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同志，约我写一篇解放初期宁波港情况的资料。我作为接管宁波港的一员，是义不容辞的，便欣然接受了。回忆解放初期接管宁波港时，由于蒋机滥施轰炸，港口满目疮痍，一时被迫停航。当时，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海员和装卸搬运工人，在反轰炸、反封锁，克服困难和准备复航中，献计献策，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对广大海员职工和装卸搬运工人的这种可贵精神，一直怀着崇敬的感情。

华东野战军第22军，于1949年5月24日晚进占宁被，25日宁波全城解放。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我被任命为军管会财经部交通处处长。当天，财经部领导命交通处接管港口、搬运、邮政、交通和城市公用事业。由我和李传孝、谷秀峰、邓实甫、邓金声五人，组成接管领导小组。我任组长。负责接管上海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李传孝接管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是年12月李另有任用，由孙雪桥接任)；邓金声带领张涛和马秀清接管中国邮政局宁波支局；邓实甫和孟昭明、宋福田等接管整顿码头装卸搬运组织；谷秀峰等接管交通公用事业部门；另派刘勇三接管浙海关。从此，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由洋人管理中国港口海关的历史。海关接管后，曾更名为“上海海关宁波分关”。由于解放初期无外轮进出宁波港，于1951年12月奉命裁撤。

各军代表于5月30日进点后，一面调查研究，宣传政策，稳定留职人员情绪，对财产设备、文件档案进行清点登记入册，妥善保管；一面学习港口业务知识，了解航务运输、航政管理、装卸搬运等海港口岸的情况，并着手接收港口航务的管理机构及人员。

当时管理宁波港口的行政机关是“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自创建到宁波解放时的17年中，先后由周鉴殿、毛绍遂，李永庆、马子良、李锐和许祖衡担任主任。宁波解放时，航政办事处共有员工11人。主任许祖衡，技术员陈惠良、屠宁声，科员朱锦瑞，会计金南浩。在接管时，他们遵守人民解放军进城布告的精神，保持工作秩序，各按职守，静侯接管。接管以后，于是年7月28日，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改称为“宁波军管会财经部交通处航政办事处”，许祖衡等全体员工都被留用，继续供职。12月24日政企合一，浙江省航务管理局成立，宁波航政处划归浙江省航务管理局领导，更名为“浙江省航务管理局宁波办事处”，孙雪桥任主任。至1953年，浙江省航务管理局宁波办事处和私营轮船公司（行）与华东海运管理局宁波海运管理分公司合并，统一经营海运业务，更名为“上海港务局宁波港务管理分局”。其时，航政管理工作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港务监督。李芝和孙雪桥任港务局长，李芝兼任港监长。

当时宁波的主要航运机构是“上海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和所辖镇海办事处，它是一个官僚资本企业。宁波解放时，招商局宁波分公司经理周厚斋(受殷)弃职去台湾，职员夏功勋、俞序均，李固生等18人被蒋军劫去定海，是年6月相继偷渡回甬。在接管时，副经理张贯时、业务股长郑锷、栈务股长杨钧、总务股长樊玉珊、会计股长姚杏生，报务主任应书星和员工共86人，与往常一样，上班供职。同年6月10日，接管上海招商局的工作队派颜思、梁雯和冯超三人来甬帮助工作。不久，颜思和梁雯调回上海转派广州。7月，副经理张贯时奉命调沪后，我们报请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任命郑锷为副经理。在我领导下，由郑锷和冯超两同志负责招商局宁波分公司的全部工作。次年12月，上海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更名为“上海人民轮船公司宁波分公司”，仍由郑锷和冯超负责。1951午8月，又改称为“华东海运管理局宁波海运管理分局”。接着，华东海运管理局派何光逐，刘亮、于善奎、刘凤岐、徐练卿等五同志，来宁波海运管理局帮助工作。由何、刘、于三人组成领导小组，何为组长，统管全局，郑锷负责业务工作。1952年4月，李芝任宁波海运管理局局长，隶属华东海运管理局。到1953年1月，与浙江航运管理局宁波办事处合并，改称“上海港务管理局宁波港务管理分局’，沿袭至今。

