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故事承汉之后引晋之先，很多官职皆继承自汉代，因此以《后汉书 百官志》五篇为主干，整理介绍汉代（以东汉为主）的职官体系。并以太史令官为例，结合蜀汉“国不置史”之争论说明准确理解、掌握职官体系对研究历史所起到的作用。希望对各位研读《三国志》有所帮助。

汉官大致可以依央地和文武分成四类。在京文官以三公为首，及九卿、将作大匠、执金吾等负责做决策的大脑。地方文官则是郡-县-乡-里体制的各级官僚、属吏，以及负责监察的刺史。在京武官以大将军为首，常置骠骑、车骑、卫、前、后、左、右等8将军，即所谓重号将军。地方上还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各种尉，如属国都尉、县尉、障塞尉等。而是负责看管四裔的度辽将军、使匈奴中郎将、戊己校尉等。略如下图。

上公 

太傅

首先从京官开始。名义上的文官之首是太傅，上朝时位次在三公之上。金官印紫绶带，薪水也是最高一级的万石。太傅录尚书事，一般不开府。府指的是太傅个人的府衙，开府意味着建立自己独立的办事官属。录尚书事是指经办尚书的工作，这点后面讲到尚书时再详细展开。

汉世祖刘秀以卓茂为太傅，卓茂死后不置。东汉沿袭此惯例通常新皇帝继位就会任命一个太傅，此人死后就缺省。如灵帝继位后以陈蕃为太傅、少帝继位后以袁隗为太傅。故太傅为荣誉官职，权力并不大。像后世曹爽进司马懿为太傅实际就是为了架空他。

经常和太傅一起出现的“太”字辈还有太师、太保两官，这三个官职就是周代的三公，排序为太师、太傅、太保。《大戴礼》说姜尚为太师、周公为太傅、召公为太保。所以董卓西迁长安后加封自己为太师，号尚父就是自比姜子牙，把自己抬到群成之首的位置上。

三公

太尉

太尉是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为三公之首。金印紫绶，秩万石。主要工作是每年岁末时评定各地国防建设的KPI并给予赏罚（汉代有末位淘汰制度）。郊祀时在皇帝之后负责“亚献”。皇帝驾崩则在南郊上谥号。

太尉本为秦官，但终秦一朝都不置太尉。西汉因之，第一任太尉是绛侯周勃，后灌婴、周亚夫等都曾任太尉，但西汉太尉也不是常设官职。刘秀建立东汉后设置的三公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直到建武27年改大司马为太尉，才成为常设官职。

太尉的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

掾属[1]24人，分任东、西曹掾等各曹的官吏。汉代设置的各级机构都叫某曹，曹的长官叫掾、副官叫属。各曹官职名、俸禄、职分见下图。

诸曹长官以下还有办事员，也就是令史及御属23人。官职名、俸禄、职分如下。

太尉府的吏员结构简图如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令史的各级小吏一部分是直属太尉，一部分是各曹的职员，只是缺少足够的资料无法区分开具体职位，只能写在一起。

司徒

司徒主管民事，三公第二位。金印紫绶，秩万石。主要工作是每年岁末时评定各地民生建设的KPI并给予赏罚。郊祀时负责检查祭祀物品的准备。皇帝驾崩则负责安放灵柩、神位（压住棺材板）。光武帝即位设置大司徒官，在建武27年改为司徒。西汉时无司徒官，司徒官职是王莽设立的，东汉建立后并没有改名。

下属长史1人，掾属31人，令史及御属36人。配置和太尉府相似，但人数更多，应该是由于军事为非常情况，而民事为日常吧。

司空

司空主管基础设施建设（基建狂魔是祖传），三公末位。银印青绶，秩万石。主要工作是每年岁末时评定各地营建城邑、兴修水利等KPI并给予赏罚。郊祀时负责打扫场地、安排乐队等。皇帝驾崩则负责下葬、封土（钉死棺材板）。成帝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设大司空。光武帝即位沿用，在建武27年改为司空。马融说司空之名来自于“掌营城郭，主司空土以居民。”通俗来说就是管空地的，和建设职责相符。

下属长史1人，掾属29人，令史及御属42人。配置和太尉府相似，也是人数略多，原因应和司徒府相同。

其实求诸史籍，对三公考核KPI、祭祀一类的日常事务记载不多，因为三公作为高官是要搞顶层设计的，所谓“坐而论道；谓之王公”。因此史书上记录的三公行事通常是各种讨论和劝谏，即“凡国有大造大疑，则（太尉）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

