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海卫的劳工营，英国招工局对华工进行了筛选和简单的军事训练。

远赴欧洲的大批华工在威海卫登船。本版图片由威海市档案馆提供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一颗射向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的子弹，点燃了欧洲大陆早已一触即发的战争导火索。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年前的这场世界大战，将六大洲的33个国家、15亿人卷入战火。这其中，包括了距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中国。

炮火纷飞的一战战场上，14万中国劳工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军团”。他们不是提枪上阵的军队，却以血肉之躯为协约国一方提供着战争支援。协约国取得了一战的胜利，14万华工是中国北洋政府列入战胜国最充分的理由。

对积贫积弱的中国而言，战胜国的滋味暌违已久，值得欢呼雀跃。而对14万华工来说，那是血汗和生命换回的酬劳。

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去，巴黎和会就把中国浇了个透心凉，正当的权益要求被列强拒绝，华工们的牺牲和作用被无视，由此引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

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一战华工成了湮没在欧洲的一段历史，留存下来的细节吉光片羽。一战百年之际，我们打捞出这段历史，还原那个远去的华工军团的面貌。

以工代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刚刚结束封建帝制三年，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袁世凯，又在一步步地谋划着他的“皇帝梦”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和欧洲列强的关系就更加微妙而复杂起来。

袁世凯政府的做法是“谁都不得罪”，8月6日,中国继美国和一些欧洲小国之后宣布中立，准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置身事外了。

中国却根本没有置身事外的条件。

一战战场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看上去和中国不会有什么联系。但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间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各主要交战国都在中国占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中国注定要被牵扯到一战之中。

和一战没有直接关系的日本跳出来趁火打劫。8月8日，日本舰队出现在胶州湾的海面上，他们向德国宣战，要攻打的却是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

战火马上烧到家门口，中国该如何应对？袁世凯的幕僚中有人提出，既然无法在战争中脱身，索性就加入战团，或许能减少侵害。

梁士诒就是极力主张中国参战的代表人物之一。

梁士诒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先是投靠袁世凯，后又见信于皖系、奉系，一度控制北洋政府的交通、财政大权，被称为“二总统”，他还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主要推手，在历史上多以负面角色出现。不过，在推动中国参加一战、从而获得战胜国身份这件事上，梁士诒发挥了积极作用。

看到日本兵发青岛，梁士诒向袁世凯建议:“趁今日本未动兵之前，密与英约……即日与德使磋商，刚柔兼施，一面派兵前往围守青岛，强彼交还，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若下，日本又以后何说进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将来之后患也。”

抢在日本动手前收回青岛，以绝日本之口，听上去似乎很有谋略，但真要实施起来，恐怕只是想当然。且不说德国会不会甘心把青岛交还中国，日本攻占青岛的计划已经箭在弦上，找个借口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袁世凯没有听梁士诒的建议，“严守中立”，听任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去了青岛。

没能借一战爆发之机收回青岛，梁士诒等参战派并不死心。他们反复游说袁世凯正式参战，以战取利。

客观地说，一战确实是中国争取国际地位和国际权益的一次机会，但是在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弱国无外交是个赤裸裸、冷冰冰的现实。同样与欧洲战场相隔万里，日本借一战之机趁火打劫，捞足了油水，中国却连最基本的合理要求都不能得。

既然想参战，首先要“站队”。一战本就无关正义与否，当时的中国和协约国、同盟国两方列强都称不上友好盟国，反倒是都有一本“血泪债”，选择哪一方，实际上是“押宝”哪一方会取得胜利，以便在战后能够分享一杯胜利果实。从一战的结果看，梁士诒等参战派的预判相当准确：“察看欧洲战争情形,条约国（协约国）必操胜算，不如乘此际加入联盟,一方面借英、俄、法之力以脱日本监视之厄，一方面缓和各方，得收从容布置之效。”

袁世凯也有所动，但探问了一下协约国主要国家的态度，马上按下了参战的念头。日本的极力反对是自然而然的，协约国在远东正有赖日本的协助,也不敢邀中国参战而得罪日本。

中国参战的想法被协约国拒绝了，但是他们并不拒绝中国提供私下里的支援。英国公使朱尔典就找到了梁士诒。当时香港的英军主力都被调回欧洲参战，防守空虚，朱尔典请中国方面帮助补充枪械。

这是一个与协约国拉近关系的机会，梁士诒马上安排人全力协助。不过，他很清楚，这样细微之处的支援并不足以构成协约国的一员：“力劝项城（袁世凯）参战，计已不行，即前者运械助英事，亦渺小，知非建奇功，将来于国际上恐难保持地位。”

正在梁士诒苦于“投靠”协约国无门之时，1915年，协约国主要成员法国的驻华公使康悌主动找上门来，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

