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学问之一，与文字学、音韵学共同构成了传统小学的研究体系。陆宗达先生是当代训诂学泰斗，为训诂学的研究与发展、人才的培养与学术的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为纪念陆宗达先生逝世30周年，本版特刊登三篇文章，讲述历代训诂学的发展脉络、近百年训诂学史的曲折发展历程以及当代训诂学所呈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训诂”简单说来就是“以语言解释语言”，这种方法在周秦时期叫作“随文释义”。随着随文释义实践的日益频繁，人们开始注意从杂乱无章的训诂资料中搜集、汇总和归纳，从中总结出训诂的方法和条例来，于是我国第一部训诂专书《尔雅》在战国末期齐鲁儒生的笔下诞生了。到两汉中期我国出现了第一位语言学家，他就是被桓谭誉为“东道孔子”的杨雄，其传世名著叫作《方言》。在我国训诂发展史上，从东汉至清代相继涌现了一大批超凡卓越的训诂学家，他们注解经义博采众说，考据精博，会通义理，阐释发挥，为我国传统训诂方法的丰富与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是我国训诂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训诂学家辈出，成果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清代末期，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始终处于经学附庸地位的“小学”顿时迷失了发展方向。1899年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马氏文通》，将外来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我国的传统训诂方法紧密结合，打开了传统“小学”家研究古代文献的新思路。从此，我国的“小学”家纷纷转向汉语语法的研究，几乎取代了传统训诂学的研究。纵观清代以前的训诂发展史，呈现在学人面前的是一部重实践、轻理论创新的历史。此前的“训诂”仅仅是“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间，我国的训诂学才开始从初创走向成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U”字形发展。这一时期的训诂学研究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9—1939）：承前启后时期

　　这一时期的训诂学家主要有章太炎、黄侃、沈兼士、杨树达、陈独秀等。在语言学研究方面，他们偏重于寻找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新思路，主要探讨和总结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梳理“右文”说是非曲直，创建汉语语（字）源学；在训诂学研究方面，则主要界定“训诂”与“训诂学”的内涵，总结“声训”“音转”和“因声求义”的实用原理和运用方法，或对前贤的研究成果做拾遗补缺等。其研究成果主要有章太炎的《文始》《新方言》，黄侃的《说文略说》《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沈兼士的《声训论》《广韵声系》，杨树达的《中国语法纲要》《中国修辞学》，等等。这些文献，无论在汉语言文字学发展史上还是在训诂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和意义。

　　第二个阶段（1939—1979）：理论创建时期

　　在此40年中，我国古籍的注释与整理几乎没有多大成就，在训诂学理论方法的总结与创新方面，反而出现了令人振奋的重大成果。胡朴安、齐佩瑢、王力、陆宗达等四位训诂学家在这一时期都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代以前，训诂学家群星璀璨，训诂成果汗牛充栋，但是就没有出现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训诂学”著作，先贤的讨论几乎都是零星的、碎片化的，不成系统。193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朴安先生的《中国训诂学史》，全书较为系统地勾画出了上下两千年的训诂发展史，综述全面，评价客观，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继后，1943年齐佩瑢先生的《训诂学概论》出版，全书共四章十六节，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训诂的性质、起因、范围、功能、术语、方法和流派等问题，为后世训诂理论的探讨和训诂方法的总结做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示范，匠心独创，前无古人。《中国训诂学史》和《训诂学概论》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第一部训诂史和第一部训诂学理论著作，它们分别以“训诂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和“训诂理论研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的名誉而载入史册。

　　《训诂学概论》的出版，初步建立起了训诂学的理论体系，但是这还属于旧训诂学的理论体系，其最大弊端在于“崇古”，而忽视系统理论的探讨。此时的王力先生已经意识到，只有重视历史观和语言的社会性研究，古老的训诂学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1947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新训诂学》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慧眼独具、胆识过人、高屋建瓴。继王力之后，1957年陆宗达先生在《中国语文》第4期上发表《谈谈训诂学》一文，对训诂学的实质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个时期王力和陆宗达先生，主要思考和关注的是“新训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

　　第三个阶段（1980至今）：学科体系建设时期

　　“新训诂学”提出以来的40年间，我国训诂学的教学与研究和文字学、音韵学一样，历经一次次历史变故之后全然止息了。高校不再开设训诂学课程，就连以往出版的教材也看不到了，唯有陆宗达先生1964年出版的《训诂浅谈》，还能在大学图书馆的借书目录里找到。1978年以前的训诂学研究完全处于一种“冬眠”状态。

