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里，对“暴食”的道德劝诫是放在“节俭”的大观念里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和“重俭抑奢”是传统中国经济生活的三大信条。

早在先秦时期，晏子就提出了：“食，饱；饮：足以通气合好；衣:足以掩形御寒，不务其美”的思想。到了西汉，大才子贾谊对“奢俭”下了一个定义：“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侈；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意思是“奢俭”是和大多数人比较的结果。如果和大多数人比起来消费的多，就是奢侈，反之则是节俭。

而孔子是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阐述饮食“奢俭”的意义。“奢俭”的标准是“礼”，符合等级的标准就是好的，如果高于等级的标准，就是“奢”，低于等级的标准则是“俭”，（“奢则不逊，俭则固”）都是不可取的。

【在孔子心中，颜回一直是值得推崇的道德楷模，虽然他最后穷死了……囧】

这个思想也被植入后来的皇权统治中去，在饮食方面，从食器的质地、造型、使用，到宴会的规格、时间、地点，食品种类、席间音乐等，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超过了这个标准，轻则受罚，重则丢命，是很严重的。

历史充满了吊诡。无论欧洲也好，中国也好，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大吃大喝”这个罪其实和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关系，反倒是特权阶级的专属。

中国统治者的情况，读者们非常了解，在此就不赘述。而在欧洲，正如《权力的餐桌》、《查理曼大帝的桌布》等一系列反映中世纪饮食文化的历史著作中指出的那样，满桌的珍馐美味配上暴饮暴食的达官贵人，是见怪不怪的现象。而原本应该遵守禁食规矩的“四旬节”也被饕客们赚了空子。四旬节期间不能吃肉，可是没说不能吃鱼啊。鲱鱼是下等人的常菜，上等人吃的是北欧的鳕鱼、鲟鱼、新鲜的贝类和海龟肉（绿肥肉）。这些都所资不菲，而且蛋白质含量一点也不输给肉类。加上，基督教并不禁葡萄酒。于是满脑肥肠、醉醺醺的国王、骑士和教士们就屡见不鲜了。有时这种混乱的场面竟然发生在教堂里。1389年5月，法王查理六世在圣德尼教堂里举办宴会，一连四天的吃喝舞蹈。新婚的国王王后和宾客们暴饮暴食，甚至不惜呕吐酒菜以便继续吃喝，“像酒神般在坟墓边狂欢”。

【关于罗马教宗里奥十世淫荡教廷生活的讽刺漫画】

对于上层统治者“说一套做一套”的假模假式，古今中外都有很多讽刺作品。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但丁的《神曲》。在《炼狱》的第二章，但丁安排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暴食者 “罚以禁食”，以洗涤他们吃下的“泊尔塞纳湖鳗鱼和维尔纳希酒”。

那么，明知吃喝不可禁止，为何还要将它作为一种道德戒律呢？这首先是由于生产力水平造成的。基督教从犹太人中的中下层人中发展出来，对社会有种朴素的节俭观。在基督教形成教会组织以后，由于“活动资金”有限，也要求信徒们遵循一种集体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到了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原本繁荣的经济已经被破坏殆尽、奢侈的生活难以为继，崇尚节俭的生活方式更是时代的呼声。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每到皇朝的初期，统治者大体上都讲求节俭。其实根本原因也是因为经过战乱的破坏，国家底子薄，必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另一方面，崇尚节俭是总结了前朝灭亡的教训。比如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就提出“殷鉴在前”，认为追求奢侈无度的生活，是殷灭亡的原因。所以很多文献中都提到了“无逸”、“知稼穑之艰难”。汉初的贾谊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的时候也说：“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等等。欧洲也是一样，基督教称罗马帝国为“巴比伦”，对当时帝国中的道德败坏、骄奢淫逸批判有加。

然而，在冷静的历史学者眼里，并不会这么看待一个王朝的兴旺更替。制度性缺失、经济结构崩溃、甚至环境气候变化都比道德因素来的重要。而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节俭有时比奢侈伤害更大。《管子》就认为：“富者靡之, 贫者为之”。增加消费是为了刺激生产。放在当下也是如此，没有内需，经济怎么拉动得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欧洲还是中国，都经历了一个饮食文化从“压抑”到“解放”的过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作——《巨人传》讲的就是胡吃海喝的故事。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也涌现出一批诸如《金瓶梅》那样反映市井精致生活的作品。既然“食色性也”，人性的解放也当然要从吃喝开始。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吃喝本没有罪，没东西该多忧伤啊。

本文作者赵老实来自今日头条签约原创号“你真的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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