招募华工赴欧参战的设想正中梁士诒下怀，两人一拍即合。

梁士诒认为：“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1916年，正是欧洲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之时，一批批的中国劳工被输送到法国，他们建工事，挖战壕，修铁路，架桥梁……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坚忍从事着艰苦的战地后勤工作。中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国宣战是在1917年8月，此前的两年时间，中国的政局光怪陆离，先是袁世凯称帝、护法运动，后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不过，杂陈的政治乱象并没有影响到以民间层面存在的“以工代兵”，赴欧华工一直没有中断。到中国宣布参战之后，“以工代兵”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公开鼓励，这也是中国参加一战最主要的形式。

英、法招工团

法国向中国寻求劳动力的支援，实属情势所迫。

一战爆发已经两年，随着大批先进武器的发明和投入战场，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史无前例。战场近乎屠场，数次大战役被称为“绞肉机”。仅在索姆河战役中，交战双方就死伤了130万人，其中英法两国损失近80万人。法国东北部是一战主战场，此时已近废墟。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期承受这样巨大的人员伤亡。法国的男性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召入伍，送到前线，后方劳动力奇缺，工厂里大量的岗位不得不由妇女承担。随着战事的扩大，法国国内人口连提供兵源都已经捉襟见肘，繁重而危险的战争后勤工作无以为继。而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后勤就会成为决定胜负的砝码。

法国把寻找劳动力的目光投向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

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同梁士诒几经磋商之后，于1915年6月9日向法国政府报告，中法可以就使用华工问题达成协议。当年年底，法国退役少校陶履德被委任为国防部代表，组织招工团招募中国工人。

陶履德招工团的团员都是法国军官及政府雇员，无一来自民间机构，他们招募华工是非常明确的政府行为。而中国北洋政府已经宣布中立，为避免得罪德国，不愿以政府形式出面。

梁士诒便与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商定，中方设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由商人代政府负责，承揽招募华工事宜，法国国防部代表陶履德来华身份是“农学技师”。

1916年5月14日，法方由康悌全权担保，“农学技师”陶履德签字，中方则由惠民公司经理梁汝成签字，正式订立招工合同。三个月后，第一批约一千名中国劳工到达法国马赛港，法国当地报纸这样描述：“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而招来法国。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言语之中对华工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相较之下，另一个华工的主要招募方英国，行动比法国要迟了一步，但效率要高得多。总计14万名赴欧华工中，法国招募了4万多名，英国招募达10万名。

威海档案馆保存着国内最丰富的一战华工史料，因为当年是英国租借地的威海卫正是最主要的华工赴欧起点。威海档案馆编研科科长董峰告诉记者，梁士诒和法国方面商谈“以工代兵”的时候，也曾找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推销此计划。不过，这个设想被朱尔典称为“天方夜谭”，拒绝了。

英国是列强在华强取不平等权利的开创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以工代兵”的用意，不会接受中国与之平起平坐。在朱尔典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不过，一战的惨烈现实很快让英国低下了傲慢的头颅。英国本土虽然不是战场，但作为最主要的参战国之一，英国的人员损失一点儿不比法国少。当战争打到1916年夏季时，英国处境相当危险，尤其索姆河一战，英军伤亡40万人，元气大伤。

法国刚刚与中国签订了招工合同，英国就援例为之。

法国在中国招募劳工的范围很大，招募点遍布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省份。英国则把劳工招募地主要集中在了山东。英国人显然比法国人更了解中国。

起初，英国准备把招工基地设在香港，但在比较了中国各地人口特点之后，改在了另一个租借地威海卫。以数十年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了解途径，英国人认为，中国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便于管理，而且山东的气候条件与欧洲类似，这里的人更容易适应欧洲。

英国也依照法国招工合同的条款，与北洋政府签订了类似内容和条件的合同，算是一种平等的用工合同，中国劳工的待遇也与英法两国工人平等――尽管这一点实际并未实现，但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与此前被称为“猪仔”的出国劳工有了根本不同。

梁士诒还曾设想让这些华工在法国受教育,学技术,归国后成为有用之人,以振兴中国的实业。这也是当时一部分中国旅法人士的共识，如蔡元培、李石曾等人都对这批华工寄予了厚望。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英法招募华工是用来充当战时廉价劳动力的，回国后的华工并未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在英、法与中国方面签订的招工合同中，都杜绝了“参战”之类的词语出现，甚至还有驻华公使出具保证，“不使华工参加战务”，但这只是双方默契的表面文章。华工赴法后，多被派往兵工厂，制造运输军需物资，还有更多的华工在战场上挖战壕、修工事，从事着工兵的任务。

这些自然都被战场对面的同盟国一方看在眼里。实际上，英、法刚开始大规模在华招募劳工，德、奥驻华公使就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其不守中立，暗助协约国。北洋政府一概以“华工不参与战务”作答，德、奥在欧洲战场上已经焦头烂额，对北洋政府这样“装糊涂”倒真是没什么办法。