　　1978年，耄耋之年的陆宗达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嗅觉，适时抓住了复苏训诂学的大好机遇。他和他学生王宁、宋永培先生等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普及训诂学的活动。首先，以北京师范大学为孵化基地，举办训诂学研修班，专门培养在全国高校中从事训诂学教学与研究的青年教师。其次，及时出版培训和自学用的教材，创办训诂学研究集刊，全力以赴普及、传播训诂学知识。在去世前的八年里，陆先生先后编写出版了《训诂简论》《训诂方法论》（与王宁合作）两部教材；1981年创办了《训诂研究》，并担任主编。再次，亲自组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并出任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训诂学大讨论。陆先生毕生都十分重视《说文》学和训诂学的知识普及和理论建设，强调学以致用。他是当代中国《说文》学和训诂学的一块永垂不朽的丰碑。

　　陆先生去世后，王宁、宋永培先生秉承先师教书育人、学术慎独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整理出版与陆先生合作的著作，在较短时间内先后出版了《训诂与训诂学》（陆宗达、王宁）和《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陆宗达、王宁、宋永培）两部合著；另一方面勤奋钻研，踵武增华，继往开来，各自相继出版了《训诂学原理》（王宁）和《当代中国新训诂学》（宋永培），为当代中国新训诂学的理论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令人敬佩的重大贡献。

　　当代训诂学的教学与研究，在陆宗达先生的大力倡导和引领下，出现前所未有的“井喷”式发展，人才辈出，各种教材或研究专著如雨后春笋，理论建设日臻完善。近40年来全国高校相继涌现了一大批热爱训诂学的优秀学者，其中最令人敬佩的有周祖谟、姜亮夫、殷孟伦、徐复、张世禄、张舜徽、杨潜斋、周大璞、洪诚、许嘉璐、杨春霖、蒋礼鸿、郭在贻、王宁、宋永培、张永言、向熹、赵振铎、唐文、何九盈、蒋绍愚、裘锡圭、白兆麟、李学勤等。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著书立说，惠及后学。

　　但是，当代中国训诂学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还很薄弱，训诂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纠缠不清，古老的训诂方法尚待实践进一步证实等。例如“声训”和“古音通假”两种方法，就存在界说模糊不清、以非为是的问题。最近胡娟、刘春语等在《“声训”说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认为：“‘声训’是用语义相因的字词来直接解释意义的方法”，“‘古音通假’是寻求本字的方法”。我们希望今后类似的“历史反思”越来越多，因为它会对训诂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大有裨益。

　　宋永培先生在《当代中国新训诂学》中指出：“当代中国训诂学，是运用当代的科学方法对两千年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训诂学的成果切实继承并超越的科学。”因此，不仅要“围绕着如何明确训诂方法和训诂学的系统条理这一中心问题作深入切实的研讨”，还要在揭示训诂原理、确立科学术语、清理理论体系、运用系统方法等方面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训诂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坎坷画卷。由于有历代先贤持之以恒的不断超越，才迎来了训诂学今天的辉煌，然而，当代中国训诂学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还有待于一代代训诂学新人的努力。

    （作者：钟如雄，系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教授）

历代训诂学简介 作者：李艳红

　　先秦两汉：训诂的产生和兴盛期

　　训诂萌芽于先秦，但真正以解释文献语言为目的而系统进行的训诂工作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促进了训诂的发展。汉代古文经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这种学风称为“朴学”“汉学”）。著名学者有贾逵、服虔、马融、郑兴、郑众、许慎、郑玄等。注本有：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三礼注等。除经以外，还有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等。

　　汉代训诂专书有《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尔雅》是最早的一部按事类编排的同训词典，被奉为训诂之祖，并被列入经书类。杨雄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其以方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的兼贯纵横的训诂方法”，对后世训诂学有很大影响。刘熙的《释名》是一部用声训方法推求名源的专书，也是我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借以解读文献语言的训诂专著。

　　两汉出现了训诂史上第一个兴盛期，其特点：一是确定了随文释义和通释语义两种基本注释形式，这是训诂走向成熟的体现；二是把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说文解字》对所收录的每一个汉字既释义，又分析字形，注明其音读；三是今古文经之争，形成两大学派，成为汉代训诂的一大特色。古文经学派所开创的“朴学”传统，影响深远。