以上就是站在东汉文官顶点的太尉、司徒、司空和荣誉职务太傅。

九卿

太常

太常是九卿第一位，负责礼仪和祭祀，相当于文化部长。汉朝重视文化建设，所以太常取代秦朝的廷尉排第一。银印青绶，秩中二千石。祭祀前要说明礼仪注意事项，祭祀过程中负责吹天子的彩虹屁。每月三十日（晦日）要巡查先帝陵和祖庙。同时还掌管五经博士。属官如下。

博士祭酒

博士祭酒1人，秩六百石。本名博士仆射，刘秀改名为祭酒，统领五经博士14人。五经博士秩比六百石，包括：

《易》经博士4人（施、孟、梁丘、京氏）；

《尚书》经博士3人（欧阳、大小夏侯氏）；

《诗》经博士3人（鲁、齐、韩氏）；

《礼》经博士2人（大小戴氏）；

《春秋》经博士2人（《公羊》严、颜氏）。

在东汉一朝，士人想进入仕途，这14本书至少要学一本。比如汉末的两大顶级门阀，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五经博士就是官方传授、解释这些儒家经书的人。

太祝令、太宰令、大予乐令

上三令各1人，秩六百石，职务都和祭祀有关。太祝令负责读祝辞和迎送神。太宰令负责宴席。大予乐令负责让刘皇叔狂喜、孔夫子狂怒的接着奏乐接着舞。

太祝令有丞一人，秩三百石，负责那些职称不够的小神。还有吏41人、祝人150人、宰242人、屠者60人。都是负责祭祀时端茶倒水一类具体工作的。

太宰令有丞一人，秩三百石，以及吏42人、宰242人、屠者73人，都是伺候饭局的。此外还有卫士15人。

大予乐令有丞一人，秩三百石，吏25人、八佾舞者380人。8行8列，共64人跳舞就叫八佾。380÷64≈5.9，正好不到六组人，所以我一直怀疑八佾舞者人数应该是384人，“三百八十人”是传抄过程中脱了“四”字。

此外还需要额外提一下卢植的《礼》注：“汉《大乐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取适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颜色和，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

卢植说的是舞者的筛选标准，字不多但信息量很大。首先是家庭出身要好，你爹的薪水级别要高于六百石或者爵位要高于五大夫。其次个人条件也要好，得是男的，身高五尺（1.16m）以上，年龄12-30岁之间，此外长相要和颜悦色，还得身材修长不能胖。放在古代算是相当苛刻的条件了。这一方面说明了封建社会的身份歧视，把地位低下的人排除到祭祀这种“国之大事”以外。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朝对修文治的重视程度。

高庙令、世祖庙令

高庙和世祖庙分别供奉两汉的开国之君：太祖高皇帝刘邦（注意刘邦不是高祖）和世祖光武帝刘秀。东汉朝为了表示尊敬给这两位的庙里配了庙令，皆六百石，负责巡查和扫除。下属有吏员和卫士，以保卫宗庙安宁。世祖庙人多是因为毕竟东汉是刘秀建立的，皇帝跟刘邦的亲缘关系也更疏远了。

先帝陵园令、先帝陵食官令

两汉列位先帝陵墓各有园令1人和食官令1人。园令负责保卫陵园和巡查扫除，有丞和校长各1人，秩三百石。这里的校长不是学校校长而是捉贼的。食官令负责按时节祭祀，有丞1人，秩三百石。还有中黄门8人，从官2人。

太史令

太史令，秩六百石。太史令下有丞、明堂丞、灵台丞3人。

太史丞，秩三百石，属下有待诏37人，包括编写历法的、烧王八壳的、做法求雨的、解释封建迷信的等等。官职和人数如下图。

明堂丞，秩二百石（存疑）是看守明堂的。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记·孝武本纪》：“而上乡儒术……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又曰：“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木兰诗里也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汉代明堂是皇宫的正殿，是朝会百官、举行重大祭祀仪式等的地方，不用时需要有人看守。

