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平共处：新的环境与新的理论            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列宁在苏俄反武装干涉战争的后期最先提出来的．当时，经过3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以后，无论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或其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既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  “双方不分胜负、长期拖延的情况发生了。”[1]在充分估计到国内外阶级力量的对比后，列宁预言，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2]即将到来，早期的和平共处外交实践主要是由斯大林进行的，包括20年代苏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活；动及30年代争取集体安全的努力。               二战后，由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关系中众多新兴因素的出现，旧的理论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在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批评和反思基础上，赫鲁晓夫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一系列重大变更，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也是苏联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里程碑。赫鲁晓夫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和思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基本原则。        赫鲁晓夫对和平共处理论的前提和原则作出了与战后国际政治现实相适应的新的和更为系统的阐述。这是其主要功绩。        首先，力量对比的变化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前提条件，二战前，世界上仅有苏联和蒙古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占世界领土的17％和人口的19％。二战后，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建立，使社会主义形成世界范围的体系，达到了世界领土的26％和人口的35％。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成长壮大，使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对新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了可靠的同盟军，国际舞台上开始出现由欧亚两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广大的“和平地区”。[3]        其次，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客观依据。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提前8个月完成，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美国的3倍多，英国的3．8倍。农业前景同样使人感到乐观．在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后，  1955年的谷物产量比前一年增加了22％。这样的增长速度使苏联领导人有理由相信，  “在两个体系的经济竞赛中，胜利将属于社会主义。”苏联军事力量也有明显增长，在核武装及共运载工具上的进展使苏联“掌握了抵制战争力量的东西。”[4]        第三，武器的破坏力使核时代的和平共处有了更为迫切的必要性，它使人们重新思考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可行性。苏联的政论家认为，在核时代，“战争只能是愚蠢的继续。”[5]美国学者也指出，诉诸战争现在只能表明国家政策的“失败或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防止战争及和平共处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性质。和平共处对人类命运和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关注使之有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            在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中，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也许是他的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分析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论述，指出产生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认为在当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力量的壮大为防止侵略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而新兴民族国家中的和平愿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和平运动已发展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其广泛性和组织状况已远非战前的和平运动所比。[6]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这样便构成了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理论基础。            新的和平共处理论有这样几条基本原则：  (一)以经济竞赛代替战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把“和平竞赛”作为和平共处的重要内容提出来，其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信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7]社会主义制度将为其生产的发展开辟最为广阔的前景，因而在两个体系的经济竞赛中，胜利将最终属于社会主义。  (二)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在赫鲁晓夫看来，谈判是达到两种制度共处和解决彼此分歧的手段，协商的方式应当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唯一方式。共处原则在外交上意味着谈判双方为了和平的利益而相互让步、相互谅解、相互迎合和相互迁就，它要求争端的双方通过明智的妥协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但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坚持让步与妥协不应以牺牲原则为代价。(三)坚持国际领域的阶级斗争。“二十二大”颁布的新的苏共纲领指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8]苏共领导认为，国际舞台上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这种斗争就会一直进行下去。和平共处既不会消除这种斗争，也不会使这种斗争缓和；和平共处只是规定了采取多种多样的，灵活而十分有效的手段，但永远是和平的手段，而不是战争的手段。        从上述几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到，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赫鲁晓夫关注的焦点，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那样：和平共处“是以防止战争为目的的。”[9]对历史的考察表明，赫鲁晓夫的外交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些思想利原则。                            二、和平共处与东西方关系