　　魏晋隋唐：训诂的深入扩展期

　　三国代表性的注家有王肃、韦昭等。韦昭注有《国语》21卷。南北朝时期注家注本有：王弼、韩康伯《易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裴骃《史记集解》，皇侃《论语义疏》，裴松之《三国志注》，王弼《老子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等。

　　唐代训诂工作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重大成果，是继两汉以后的又一高峰期。经注方面，孔颖达等人对前代义疏加以整理，编成《五经正义》180卷。另有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合称“九经义疏”。唐人义疏代表了唐代注释的最高成就。唐代还有其他注家注本，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杨倞《荀子注》、李善《文选注》等。

　　这一时期训诂工作的主要特点：一是训诂范围的扩大，古书注释由注经扩展到对史、子、集部的注释。二是新的注释体例——义疏体的出现，王宁称之为再度注释，义疏体间接开启了清代的考据之学。三是集注、集解的出现和文字、音韵类的著作分立，标志着训诂纂集工作的分化。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玄应、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值得重视。四是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研究。

　　宋元明：训诂的变革与衰落期

　　宋代理学盛行，兴起了疑古标新之风，训诂进入变革期。宋人经注有：北宋邢昺《论语疏》《孝经疏》《尔雅疏》，南宋托名孙奭《孟子疏》（加上唐人的九经义疏，于南宋合刻成《十三经注疏》）。南宋注释成就最大的当推朱熹。朱熹有《诗集传》《四书集注》等。朱熹在宋儒中独树一帜，“守旧注以治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王宁语），同时也能融合同时代学者的新思想，为后世所称道。王圣美创立“右文说”，为研究语音与语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右文说”对后世训诂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明代方以智的《通雅》兼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黄生的《字诂》《义府》，对清代考据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宋元明时期注疏由朴学变成了阐发理学的工具，疑古创新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

　　清代：训诂实践的复兴与理论的探讨期

　　清代学者摆脱宋明理学束缚，重振汉学，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建立了形音义的完整体系，开辟了“因声明义，以义证音”的新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古书注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主要成就有：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陈奂《毛诗传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等。另外还有以读书札记方式对古书许多疑难问题加以研究的著作，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清代也是小学的黄金时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邵晋涵《尔雅正义》、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王念孙《广雅疏证》，在中国小学史上被奉为经典之作。清代学者还从事经籍训诂材料的纂集工作，如阮元《经籍纂诂》。

　　清代是训诂工作集大成时期，其特点主要有：一是自觉阐发了部分训诂原理、条例和方法，如确立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等；二是由文字训诂走向语源、语义、词汇和辞例的研究；三是研究中具有历史发展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近现代：训诂学科学理论的创建期

　　现代训诂学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黄侃。1906年，章太炎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正式使用了“语言文字学”的名称，使之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确定了其中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门类。他对独立后的语言文字学的各种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著有《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文始》等。

　　建立系统的训诂学理论，使训诂学真正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是黄侃。黄侃师从章太炎，写了第一部训诂学讲义，并进行独立的专科教学。另外，黄侃对这门学科的多种理论问题作了明确系统的阐述。

　　继章黄而标志着训诂学走向现代化的是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和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国训诂学史》从“史”的角度确立了训诂学的独立存在；《训诂学概论》从“学”的角度标志着现代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完善和确立。另外，沈兼士、何仲英、杨树达等学者对近代训诂学的独立和科学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训诂学的特点，正是在传统小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语言理论和方法，敢于创新，建立起比较科学的训诂学理论体系。

　　（作者：李艳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当代训诂学的新发展 作者：刘兴均

　　中国当代训诂学以1981年中国训诂学会在武汉成立为起点，以一系列训诂学论著、教材出版为标志，迄今已有近40年的发展了，在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努力下，在学科理论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值得回顾与总结。中国当代训诂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基础薄弱、起步维艰。由于各种原因，训诂学在20世纪20年代闪亮登场后不久就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70年代末，在老一辈学者呼唤下才得以复苏。当时能认得“训诂”的“诂”字的都没几人，章黄学派传人陆宗达、洪诚、黄焯等也已进入耄耋之年。幸亏有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振臂高呼，殚精竭虑地创建学会，编写教材，举办文字、音韵和训诂等多种培训班，才使这门古老的学问得以薪火传承，延续了下来。