灵台丞，秩二百石（存疑）是看守灵台的。灵台负责候望日月星气。属官有盼星星的、等风来的、看时间的等等。官职和人数如下图。

以上为太史令的官属，东汉的太史令负责察天时、星历。每年岁末发布次年年历。祭祀、丧、娶上奏良辰吉日和时节禁忌。同时还负责记录祥瑞、灾害等。

蜀汉“国不置史”的驳论

这部分我们结合东汉太史令的职权来剖析一个延续了千年的公案——蜀汉“国不置史”案。

陈寿在《三国志 后主传》的评价中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从《三国志》成书后到唐朝的数百年间一直为史学界公认。这种情况直到唐人刘知几写《史通》时出现了变化。他对蜀汉“国不置史”一句提出了怀疑，并在其数篇文章中列举出了证据（以序号标注）：

一、刘知几的论据

在《史通·曲笔篇》中说：“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黄气见于株归（1）,群乌堕于江水（2），成都言有景星出（3），益州言无宰相气（4）。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史通·史官建置》说：“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5），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6）。”

下面把刘知几提到的6条证据分别列出并说明：

（1）出自《先主传》：“黄气见自秭归十馀里中，广数十丈。”说的是刘备在夷陵之战时有黄气[2]出现在秭归，之后十几天刘备败于陆逊。

（2）出自《汉晋春秋》：“冬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此为蜀汉建兴九年十月，在今泸州至重庆间有数千飞鸟北渡长江时坠落到江中淹死。因为诸葛亮连年用兵却寸功未建而产生的不祥之兆。

（3）出自《后主传》：“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年。”延熙二十一年，史官上言有景星出现，于是改年号为景耀元年。

据《天官书》：“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出于有道之国”。属于祥瑞的一种。《白虎通》的解释为：“景星者，大星也”。如果用现代科学解释可能就是观测到了一次超新星爆发。

（4）出自《费祎传》：“后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延熙十四年，大将军费祎返回成都，有望气的人说成都没有宰相位，所以费祎又往北驻扎汉寿[3]。

（5）出自《华阳国志》：“崇学业渊博，雅性洪粹，蜀时东观郎。”王崇是蜀地比较有名的学者，在蜀汉时担任东观郎。

（6）出自《郤正传》：“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蜀汉郤正因为文章写得好一路从秘书吏、令史升迁为秘书郎，最后做到了秘书令。

刘知几希望通过（1）至（4）条证明蜀汉有太史令的设置，通过（5）、（6）条证明蜀国有修史，以此证明《三国志》记述之误，可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据此，他评价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同时他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陈寿评价蜀不置史的原因是“盖由父辱髯，故加之诽谤议者也”，目的是“厚诬诸葛”。刘知几是还算严谨的史学家，提出的论据也都于史可查，不能当做营销号的空穴来风，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二、对史官建制的反驳

先看（1）至（4）条。其中的（1）和（4）都是关于望气的，依后汉制度灵台丞下有14人专门候气，堪称完美。但是这里有一个概念被偷换了，就是太史负责望气等价于望气的就一定是太史。其实并不然。东汉经学家多多少少都懂点谶纬学，像望见益州有天子气的董扶就是侍中而非太史。甚至懂谶纬也未必要做官，比如宣传“当涂高者魏也”的周舒。所以史官只是“会望气的人”的一个真子集，把“有望气者”等价于“有史官”是不合适的。这就像说猫有四条腿所以有四条腿的就是猫一样。

第（2）条属于是《汉晋春秋》的记录，因为成都的太史是不可能看到重庆长江边发生了什么事的，所以一定是江阳、巴郡地方上报到中央来的，因此奏疏的原件就是留存的档案。出处也肯定不会是太史直接记录的，只不过负责任的太史应该把这种灾异单独记录下来。另外，此说出自《汉晋春秋》其余各书均不载，再考虑到习凿齿那感人的治史态度，该条记录为流言、编造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益州本地士族对蜀汉这个外来政权本就不满，诸葛亮北伐更是劳民伤财，严重损害了当地豪族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动机通过编造这种灾异来阻止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从《后主传》上能看出，此前3年诸葛亮4次大规模用兵，其中3次进攻，1次防御，蜀汉本就国小民疲军需压力很大。而此后的建兴九年、十年间诸葛亮未再对外用兵，相当于修养了2年。可作为一点旁证。当然诸葛亮一生不信天命，靠这种牛鬼蛇神的办法阻止北伐无异于妄想，但是丞相借此机会休养生息一阵以缓和国内矛盾则是完全可能的。由于没有更多证据，此说姑且算是一个猜想。

真正石锤的只有第（3）条，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蜀汉是有史官建制的，而且也确实在履行职责。只不过KPI考核怕是很难通过了，这点在第四节详细展开。