蒋军退逃舟山后，时常派飞机对宁波扫射轰炸。市民白天扶老携幼奔赴郊外躲避，天黑后回城。有的市民弃家闭户，逃往乡下投亲避难。汽车白天不能驶，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刚刚复生的市场又萧条混乱起来。

宁波港原来基础并不好，加之蒋军逃离宁波前的大肄破坏，21公里长的江面上片板不存。全市7家轮船公司没有一艘能行驶外海的船舶。当时实力最强的招商局宁波分公司拥有的江隆、江和、江静、江太等8艘3000吨级客货轮，悉被蒋军劫去舟山群岛。其他，原航行浙东沿海各岛港埠的永敏，江利、聚安、华昌，宁镇、隆安，新梅浦、新中和、利宝和马达艇、登陆艇等11艘小型客货轮又自沉于江底。在中国航运历史上曾一时称雄的太古、怡和两家外轮公司，也只剩下一座破烂不堪的码头和几间漏雨的仓库而已。宁波招商局在接管时的全部财产，只有简陋不堪的1座趸船和3座浮桥，5幢面积共1900平方米的仓库及2幢办公用房。全港原有11座码头，除江天，宁绍、宁兴、太古4座较大码头作简单修理尚可使用外，其他小码头都沉斜坡滩。至于平安、岱山、甬利、同益等私营轮船行，因资金缺乏，船舶年久失修，更无象样的港埠设施。

另一方面，依靠码头生活的装卸搬运工人，为数甚众。由于解放前夕百业凋敝，通货恶性膨胀，宁波附近象山、天台、温岭等各县农村的破产农民，大批流入本市脚夫行业。虽然宁波港当时的月吞吐量仅4000余吨，但靠码头求生的工人竟多达5千之众，他们日夜蹲守各个码头、道头、埠头和车站，为抢夺生意而经常发生争吵殴斗，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由于盘踞舟山群岛的国民党飞机对市区进行轮番轰炸，使刚接管过来的宁波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数千名码头工人生活无着，招商局、政处等单位的职工工薪无法按时发放，私营轮船公司(行)因不能按时发放工薪而劳资纠纷时有发生，个别资本家变卖财产，企图解散职工关闭企业。为此，中共宁波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轰炸，反封锁，面向农村，生产自救”的工作方针。  

交通处接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一)成立”反轰炸保护财产”领导小组。对所属单位的财产设备、办公用具、文件档案等都进行登记入册，然后转移到安全地点，能搬得动的设备，一律疏散保存。各单位还分别成立了救护小组，白天离开轰炸目标，到郊外避空袭，晚上回城办公、开会、学习。

(二)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积极开拓生产自救门路。要求私营与合资的轮船公司(行)不得变卖财产设备和关闭业务，妥善安排海员职工生活。同时对分散在全市各个码头、道头、埠头和车站的无组织的装卸搬运工人，着手进行整顿，分江北、江东、城区、水上四个“反轰炸生产自救小组”，组织垦荒队和筹办兰江剧院，发动群众投资入股成立“供销合作社”，并动员部分工人回乡生产。通过以上措施，使千余名码头工人生计有了保障。此外组织另散的装卸工人，到各个道头、埠头和车站为过往客商装卸搬运行李物品，从而扭转了搬运工人中争地盘、抢生意的混乱局面。通过这些工作，还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为今后整顿、编组奠定了基础。

在反轰炸生产自救中，我们还做了种种努力。如招商局的“反轰炸生产自救领导小组”的同志，研究采用汽油发动机装入木船，驾舟到江河捕捞，由于条件限制，经多次努力没有成功。后来，由周鸿堂与市郊庙跟陈阿狗商定，由陈出轧米设备，招商局出人力和库房，组成“合作生产米厂”。这个米厂自1949年8月到1950年5月，为粮食部门加工大米90多万斤，除支付职工的工资外，获利润4000余元。

