比在职业化水平影响果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生物防治技术采纳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在职业化水平影响水肥一体化技术、物理防治技术采纳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1.发挥产业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果农参与苹果产业组织。苹果产业组织要强化其服务功能，为果农提供苹果绿色生产的相关物资及技术服务，促使果农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同时健全苹果产业组织内部机构，针对成员绿色生产实施激励与约束机制，适度对组织成员的苹果生产情况进行管理与规制，进一步发挥其在标准化和规范化生产方面的作用，助推苹果产业经济绿色发展。

2.加强绿色生产技术培训，提升果农职业化水平。苹果产业组织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绿色生产技术培训，提高果农对绿色生产技术的认知水平和掌握程度，通过多种渠道对苹果绿色生产的相关知识进行宣传，提升果农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经营管理素质、政治法律素质及生态素质，推动果农向新型职业化农民转变。

3.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投入，提高果农收入水平。通过加强果园管理，调整各要素投入到最优水平，使用节水节肥节药技术，避免各要素使用过量，降低苹果种植的支出，增加果农收入，提高苹果产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新疆农垦经济202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