其实刘知几他寄几就在《史通·史官建置》里说了：“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飏、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因此很明显刘知几是误解了（或者是装糊涂）“国不置史”的本意，直接把“置史”等价于“有太史”。

三、对注记官的反驳

相比于（1）（2）（4）条多少有些牵强附会的例子，刘知几对注记官的引用要更准确一些。

第（5）条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因为东汉官方修史书就是在东观这个地方，而（5）直指王崇曾任东观郎，岂不是正好可以证明他就曾是蜀汉著史大军的一员？……秋豆麻袋，这里面依然有问题。首先，东汉修史本在兰台，之所以移到东观，是因为那里存放了很多图书典籍，属于就近原则。成都本没有东观，也没有修建东观的记载（事实上连大修宫室的记载都很少），如此何来的东观郎呢？事实上整个三国时代跟东观有关的官名只有吴国的东观令（周鲂、华覈[4]曾任此官），其职责大约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

其次，东观郎这个官职名只见于《华阳国志》，总计也只出现2次，另一次就是陈寿本寿。据《华阳国志》，陈寿的履历是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但是《晋书 陈寿传》则记载他“仕蜀为观阁令史”。两边并对不上。如果陈寿本人都曾担任过东观郎的话就更不可能说出“国不置史”这种话了。所以考虑到《华阳国志》成书时距离蜀汉灭亡已近百年，偏安的成汉政权也没有稳定可靠的文献来源。所谓东观郎很可能就是由于道听途说的讹误。

最后，哪怕再退两步，假设蜀汉有东观并且王崇就曾任东观郎，那能说明蜀汉有官修史书吗？很遗憾，依然不能。蜀汉自认为是延续汉朝的法统，所以其典章制度很多依后汉旧事。东汉的的东观郎负责写史书吗？答案是不管。

东观郎是简称，正式冠名为校书郎，东观并非官号，只是有的校书郎正好在东观工作，所以才加此前称为东观校书郎，《马融传》：“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所以校书郎的工作是校对文字，而非撰写历史。纵观东汉，以校书郎身份参与到东观修史工作的只有身为宗室的临邑侯刘騊駼[5]一人，主要工作依然是校对而非编写，起监督撰史的作用。其余《后汉书》记载曾在东观参与修史的共计15人。其中博士1人、大将军司马1人、谏议大夫2人、太中大夫1人、屯骑校尉1人、谒者仆射1人、议郎7人以及班昭。明细如下。

可以看出其中隶属于光禄勋的皇帝贴身顾问、侍从占了八成，担任军职的2人也是学富五车那一级别的。此外，还有如张衡等人毛遂自荐去东观进行著作，只不过没有被同意。因此东汉对官修史书的规定其实颇为严格，其特点为：

1、由皇帝任命亲信且有才学的大臣带诏修史（东汉私撰国史是大罪）；

2、过程是阶段性的，而非一直持续（章帝、和帝、安帝、桓帝、灵帝）；

3、每个阶段有确定的撰写目标（邓太后召刘騊駼与刘珍撰写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

所以仅靠一个算不上可靠的东观郎的记录依然不能证明蜀汉官方有修史。

第（6）条，郤正和陈寿在蜀汉同朝为官，从秘书的小吏做到了秘书令，应当不会有假。不过秘书令是根正苗黄的曹魏官职，建安十八年曹操为魏公后设置。其职责为典尚书奏事，兼管图书秘记。蜀汉的秘书令除了管理图书以外，还要职责起草诏令文书等，比如刘禅的投降书就是郤正写的。既非著史之职，亦非注记之官。

四、躺平的太史

既然蜀汉确有太史、秘书郎，也可能有注记官，那他们是不是在兢兢业业工作，把图书档案资料都留存下来了呢？

根据汉朝制度太史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记录灾异祥瑞、天文地理等。自公元221年刘备登基称帝开始，到263年刘禅向邓艾投降为止，蜀汉国祚共计42年。这期间蜀汉太史记录的祥瑞、天灾、星象有多少呢？答：只有2条。就是刘知几（1）、（3）两条提到的记录，此外再也没有了。而同期曹魏的记录有多少呢？答：整整68条！即使把其中出现黄龙、凤凰这种迷信事件和瘟疫、大风这种局部事件剔除，只计算天文、地理这两类也仍有42条。蜀汉只相当于曹魏记录的零头。其中正始年间南安曾两次发生地震，武都紧挨着安南，不会没有感觉，依然没有相关记录。因此造成这种记录缺少现象的原因要么是史官带薪摸鱼[6]，要么就是有人下令禁止了详细记录。