　　其二，注重理论探究、人才培养。围绕训诂学在当代的价值、训诂学的学科定位、训诂的原理和方法、训诂术语体系构建等一系列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艰苦的探索。陆宗达、王宁两位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1983）一书完成了当代训诂学的理论建构。王宁先生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旧质的终结》一文，主张理论训诂学主要应与汉语语义学衔接，同时发展和丰富其他多种学科，应用训诂学应以新的面貌充实古代文献学。1996年又修订出版了《训诂学原理》，这是以训诂现象的科学解释、训诂方法科学依据的理论说明和从程序上加以分解为其主要内容，揭示与论说训诂原理的专著。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相继建立了训诂学博士点，为训诂学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批学人后来成为训诂学界的中坚力量。

　　其三，研究材料广泛，研究视野开阔。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大量文物被发掘，给当代训诂学研究提供了材料上的方便。同时西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引进到国内，使学者不仅注重传世文献，而且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出土文献；不仅注意共时平面的语言研究，更注重历时纵向的语言比较。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调查成果，为训诂学者进行亲属语言的比较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因此就研究材料的广泛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来看，当代训诂学是超越前人的。

　　当代训诂学要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只有从理论方法、研究视角上找到突破，在多元创新的环境下发展出新的增长点。因此，当代训诂学出现了以下新的研究视角：

　　其一，注重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王力《新训诂学》提出训诂学应改造成汉语史，这一主张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得以实施。学者将目光转到历史语言学范畴，从史的角度考察文献词义，出现大量的专书词汇研究的训诂专著。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堪称是运用训诂学的方法和资源进行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其二，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对汉译佛经和混合语文献资料进行鉴伪辨识研究。方一新《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对中古早期可疑佛经如“旧题安世高译经”“旧题支娄迦谶译经”等进行了考辨，也对一些失译佛经进行了甄别，对译经史料的断代颇具参考价值。董志翘《〈入唐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对唐代日本和尚圆仁的笔记进行词汇研究，这是带有混合语性质的文献，研究难度大而高见迭出。

　　其三，将汉语亲属语言和汉语方言活的语料纳入训诂关注的对象。张永言将上古汉语五色词与汉语具有同源共生的侗台语进行比较，严学宭开辟原始汉语和汉藏语研究等领域，邢公畹在汉藏语等比较方面也颇有建树，鲁国尧据苏南方言活的材料证实中古“叛”有“逃避”义等。

　　此外，用训诂学的研究方法来证成作品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真伪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江蓝生、王瑛和汪维辉通过词语的时代特点相继证实八卷本《搜神记》为北宋时作品，与晋代干宝《搜神记》并非一个系统，显示出训诂的实用性。

　　训诂学发展到今天成果丰硕，就代表社会科学最高成就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情况和教育部举办的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数据看，与训诂学有关的成果占了一半以上，足以证明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学科优势。

　　对当代训诂学可否持续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看法：

　　训诂学要持续发展，应当处理好借鉴与固守、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此王宁、宋永培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王宁先生认为：语言既有民族性特点，又有世界共同性。因此，借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这种借鉴不是生搬硬套，而应充分考虑汉语的民族特点。宋永培先生认为，当代训诂学要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对两千年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训诂学的成果进行认真的理论总结，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两位先生也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的主张，王宁先生借鉴西方语义学的义素分析法分析汉语同源词，对“音近义通”之词进行系源和推源研究；宋永培先生总结乾嘉学派和章黄的训诂实践，与陆、王先生一起对当代训诂学比较互证、系统贯通方法进行理论说明和操作程序分解，并运用于《说文》意义体系的研究。

　　周光庆主张训诂学要与西方“解释学”接轨，他从分析《毛诗故训传》的训诂体式入手，认为“诂”“训”“传”最能代表训诂学的重要解释体式：“诂”与“训”是整个解释的基础，“传”体则是整个解释的中心。训诂学与西方哲学的“解释学”多有相通之处，比如解释的终极目的是要无限接近原典之旨，但实际上这一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古有“诗无达诂”之说。因此，又引发了对训诂成果的批评问题，张猛《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归纳出训诂批评的基本标准，认为好的训诂研究成果应该是知其文、知其言、知其用，从而达其意。训诂的最高境界即“达”的标准是：传实、传真、传神。这和周光庆的观点相得益彰。

　　训诂学发展到今天，成就和不足并存。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像章、黄这样大师级人物。究其原因，诚如鲁国尧教授所言，科研竞争机制的引入，使得学人争相著述，出现急就章、急火饭、急如星火的作品。因此，当代训诂学继续开疆拓土，弘扬为实求真、探本求源传统，唤起甘坐冷板凳、潜心学术的精神仍显重要。

    （作者：刘兴均，系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