廉价劳动力

1917年的春天，江苏丹阳的青年农民朱桂生在街上看到一则广告：“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这样充满诱惑力的标语，很轻易地打动了一无所有的朱桂生，他很快去报名点报了名。

19世纪初叶的中国尚未普及白话文，这则广告是数十年后朱桂生给后人讲述的回忆，具体原文已不可考，大意应该不会有很大偏差。朱桂生没有回来，他在一战之后留在了法国，娶妻生子。当然，几年辛劳而危险的战地劳工生涯，也并没有让他成为“大富翁”。

同样是1917年的春天，山东青岛的崔志卿站在威海卫码头的劳工队伍里，准备登船，远远地和码头外的妻儿挥手告别。

现在，崔志卿的孙子崔树新都已年过古稀。数年前，爱好写作的崔树新准备写一写家人的故事，却发现早已还原不出祖父在欧洲的这段经历。

14万华工绝大多数属于最底层的劳动者，没有什么文化，英、法对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没什么要求，需要的仅是大量身体强壮、能够从事最原始的重体力劳动的“工蚁”。他们的一生平凡普通，默默无闻。14万华工作为一战中的一个特殊军团，举世共知，但他们当中的个体，却仿佛历史长河中一粒微尘，难以惹人注意。

很多华工，留在历史中的记录仅仅是招工合同上的一个名字，又有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在合同上按了一个手印。

合同的条文细致而复杂，英、法各自的合同虽不尽相同，但条件基本一致。比如法国的合同有28个条款，明确规定了华工的佣工年限、工作时间、工资待遇及死伤疾病医恤之费等等。华工们不一定都能读懂合同条款，他们有着最朴素的理解：到法兰西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挣十多块大洋。

对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十多块大洋的月收入极具吸引力。董峰告诉记者，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一块大洋能买30斤上等大米，将近10斤猪肉。而当时那些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块大洋就已经很不错了。

董峰给记者展示了一份《大英威海卫政府招工局薪金表》。记者看到，华工的薪金实际上分为两部分，普通工人“在欧每日工价1佛朗（法郎，因华工主要在法国战线工作，工资统一由法郎结算），在华每月10银元。”在欧的“工价”直接给付华工本人，在华的部分则支付给华工家庭。按照当时的汇率，1银元相当于5法郎。以每周工作六天计算，普通华工每个月的总收入大约15块银元。普通华工之上，还有小工头、副工头、工头、正工头等几档，最高的华工管理者，在欧每日工价能达到5法郎，在华每月60银元。

崔树新记得，父辈曾回忆过，他的祖父在欧洲做工时，家里每个月能收到30块大洋，在当时算是相当丰厚的收入，足以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忧。那是因为崔志卿此前一直在青岛的洋行里工作，外语熟练，他是作为翻译被招工的，处于华工收入的第二档――副翻译兼正工头。

贫苦的中国劳动者对这样的工资待遇趋之若鹜，报名者众多。他们并不知道，在英法两国眼中，他们不过是极为廉价的劳动力――欧洲战场上最底层的法国士兵，每天的薪金也有10法郎，相当于普通华工的三到四倍。

英国在威海卫设立了招工局，一批批从山东和其他省份招募的中国劳工集中到这里。在威海刘公岛对岸的合庆南山上，英国建起了一座可以容纳千人的简易劳工营。劳工们先要到这里进行筛选和培训。

筛选的标准非常简单，身体好，没有传染病即可。培训则是准军事化管理和简单的体能训练，包括编队、队列行进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英、法和北洋政府对外都宣称华工不涉及任何军务，但华工内部却实行了军队化的编制，合同中的“小工头”、“副工头”、“工头”等职务，在这里变成了班长、排长、连长，每个人管理的人数也和军队的班、排、连相同。更高的营长一般由工程司的外国人担任，中国翻译协助，相当于中方的营长。华工的领导层甚至拥有军衔，当时担任副翻译的崔志卿曾给后人回忆，他的职务是“上尉副通译”。

通过了筛选的华工，领到了统一发放的服装、餐具和洗漱用品，此外，每个人还有一个“铜镯子”，套在手腕上，直到三年或五年工期结束之后才能摘下。那是他们每个人的编号。每个中国劳动者的名字，自此之后就变成了一组阿拉伯数字――这是一种近乎于监狱的管理方式。

1916年11月15日，来自山东荣成的毕绪忠拿到了华工第00001号登记单，成为一战时期英国招募华工的第一人。1917年初朱桂生到达威海准备出发之时，他的编号已经到了27746。

威海卫是最主要的华工输出港口，但绝不仅限于此，天津、青岛乃至上海，都有大批的华工踏上了远赴欧洲的航程。

最初，劳工乘坐的轮船都经太平洋取道苏伊士运河，然后穿越地中海到达法国，但这条路线上危机四伏。德国对协约国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任何协约国的轮船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Athos号就遭到了德军潜艇的伏击，被一发鱼雷击中，船上的540名中国劳工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