        东西方关系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首要地位。1955年的东西方缓和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外交实践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这年5月，苏联放弃了原来坚持的同时解决德奥问题的立场，与奥地利签定和平条约。根据和约条款，苏联撤出在奥地利的占领军，作为奥地利宣布永久中立的交换条件。这一主动行动为苏联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西方舆论把它当作莫斯科新的和平精神的表现。7月的苏美英法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议被西方舆论看作是东西方关系解冻的标志，苏联则高度赞扬由此产生的所谓“日内瓦精神”，即谈判与协商的精神，认为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爱好和平力量取得的一个成绩。虽然四国首脑会议和以后举行的外长会议都未能在德国分裂问题和裁军问题上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会议使四国首脑在中断10年的交往后建立起直接的接触，共同讨论面临的迫切的国际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1955年苏联的其他缓和行动还有单方面裁军，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和将波卡拉海军基地归还芬兰，  所有这些行动对于打破斯大斯时期苏联外交的被动局面和表明苏联和平共处的决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后年代，苏美关系始终是东西方关系的主线，赫鲁晓夫把缓和美苏两国关系看作是缓和整个东西方关系的关键，他认为：  “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的意义。”[10]基于这种认识，赫鲁晓夫曾多次呼吁美苏直接谈判并不断寻求美苏首脑会晤的机会来实现共处。        1959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美国，赫鲁晓夫在访问中的平易近人和直率态度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他在公共关系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访问的高潮是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两天会晤。虽然会谈未就柏林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双方的接触为以后的外长会议和四大国首脑会议奠定了基础。次年5月，U一2飞机事件使四大国首脑会议破裂。                    1961年，赫鲁晓夫与刚刚就职的美国新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会晤。双方在裁军、对德和约以及柏林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但在老挝的和平中立问题上达成了原则协议；双方商定就他们双边的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接触。肯尼迪总统在会谈中首次承认美苏实力相等，这对渴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赫鲁晓夫来说无疑是个鼓舞。以后，由于柏林事态的紧张，美苏首脑接触再次中断。                虽然两次首脑会晤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不能因此而贬低赫鲁晓夫主动寻求美苏缓和的行动的价值。两次首脑会晤的中心问题都是德国问题，事实上，直到70年代中期，德国的分裂状态和德国重新统一的方式问题都一直是引起东西方关系紧张的主要诱因，赫鲁晓夫认为应正视德国分裂的现状，在美苏分别承认东西德国的基础上签定对德和约(1975年欧安会最后文件最终实现了赫鲁晓夫的构想)。与赫鲁晓夫的现实主义态度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对于通过首脑会晤解决德国问题始终抱有冷淡和怀疑的态度，从而错过了缓和东西方关系的重要机会。值得一提的是，首脑外交的形式是赫鲁晓夫寻求美苏缓和，进而达到共处的一种积极的尝试，这种尝试为在核时代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它是“赫鲁晓夫对苏联外交技术的特殊贡献。”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两年，东西方关系又出现过一次短暂的缓和，1963年6月，美苏签署“热线”协定，建立起两国领导人之间通话直接联系；8月，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定部分核禁试条约；10月和11月，苏美两国又在联合国就外层空间的利用问题达成两项协议，前一项协议规定禁止把任何携带武器的物体或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送入外层空间，后一项涉及有关空间探索的各项法规。其他一些迹象也表明了苏联谋求缓和紧张局势的态度，如停止干扰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讯，减少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可裂变物质等。        尽管赫鲁晓夫这一次短暂的缓和行动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并且，其中某些行动——如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是企图保持自己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三个条约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毕竟，所有这些都涉及人类和平这一根本问题。“热线’协定对于危机期间的信息交流和避免偶发事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部分核禁试条约是二战后历次限制军备谈判中的“第一个具体成果”，而外空非核条约则对于未来的军备控制发生一定影响。

                                三、和平共处与危机处理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用“鲁莽”和“冒险”来形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这主要是指他不断企图以各种大胆的和出人意料的行动来解决问题，并且常常是以退让使问题缓解。的确，赫鲁晓夫在推行他的对外政策过程中，曾不失时机地制造过危机。但人们容易忽略的另一面是，他也能在危机中保持理智，用适度的妥协寻求危机的解决，从而避免使整个世界跌入战争的深渊。古巴导弹危机是核时代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危机。因为迄今为止，美苏关系史上还没有哪一次对抗象古巴导弹危机这样临近战争的边缘，因此挑选这一事例来专门分析赫鲁晓夫的政策，大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西方关于此次危机的专著和论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中国60年代对赫鲁晓夫此次行动的评价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冒险主义——投降主义”之说、本段文字不准备对危机的过程作更为详细的描述，也不想——事实上也不可能——对“赫鲁晓夫究竟为什么把导弹运进古巴”这一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作出(哪怕是试图作出)什么结论的概括，我所感兴趣的是赫鲁晓夫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思想在这一事件中的体现，以及危机的解决对于“危机处理”这一技巧性理论的贡献。           研究危机处理的西方学者认为，防止危机失去控制而导致战争以及在危机中争取于已有利的结局是决策者共同面临的课题，且让我们看看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表现。        