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90年代王海鸰着手伦理变迁的小说叙事到世纪初的《中国式离婚》，开启了都市人们的家庭、情感和人际交往生活为题材的伦理写作潮流。《新结婚时代》的出版更引发了家庭伦理小说的跟风。严歌苓、六六、王秀梅、焦冲、程琳、须一瓜、易清华、红柯、阎连科、慕容雪村、钟求是、许春樵等诸多新老作家，都写出了值得关注的伦理长篇小说佳作。《新结婚时代》、《成长》、《蜗居》、《双面胶》、《女人奔三》、《男人三十》、《窄门》、《屋顶上空的爱情》、《零年代》、《风雅颂》等，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面对这如火如荼的伦理小说创作，不禁引人反思，它应该传递怎样的道德准则？赋予怎样的价值判断？它能否为社会开出“救世良方”？

　　创作倾向呈两极分化

　　写家庭、爱情和人情，一直以来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尤其是以人伦、天伦之变为视角，在道德震撼中写故事，更是古代到现代诸多小说的写作传统。

　　伦理生活叙事总是在伦理价值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显示其创作成就。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周志强称，“总体来看，中国文学中的伦理叙事经历了明清以来表达伦理生活变迁的‘市井传奇体’、晚清以来表达社会伦理复杂状况的‘文化启蒙体’、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现代社会伦理冲击的‘反思批判体’，一直到21世纪出现的‘都市新伦理小说’，伦理小说的发展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只不过此前学术界较少从‘伦理’这个角度命名这个传统。”

　　相较于此前的伦理叙事，今天的伦理叙事有着很大的不同。周志强指出，首先，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以现代中国都市为故事背景，呈现出文化巨变时代都市生活伦理的新现象、新矛盾、新问题；其次，作品主题总是关联着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变迁时刻的观念对立、情感冲突和欲望分裂的问题，关联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个人生活领域的压迫感、无助感、焦虑感；再次，作品还突出地塑造了各种被生活欲望挤压、推动、折磨甚至摧毁的“小人物”形象。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张柠却认为，“目前伦理小说并没有新的创作倾向”。就普通读者来说，伦理小说如果人物形象过于复杂，反而突出不了它的伦理效果。因此，它的人物形象比较类型化、情节也会相对简单、节奏也会相对快些。张柠称，“对于这样一个创作的潮流，我们现在以一种伦理道德诉求来总结它、规范它，可以说就是把它简单化了，出现雷同是自然的事。”

　　目前的伦理小说创作，往往陷入不能直面人生、不能发现真问题、不敢回答真问题的窘境，成为一种所谓的只写琐碎、写自我、写女人的自恋想象的东西。周志强称，“一些作家的作品，都存在这样一种回到内心、回到过去、回到蛮荒的‘逃避情结’，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而诸如严歌苓、六六、王海鸰等作家写作，我也抱有同样的担忧。六六的《心术》虽有问题小说之名，却无问题小说之实，显得轻飘飘。”

　　文学作品的描写往往会偏离社会生活狭隘的价值准则，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面化有所追求。

　　道德准则要深广追求

　　美国备受尊重的编剧和写作技巧大师克里斯托弗·沃格勒曾大声疾呼：“我们迫切需要好故事，这些故事不但要能够给读者带来娱乐，同时也要包涵深刻的道德准则和生命的伦理指引，为一个更加健全的明智社会开出救世良方。”相对于影视剧本中所要求的“道德前提”，伦理小说是否应该具有类似的道德准则？

　　“按照这个逻辑，我觉得当前中国的新伦理小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用强烈的道德感来掩盖对现实社会的贫乏认识，比如说六六的《蜗居》；一种是过多依赖良好道德来建构乌托邦的虚幻理想，如焦冲的《北漂三部曲》。这是当前中国新伦理小说叙事的根本性的缺陷。”周志强称，“总起来看，我觉得小说的‘道德’应该分为‘小道德’和‘大道德’。那些强调卿卿我我或者鼓吹抽象的宽容博爱的道德，只是‘小道德’；而敢于揭露问题、呈现矛盾并深刻反省的作品，乃是‘大道德’。”

　　张柠也称：“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有一个正确的道德前提，作者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创作的。如果我们的前提是错误的，比如说是反人类的、反文明的，这样的作品或许会是比较阴暗和混乱的。但是，它的逆命题是不成立的。有了正确的‘道德前提’，不一定能够从事文学创作，也不一定有好的文学作品。”

　　其实，“生命伦理”和“道德准则”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是有冲突和矛盾的。张柠称，“作家创作的真正矛盾就是来自这里，普通大众所认可的共同准则和生命自身所追求的价值准则之间是有冲突的。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这是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小说并不会开出‘救世良方’，凡是试图为救世而写作的创作都会失败。托尔斯泰晚年就试图救世，也就是文学上所命名的‘托尔斯泰主义’，一个好的作家创作是不可以说‘为了开出救世良方’而创作的。因此，文学作品应该超越社会伦理道德的局限性，它应该有更开放、开阔的视野，更深广的追求。”

　　“新伦理小说的作家们并不致力于对现代都市伦理生活的变迁进行大力批判，并试图进行反思和矫正，”周志强称，“而是更多地把这种新伦理背后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用一种冷静甚至冷漠的笔调，来呈现现代生活的沉重、缺陷、诡异和变形。”

　　伦理小说会繁盛发展

　　普通读者希望在无所适从的时代寻找到一根“救命稻草”，这可以说是伦理小说火爆的原因。一部优秀的伦理小说，应该在重新体验熟悉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敢于面对造成生活内在的荒诞现实的真实原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伦理小说会在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快速并繁盛地发展。”周志强称，“新伦理小说的价值不在于批判青年人的欲望分裂，而在于批判和反思造就这种分裂的资本机制。从个人生活的伦理变迁中透视和反思一个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这种矛盾与我们私人生活的相关性，这是伦理小说在当前的历史使命。”

　　同时，张柠也指出，“如果一个作家通过创作来展现伦理教育功能，这样的文学作品是很少具有读者的，我们不需要文学作品来诠释伦理道德。我们说文学具有娱乐、教育等等功能，实际上，它最核心的、最本质的还是审美功能，也是文学自身的功能，更是某一个历史时段的‘局限观念’所无法涵盖的东西。”

　　伦理教育功能只是伦理叙事作品的附加功能，它更多的是让读者的大脑和心灵透出无限的空间，让读者的心灵变得更有包容性和多样性，它所做的是通过文学的词语和符号把读者的生命唤醒。毕竟，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始终是审美价值。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