舟山解放前，沿海岛屿解放军所需物资全部依赖宁波港口转运。当时，人民解放军两艘“中字”3000吨级的登陆艇4次从外省运粮来甬。为了支前，我们夜间突击，拂晓分散，先后组织民船百余只，及时安全地把2万余吨军粮转运到沿海前线。此时，中国粮油公司宁波公司租用2000吨级的外轮运货来甬，都在旧招商局江天码头卸船转运，有了这些大宗装卸任务，不但使招商局航政办事处职工有了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了部分装卸搬运工人的生活费用，对安定职工思想情绪，克服暂时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1949年8月后，我解放军先后解放大榭、梅山、金塘等诸岛。10月3日高炮13团又进驻宁波。蒋机空袭由此缓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为适应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物资需求和土特产急需外运的要求，我们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以军管会交通处的名义，向上海招商局提出沪甬线试航的建议，被上海招商局采纳，并租来“扬州”和“通州”两艘千吨级私营货轮，不定期地往返于沪甬两地。当时洋面上很不安全，时有蒋军小舰艇在五山岛等洋面上抢掠过往货船，为航行安全起见，我们采用熄灯夜航，并配备武装护航等措施。1950年初，当“扬州”号由甬驶沪途中，被蒋军舰艇发现跟踪射击，船长背部负伤，在解放军护航部队的火力保护下，忍痛沉着掌舵，开足马力，终于突围脱险。“扬州”和“通州”两轮的临时通航，对扩大沪甬两地物资交流，活跃宁波市场，促进宁波工农业生产，粉碎敌人的封锁，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前夕的搬运工人，多数都是因生活所迫流入城市的贫苦农民，在“反轰炸，生产自救”的号召和动员下。有1000多人已经动员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1950年8月，宁波市搬运公司筹备时，前往登记注册时还有2500余人。当时沪甬航线运输虽逐步恢复，但吞吐量增长缓慢，到1951年初，月吞吐量也只有5万多吨。装卸搬运劳力过剩。为精简搬运工人，于同年9月成立了以阎康候、朱之光、刘德琨、刘德甫、杨仲起5人组成的“精简委员会”，由时亨起为办公室主任。郑承沃、邓实甫、盂昭明分别负责江北、江东和城区的精简工作。此次动员回乡安家生产的搬运工人，共计1200余人，都发给他们安家费和回乡生产证书。尚有1000余人留作固定工人，经过这次精简，基本上做到工作量与劳动力相适应。

1950年8月15日，由市总工会，建设局和公安局派人联合召开了码头、道头、埠头、车站装卸搬运工人代表会议，组成 “宁波市搬运公司筹备委员会”。1951年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颁布了《搬运公司组织纲要》，宁波搬运公司正式成立，邓实甫任经理，同时成立了宁波搬运工会，由孟昭明任工会主席，周嘉定为副主席。

宁波市搬运公司开始隶属于宁波市建设局，后属交管局。成立时，地点在外马路同兴巷，后迁到外马路56号。全公司有干部职工1292人。其中，国家干部30人，以工代干90人，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有1172入。公司所辖30个办事处和5个搬运大队：江北办事处及第一大队地点在桃渡路，担负江北地区的装卸搬运任务；江东办事处及第二大队在木行路，承担江东地区的装卸搬运；城区办事处及第三大队驻战船街，承担城区的装卸搬运；第四、第五大队均在外马路，分别承担全市民船和帆船的装卸任务，受公司业务股和装卸作业区所在办事处的双重领导。从此，码头装卸工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

搬运公司成立初期，为集体所有制(1956年改为地方国营)，搬运工具除工人们自备杠捧、扁担、钩子、绳子外，其他一无所有。运输使用的几辆榻车和近百辆手拉车及十多艘木驳船，都是按日计费租用的。1951年提出逐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代替笨重的体力劳动。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53年底，公司增添了汽车3辆，三轮卡车15辆，黄鱼车250辆,手拉车450辆。这些设备的增添，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效率不断提高。

公司成立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按吨位、距离，制订了统一的装卸搬运收费标准，称为“力资标准”。工人劳动计酬办法是，按体力劳动强度、工龄和工作熟练程度，经自报民主评定，定为五个工资等级，以装卸搬运大队为核算单位，在总收入中提取15%，用于管理费和福利费，85%为工人的工资。随着形势的发展，1953年对装卸搬运收费标准做了修订，并对工人的劳动报酬，进行了改革，实行按五级计件定额和超额奖励的工资制度。