五、其他的质疑

从刘知几提出这个疑问之后历代，尤其是当下网络时代一直有关于此事的新论点出现，本节摘录有代表性的3条如下。

1、正统论

有人说：“蜀汉自居正统，所以不给自己写史书，只是记载了一些文献，留待后来的政权来给自己做史。”

若如此，那东汉在东观修《汉记》怕不是个伪政权。此语想必是对两汉历史全然无知才能说出来的。

2、旁观者迷论

又有人说：“陈寿官职低，接触不到很多史料。比如今人只知道俄罗斯打乌克兰，但不知道俄罗斯打乌克兰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这属于废话，普通人不知道俄罗斯出兵的决策，难道还能不知道俄罗斯有国防部长这个官职？陈寿在蜀汉为观阁令史，职位虽不高但也算是个京官，不可能不知道蜀汉是否有专职记录历史的官员。再说陈寿写《三国志》是在入晋之后，连魏国的历史记录都能查阅，如果蜀汉也有又怎么会看不到？

如果上说成立唯一的解释就是蜀汉的史料被大规模人为销毁了。emmm……。好吧，很多阴谋论者持此观点，但是细想想这个说法就更扯淡了。第一点，那时候的文书记录都是简牍，所以要销毁的话成都附近应该有一个堪比始皇的巨大“焚书坑”。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焚书坑”还没找到。其次，那么多木头片子不是一时半刻能烧完的，所以成都附近的人必然能看到火光和烟尘，而这种大规模的工作又不可能完全保密。但是去查同时代或之后的史籍，不管是地方的《华阳国志》也好，还是官修《晋书》也罢，全无半点内容记录。西晋是个短命政权，从蜀亡到晋亡不过半个世纪，如果确有此事当时很多亲历者都还健在，不可能没留下一点痕迹。如果蜀汉当真焚过书那可就是“坑灰未冷华阳乱，曹魏原来真读书”的蜀汉特供版了。由此可知，所谓“蜀汉史料被大规模销毁”亦无半点可信。

3、陈寿小人论

还有人说：“陈寿的私德不好，陈家和诸葛家有梁子，所以有动机篡改历史，抹黑蜀汉！”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抛开事实不谈”而人身攻击了。即使我们先假设陈寿传说中的父亲真的是受髡刑的陈式，他也确实要挟了丁家。试察诸前四史之著者，班固有文人相轻之讥、范晔有不孝不悌之行。至于史迁，其腐刑过髡者甚矣，由此观之则四史皆无可信者矣。因此，从道德上批判史书的准确性是一件既无能又没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如果要打倒陈承祚的话得顺便把后世裴松之、崔浩、刘勰、房玄龄、苏洵一干人等都一起打倒才行，因为他们都赞美过《三国志》这本书。裴松之作注时认为其是“近世之嘉史”。房玄龄编《晋书》时将其比为左丘明和班马。刘勰在提到三国史的时候更是认为其同时代的其他史籍如《晋阳秋》、《魏略》、《江表传》、《吴录》等等都是垃圾，只有《三国志》能看。苏洵甚至认为整个唐代的史官都没有能和陈寿比肩的。至于求米、私怨之事历代如赵翼等史家皆有批驳，此处不再赘述。

六、结论

和我们熟悉的西汉太史公相比，东汉的太史令及其属官已不再负责记录历史，而只从事观测天文、制定历法等事。此外东汉的官修史书，是由学识精博且受皇帝亲信的士人受诏命专门撰写的。修史的地点从班固开始，先在兰台，后移东观，一般称为《汉记》或《东观汉记》。

蜀汉大体上继承东汉制度设有太史官，但是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的原因没有官修史书（国不置史），也没留下详细的档案记录（注记无官），所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后主传》平均下来每年只有42个字）。这才是陈寿在《后主传》的评语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1]《汉书音义》：“正曰掾，副曰属。”

[2]黄气、赤气、天子气等各种气是古代封建迷信的说法，后面讲到天文五行时会详细说明。

[3]汉寿在今广元市昭化区南的嘉陵江沿岸。

[4]覈，同核。

[5]騊駼，音“陶图”，一种名马。

[6]平心而论，天象记录的缺失不能全怪史官。以三国时期气候和现在相似来算，成都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下雨，洛阳有60%的时间为晴或多云，观测条件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