在古巴导弹的危机处理中，赫鲁晓夫最为关注的也是和平问题，既然在核大战的废墟上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那么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赫鲁晓夫在这场交易中的得分虽不能令人满意，但也不能说是全无所获。由于美国在战略力量和加勒比地区力量对比上的明显优势，赫鲁晓夫不可能处在一个平等的谈判对手的地位。而更为重要的和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双方在这场危机中所牵扯的利益并不均等，也就是说，美苏在古巴导弹问题上所冒的风险并不，—样。对于苏联来说，试图通过古巴的导弹来改变美苏力量对比并不具有紧迫性，因为这并不直接涉及苏联的国家安全。对于肯尼迪来说，古巴的导弹已构成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地区均势可能因此而被破坏。我以为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们在比较双方得失时有了一个新的参数，  即把美苏在事件中的利益因素考虑在内。获得美国不入侵古巴的许诺当然算作赫鲁晓夫的得分，而赫鲁晓夫的所失——我指的是他未能实现将导弹运进古巴的预定目标——也并非美国的所得，因为原本的状况就是如此。        在古巴导弹的危机处理中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游戏规则”。针对肯尼迪在电视讲话中的担心，赫鲁晓夫曾暗示运进古巴的导弹一直在苏联人的严格控制之下，以便消除肯尼迪对卡斯特罗可能采取“不理智”行为的忧虑。而当苏联五艘装运导弹的船只撤出古巴时，美国坚持要进行的证实只不过是照相和靠近船舷的梭查。苏联并没有揭开油布证明下面盖着的是导弹，也没有任何美国人登上苏联的船只。在危机解决后，肯尼迪严格要求他的工作人员不许宣称美国取得胜利，以便让对方有一个体面的台阶可下。这样，美苏在危机中便建立起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即明确自己的意图和给对方留有退却的余地。对于研究。“危机处理”的专家来说，这一规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在60年代对于此次危机有一些片面认识。赫鲁晓夫把导弹运进古巴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把其让步简单地斥之为“投降主义”则过于轻率。全面胜利与彻底投降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中间仍有许多条路可走。一个出色的外交家(政治家》总是以对自身力量和环境的正确估计为基础作出让步的，所以在外交词汇中妥协与投降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概念．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防止世界大战和实现和平共处就是他的“原则”，保卫古巴独立不受侵犯就是他的“革命任务”，这两个目标的确实现了。赫鲁晓夫在回答自己提出的“谁胜了”的问题时说：  “理智胜利了，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事业胜利了。”[11]这话听起来有些大言不惭，但却道出了这次危机处理中的关键：—由于双方都具有毁灭世界的能力，  因此理智和冷静的危机处理便格外重要，这中间不允许有任何感情的成份。   

                            四、和平共处与第三世界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作用有了不同以往的评价。苏共二十大文件指出；“民族国家愈米愈积极地成为世界舞台上独立的力量，同时，在客观上基本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反帝的力量。已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在解决现代的中心问题——防止世界大战方面，起杰出的作用。”而民族解放运动，照安·葛罗米柯的说法，则“不仅不与和平共处原则相抵触，而且相反地，还为这些原则的实现创造了更好的先决条件。”[12]因此，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便成了苏联的“国际义务”。[13]           赫鲁晓夫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与他的前任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斯大林机械地坚持两个阵营的理论，新兴民族国家在反帝反殖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被忽视了。印度、缅甸和印尼等国的资产阶级领袖被划入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类别。赫鲁晓夫则把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无产阶级反帝斗争中的同盟者，因而开始把对非共产党国家的援助作为“反帝斗争的武器。”和检验苏联在第三世界“势力和影响的指标。”’        南亚和中东是赫鲁晓夫这种外交实践的主要场所，1954年，阿富汗成为二战后第一个接受苏联贷款的非共产党国家，次年2月，苏联与印度签定了建造价值一亿美元钢厂的协定，这是战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第一个重要援助项目。1955年一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又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3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一系列的协议、声明和群众集会为这次访问增添了公共关系上的效果。        埃及是苏联在中东地区的主要援助对象，除了承担阿斯旺水坝这种大型建设项目以外，苏联对埃及反对英法殖民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也给予了坚决支持。在赫鲁晓夫看来，民族解放战争不同于世界大战，它同和平共处原则并不抵触；这种战争“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1959年9月，埃及总统纳塞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签定价值二亿五千万美元的武器协议。此后，武器援助便成为苏联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的、或许是意义最为重大的形式。                经援和军援标志着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进入了一个活跃的时期，如托马斯，拉森所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不再限于道义方面，它已具备了物质内容。”这一行动使苏联势力渗入了中间地带，两个阵营之间有了，一个广阔的缓冲地，这就打破了战后美国苦心经营的包围社会主义阵营的条约网。从长远来看，苏联通过向受援国输送大批经济和军事技术人员，使苏联同当地统治者和人民发生广泛接触，从而培植起一种潜在的亲苏倾向。        在利用联合国为舞台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和争取独立运动方面，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作法也迥然不同。      从赫鲁晓夫对第三世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和平共处的原则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谨慎的双轨路线：在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核冲突的同时(如古巴导弹事件)，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以便争取实现全球的均势。总的来看，这种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一方面支持了第三世界人民争取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加速了非殖民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削弱西方的势力而增加了与美国对抗的力量。        赫鲁晓夫的对外援助政策也有一些失败之处。他热衷于搞一系列的样板工程来表现苏联的慷慨，尤其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联对黑非洲的经济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仅仅起到一种宣传作用，未给当地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效。此外，赫鲁晓夫也未能解决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些矛盾，一方面，他从意识形态出发，不断宣扬苏联的国际义务，而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领袖中的各种投机动机，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制订各种计划。赫鲁晓夫在处理原则与利益问题上的失败使得他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