1955年4月，根据中央交通部“关于港区作业由港务局经营并固定港湾装卸工人队伍”的指示，搬运公司将港区的作业和450名装卸工人划归港务局。同年10月，由于装卸搬运业务愈加繁忙，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搬运公司撤销了按行政区所设置的办事处和装卸搬运大队的建制，改为五个装卸搬运站，分设于后塘街、外马路、和义路、灵桥路和方井街。不久，宁波市搬运公司改为“宁波市汽车运输公司”。

解放初，宁波成为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的后方基地。部队的武器装备和生活品的补给，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及土特产外运的物资交流等，都期待着宁波港的迅速恢复。因此，修复通航便成为当务之急。

（一）修复航标、码头

1950年5月开始，宁波航政办事处对宁波港内外的王家洋、王家桥、李家庵等处的灯标、导标逐个进行检查修理，并对宁波至镇海口的主航道进行了全线检查，为打捞沉船、清理航道障碍提供了线索，做好了准备。1950午下半年，军管会交通处督导全港11座码头分别修复，逐步启用。

（二）打捞沉船

宁波港曾有两次重大沉船事件。一次在1940年国民党为阻挡日军进攻而沉船21艘，其中千吨级以上的客货轮4艘。第二次在宁波解放前后，被蒋机炸沉和凿沉在宁波港及其附近水域的船舶，计11艘。这两次沉船对宁波港航道起了很大破坏作用。交通处于1950年10月派刘兴荣等前往镇海组织打捞沉船工作队。首批打捞出水的有“宁镇”，“新宁余”等4艘小型客轮，于1951年1月先恢复了浙江沿海的定海、沈家门、岱山和余姚内江航道，使轮船安然畅通。到1953年底，宁波至镇海口水域中的沉船已全部打捞出水，清除了主航道的障碍物，为3000吨级的客货轮复航创造了条件。

（三）浅滩拖轮

我军解放舟山时，得知被蒋军劫去的招商局3000吨级的“江安”轮，搁浅于沈家门港外，于是，我们就派冯超等同志前去，通过定海县政府发动民工百余人参加义务劳动，挖深了滩涂，趋涨潮由“兴安”轮拖出浅滩，回甬检修后转沪行驶于长江线。

（四）通航线开

1950年5月17日，定海解放，宁波港的海空封锁缓解，沿海航线逐渐得到恢复。招商局的电台也同外界恢复正常联络，即于6月将没收的国民党60吨级的盐务缉私船“浙磋轮”改名为“益众轮”，行驶于宁波—舟山—六横—大嵩航线，护送军粮。同时被蒋军劫去定海的“小岱山”轮也返回宁波港投入这条航线，参加军粮和民运物资的运输。是年7月，“新宁余”轮修复，复航于宁波—定海—沈家门航线。

同年7月，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代理经营了一艘载重为170吨级的私营货船“福安”轮，始航沪甬线。接着该公司又代理经营了“天福”公司的一艘“联汉”轮，加入沪甬航线。后由中国人民轮船公司宁波分公司的“通州”轮取代。9月。浙江省航运公司宁波分公司筹备处成立，以载重85吨的货船“浙航”轮为拖轮，和9条木质机驳船组成运输船队，往返于沪甬航线，经营货运。当时，大陈岛附近一些小岛仍有蒋军盘踞，该公司曾用3艘木质机驳船组成临时船队，每艘船配备一个武装班，由倪一鲁带队，航行福建，运去工业品，捎回木材等急需物资。这在当时宁波航运史上是一个“奇迹”。

大陈岛解放并肃清了一些小岛的残敌后，经宁波市政府批准，并征得上海招商局总局的同意，于1951年3月正式恢复沪甬客运航线。首航是“民主三号”客轮，今往明返，隔日—班。后“民主四号”客轮也加入沪甬航线。从此，两轮对开，正式复航。  

随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港口逐步获得复兴和繁荣，港口吞吐量日益增长，港口的管理工作向着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写上述回忆中，郑锷、冯超、应书星，周鸿堂、罗步申、朱锦瑞、朱秉昌、吴名颐等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特此致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且时隔多年，难免错误，尚请有关同志指正。

作者：杨仲起，山东莱芜市人。南下后受命接管宁波港务局，后组建宁波自来水公司，任党委书记，直至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