                          五、和平共处：分析和评价的标准            纵观战后苏联对外关系的整个历史；赫鲁晓夫不过是变革时期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的和平共处理论远非完善，他的对外政策也并不象他所设想的那样成功。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从传统的欧洲走向世界。面对战后复杂环境的挑战，他勇敢地突破陈旧的理论框框，果断调整了苏联的对外政策，．他的勇气和决心显示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风度。从这一点看来，赫鲁晓夫又是个跨跃历史时代的人物，他的创新和开拓精神为以后苏联对外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发展国际关系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是他正确估计到战后国际关系诸多新的因素的结果，如约翰·加迪斯所说，它“标志着苏联对外关系史中最重要的转折：  即使意识形态适应现实的变化。”西方一些人士把和平共处看成是“维持现状”的代名词，也有人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的权宜之计，而赫鲁晓夫则明确表示，和平共处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制度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与不同制度的国家为维护和平而进行的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全面评价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颇为困难，因为他的许多行动都既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也  不能说是彻底失败。这正是变革时代的改革者所共同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他必须经常以极端的方式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因各种考虑而作出妥协。在处理美苏关系的过程中。他似乎总是经历着从缓和到对抗、又从对抗到缓和的变化。这种变幻不定造成许多人怀疑他的对外政策方针的稳定性，  “机会主义”是描述这种变化的最简单而又最无理的断论。试问，哪一个政治家不视环境而变更手法呢?关键在于原则!赫鲁晓夫的原则是防止核大战、以经济竞赛代替战争、用谈判解决争端和坚持国际领域的阶级斗争。他从未用原则作交易。在我看来，利益《就连赫鲁晓夫本人在公开场合也回避使用这一字眼儿)是衡量他的对外政策得失的唯一可以把握的标准。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得以维护和加强，他在与美国的抗衡中迫使对方开始认真考虑苏联的力量，他在第三世界扩大了苏．联的影响，并在实践中摸索了一套控制和操纵地区冲突的手段和策略。赫鲁晓夫的努力使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逐渐确立，在多极世界并未形成的五，六十年代，美苏之间的均势无疑意味着世界和平的巩固。所有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新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成就。        当然，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也有许多失误之处，环境和个性都曾使他的行动遭到挫折，但更多的失误来自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新的教条。赫鲁晓夫常常过于坦率地表达一种极端的见解，他喜好夸耀并经常言过其辞，其结果是言论束缚了他的行动，这使他的许多政策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赫鲁晓夫也没有处理好体制改革给决策带来的新问题。他希望政治民主化，但他更需要对外决策过程中的“独断专行”以推行他的一套宏伟计划。W·华莱土对此评论道：  “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管得很宽，但是他听享受的自由却无法同斯大林相比。”[14]        赫鲁晓夫过分夸大个人因素，过份看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联系给国家关系带来的“温暖的气氛。”[15]这是因为他不理解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权力构成，  同时也低估了一些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领袖的投机心理。这些表面的繁荣和兴旺影响了他的判断能力，缺乏制度化常使他的政策受到国外政权更迭的影响。赫鲁晓夫曾大胆抨击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教条，但在打破旧教条的同时，他又不自觉地陷入一些新的教条之中。        许多研究赫鲁晓夫的人都发现，他的一些理论总是处于不断的修正当中。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公理，  同时也有一些外部的(如来自苏联国内的和国外的批评)和自身的原因。但无论赫鲁晓夫的理论怎样的不成熟和缺乏稳定性，他是第一个试图把“和平共处”以一种总体构想——即我们常常称之为“战略”的东西——的形式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实践的人物，他在理论上的突破和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新的更为现实的参照物。   [1]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372页。[2]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1页。[3]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0页。[4]  1961年12月9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世界工联五大上的讲话，转引自安·葛罗米柯前引书第85页[5]  1963年9月24日《消息报》。[6]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8—39页。[7]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6页。[8]  参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12页。[9]  赫鲁晓夫：《争取巩固的和平及和平共处》第106页。[10]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事件汇编》第31页。[11]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现阶段帝国主义的言论》第43页。[12] 见安·葛罗米柯前引书，第100页。    [13] 同上，第98页。[14]参看W·华莱士：  “苏联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追求的目标，载《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2年第五期。[15]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木上的结束语，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六会主要文件》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